洋面孔 中国心：他倾尽一生讲述中国
抗日战争时期，他以亲身见闻讲述中国人民的抗战历程，向外国读者介绍中国革命。
1951年，参与筹办《中国建设》（现名《今日中国》）英文版。从最初的执行编辑，到后来的总编辑，再到退休后的名誉总编辑。几十年中，爱泼斯坦为这本杂志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
逢《今日中国》创刊70周年，《今日中国》编辑部刊文以记之。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生于波兰，
长期工作、生活在中国。
作为国际传播大师，
他以一生90年的丰富经历，
见证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新中国的发展进步。
出生在波兰，长在红旗下
1915年，他出生于波兰华沙一个犹太人家庭，父母年轻时参加革命组织“犹太劳动同盟”，该组织是马克思主义团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部分，父母的社会主义信念和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对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产生了深刻影响。
两岁时，他跟随父母来到中国哈尔滨，5岁时又举家搬到天津租界，先后在英美学校上学。
由于母亲的俄语启萌，少年时期的爱泼斯坦，通过俄文阅读了一批欧洲，特别是俄国杰出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进步作品，这使他思想成熟很快，也为之后的写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记事起，他就目睹了帝国主义列强侵占中国国土，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
在他小学四年级时，发生了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宗旨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爱泼斯坦一家都认为这次革命是正义的、必要的，而当时持这种观点的天津外国人家庭极为罕见。
1931年，只有16岁的爱泼斯坦进入《京津泰晤士报》工作，开始了新闻记者生涯。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三省使他感到愤怒和震惊，他积极向世界报道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真实情况，反映这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国战况。
1937年至1938年，爱泼斯坦作为美国合众社驻华记者奔走在抗日战争前线和后方，真实记录了卢沟桥事件、天津争夺战、南京和武汉的军政、台儿庄战役胜利，以及广州沦陷。
以实际行动，追寻真理之光
▲1938年，宋庆龄（左四）和爱泼斯坦（左一）等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成员在香港。
在广州采访时，他认识了给他带来人生转折的宋庆龄。
宋庆龄在香港建立的“保卫中国同盟”的英文机关报《新闻通讯》，在向世界报道中国抗日战争的同时，广泛争取各国人民的援助，支援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
在“保卫中国同盟”工作时，他开始翻译从延安精选出来的文件，从事中共文件英译本的编辑改稿工作，并通过《新闻通讯》向国际社会发布，这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创办以外语进行对外传播书刊的雏形。
在“保盟”工作时，《论持久战》一书也由他翻译成英文推向了世界。他说：“毛泽东关于这场战争将怎样演变的论述对我的观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我自己的报道基本思想架构。”
1939年，24岁的爱泼斯坦把自己在中国抗日战场上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人民之战》一书，并在伦敦出版，分析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前两年的情况，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战争的坚强意志和必胜信心。
宋庆龄在读了书的清样后写道：“这本书不同于任何的外国人关于我国抗日战争的著作，因为它把第一手分析性报道同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展望联系了起来。每一位中国的友人都应该读一读。”
为了追求真理，1944年夏，爱泼斯坦突破国民党的重重防线，走进了革命圣地延安。
毛泽东在自己的窑洞里与他交谈了两个多小时，爱泼斯坦深有感触地回忆：“毛泽东能够把十分复杂的战略思想用极简单又极深刻的话表达出来，即使没有文化的人也能理解他话中的意思和道理。”
延安之行增进了爱泼斯坦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使他在思想上产生了质的飞跃。为了把自己沿途的所见所闻出版成书在世界传播，他和妻子邱茉莉迫不得已离华前往美国。
离华前他拜访了周恩来，周恩来对他影响深远。爱泼斯坦认为：“他的话帮助我们以及我们的读者和听众看清楚在众多错综复杂的事件中事物发展的主线——至新中国诞生而达巅峰，这个新中国已不再像过去一百年中那样，是世界竞技场中被争夺的玩弄的对象，而是这个竞技场中的一名主要选手。”
▲《中国未完成的革命》“外国人看中国抗战丛书”；爱泼斯坦 著
让外国人，了解真实的中国
1951年夏，爱泼斯坦夫妇应宋庆龄之邀重返中国。爱泼斯坦以他对中国和世界的深刻认识和极其丰富的新闻工作经验，走上了新中国的国际传播之路。
最初，他为新中国出版的第一个对外传播刊物《人民中国》英文半月刊改稿，担任它的顾问。
1952年加入由宋庆龄创办的《中国建设》杂志，先任执行编辑，后担任总编辑、名誉总编辑，长达50多年。
这期间，他一直关注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致力于向世界传播一个真实的中国。着力塑造刊物的性格，使西方国家读者易于接受和喜爱，从中获得对新中国的正确认识。
他用历史的眼光、国际的视野巡视中国的事件和人物，撰写了大量反映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发展变化的新闻作品。
与此同时，他应邀参加了许多重要文件英译稿的定稿工作，其中包括《毛泽东选集》和《邓小平选集》，在中国的国际传播工作中发挥着“高级顾问”的作用。
爱泼斯坦在1957年申请，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加入了中国国籍，196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历任第六至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
他对中国的真挚感情，正像他自己说过的那样：“我从小在中国长大，和这块土地、这里的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里有我无数的朋友和同志，有我的事业。中国就是我的家。我已经亲眼看到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还要亲身投入到建设新中国的行列中去。”
为了写宋庆龄传记，他花了十年时间，亲赴海内外印证史料、访问有关人物，写出了宋庆龄与国内外重大事件的联系，以及她独特的品格。
为了写《西藏的变迁》，他每十年一次，共4次进藏采访。
1976年进藏，爱泼斯坦夫妇辛苦跋涉到西藏许多偏远地区，穿越牧区草原，先后访问了各阶层人士约七八百人，仅爱泼斯坦就记下了约达90万字的三千页笔记，装了一大箱子。
这些材料都分了类，做出卡片。他花了30年的心血，才写出了这本长达20万言的著作。他说：“我写西藏，是为了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
这位谦和、睿智、幽默的国际传播大师
一生致力于中国主题的对外解读，
留下了“中国故事，国际表达”的范本。
他说：
“我爱中国，爱中国人民，
中国就是我的家，
是这种爱，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同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