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历史上农民起义大多以失败告终，而毛泽东就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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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赵清栩然

发布 | 栩然说（ID：xuranshuo）

纵观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农民起义几乎在任何朝代都是当政者关注的话题。

从秦末由陈胜、吴广领导的大泽乡起义，到清末由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仅在史册上记载的农民起义就有数百次，可最终能起义成功并建立长期政权的，仅刘邦、刘秀、朱元璋等寥寥几人而已。

绝大多数的农民起义，都如浪花一样一次次的高潮迭起，又一次次的被拍在沙滩上......

这不得不让我们深入思考两个问题：

1、为什么绝大多数的农民起义会失败？

2、为什么由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起义，最终胜利了？

为了弄清楚第一个问题，就让我们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例，看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是如何兴起的，又是如何衰落的。

1851年初，由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等人领头，在广西发动了“金田起义”，自此影响深远的太平天国运动便拉开了序幕；

1851年至1853年，太平军一路北上，以秋风扫落叶般的势头攻克了广西的桂平、武宣、永安、桂林、全州，湖南的道州、郴州、岳州，湖北的武昌，直至建都天京（今南京）。

短短两三年内，太平天国运动就到达了鼎盛时期。

然而，发生在1856年的“天京事变”成为了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其领导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内斗：

先是天王洪秀全密令北王韦昌辉诛杀东王杨秀清，随后北王韦昌辉又诛杀了翼王石达开的全家老小；接着，天王洪秀全又处死了北王韦昌辉，并处处牵制石达开；最终，石达开率部出走，1863年5月陷入清军包围，全部被剿灭。

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开始人心涣散、分崩离析，军事形势急转直下。1864年7月清军攻克天京，太平天国覆灭。

当然，“天京事变”的发生有其具体的原因。但放眼光去，我们发现历史上太多的农民起义都有一些共性，那就是即使在短期内能战胜朝廷的军队，也会因内部的分裂而走向失败：

发生在秦末时期的大泽乡起义，其发起者、那个曾经说过“苟富贵、勿相忘”的陈胜，却在称王后思想产生变化，与群众的关系日益疏远。此后，各地将领各存异心，为了各自利益而竞相争王，起义军内部公开分裂，最终导致覆灭；

发生在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曾对东汉政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在起义军壮大的时刻，发起人张角却过早病死，内部权力出现真空，导致各路军阀为争权夺利、拥兵自重而打得不可开交，原本统一的队伍内部出现分裂，形成了各自为战的局面，起义失败；

发生在隋末时期的瓦岗军起义，自611年爆发以来便一路势如破竹，队伍也在不断壮大。可就在即将灭隋的关键时刻，起义军内部的两位首领——翟让、李密之间却发生严重分歧，以至于内部分裂、自相残杀。自此，瓦岗军开始走向下坡路，直至起义失败；

......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结果的发生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本文仅从最根本、最核心的失败原因上进行探讨——民心。

农民为什么会起义？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没有活路了，农民实在过不下去了。

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体制，都是让多数人为少数人服务，大量的社会资源都被少数人占有。

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一旦出现吏治腐败、苛政重税、天灾粮荒等情况，各地农民实在没活路了，就会揭竿起义，反正“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可是，当那些一穷二白的农民们通过起义获得了大量的资源之后，从“光脚的人”变成了“穿鞋的人”之后，又会发生什么呢？

就以太平天国的“天京事变”为例吧，它的本质就是各“王”之间因为争夺利益而产生的火拼事件。

当太平天国一路打到天京时，当那些被称为“王”的当权者拥有了绝对的权力时，他们首先会考虑谁的利益？

显然，从“天京事变”可以看出，这些“王”首先考虑到的不是为大众谋利，而是眼馋那些更有权、更有资源的“王”，于是就开始了内部的拼杀，却将千千万万普通太平军的利益抛之脑后。

当太平天国的将士们出生入死、千辛万苦，一路打到天京时，原本以为自己可以分配到更多的资源，没想到“王”们只在乎自己的利益，起义军已从根子上腐化......

他们可以因为没资源而参加太平军，也会以同样的原因离开太平军。

民心的丧失，注定了它的结局。

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那些农民出身的将领们都体现出了一些共同的局限性：短视、盲目，缺乏长期规划。

就像是《水浒传》里描写的梁山好汉，很多人都是农民出身，他们都因为各种原因被逼上梁山、落草为寇，他们对这个腐败的市道深恶痛绝，却顶多也只是好打不平而已。

对于这个世道该如何改造，他们并没有概念，他们不图建立一个新秩序，不图什么“鸟官”，不图什么远期的规划，更不图什么社会规则，只图潇洒快活。

在聚义梁山之后，他们反倒自在快活起来，而衡量他们是非对错的准则并不是大宋律例，而是江湖义气。

他们认为最好的生活状态就是“大口喝酒、大块吃肉”，认为“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行为就叫做“替天行道”，可事实上只是凭一身蛮力逞个英雄。

管不平之事，逞一时之快，这只是农民将领们朴素、局限性的社会价值观，却远远不足以建立一个长久的新秩序。

说到“农民将领普遍有局限性、短视性”这一点，在电视剧《亮剑》里，在李云龙和赵刚二人的思想差异方面，就体现得淋漓尽致。

李云龙是个“泥腿子”出身，原本只是一个大别山里的篾匠，只是因为“吃不饱饭”而参加了革命。

在李云龙的观念里，他恨透了这个不公平的市道，满脑子都是“打仗、打仗、打仗”，一定用武力的方式推翻这个“旧秩序”。

可推翻了“旧秩序”之后呢？

李云龙从来没想过。当然，基于他的认知层次也根本想不到答案，他没有长期规划。

反观赵刚，他是个知识分子出身，原本是燕京大学的大学生，后来又赴延安抗大学习，是八路军里为数不多的“笔杆子”。

赵刚心中充满了理想和信仰，为了追求心中那份神圣的自由和尊严，他才离开学校参了军，他与李云龙一样渴望推翻“旧秩序”。

与李云龙不同，关于推翻了“旧秩序”之后做什么，他心里非常清楚，那就是建立一种人人平等，没有剥削的“新秩序”。

二人本来就不属于一个精神世界，只是在战争这种特殊的局势下，他们才走到了一起。

在历次农民起义中，像李云龙这样思想的人并不在少数，而像赵刚这样思想的人却少之又少。

农民们痛恨这个“少数人占有多数资源”的旧秩序，他们要用自己的力量夺取资源，对着旧势力“开炮”。

可夺取了资源之后呢？

他们并没有长期规划，农民的短视性让他们要占有更多资源、更多资源、更多资源，无穷无尽的资源......

于是，他们又成了“占有多数资源的少数人”，内部就开始相互觊觎、争夺、斗争，最终使队伍在“窝里斗”中瓦解......

事实上，他们并没有改变“少数人占有多数资源”这个旧秩序，改变的只是自己在这个旧秩序里的角色而已，最终使自己从“讨伐者”变成了“被讨伐者”。

起义时，他们可以大喝一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可当他们自己成为了王侯将相时，不但死死的抱住自己的利益不放，还侵占更多人的利益。

于是，其他人又冲着他们大喝一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又开始造他们的反......

历史就是如此的轮回，各个朝代的兴衰起落都逃不出这个规律，这仿佛成为了宿命。

千百年来，无数人在“少数人占有多数资源”的旧秩序里寻求答案。可事实证明：无解。

这么多次的农民起义，时代变了、人物变了、事件也变了，但剧本从来没变。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如何从根源上规避这种宿命般的历史轮回呢？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根源上改变秩序本身：

用一种先进的思想领导农民起义，把“少数人占有多数资源”的旧秩序改为“让最广大的人占有资源”的新秩序。

毛泽东自小就对农民起义的历史感兴趣，熟读《战国策》、《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典籍，他自然深谙此理。

毛泽东敏锐的意识到：历史上众多的农民起义中，一个又一个人物在历史的舞台上走了又来、来了又走，可真正受苦是最广大的老百姓。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那些少数资源的拥有者对广大的老百姓看不上眼，殊不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心所向才是执政持久的唯一法则。

在毛泽东眼里，历史不是由史册上那些鼎鼎大名的人物创造的，而是由最普通、最广大的老百姓创造的，他要为最广大的人群谋福利。

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

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书中，他详细描述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现状，这些人群只占据社会总人口的极少数，但拥有大多数的资产，而且持续的压迫、剥削老百姓，于是形象的把他们称为“三座大山”。

同样在此书中，毛泽东指出：占有社会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工人却没有资产，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满足不了。正因为这些人群没有资产，所以形象的把他们称为“无产阶级”。

在此书的开头，毛泽东便提出了提出了一个犀利的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在书的末尾，他自己又回答了这个问题：

“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与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一样，他也领导“无产阶级”进行了起义，目的是推翻“旧秩序”，推倒“三座大山”；

但是，与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不同，他要做一件前无古人的事。

起义的目的并不是为其个人或少数群体占有大多数的资产，而是要建立一个“新秩序”，让最广大的人群共同占有资产。

因为是共同占有资产，所以简称“共产”，而这个领导农民起义的组织就叫“共产党”，这个全新的先进思想就叫做“共产主义”。

与过去几百次的农民起义相比，这是一次在纲领上、思想上完全不同的农民起义。

《陈嘉庚传》中记录了这么一段真实的往事：

1941年6月，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从新加坡回到中国，慰劳抗日将士。

国民党花巨资隆重接待陈嘉庚，希望他“感恩图报”，不料却被陈怒斥道：“此等虚浮乏实，与抗战艰难时际不甚适耳。”

一方面国民党官员天天在大鱼大肉、生活奢侈，另一方面全国很多地方都在闹饥荒，数以千百万的老百姓吃不饱肚子，甚至饿死。

电影《一九四二》就讲述过这么一段真实的历史：1942年河南大旱导致粮荒，成千上万的饥民都加入到了去陕西逃荒的队伍中。

饥民们把能找到的食物全吃了，树叶、树皮、观音土......，却依然有很多人饿死在逃荒的路上，那些饿死的饥民甚至又被饥肠辘辘的饥民分食，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

灾民们不但要面临饥饿的威胁，还要面对日本人肆意的烧杀抢掠，日子过得如人间地狱！

抗日前线吃紧、无数饥民逃荒，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党的官员却在贪图享乐、大鱼大肉，试问如何获得民心？

后来，陈嘉庚到了延安，却享受了“另类待遇”。

毛泽东留陈嘉庚吃饭，他用自己种的豆角、西红柿招待陈嘉庚，只是特地上了一味鸡汤，整顿饭算下来也就1.5元。

毛泽东说：“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送给我的。”

陈嘉庚看了看饭菜，想起在重庆蒋介石花800银元宴请他，意味深长地对毛泽东说：“得天下者，共产党也！”

回到新加坡，陈嘉庚就公开发表言论，说共产党的领袖及一般工作人员，勤俭诚朴，吃苦耐劳。

仅仅是一餐饭，就让陈嘉庚吃出了大大的不同，他强烈的感受到了共产党与中国历史上几百次的农民起义的有何不同，更是感受到了共产党与国民党在纲领上的天壤之别！

说一千道一万，只用两个字就能概括：民心。

第一个到解放区采访红军领导人的外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也曾详细的描述过共产党领导人们的生活起居：

毛泽东穿打补丁的衣服，周恩来睡土炕，彭德怀穿着降落伞改做的背心，林伯渠耳朵上用绳系着断了腿的眼镜......

斯诺断言：这是“东方魔力”、“兴国之光”。

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书中，毛泽东将“党的建设”称为“伟大的工程”，也将它作为“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的核心。

毛泽东在此书中指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

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贫苦老百姓愿意跟着共产党走，遇到天大的困难也不离不弃、生死相依？

答案很简单，因为只有在这里，他们才能有归属感、尊重感。

当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愿意把生命都托付给共产党的时候，还有什么事情做不成呢？

正是这样的纲领，才将共产党与其他的农民起义队伍区别开来。

在四川省西南部有一个叫做“大渡河”的地方，这一地带有一个彝区，这里世世代代居住着彝人，他们成了区分红军与其他农民起义军队的“试金石”：

1863年5月，在“天京事变”中离开的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领军队，在清军的追击下经过了彝区，这支农民起义军不但没有处理好与当地彝人的关系，反而产生了严重的武力冲突，导致无法顺利通过彝区，极大的拖延了行军进度。

直到后来，石达开的军队被清军重重包围的时候，依然遭到彝族武装袭扰，最终全军覆灭。

1935年5月，刚刚经历了“四渡赤水”的红一方面军也来到了彝区，后方有着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

得知“红军到达彝区”的消息后，蒋介石欣喜若狂，声称要让毛泽东成为“第二个石达开”。

可令蒋介石奇怪的是，红军不但没有与当地彝人发生武力冲突，反而用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红军的纪律严明感化了彝人首领小叶丹，顺利通过了彝区。

红军将领刘伯承与小叶丹歃血为盟，还让小叶丹打起了红军彝民支队的旗帜，坚持了5年的斗争，史称“彝海结盟”。

为什么同样是农民起义，同样有强大的敌军在后方围追堵截，同样要经过彝区，这些彝人的态度却截然相反呢？

事实上，决定每个人行为是欢迎还是对抗的背后原因，是利害关系。

石达开的太平军来到此地时体现出了短视性和劣根性，一路威逼恐吓、抢夺资源，当然会遭遇当地彝人的反击；

共产党的红一方面军来到此地时，却带来了让彝人大为惊诧的思想：你们居然是为了解放更多的劳苦大众而去打仗？你们的民族政策居然对我们彝人有利？既然这样，我们彝人当然欢迎红军。

同样是农民起义军，行为却不同，其背后是纲领的不同。

这看似只是小方面的不同，却最终决定了大结局的不同，真可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石达开覆灭、红军通过，难道是巧合吗？

并不是，彝人们清楚得很！

1949年11月，新中国已经成立了1个多月，国民党在大陆只有少量残余部队尚且苟延残喘，当年在长征路上追杀红军的悍将宋希濂，身边只剩下几万残部了。

宋希濂觉得自己很熟悉长征的路线，自己也是国民党里面最能打的几位名将之一，于是打算用共产党的办法，爬雪山、过草地，重走长征路，建立根据地。

结果宋希濂部在大渡河这里被包围了。

全军覆灭，成为了真正的“第二个石达开”。

1949年初，解放战争已经进行到后半段，战争的天平已经明显向着共产党一方倾斜，胜利的曙光即将到来。

此时共产党内一片欢腾，人人精神昂扬，而毛泽东却担心此时党内会有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党与群众的“鱼水关系”。

他想到了1944年郭沫若先生写的一篇文章《甲申三百年祭》，里面深刻分析了“闯王”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从打进北京城，再到迅速败亡的过程。

1644年，腐朽的大明王朝已经灯尽油枯、失去民心。

正是在这一年，“闯王”李自成喊着“军田免粮”的口号，率领农民起义军一路从西安打到了北京，此时的老百姓早已对大明王朝失去了信心，见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到来时，便将他们一路拥戴，护送进入北京城。

随着崇祯皇帝的上吊自尽，为时276年的大明王朝也走到了尽头。

可是，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一进入京城就迅速的腐化堕落，为了钱财和美女，开始大肆拷掠明官，四处抄家，烧杀抢掠。

那些在明朝统治下怨声载道的老百姓原以为明朝被灭了，好日子就来了，没想到闯王的军队一来，日子居然更苦了？

可怜李自成，他领导的农民起义花了18年的时间才取得了胜利，可刚进京就迅速腐化，大顺王朝只持续了42天就宣告结束。

先是因其将领刘宗敏霸占陈圆圆而逼得吴三桂反戈，后又在多尔衮领导的清军面前迅速败北，在北京城老百姓的咒骂和驱赶中，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灰溜溜的败出了北京城。

“我们共产党人，绝不能当第二个李自成！”这句话在毛泽东的心中，反复回荡。

为了安定民心，为了保持党性，必须提前在党内打好预防针。

在1949年3月5日至13日召开的西柏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加强党的建设，提出了“两个务必”：

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告别了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踏上进京的征程，毛泽东称之为“进京赶考”。

他深知：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在未来共产党当政的日子里，必须坚守“两个务必”，必须保持与群众的“鱼水关系”，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只有这样执政才能长盛不衰。

一转眼已到了2020年，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进京赶考”已经过了70多年，这些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已离我们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