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个倒下的，不会是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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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华为，人们总是过多地关注30多年来从两万元到千亿元的资本扩张，从而忽略了这家中国民营企业巨大商业成功背后的内在逻辑。2022年4月26日，华为战略研究院院长周红在2022年华为全球分析师大会上，做了题为“面向未来的科学假设与商业愿景”的演讲。解读这篇演讲，有助于人们透过那些眩目的光环，从一个侧面去理解和感悟任正非和华为传奇的真谛。而这些才更加弥足珍贵，并具有启示意义。
“瓶颈”意味着机遇
数字化将促进人与社会加速发展，互联的智能机器将无处不在。周红在演讲中说，21世纪将是人类社会全面走向智能化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华为提出面向未来的4个科学假设和商业愿景，并据此凝炼出面向未来的10个问题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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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科学假设和商业愿景，其一是拓展认知的边界，物质与能量、现象与规律；其二是拓展感知极限，更好地了解世界和人类自身；其三是探索新的计算模式与实现方式，认知世界、解决问题；其四是突破香农定律的假设，在更大的时空中发展通信。
技术创新是一个包括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和过程创新等在内的十分宽泛的概念。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把技术创新界说为“发明的首次应用”。尔后，技术创新的概念经过发展和深化，被学界和业界较为一致地定义成：把一种或多种新设想（或新概念）发展到实际和成功的应用阶段的活动。
在周红的表述中，华为创新链条上紧密关联的5个环节依次是假设、愿景、理论、技术和商业。越是靠近后端商业，创新的效果越是明显；而越是靠近前端假设，乌卡（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特征越是突出，越是需要耐心。应该说，把创新链条的最前端明确地延伸到科学假设，这是华为对创新理论和实践做出的最新诠释。
周红还认为，现有很多科学理论都是几十年前甚至一百多年前提出的，这些理论和基于这些理论的技术应用已经开始遭遇瓶颈，例如通信领域的奈奎斯特采样定理和香农定律、计算领域的可计算性理论和冯·诺依曼架构、半导体领域的摩尔定律等，这些都呼唤着新的假设和愿景来牵引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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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科学的发展需要知识的积累和时间的沉淀，而这个过程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拿物理学来说，我们都晓得这个领域的自然规律非常复杂，然而没人知道这种复杂性究竟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如果是有限的，物理学的发展终将会有停滞的一天。
但无论如何，今天的人们很难得出物理学的发展已经达到极限的结论。回想19世纪末，经典物理学已经相当完善。那时的很多科学家都以为物理学已经“触顶”，但其后发生的一场革命催生了现代物理学。如今，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已经成为现代物理学的两大支柱。
就此而言，华为关于“瓶颈”的判断是精准到位的。“瓶颈”代表着挑战，更意味着机遇。谁能在基础科学领域超前部署、率先突破，谁就能抢占未来的制高点，赢得先机。这样的工作一般是由国家来投资，由科学共同体来承担。而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华为能够拥有这种未雨绸缪的战略眼光，委实难能可贵。
企业不仅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在华为凝炼的10个面向未来的问题和挑战中，两个涉及基础科学，8个涉及前沿技术。而在两个基础科学问题中，首先是机器如何认知世界，能不能建立适合机器理解世界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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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机器如何认知世界之前，必须懂得人如何认知世界。否则，建立适合机器理解世界的模型便无从谈起。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笃定绕不开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遗憾的是，人类迄今在这个领域进展甚微。如果说科学家对宇宙的理解尚且肤浅，那么人类对自己大脑更是所知无几。可以说，在华为科学攻关清单上位列榜首的这一项，是尖端中的尖端、前沿中的前沿。
早在2013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启动脑科学计划（BRAIN Initiative），欧盟、日本随即予以响应，分别启动欧洲脑计划（The Human Brain Project）以及日本脑计划（Brain/Minds Project）。2016年，中国也提出了包括脑科学和类脑研究在内的面向2030年的科技重大项目。
就像人工智能一样，脑科学和类脑研究是科学，同时也是技术。最近两百多年来，科学引领技术的案例比比皆是。牛顿运动定律和爱因斯坦相对论支撑着人类航天梦想，麦克斯韦电磁理论奠基了电力和电子工业，图灵原理和模型孕育了冯·诺依曼现代计算机构架，同位素的发现让原子能利用成为可能，还有许多生物工程、新药、新材料等都是科学发现所派生的产物。更先进、更宏大、更精确的技术背后也必然地包含着更深刻的道理，而这些道理便是科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科学和技术在迅猛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一体化趋势，逐渐变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当代科学和技术发展的一大趋势是融合。一方面是现代技术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科学的指引，必须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另一方面，科学的进步也越来越依赖最新技术装备的支持，市场中的技术需求正在倒逼和推动着科学革命。
于是，科学和技术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呈现出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的特征。从形成一种新知识到把这种知识运用到产品和工艺，所用的时间也在不断缩短。甚至还有一部分科学正在变成技术，材料科学、基因科学、人工智能等很多领域的发展都提供了这方面的例证。而且，技术越新，包含的科学知识越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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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红在演讲中还特别提到探索“巴斯德象限”创新。所谓“巴斯德象限”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唐纳德·斯托克斯提出的概念。2021年8月，任正非在题为“江山代有人才出”的讲话中，这样解释“巴斯德象限”：由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和由商业价值驱动的应用研究并非对立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交叉融合，既创造科学知识，又创造商业价值。就是由于这个原因，美国2021年新的《无尽前沿法案》才提议将科学基金会改组为科学与技术基金会。
人们一直强调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今天看来，这个提法也要与时俱进。优秀的企业不仅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而且在科学探索中也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华为就是一个例子。
只要人还在，就可以重振雄风！
无论创造知识还是创造价值，最关键的生产要素是人。战略科学家和领军型人才的特质和作用，决定了他们在科学探索和技术创新中的“关键少数”地位。尤其在大科学时代，他们往往能以无与伦比的未来感知力和洞察力，纵览学科发展全局，指引关键领域突破，预测技术发展前景，并占领创新的制高点。就高端人才而言，华为一方面立足本土培养，另一方面也注重外部引入。周红在演讲结束时诚邀全球优秀人才来一起探索创新。
而华为轮值董事长胡厚崑在2022年华为全球分析师大会上，就华为整体战略发表主题演讲伊始便表示：“在华为，谈到创新，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顶尖人才。我们希望用世界级的难题，吸引世界级的人才，来共同迎接挑战，推动科学和技术上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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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前一天，4月25日，华为启动了2022年面向全球招募天才少年的计划：向上捅破天、向下扎到根。如果您有志于探索未知、创造未来，加入我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贡献。我们渴求有能力有意愿挑战世界级难题的你，在数学、计算机、物理、材料、芯片、智能制造和化学等相关领域有特别建树并有志成为技术领军人物。
胡厚崑和周红的这些表述都反映出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一以贯之的人才观。在2021年的一次讲话中，任正非这样谈论引进“高鼻子”的外国人才：敞开胸怀，不拘一格，更加积极进取获取全世界最优秀人才。主动拥抱不同国别、不同种族的优秀人才，加强对跨专业、交叉学科人才的获取和使用。
在当今世界上，过分强调人才的主体属性不是明智之举。良禽择木而栖。我们珍惜本土人才，就要努力营造适宜他们生长的土壤和环境。如果靠行政强制或道德绑架，即使把人才留下，那么留下的人才可能也就不是人才，而变成“木材”了。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作为政治家，当年展现了“风物长宜放眼量”的非凡气度；而任正非作为企业家，如今则给出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解决方案。
关于基础研究以及基础研究人才对华为发展的重要性，任正非不久前还说过：“没有基础研究，对未来就没有感知，没有感知就做不到领先。”在他看来，如果华为十几年来没有对基础科学和研究的重视，没有与世界前沿科学家的深入合作，没有对基础研究人员的重视，就不可能有今天这么雄厚的理论技术与工程积淀，那么面对美国的打压和封锁，存在的难题可能就无法化解。
不吝于研发投入，舍得在基础科学上花钱，乐于用优厚待遇吸引优秀人才，任正非曾坦露心迹：公司处在战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敢于敞开胸怀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不仅要引进来，还要激发好，更要能干出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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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任正非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华为有700多个数学家、800多个物理学家、120多个化学家，有15000人从事基础研究，6万多产品研发人员，研究人员在18万员工中的占比达45%。为什么在美国的疯狂剿杀中，华为能够屹然山立？从任正非推崇的二战时期一句口号里，人们或许能够找到部分答案：“什么都没有了，只要人还在，就可以重振雄风！”
田涛、吴春波在2012年出版的《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一书中，用解剖麻雀的方式分析了华为的发展战略和经营战略，讲述了华为的发展史、存在的危机、以及管理理念和方法等。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会得出结论：任正非是一个永远的危机意识者；一部华为发展史，就是一部危机管理史和一部自我批判史。这种居安思危以及居危思变的企业特质，其实已经决然回答了书名里提出的问题：下一个倒下的，不会是华为！
（作者系南开大学教授、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科技日报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