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眼睛||徐敬亚点评1：王小妮的诗《月光白得很》（总211期）

好诗好评

我看见……

　　——论王小妮的诗 

文/徐敬亚       　　

　　摘要：“我看见……”是王小妮诗歌的最常用句式，也是理解王小妮诗歌的一把钥匙。本文从三个方面考察王小妮的诗歌：主体“我”（即诗人）的个性特征和与万物齐一的精神境界；诗歌文本所呈现的艺术世界，其核心是对诗人所理解的生命本质的呈现，即诗人之所“见”；主体认识和感悟世界的“看”的直观方式以及“处低”的智慧。

　　关键词：“我”看见我看“见”我“看”见

　　一、“我”看见

　　“诗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这句话我听到许多人讲过，但我从来不信。这是一句普通的话，对一个诗人而言，却是最深奥的一句话。唯一的例外就是在读王小妮的时候，这句话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我的脑子里。

　　所以王小妮不用宣言／宣传，她没有流派／圈子，她不怕被遗忘，也不怕落后于潮流。二十余年来，诗坛上演了无数次“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喜剧，挥舞着无数涂满宣言、色彩缤纷的旗帜，但一切都与王小妮无关。她只有诗歌。她活着，她写字。她写的字，不管分行不分行，都是诗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人喜欢说自己是“写字的”，其实对大多数人而言，不过是一种无可奈何、以退为进的策略。只有王小妮说这两个字时，最自然，最恰当，因为她就是写字的，写字对她而言已经变得像吃饭，像呼吸一样自然，从不刻意为之。有谁是先想好了道理然后才开始呼吸的呢？

　　王小妮自己是这样描述“写字”是怎么一回事的：“有人问我是怎样写散文的。这种事情很显然是说不清。我只能告诉他我个人的标准：桌上一个碟子，碟子中一叠白毛巾，把这些东西交给作家，作家该有自信去把握这种无意义，把丝毫见不到内涵的一碟一毛巾随手写出来。”然后她说：“不经意，是事物的本来存在。把本来自然而然的东西，按所谓好文章的模式煞费苦心地写出来，只能去做一个工匠。”（散文《随手》）

　　惟信禅师说修禅有三重境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王小妮是当世诗人中少有的达到了第三重境界之人。所以，在她眼里，碟子仍然是碟子，毛巾仍然是毛巾，并不因为诗而有任何的混淆。如果说诗（广义的）还有任何“神秘性”的话，仅仅是指那一点“说不清”的“不经意”之处，那种“无意义”中的意义，或许也还能够扯上康德的所谓“无目的的合目的”，什克洛夫斯基的“让石头回到石头”，罗兰·巴特的“零度写作”等等概念，但它们全都跟诗人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这些概念也不如诗人的感悟那么直接而又锐利，直达事物的“本身”。笔者要说明的是，“本质”和“存在”这两个词已经到了嘴边，但我一瞬间改变了主意，换成了“本身”。有本“身”之物，或许才是能够被诗人所领悟的，无“身”之物比如各种抽象的观念虽也存在，诗人却不感兴趣。

　　一句话，诗人看见了，然后说出了。关键是看“见”，看而不见，当然无法“说出”。

　　“我看见……”是王小妮诗歌的一个基本句式，比如《我看见大风雪》、《会见一个没有了眼睛的歌手》等。由于笔者资料不齐全，无法统计迄今为止王小妮在诗歌中一共用了多少次这个句式（及其变体），但这一定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早在1986年，徐敬亚就敏锐地看到：“在中国现代诗十年间的跨度中，王小妮一直保持着第一流诗人的气度与个性。……自1983年起，生存的残酷渗透，使她的诗增加了人的善恶意识。1985年后，她的诗由质感的人文，进入了冷漠的荒诞。1986年中起，呈现了神秘的平静。她以递进的姿态跨越了两个时期。在语言的操作上，始终保持了自己的艺术滋味。我知道，诗，是她生存中与外界少得可怜的接触点之一，是她这个人的支撑与希望。在今天的中国，为自己一个人写诗的人已经很少。”

　　无论是作为一个批评家，还是作为王小妮在世界上最亲密的人，徐敬亚的话都是可靠的判断。这句话恰恰证明了王小妮由“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修炼”达到“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境界前后大约有三年的时间，即1983~1986。1983年，诗人刚刚从学校进入社会，徐敬亚所说的“生存的残酷”（凡了解当代中国诗坛的人都知道徐敬亚、王小妮夫妻在80年代所经历的磨难）“扭曲”了诗人“看”世界的眼睛，但这种扭曲同时也是一种深化，即撕开世界的假面，使诗人在疼痛中领受世界给人的馈赠。1986年前后，诗人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第二次生命的飞跃，进入徐敬亚说的一种“神秘的平静”。这是一个奇迹，大多数人一辈子也做不到这一点。这时诗人三十岁，正是人生的黄金岁月，就个体的自觉性而言，王小妮先于几乎所有的诗人领悟到生命的本质，陶渊明最后辞官归隐的时候也已经是四十岁了。从此诗人对世界采取了一种彻底的“看”的姿态，而不再直接地介入。同时，诗人拒绝“被看”。《一块布的背叛》（1994）可以说是诗人这种生活姿态的最好注释：诗人用一块抹布把玻璃窗擦干净，本来是为了方便“看”世界，没想到“全世界立刻渗透进来”，“我”被一块“柔软的脏布”出卖，“被困在它的暴露之中”：　

　　别人最大的自由　　

　　是看的自由　　

　　在这个复杂又明媚的春天        　　

　　立体主义者走下画布。　　

　　每一个人都获得了剖开障碍的神力　　

　　我的日子正被一层层看穿。　　

　　诗人感觉到自己成了一个被观看的“裸露无遗的物体”，浑身的不自在，但诗人忽然在一瞬间“心思走动”，渴望世界忽然“大降尘土”或者自己“退回到／那桃木的种子之核”。这一领悟非同不可。诗的最后两句可能会让很多人费解：“只有人才要隐秘／除了人现在我什么都想冒充”。诗人“什么都想冒充”，唯独不想做人，这不是更容易成为被动的永远只能“被看”的物质性存在吗？其实不然，因为“只有人才要隐秘”，只有人才害怕“被看”，冒充成别的事物，摆脱人的一切心理桎梏，正是为了彻底地弃绝“被看”的恐惧。

　　这从另一方面证明了，世人（除了诗人）都只有看“人”的窥视癖，却永无一双看“物”的眼睛，于是“物”获得了自在。在“物”的面前，人都是瞎子；而真正的诗人（如王小妮）却能够与“物”同一，获得生命的欢愉。

　　诗人不仅“看”物，而且渴望“退回”到物，退回到生命的最原始、也是唯一最自由的境界。古今哲学家和许多宗教教义都曾指出，人只有在无知无欲的状态才能得到自由和解放。而世界上真正“无知无欲”的生命只有植物。

　　读王小妮的诗文，我感觉到她是一个对植物有着特殊兴趣的人。她对植物的关注，决不止于一般的环保或生态主义者的实际上仍然是以人的需要为中心的生态理念。我隐约地感觉到，王小妮之所以在自我的生存以及诗歌表现两方面都达到惊人的平静，是因为在她生命的深处有一种类似于“植物化”（物化）的冲动。虽然王小妮直接以植物为主题的作品并不多，可是下面的这些文字却给了我一种深不可测的印象：

　　“那时候，大地上很少有东西移动，树根用十年的时间走出一米远。大地多么平静。后来，有了动物。猴儿荡在树上，蜉蝣在水面上飞行。人总想越跳越快。……”

　　……

　　“在今天以后出生的人再没有大惊讶了，像植物见到了动物，动物钻进了结实豪华的住处。小孩子看见80层高的楼房像看见太阳一样，没什么感受。　　

　　“诗人将越来越少地发生。”

　　——散文《在刚刚有植物的时候》               　

　　“怎么样沉得住气／学习植物简单地活着。”　　

　　——《十枝水莲·第六首》　　

　　她渴望着一种类似于植物生存般的“自由”。她追问“有纯粹为自己而活的人存在着吗？”（散文《疑问》）——大约只有植物可以说是纯粹为自己而活的。所以她感到生命的“进也难，退也难”：“向前，我不能褪掉共用的‘人’的制服。起码，我成为一个识字的人之后，不能再做回一个文盲。”（散文《疑问》）

　　二、我看“见”　

　　“幸亏／什么都遭遇了我。／一切，都被我／亲眼看见。”——《看望朋友》         　　

　　“我看见日月／把安详的光扑散在地面／世界才有了黑白／有了形色。”——《悬空而挂》　　

　　“只有我不在我中。／青绿色的脉／急走在我的手臂。／以慢人的动作／我用一分钟看遍了果园。／／我看见刀尖剜转／苹果表面浑圆／却被一只手取走了核。”——《青绿色的脉》　

　　“我看见南面的海／呼叫着。／涉海而来的黑狮之群／竖起了生满白牙的鬃毛。／／我看见全天下／侧过身雀跃着响应它。／所有的树都吸紧了气。／大地吃惊地弯曲／日月把光避向西北。／／我看见不可阻挡。／水和天推举出分秒接续的君主。／那么气派／在陡峭的雷电中上下行走。”　

　　“我不愿意看见／迎面走过来的人都白发苍苍。／闭紧了眼睛／我在眼睛的内部／仍旧看见了陡峭的白。／我知道没有人能走出它的容纳。”——《我看见大风雪》

　　“我看见各种大事情／有规则地出入／寒冷的父亲死去又活过来。”——《我看见大风雪》　

　　“在哪一个世纪里我见过你？／你绝不是一件印刷品。／是谁委派了你这黑色盲人？”——《会见一个没有了眼睛的歌手》

　　“我终于看见了／我以外的第二个自闭者。／自己退出自己／交出仅有的两粒珠宝／像滚落两粒青豆。／你放弃了看的晶体／再放弃声音。”——《会见一个没有了眼睛的歌手》　

　　“我看见你张开牙齿说话／洁白的你说：但是。”——《会见一个没有了眼睛的歌手》

　　像这样的诗句在王小妮的诗中数不胜数，我们不用再举更多的例子。正如上文已讲到的，“看”是王小妮的一种生活和生命的姿态，她采取这种姿态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自由。在王小妮的散文和诗歌中，无数次地提到“自由”二字。随便举两个例子：“别人最大的自由／是看的自由。／……／我的日子正被一层层看穿。”（《一块布的背叛》）“我看见太大的光／正是我被拿走的自由。”（《我没有说我要醒来》）

　　我们要进一步追问，“自由”对一个诗人而言有何意义？诗人是向世界揭示真相的人，人怎样能够“看”到真相呢？只有在充分的自由状态下才能看“见”世界，否则，无法祛除遮蔽在主体和客体身上的双重历史与文化积垢，即使看了，也必然会一无所“见”。可见，“看”与“自由”互为因果，二者有着方法论和目的论上的同一性。

　　那么王小妮究竟看“见”了什么？

　　答案就在她的诗句中。这正是我们上面大量引述她的诗句的主要目的。王小妮理解世界的最基本方式是“看”，而不是哲学家的“思”，所以她每写到生命和自由的时候几乎都离不开一个“看”字。她说：“我看见了一切”、“我看见了日月”、“我用一分钟看遍了果园”、“我看见刀尖剜转”、“我看见南面的海”、“我看见全天下”、“我看见不可阻挡”、“我看见大风雪”“我看见各种大事情”、“我不愿意看见（也是看见）迎面走过来的人都白发苍苍”、“我看见陡峭的白”、“我看见你张开牙齿说话”、“（我看见）种花人走出他的田地”、“（我看见）一个人死了，五十个人出门送行”……诗人真的“看见了一切”。不管她有没有用“我看见”三个字，她诗中的一切都是她看“见”的，生、死、日月、大事情、小事情……

　　我们不可能对王小妮的所有诗作进行分析，只以一首短诗《月光白得很》为例，让我们也来看一看王小妮所“看”的世界，并尽量看“见”。

　　月亮在一个深夜里照出了一切的骨头。　

　　我呼进了青白的气息。　　

　　人间的琐碎皮毛　　

　　变成下坠的萤火虫。　　

    城市是一具死去的骨架。

　　没有哪个生命　　

　　配得上这样纯的夜色。　　

　　打开窗帘         　　

　　天地正在眼前交接白银　　

　　月光使我忘记我是一个人。　

　　生命的最后一幕               　　

　　在一片素色里静静地彩排。　　

　　月光来到地板上               　　

　　我的两只脚已经预先白了。　

　　由于这首诗浑然一体，几乎完美，我只能全文引用，不光是为了说明问题，更想飨以读者。当我读到第一句，“骨头”两个字仿佛两个锤子，一下就把我敲醒了，天天读书看报，糊在精神里面的各种让人迷糊的东西，一震就掉了，万物在一瞬间露出了“骨头”（“万物”的本质或曰存在的本相：比如“人间”的“琐碎”本性，“城市”也不过是一具“死去的骨架”。）而这一切都是诗人看“见”的。

　　当我读到“月光使我忘记我是一个人”时，我想到的决不是人们通常以为的什么精神得到了“提升”之类（我相信王小妮也不是这样想的），而是忽然想到原来我们都不过是一个人。而做一个人的最高境界恰恰不是我们过去所理解的某种凌空蹈虚式的精神高蹈，而是回复他的物质本性：“忘记我是一个人”。只有在这样的月光下可以让人们恢复为一个物质的人。王小妮一生的努力与追求也不过就是成为这样的一个人，比如她的那种“植物化”冲动。

　　最后一段的每一句都可以在前面加上“我看见”三字（实际上，王小妮的大部分诗句也都可以）：“（我看见）生命的最后一幕／在一片素色里静静地彩排”、“（我看见）月光来到地板上”、“（我看见）我的两只脚已经预先白了”。“生命的最后一幕”这种明显带有某种哲学的或启蒙的或人文的色彩的词句，为何出现在王小妮的这种高度“客观化”，摒弃一切说教色彩的诗中？有不会有某种不协调？关键就在于，诗人的确是在一阵恍惚中“看”到了这最后一幕，即“人的消亡”，此时我们也许会想到后现代主义哲学继“上帝死了”之后提出的“人死了”的命题。可是诗人发现的主体性消亡过程和意义与哲学家是多么不同！哲学家说，“人死了”，结果万物的法则崩溃，世界一片混乱；诗人却从“生命的最后一幕”回到了人性的根本处，即像物的存在一般的自由。这难道不是和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境界相通的吗？孔子发问：“未知生，焉知死？”庄子回答：“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笔者以为，这首诗的境界只有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和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才能相比拟。

　　当我读到最后一句“我的两只脚已经预先白了”，我终于感受到诗歌的无可言说的伟大力量。它不仅让我们领悟生命的本质，而且让我们看“见”生命是如何回到本质的这个惊心动魄的过程。诗的表现生命的“形象化”程度达到了如此惊人的地步，我们还有什么话说？

　　三、我“看”见

　　毫无疑问，要进入王小妮诗歌艺术世界，关键在于一个“看”字。什么是“看”？她是怎样“看”的？

　　《说文解字》：“看，睎也。从手下目。”“从手下目”容易理解，即以手搭额，作远观状，说明“看”是“远观”，不是“亵玩”，主体对看的对象（万物）须有敬畏之心。“睎”又是何意呢？《说文解字》解“睎，望也。从目，稀省声。海岱之间叫眄作睎。”《康熙字典》集中了古代典籍许多关于“看”字的用法，其中一条很有意思：“《吴志周鲂传》：‘看伺空隙’。”有“海岱之间”，又有“看伺空隙”，表明“看”决不是表面的走马观花，而是要“看”出事物的“空隙”，这是一双怎样的眼睛？《庄子·养生主》记庖丁解牛的故事，“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王小妮从只看见“全牛”到像庖丁一样能够看见事物的“空隙”（骨头缝）正好也是用了三年的时间。

　　再说“见”字。现代汉语中，是说看而且看到了，才叫“见”。《说文解字》说是“视也，从目从儿”。有误。因为甲骨文和金文以及小篆的写法，“目”下都是“人”，不是“儿”，即“人”上有“目”。这就是人的头顶上的“第三只眼睛”了，或曰“天目”。另外，“见”字还可训为“现”，即出现、呈现，如“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么说来，诗人之所以能够“看见”万物的骨头，一方面是开天目之人，否则即便是“看”了，也将无所“见”。还有一层，“看见”不光是诗人去“看”，还有事物自己“呈现”出来的意思。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但它已“呈现”在我们眼前。只要遇到有“天目”之人一下子就看见了——“我用一分钟看遍了果园”（《青绿色的脉》）。“果园”是一个丰富的意象，是诗人实际看到的果园，是可以包含万物的理想的果园，甚至也可以是《圣经》里的伊甸园。更加重要的是，诗人是在观察（看）自己手臂上“青绿色的脉”时，“以慢人的动作”飞快地“看遍了果园”。

　　所以诗人之“看”不完全是用眼睛看。“慢人”一词极妙，以极慢完成了极快，所以只能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正如那个盲人歌手却能“看见”一切：“自己退出自己／交出仅有的两粒珠宝／像滚落的两粒青豆。／你放弃了看的晶体／再放弃声音。”（《会见一个没有眼睛的歌手》）他连歌唱都不用声音了。

　　于是，一个诗人通过自如地运用一只“天目”，获得了“看”的自由：想要看见“全牛”，“全牛”就呈现出来，而细节不见了；她想要看见“空隙”，空隙就瞬间显现，“全牛”不见了。好比《月光白得很》，诗人在朦胧的月光之下，既能够忽然就失去了一切细节（其实也是一种写实），比如植物的枝与枝、叶与叶，比如海棠和月季的差异，而在一瞬中窥见了万物的“骨头”；也能够看见生命这一幕完整的大戏中最微小的细节发生的过程：“我的两只脚已经预先白了”。这既是一个生活细节：斜斜的月光首先照到双脚，而不是头顶，说明这是一个正在下沉的月亮；也是一个生命细节：“白”使人联想到白发、生命的灰色等。

　　这种“看”，中国人说是“感兴”、“神遇”、“兴会”、“感应”、“天机”等，西方说是“直觉”、“灵感”、“直观”、“潜意识”、“无意识”等，意思都差不了许多。用什么概念不重要，重要的是，诗人怎样才能获得神奇的“第三只眼睛”呢？

　　还要从“自由”谈起。王小妮多次谈到自由，她的自由肯定不是任何与西方民主理念相关联的那种意识形态化的自由，而是直接根于其个体生命的最高形态的自由，是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自由。老子的这句话不知被多少人误读，以为老子是反“仁”（反人）的。其实这正是中国哲学的最高理念：万物齐一，“人”自然与“刍狗”也就没有了区别，更不存在“圣人”与“百姓”了。王小妮当然不是经由哲学的思辨来领悟这一切的，她是通过诗性的眼光对植物等一切有机和无机物进行诗意的直观而通达中国哲学的深处的。

　　这种“万物齐一”的智慧，有些人把它看得很高，以为此生难求，这是误解。这种中国式的智慧不是像西方发源于悲剧的那种“崇高”的智慧，而正相反，是一种善于“处低”的智慧。注意是“处低”不是“崇低”，跟今日诗界“下半身”、“垃圾派”的一味“向下”、“崇低”有本质区别。

　　“处低”就是以虚静之心与日常生活中的万物和平相处，既怀有敬畏之心——远观之，又怀有感激之情——享用之。即古人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用诗歌来描述就是

　　我用三天的时间改一首诗　　

　　试了十几种出路。                 　　

　　剑兰在这三天里败了              　　

　　而桂花刚开　　

　　清脆的白菜才买回来。　　

我喜欢这种有弹性的日子。

　　——《我的心碎步走得飞快》

　　王小妮在散文《下雪》里反复引用过一个小学生写的《下雪》：“天上下雪了，什么都白了。房子白了，树白了，院子里面全白了……后面是一个大句号。”诗人评价说：“孩子们的作文无可挑剔。它就应该这样被描述——”一切回到最简单的状态，也就是最本真的世界的呈现。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王小妮向孩子们学习“写字”，从而领会到“存在”的要义。

　　这种对日常生活的平静态度，正与古人无目的的浪游或者饮酒、赏月、采菊具有精神的相通。王小妮的散文多次写到菜市场，写她像一个最普通的家庭妇女一样买菜、做饭，看着徐敬亚和儿子吃下去，于是很满足。她虽然生活在深圳这座现代化的嘈杂都市，却能够消弥掉一切时尚的欲望，在出入超市、面对自动提款机、看着股市剧烈起伏的K线图时，日复一日，每天醒来“看见的又是心不惊肉不跳的一天”（诗歌《不可能沿着噩梦往回走》）。她写和徐敬亚一起买回来几斤土豆，吃了一半，种了一半在院子的空地里，等待着它们长出新的土豆。她说，“菜市场是一块自由之地”，“我怎么可能想象，今天我能有这样的自由。”（散文《我和他，提着两斤土豆走出人群》）

　　买土豆，跟“自由”有什么关系？有。但只有王小妮这样进入了东方哲学的自然境界的诗人才知道。一般的人，受着一种被哲学家称为“历史理性”的巨大的东西的支配，以为自由是多么神圣、崇高，远不可及的东西。而诗人知道那种试图控制一切人的形而上学的东西是多么不可靠，因为“人和人注定产生分离，人间走满了岔道。神是最渴望进入每一个人内心的。他努力了几千年都没有进入，退缩回他的高位。”所以王小妮很自觉，“我只是悠闲地提着两斤土豆的平凡人，我不再关心别人，不想做什么警世惊人的作家。”（散文《我和他，提着两斤土豆走出人群》）她就这样平静地生活，平静地“写字”，平静地谈着关于“写字”的问题。

　　但诗人真的“不再关心别人”吗？

　　不。她只是不再像“神”那样去关心而是像人那样关心罢了，不再动辄泪流满面而是“平静”地关心罢了。比如诗人的“目击疼痛”一组诗文，就记述了她在自己的一生中目睹的生命之痛，它们从60年代到70年代至90年代不绝，有的是诗人自己的生命经历，有的是别人的遭遇，但一样在诗人的笔下让读者感同身受。诗人记下她看见的这一切的时候，也平静地领受了一切，没有大喜，也没有大悲，因为她由此“看”到了生命的本真。

　　最后，笔者还要指出一点，王小妮的“直观”之眼，既是头顶上的“天目”，也是内心里的“心目”。她的艺术直观既表现为一种“外视法”，也表现为一种“内视法”，即让心灵中的另一个自我睁开眼睛“看”世界。她的有些诗里面明显存在着两个自我。这又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诗人从别人身上发现了自我。比如《会见一个没有眼睛的歌手》：“没有眼睛的人／将怎么样给我声音？”“我看见我行走在洪水之底／满世界都成熟着葵花／黑实的种子。”“我终于看见了／我以外的第二个自闭者。”

　　另一种是，诗人从自身感受到了另一个更内在的自我。比如“只有我不在我中。”（《青绿色的脉》）“我的心永远在我危急的正前方。”（《我的心碎步走得飞快》）

　　也许，正是由于另一个“我”的存在才在一定程度上泄露了诗人是如何“看”世界的奥秘。　　

　　2004年9月25日于广东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