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眼睛||他评：胡弦的《烟缕》（连载36）（总244期）

《烟缕》

◎胡弦

运走玉米，播撒麦种。
燃烧秸秆，烧掉杂草、腐叶……
已是告别的时辰，
就像烟缕从大地上升起。

年月空过，但仍可以做个农夫，
仍可裁枝栽树，种菜种豆，
无所事事地在田埂上散步，让旧事
变得再旧一些。

种子落进泥土，遗忘的草就开始生长。
万物在季节中，爱有的耐心，恨也有。
但这是告别的时辰，每一缕烟
都会带走大地的一个想法，
并把它挥霍在空气中。

诗评：

李少君点评：

看到胡弦这一句诗“但这是告别的时辰，每一缕烟 / 都会带走大地的一个想法，/ 并把它挥霍在空气中。”我就会联想到人到一定年龄以后，很多以前的想法慢慢遗忘，就像一缕烟的消散。在这首诗里，就把烟缕视作秋季以后大地上的一种告别的信号，四季将进入最后一季，人生也近晚年，难免感慨万千。但诗歌里没有议论，而是暗示，因此诗意盎然，堪称平淡到绚烂。总之这是一首相当纯熟的诗歌，语言充满韵味，节奏舒缓从容，是一首看似无意中捡到的难得的好诗，背后显示的是诗人的深湛的功力。

附两则评胡弦的诗：

◎车前子:墨迹斑斑驳驳   

——评胡弦的组诗《古老的事物在风中起伏》   

   胡弦的组诗《古老的事物在风中起伏》，写的是徐州汉画像石：  

    为这雄浑之父准备好塑像  

    为这精神之父  

    这是《汉阙图》。《汉阙图》《狩猎图》等，都是后人给汉画像石取的名字，是那些汉画像石专家研究的结果，至于是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尽可以不管，因为只要还有一点灵性，就会被汉画像石打动，并发现热爱和需要的东西。胡弦无疑在其中发现了诗。我曾经在其中有另一个发现，我想能把儒家思想和文化表现得如此丰富多彩痛快淋漓的，在中国艺术中，或许就汉画像石这一领域。我过去以为儒家思想和文化与艺术无缘，中国艺术精神里飘逸着的是老庄衣带。看来并不如此。起码在汉朝，儒家思想和文化在艺术中也割据掉半壁江山。岂止半壁江山，整个全是它天下了。  

    徐州汉画像石告诉了我儒家思想和文化的庄重与肃穆，所以胡弦的“为这雄浑之父准备好塑像／为这精神之父”这两句，大致也是我当时的感受。虽然我更爱的还是庄子中央那一棵郁郁葱葱的树，它长着洒脱的叶子。如果说儒家是中国人的白天之父，那么老庄就是中国人的黑夜之母。这父母大概是离婚了的，我们尽可以不管，继续去父亲那里蹭饭，到母亲那里做梦。《古老的事物在风中起伏》，既然是个组诗，那就有连续性，我不免有些担心，怕胡弦绷得太紧，弹出的调子太硬。发展是个硬道理，发展要硬，艺术却不能硬。反正我不喜欢硬的艺术和硬的枕头，艺术一硬，调子就不微妙；枕头一硬，脖子就不舒服。但我也不喜欢软和婉约。我正瞎担着心，就读到了《纺织图》。在《纺织图》里，胡弦写道：  

    古老的乡村，深深庭院  

    苦楝树变暗  

    织机传送清脆梭声  

    写得一点也不夸张，几乎是实录。我们现在写诗，如果要夸张，闭着眼睛就来；而实录，或许睁大了眼睛也看不见。杜甫对诗歌的贡献，在我看来是贡献了一种实录的世界观，后来就韩愈学到泰半。  

    汉画像石的《纺织图》我有印象，现在看胡弦一写，我又见到了。  

    徐州汉画像石在我印象里，如果它果真对儒家思想和文化有所表现，那就可以粗分为两块，一块是天道，一块是人伦。  

    诗不会在天道那里。天道那里当然有诗，但不是诗人所能碰的。你要“文以载道”，结果肯定既没有文，也没有道。  

    人伦皆诗。所以《纺织图》《百戏图》《疱厨图》等，胡弦写得很好：  

    汲水，烧火，切菜，饲马……  

    富足之家：盆、豆、盘、钵  

    墙上悬挂着鹿、鱼、鸡  

    一只羊捆好了四蹄（《疱厨图》）  

    天道在人伦之中，儒家思想和文化它让人在日常生活里修行。凡称得上思想和文化的，其中都大有想象力。儒家思想和文化中的想象力看上去像不是想象力，因为含蓄蕴藉。说到含蓄蕴藉，这一句真好：  

    一只羊捆好了四蹄  

    几乎是实录。也是想象力。实录需要更强大的想象力的支持。实录受挫，胡弦就发挥：  

    只有无所事事的石头  

    有了兴奋之后的倦意，慢慢  

    沉入自己的阴影里（《疱厨图》）  

    有点“仁者爱山”的意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几乎使汉朝没有文章。而“独尊儒术”，这只是汉武帝的权谋和他的愚民政策。他本人 倒有多样色彩。儒家是此地成圣，而汉武帝更信奉他乡为仙，这种意识形态的错乱和统治者的矛盾，在徐州汉画像石上有所把柄。徐州汉画像石里有《西王母图》：  

    应该喜爱西王母  

    她现在是一位美丽的少女  

    晋朝的《博物志》里，有汉武帝和西王母的故事。西王母这种题材，在“罢黜百家”的正统文艺那里，是不会去表现的。东方朔的《神异经》和《海内十洲记》，都是汉之后托名东方朔的读物。而在民间艺人那里，“她现在是一位美丽的少女”。徐州汉画像石正是民间艺人的杰作。徐州的汉画像石馆，我去过几次，胡弦在他的诗里，用的两种色彩，颇能引起我的共鸣：  

    这灰青的父亲（《汉阙图》）  

    黑蓝之夜（《狩猎图》）  

    的确传达出汉画像石不无神秘的氛围。从中也能看出胡弦的诗才。看一个诗人有没有才华，有时候只要看看他如何描摹颜色就够了。一个诗人没有敏锐的视觉，是很可疑的。说到底，这敏锐的视觉还是内心节奏，所以一个诗人索性瞎了，像荷马，像密尔顿，也行。据说盲者的内心节奏更强。  

    有一次我去徐州的汉画像石馆，一个下午，只遇见两个人，在草地上谈恋爱。现在常说隐喻，这也是隐喻吧。  

不知道为什么我对汉画像石，首先反应的总是它的拓片，墨迹斑斑驳驳，让我觉得简洁通灵。现在，我也愿意把胡弦的《古老的事物在风中起伏》这个组诗看成拓片，如果他的发挥再少一点，如果他坚持只用一种拓法，或是乌金拓，或是蝉翼拓，反而丰富了。  

    胡弦的诗，说好的人不少，我也就不多说了，抄上一段：  

    胡弦的诗歌是富有心智的，他的质疑目光开始搜寻那些躲在暗处、却貌似明亮的我们生活中的事物和道具。他诗歌的质疑精神，使我想起自己曾经说过，“我只跟坏思想做对，而从没有跟坏人做对”，因此，我更为理解胡弦。胡弦诗歌中 “反意义”的思想，迟早要碰到一点心智障碍，因此，他在召唤“比海浪更有力的拍打”，这时，我跟着想到：“爬得很慢的海螺，被人抓到了，就变成了螺号”（梁小斌《诗星点评录》，见2002年10期《诗刊》）。  

    几乎是实录。  

◎坚忍、奉献而勤思的人生

 ———评胡弦的诗《路》

 蒋橹风

在当下这个看似众声喧哗、热闹喧嚣实则普遍失语、物欲横流、理想放逐的时代，“诗”与“思”这两样东西似乎早已离我们远去，再难觅其踪迹。人们热衷的乃是用来填塞无穷欲壑的名和利，对于精神家园、对于形而上理想境界的追求，人们已没有多大的兴趣。熟谙“实用理性”（李泽厚语）的人们振振有词地宣布：“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独立的、深沉的、玄奥的哲理思考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而随波逐流、见风使舵、人云亦云，才是最实惠的处世之道。而诗歌，这个最关注人的精神家园和形而上的理想境界的文艺形式，则被普遍认为是最无实用价值、甚至连满足感官享乐功能都不具备的东西，也因此跟“思”一样为人们所冷落了。

然而，诗人胡弦不同流俗，他沉默而坚忍，不喧闹、不苟且，没有放弃独立思考、没有放弃对诗歌的执着热爱、没有放弃“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荷尔德林语）的崇高追求，而且努力地尝试将思与诗结合起来。他的种种努力，很好地体现在他的这首诗歌《路》中：

它受命成为一条路，

受命成为可以踏上去的现实。

它拉紧脊椎扣好肋骨因为人多，车重。

当大家都散了，它留在原地。

在最黑的夜里，它不敲任何人的门。

它是睡眠以外的部分，

它是穿越喧嚣的孤寂，

比阶层直，比尘埃低，比暴政宽，身上

印满谵妄的脚印。

当它受命去思考，蟋蟀开始歌唱。

它废弃时，万物才真正朝两侧分开，一半

不知所终；另一半

伴随它的沉默并靠向

时间的尽头。

这首诗充满了哲理，同时又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即将“思”与“诗”较为成功地结合了起来。它所塑造的“路”的形象，隐喻了一个不同流俗、沉默而坚忍、甘于奉献而不计个人名利得失、坚持独立思考、坚持形而上的理想境界追求的人。整首诗字面上写“路”，实则写“人”。不写人而写路，更显得这首诗含蓄蕴藉，耐人寻味，引人遐思。这乃是隐喻手法运用的结果。

隐喻，又称暗喻，从修辞特征上看，是隐去喻词（用系词代替或干脆连系词也不要），由本体和喻体直接连接组成的比喻。从诗学角度上看，比喻——无论是隐喻还是明喻——都是诗的也是所有文学形式的基本修辞手法。两千多年以前，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就谈到：“诗与文之中，比喻之用大矣。”中国先秦时期就已提出的风、赋、比、兴、雅、颂“诗六义”，其中的“比”也即“以彼物比此物”的比喻。不过，20世纪以来，作为修辞学的比喻之一的隐喻，更受到诗人和评论家们的广泛重视。美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布鲁克斯就曾指出：“我们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总结现代诗歌的技巧：重新发现隐喻并且充分运用隐喻。”[ [美] 布鲁克斯：《反讽——一种结构原则》，袁可嘉译，见《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34页。]应该说，布鲁克斯的这一判断是有根据的。现代诗人的确更注重隐喻在诗歌传达中的功能的发挥，而且，现代诗人也的确以他们的实践，将传统上主要作为一种修辞手法的隐喻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使隐喻超越修辞学意义上的比喻而更具魅力。

诗中隐喻所具有的魅力，我们在阅读胡弦的这首诗——《路》的过程中可以直接感受得到。“它受命成为一条路”，诗的起首便以一个隐喻迅速抓住了读者的注意。因为路是无生命、无情感、无意志的东西，“路”受命，实则比喻“人”受命。如果用明喻来表达，就是“它像人一样受命成为一条路”。但这样一来，诗句的感染力就会削弱了很多。接下来又说“受命成为可以踏上去的现实”，这是用变了形的隐喻来引起读者的思考。这条“路”，它本来可以逍遥自在，过好自己的小日子；但它没有这样做，它不满足于做一个“自了汉”，而毅然接受了历史和现实赋予的某种重大使命，某种可以为大多数人服务、为大多数人谋福祉的使命。这让读者联想到我们生活中某些甘于奉献自己、乐于肩负重大使命的人的形象。之所以说这是一个变了形的隐喻，乃是在这里，诗人使用了变形、扭曲的语言。“路”是如何能成为“可以踏上去的现实”的？按照通常的言说习惯，这句话无论如何都是病句，是说不通的。但是，这正是诗歌的魅力所在。诗歌的语言有别于科学语言，在必要的时候，诗歌语言必须要进行加工，使之变形、扭曲、陌生化，以便使读者的注意力转向文本自身，探究审美世界内部的奥秘。新批评家瑞恰慈认为，语言有两种用途：科学用途和情感用途。“就科学语言而论，指称方面的一个差异本身就是失误，没有达到目的。但是就情感语言而论，只要在进一步的效果即态度和情感方面符合要求，指称方面的差异再大也无关紧要。”[ [英] 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杨自伍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44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文学的本质特征是“非指称性的伪陈述”。在《路》这首诗中，“路”成为“可以踏上去的现实”，正是一种瑞恰慈所说的“非指称性的伪陈述”，是情感语言而非科学语言。

接下来的诗句，也全部笼罩在隐喻手法里。“它拉紧脊椎扣好肋骨因为人多，车重”，这是隐喻“受命”之人的坚忍负重、默默奉献。“当大家都散了，它留在原地”，隐喻“受命”之人坚守岗位，坚守信念，不随波逐流。“在最黑的夜里，它不敲任何人的门”，隐喻“受命”之人在极其艰苦的环境甚至是万马齐喑的政治高压环境中，不给人添麻烦，也隐喻他敢于坚持己见而不低头弯腰、谄媚讨好。“它是睡眠以外的部分，/它是穿越喧嚣的孤寂，/比阶层直，比尘埃低，比暴政宽，身上/印满谵妄的脚印”，这些诗句进一步隐喻“受命”之人的可贵品质和崇高追求：它尽管孤寂与勤苦，尽管卑微得比尘埃更渺小，更微不足道，可是它正直、宽容、仁爱、敢于反抗暴政，富于人文关怀精神，肩负着为人民大众谋福祉的使命，纵然不被人们所理解，甚至受到某些人恶意的毁谤和中伤，但它仍然不改初衷，坚守信念。

“路”之所以在任何苦难与困境中不改初衷，不随波逐流，坚守崇高的信念，乃是因为它勤于独立思考，不肯人云亦云。它通过自己独立的思考，知道了什么才是最有价值的，什么才是值得它毕生坚守与追求的。这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根本原因之所在。

在西方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时代，许多思想家大力倡导理性、倡导独立思考，大力弘扬个体的价值、弘扬人的主体性。帕斯卡尔告诉我们：“人是会思考的芦苇。”意思是说人的肉体生命是很脆弱的，就像一根芦苇一样脆弱，但人是会“思考”的生物，正是“思考”使得人成为高贵的万物之灵。笛卡尔则说：“我思故我在。”这句话同样强调了“思考”的巨大意义。在笛卡尔看来，我们必须要承认人的主体性，承认思维是一种有自我意识的过程，才能有“我”在。“我”的存在方式是“我”所希望成为的那个人。这是对自我的一种肯定，对自己意识活动的直接感知。用这种有思想的主体的存在，去认识其他的一切存在。这是要求人们必须独立思考、唤醒自我意识，才能得到自己的幸福。康德说：“启蒙就是人类摆脱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不经过别人的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如果不成熟的原因不是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运用理智的决心与勇气，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我招致的。”在他看来，启蒙运动的核心就是人应该独立思考、理性判断。他主张“人要有用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是启蒙运动最响亮的口号。

中国现代也有不少著名学者大力倡导独立思考、弘扬人的主体性。陈寅恪主张，一个健全的人应该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认为“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胡适也是一个大力倡导思想自由、精神独立的人。1957年前后，中共曾派人向在美国的胡适说：“我们尊重胡先生的人格，我们所反对的不过是胡适的思想。”胡适回答说：“没有胡适的思想就没有胡适。”

上述中西先贤们的真知灼见，对于治愈当下日趋膨胀的急功近利、浅薄浮躁、不肯或不敢独立思考的心态，无疑是一剂良药。《路》的作者胡弦无疑是深得此中真谛的。“当它受命去思考，蟋蟀开始歌唱”，这是隐喻“思考”的意义：“蟋蟀开始唱歌”，这是自然的和声，是天籁，是活泼泼的生命形态的感性显现。也就是说，思考使人感悟宇宙的某种奥妙，与宇宙的精气神相通。而一旦停止独立思考，放弃对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追求，只听从他人的命令，只相信他人发明的某种主义、某种思想、某种理论，就意味着主体性的丧失、自我的丧失：“/它废弃时，万物才真正朝两侧分开，一半/不知所终；另一半/伴随它的沉默并靠向/时间的尽头”。

需要指出的是，这首诗三次提到了“受命”一词：“它受命成为一条路”，“受命成为可以踏上去的现实”“它受命去思考”。那么，诗中的主人公是受谁之“命”？诗中虽没有明说，但读者完全可以推断出他是所受的断然不是与自己私欲相关的权势、利禄之“命”。康德说过：“有两种事物，我们愈是沉思，愈感到它们的崇高与神圣，愈是增加虔敬与信仰，这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在康德看来，人在道德上是自主的,人的行为虽然受客观因果的限制,但是人之所以成为人,就在于人有道德上的自由能力,能超越因果,有能力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由此可知，《路》这首诗中三次提及的“受命”，主人公所受之“命”应该是形而上的理想境界和心中的道德律命令。

如前所述，《路》这首诗成功了运用了隐喻手法。诗中对人的执着于形而上的理想境界的追求和坚忍而勤思的可贵品质的成功表现，其原因正在于此。作为比喻的一种，隐喻的重心由一般比喻强调本体、喻体之间的“比”转向了突出两者之间的“同”，由此也使这样一种结合所能蕴含的意味更加丰富。例如，当我们说“它像人一样受命成为一条路，/像人一样受命成为可以踏上去的现实”时，强调的是“路”和“人”的类似因而可以比拟，“路”和“人”的关系被“像”这个明确的喻词界定在有限的范围内，诗人自己不会把两者完全等同起来，读者更不会这样做。但当我们省略掉喻词时，明喻变隐喻，被极大限度地突出来的则是“路”和“人”之间在想象世界和情感世界中的内在联系，比喻中那“以彼物比此物”的明朗单纯也就此消解，本体和喻体之间的关系也就变得模糊起来。对隐喻的这一特点，钱钟书曾有过精彩的论述：“所比的事物有相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合拢；它们又有不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分辨。”[ 钱钟书：《钱钟书集·七缀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0页。]“显拟二物，曰‘如’曰‘似’，则尚非等，有不‘尽取’者在；苟无‘如’、‘似’等字，则若浑论以二物隐同，一边而可申至于他边矣。”[ 钱钟书：《管锥编》第5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3页。]在一般比喻中被小心翼翼地保持在一定范围内的异中见同的比，被隐喻由局部扩展到整体，喻体和喻旨之间于是浑然一体，相互生发，使比喻本就可能具有的表现力获得了极大的拓展和丰富。通过前面的解读，可以看到，在胡弦的《路》这首诗中，作为喻体的“路”和喻旨即人的坚忍而勤思的品格之间，的确是浑然一体，相互生发。

进一步说，诗中的隐喻与作为一般的修辞手段的隐喻是有区别的。作为一般的修辞手段的隐喻，喻体往往是为了说明本体的某种性质而存在的，因而当我们获得对本体性质的把握以后，对喻体可以不再关注。但在诗中，构成隐喻的本体，喻体同时成为诗歌意象的组成部分，在两者的交叉、分离和叠印中共同完成诗意的传达。因此，美国的文学理论家维姆萨特指出：“在理解想象的隐喻时，常要求我们考虑的不是喻体如何说明喻旨，而是当两者被放在一起并相互对照相互说明时能产生什么意义。”[ [美]维姆萨特：《象征与隐喻》，杨德友译，见《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54页。]在《路》这首诗中，被隐藏了的本体“人”和喻体“路”被放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诗的意象，它们相互对照相互说明——“拉紧脊椎扣好肋骨”、“当大家都散了，它留在原地”、“在最黑的夜里，它不敲任何人的门”、“它是睡眠以外的部分”、“它是穿越喧嚣的孤寂”、“比阶层直，比尘埃低，比暴政宽”，“身上印满谵妄的脚印”等，很好地传达了诗的喻旨：对坚忍、甘于奉献、坚持崇高的追求且勤于独立思考的人生奉献一曲赞美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