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眼睛||理论园地：关海山《诗人会不会说正常话》等 （总353期）

诗人会不会说正常话

关海山

对于这篇文章的标题，有必要进行适当的解释。第一，这篇文章中的“诗人”，指写新诗的诗人；第二，这篇文章中的“诗人”，并非涉及所有写新诗的诗人，仅涉及大部分写新诗的诗人；第三，标题中“会不会说正常话”并非指人们交谈时的说话，主要是指他们写作时的语言。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所有的文学体裁中，诗歌写作一直是最受争议且最受非议的；在所有的作家中，诗人是最能引起大家心照不宣的。生活中，如果说某某是诗人并非荣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被人嘲讽的对象。

那么，被誉为文学的象牙塔的诗歌是怎么变得如此尴尬的？曾被众多文学爱好者尊敬和追捧的诗人，又是怎样沦落到如此令人不屑的地步呢？

解铃还须系铃人。原因就在诗歌和诗人自身之上，归根结底，原因都在诗人身上。

新诗被中国人接受的时间虽说还不很长，但在中国人写新诗不久，便诞生了不少堪称经典的诗歌和诗人，比如戴望舒及其《雨巷》，比如卞之琳及其《断章》，比如艾青及其《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再往后几十年，随着“朦胧诗”的兴起，更有北岛及其《回答》《宣告》、舒婷及其《致橡树》《双桅船》、梁小斌及其《雪白的墙》《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杨炼及其《诺日朗》、周涛及其《牧人》、顾城及其《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弧线》、伊沙及其《车过黄河》、韩东及其《有关大雁塔》、海子及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阿尔的太阳》《弥赛亚》等，因此，有人借口新诗在中国的历史太短而遮掩新诗的混乱和无序，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诗坛便出现了骚动不安，继而便出现了众多林立的“山头”，以各种寻求 “真理”的姿势来标榜自己“主义”的正确。于是，新现实主义、口水诗、梨花诗、羊羔体、下半身写作……各种名目让人眼花缭乱，写出的诗歌却越来越让读者摸不着头脑、越来越让读者厌而远之。由于长久以来心中对诗歌的爱，因此，无论外界如何纷扰，我仍然坚持读诗，读着读着，却逐渐发现自己越来越多地读不懂诗歌了，不仅理解不了诸多诗歌中借以表达各种意象的污言秽语，而且连许多诗句都读不通顺了。开始时，我不断地责备自己的颟顸，慢慢地，随着读不懂的诗句的快速积累，我不得不以客观的态度认真分析那些诗句，分析的结果令人吃惊：我必须承认，那些所谓的“诗句”，确实是病句、错句，比如我随手从手边一本公开发行的诗歌杂志上挑出几句：“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一直到现在，十月/都黑暗一样”；“野雀衔来猎人散布的圈套/这是一个囹圄的讥咒”；“河谷之上，两只白鸟翻腾春天的飞翔”“传言中呆头呆脑的斑鸠/春天里行动着她们的聪明”；甚至有些诗歌的标题就让人云里雾里：“我底把那些缸里放进鱼底”！还有，我曾经读过一位诗人写的不长的言论，全篇八九十句中，就有50句左右读不通！根本用不着断章取义，根本用不着专门去寻找，到处都有现成的例子，简直是举不胜举！

《论语》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亦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读现在的许多新诗，我却从中几乎读不到怡情、励志或使人身心愉悦的东西，更不要说对人性的探究、对生命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等终极命题，读到的多是些牢骚和发泄、对现实的不满、对人对物对事的仇视，以及不知所云的泼妇骂街式的词与句的堆积！歌德说：诗人病了就得先治，治愈后再写作！诚哉斯言。

把造成诗人们不能正常说话的原因粗略归纳，可为三点。首先是许多诗人没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诗歌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可以沟通心灵的共享时空。如果诗人（当然也包括其他类型的作家）没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那么，他的作品即使不“走错方向”，也不会大气。诗人唐晓渡认为，“当代诗歌和社会脱节，诗歌没有实现自己的社会责任，诗人没有承担他的社会角色，尤其是在牵扯到社会正义、良知、苦难等公共问题的时候”。是的，只从小我出发，只热衷于抒写自己的小感受、小欢乐，无病呻吟，矫情发嗲，这样的诗歌，注定要被读者所唾弃。其次是多数诗人写作基础不过关，换句话说就是，连起码的写作修养都没有。无论哪种体裁的写作，基础的基础就是语言，不说好坏、不说深刻与否，至少得通顺吧？“言为心声，气盛言宜，语言的推敲是为了更精致地展示独特的体验。”庄伟杰在《诗意空间缘何日益狭小》一文中说：“拒绝平庸化、单向化，让诗歌语言从习惯性和一般性的表述中脱颖而出，需要诗人运用陌生化的思维方式和陌生化的语言。”那些常写病句的“诗人”连熟悉的语言都不能熟练地运用，何求在语言上放出光彩？第三是多数诗人自我感觉太过于良好。这真是最要命的一条。

许多诗人像样的诗没写过几首，却自认为文曲星下凡、自认为世人皆醉我独醒，就像罗曼·罗兰在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中借约翰·克利斯朵夫剖析法国诗人的心态时所说：“他们每个人都崇拜自己，这是他们唯一的偶像……他们随便碰上什么人都要炫耀一番，甚至对一个迎面走来的、对他们的装模作样感到莫名其妙的行人也不放过。要不，他们就在举手投足之中象征着某种观念：如力量、欢乐、怜悯、团结、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信仰、自由等等，这些都是他们扮演的角色形象。他们有本领把最宝贵的思想变成了舞文弄墨的玩意儿，并且把人最豪迈的激情变成只起到时兴的领带的作用。”林纾在谈到自己为什么对诗人有恶感时说：“余恒谓诗人多恃人而不自恃。不得宰相之宠，则发己牢骚；莫用伧父之钱，则憾人卑啬。”诗人又互相鄙薄，好分门别类，“矜其识力，张其坛坫”。他们往往以地域为界，自高其高：“必揭麾举纛，令人望景而趋，是身为齐人，屈天下均齐语；身为楚产，屈天下皆楚语，此势所必不至者也。不善治生，又好孤行其意气，则取穷之道，又宁咎人？且诗人者，又乞儿之穷相者也。”在现实中，他们总是认为怀才不遇、生不逢时，因此看到诸多人、诸多事都不顺眼，装疯卖傻，喜怒无常，从而写些“只有后世人才能理解”的诗句。岂不知，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使自己走入更加狭窄的精神胡同。

要想做一名合格的诗人，就要放下虚无的“架子”，老老实实地从正确表述自己的思想做起。

（山西日报20140226）

关海山：新诗的“内冷”与“外热”  

观望目前诗歌的写作与阅读，有一个很有趣而又很无奈的现象：诗人自己对诗歌的热情非常高涨，读诗，写诗，谈诗，钻研诗，甚至万般皆下品，唯有诗歌高；读者却不买账，报纸、杂志上发表的诗歌引不起他们的关注，书店里关于诗歌的书籍不能刺激他们的购买兴趣。无论专业诗人还是诗歌“票友”，许多人内心里都希望自己能写几首诗歌，在某些场合，都有随口吟出几句诗（无论古体诗歌还是新诗，但最好是自己写的）的欲望，认为那是很能为自己添彩、很让自己面子上有光的事情；但是，面对真正的诗人，他们却不屑一顾，因其言谈举止与常人格格不入或极度自恋，而讥讽其为“神经病”。如今，尽管是商品社会市场经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时常看见诗歌朗诵会上诗人手舞足蹈地陶醉在诗歌的光环照耀中，随着诗人激情澎湃的朗诵，周围的人们欢呼雀跃；而诗歌朗诵会后，却并没有人愿意与诗人为伍，更见不到围着诗人签名、讨论等“景观”，诗人只有“独自饮尽那份孤独”，无人搭讪，敬而远之，很有些灰溜溜的样子。

所以，虽然报纸、杂志上总少不了诗歌的点缀，书店里总不乏关于诗歌的各种书，打开网络，更是诗歌的海洋，往往给人一种“诗歌的春天已经到来”的感觉，但满不是那么回事，这些都只是些外表假象而已，也就是说，许多人对于诗歌的“喜欢”，只是其为了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因为，几千年的传统教育，使人们对于诗歌的接受要远远地大于其他文体，并且，诗歌作为一种高雅的艺术，总能给人们的头上罩上“文化品格”的光环。但在实际的生活中，人们对诗歌的阅读以及对诗歌发自内心的热爱，无疑已经成为了奢侈。

造成以上怪现象的原因很多，当然，文学写作者们，尤其是诗人们，更愿意相信是因为现代社会经济观念对人们的冲击，或者是因为读者们的个人文化素质和文化修养不够的原因，或者是因为世纪末或世纪初人们的心态普遍浮躁的原因。更进一步，还有部分诗人怨天尤人，迁怒于别的文体，迁怒于电影、电视等娱乐节目对人们精力的分散——独独有一点，就是诗人们从来不在自己的身上找原因，从来没有想过，是否自己的写作思路、写作方式、写作理念、写作动机有问题！是的，诗歌没有散文文体的旖旎意境和从容结构，能让读者作为一种精神休闲去阅读；诗歌没有言论文体的犀利语言和所针对的新闻事件，能让读者作为一种满足内心某种隐秘需求的享受去阅读；诗歌没有小说文体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和柳暗花明峰回路转的包袱，能让读者作为一种生活的提示和人生的引导去阅读；甚至诗歌没有文学评论文体的有的放矢和层层剥茧般的入理分析，能让读者作为一种对知识的领悟去阅读。诗歌只能是诗歌，诗歌观念、诗歌目的、诗歌境界和诗歌的关键元素等决定了诗歌注定要从心灵出发而抵达无限。古人言诗：“言语道断，思维路绝；然其中之理，至虚而实，至渺而近，灼然心目之间，殆若鸢飞鱼跃之昭著也。”藏棣也说过：“写作就是技巧对我们的思想、意识、感性、直觉和体验的辛勤咀嚼，从而在新的语言的肌体上使之获得一种表达上的普遍性。”这些都在告戒诗人们，写作应该有一种客观的心态，不要故步自封，也不要总认为自己是文化精英中的精英，动辄把不被理解的原因归咎为别人不能识 “英雄”于未遇之时，最终的结果，只能导致自己深深地陷入牛角之内而不能自拔。

寻找精神的栖处

关海山

诗歌实在是一个人真性情的显露。因为在如今社会日益趋向商品化的时代，文学早已沦为边缘，而诗歌更是被目为极端“个人化”的情绪发泄，既不能像小说、剧本等换来哪怕是虚荣的声名，更不能由此而得到相应的经济利益。而恰恰是在这种无“利”可图的情况下，诗歌才越来越变得更为纯粹，也才越来越拓展了更大的自由展示的空间。

马鸣信把自己的诗集命名为《最美的东西全在土里》，初看不太像诗集的名字，细细琢磨，却不能不为他对于故乡的眷恋、对于生命本原的敬畏而感动！由此，我们也可以领悟到马鸣信对自己诗歌的倾心定位：“这是因为它们的原籍是土，从乡下来到阡陌去是它们的禀赋。不管命运把它们漂泊到哪里，它们总在散发着泥土的气息，温馨着泥土的温馨，希望着田野的希望。”

《最美的东西全在土里》收录了诗人共117首新体诗歌，全书分为四大部分：“魂飞故里”、“涛声依旧”、“诗心颗颗”、“灵舞清鲜”。但从诗歌内容的表达上，我又把它归为另外的三大类。首先是描写对祖国、对故土的依恋。这是全书的重点部分。诗人的出生地稷山县城有座稷王庙，县南有稷王山，山上有为纪念教民稼穑始创五谷的稷王和其母亲的砖塔。厚重的历史和优美的传说培养了诗人的自豪：“我生在神话的故乡／三面围着山／一面母亲河流淌／那里的父老乡亲／祖祖辈辈／将锄头负荷成凝望”(《我生在神话的故乡》)乡情是什么？它是一种特殊的音调，是一种特殊的气味和氛围，更是一种浸透了思念和热爱的情感的自然流淌。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诗人对故土的无限爱戴，以及极尽笔底真情，唱出对故土的赞歌。

其次是吟颂亲情的诗歌。文学作者大多都留有描写亲情关系的篇章，这即符合人之常理，又是作者个人精神表达的需要，比如：“父亲／把眼泪含在骨缝里／变成了力气／将重量扛成弯背／／父亲／把话浓缩成铀／深藏在心底／临走时憋出两句／／一句是／咱家怎么会没钱／一句是／你母亲很累”(《父亲》)这首诗并没有刻意地罗列一些艰涩的意象，或者通篇缀满热烈华丽的辞藻，正像宋代司马光所说：“众心皆以奢侈为荣，吾心独以朴素为美。”简单朴实的诗句中渗入了诗人极为强烈的感情冲动，不但描绘了父亲的坚毅、忍耐，而且塑造了父亲勤劳、善良的形象，尤其结尾一段父亲的两句话，安详而掷地有声，让人读了不禁为之泪落。

书中其它性质的诗歌，可以全部合为一大类。这部分诗歌所写主体虽然较杂，但还是以吟诵物体、吟诵大自然为主要对象。比如写小草：“能生长的地方就能到达／不论海角还是天涯／高山上的可以就宿／瓦楞间也在安家／有世界的地方／就能看到你的舞姿和面颊”(《小草》)三言两语，小草不畏艰苦、择地而生的顽强的生命意识便跃然纸上。爱默生说过：喜爱自然的人，其内、外的感觉一致，他把童年的精神状态保留到成年，与大自然的交流成为他每日的需要，在那里我知道此生不会有什么遭遇——没有耻辱、没有困苦，只要我尚保持眼望自然的视力：大自然会帮助解决。是的，大自然永远比我们想象得要丰富多采，只要走进大自然，我们就会有意外的收获。

真正的诗人，其血液里淌着诗，其生命的本质里潜着诗！综观马鸣信的诗歌写作，不仅仅是对于其生存经验的复制和总结，其中更闪烁着许多他独特的个体生命的体验；写法上，马鸣信的诗歌叙述也不只有单一的时空纬度，它同时还包含着诸多修辞手法的交叉运用，以致其诗歌不仅具备了应有的长度，更具备了可贵的深度和广度。马鸣信自己认为：“诗，对我来说，似乎是血液中潜在的一种涌动，是生活步履中的一种颤音，是不泯的纯情对世间事物的一种无悔的喷淋，曾试图使它有一种稚嫩的可爱，兼着向上的柔情，更多的是想让它散发一种宜人的气息。”从这些话里，我明确地感觉到了马鸣信所把握的诗歌的脉搏，但愿他的思考能够抵达人类灵魂的更深处。

关海山｜汉家注定是一个孤独的人

关海山

思考。词语。意象。站在川流不息的街道旁边指手画脚。

善于变化的女巫。喝茶。长出翅膀的大树。裸奔。令人沮丧的名人聚会。

不得不说实话，读汉家的文章，对我的智商是一次挑战，对我的阅读量是一次检验，对我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经验是一次颠覆，对我的文学审美是一次——嘲讽。

挑战你智商了，太高兴了！

哎呀妈呀，有点被动~

读汉家的文章，读得我血脉贲张，读得我手足无措，读得我恍恍惚惚，读得我六神无主，读得我快速地把书从头翻到尾，又凌乱地从尾翻到头。

汉家的文章有思想、有深度，而这种思想与深度，却总是若即若离地隐藏在汹涌而来呼啸而去的语词盛宴中。比如读到《第一眼莲花》，贯穿通篇的“你只有一次”，无情地透露出汉家的内心是不安定的，面对纷乱的世界，他纠结着、挣扎着，他一方面目空一切极度自信，一方面又失落、痛苦、极度恐慌；他对未来的一切都充满着期待和向往，又对现实中的一切充满着惧怕和逃避，这种惶恐与逃避，体现在作者对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的妥协上，因为“你”对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的掌控都“只有一次机会”，而在这一闪而逝的仅有的一次机会中，“你”又该如何选择？

这种令人难以选择的尴尬，在《难以置信的事情》中，表现得更为淋漓。白云不懂得苍狗，野鹤往往要忽略虎啸，兰波新鲜的诗句化解不了普拉斯深埋的阴郁，精致的咖啡屋拒绝膨胀的棉花糖……“我无论做什么，你都难以置信”“我说我想明天去刘老二家喝酒，你表示难以理解。那好，明天我去美术馆找约翰先生喝咖啡，你表示难以理解。我走着，你表示难以理解。我跑着，你表示难以理解。”这种种的难以理解，终于导致了作者内心的极其复杂、无奈、愤怒、失望、怀疑，以及不屑，唯独没有期冀，反正“我无论做什么，你都难以置信”，“根本上，你难以置信的是我的存在”，但最终，作者又回归于心灵的真实、回归于自然的救赎，“东山放马和东山放马是两回事，你的东山在东方，他的东山在你的东山的东方；你的马是一匹枣红色的蒙古马，他的马是一个形而上的梦。西山养鹤和西山养鹤是两回事，你的西山云雾缭绕，他的西山公路盘旋；你的鹤是司马大人酒后送给你的两只丹顶鹤，他的鹤是人工养殖场的一圈丹顶鹤。”难以置信还要信，进退两难仍得进，这就是生活——如果不去奢谈理想的话，一切珍宝都与我无关，“请你回吧，这是难以置信的事，却是我深信不疑的事”。

《乙先生》却是一篇少见的写人的散文。“乙先生不喜佛。我问何故？她说，好端端的一面墙，被佛占据中央，太妨碍我穿墙而过了……乙先生写诗。我读到入眼的诗歌，也递过去给她瞧，十有九次，她匆匆一眼，说这诗不行。她的这一眼，已是珍惜了。如遇到她喜欢的诗，她也不过说一句这写的是诗。”汉家写文章珍惜语词，读他的文章如同读古文，每一个字都浓缩着诸多的意义，每一句话里都还有话，每一句话里都嵌有大量的信息。

汉家文章的格调是阴郁的，但无论是展现他的思想、性格、习惯，还是表露他的感情、信仰或癖好，他都是坦诚的，这种坦诚里，时时、处处透着感伤与浪漫，正如郭沫若在《郁达夫》中所说：“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电，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要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

是的，汉家注定是一个孤独的人。他的世界是理想的，他的情感是浪漫的，他的思维是活跃的。他读书多，却不读死书、不死读书，他把所读的书、把所读的书里的内容都凝成了自己笔端的表达，如《晚宴》，从头至尾，几乎每一句话就涉及到一个人、涉及到一个人的某件事情，就像古文里的典故，短短几个字背后，竟牵引着一大段的故事或者逸事，如此的铺排，读之令人咋舌，同时，又令人呼吸紧促。

汉家的文章，真正是一句能顶上一万句

汉家的写作，有着多变的风格，有着诸多流派的写作态度的潜移默化。作为一个有着多年诗歌写作经验的诗人，汉家的散文里随处充斥着惠特曼、波德莱尔、狄兰·托玛斯的语调。读《蝴蝶》《苍孙》《晚次》《开花调》《四临门》《我家过冬》等，感觉汉家更多是承袭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茬作家，像林语堂、丰子恺、周作人、郁达夫、俞平伯等，文白杂糅，句子短促，跳跃性大，有一定的节奏，甚至，有些句子，还有有意或无意的押韵；有时，如《红袖青衫》《一阕升天》《地图之外》《人间春药》《通体雪白》等文章中，又能读出现代香港作家董桥的味道，淡泊，肆意，古今中外纵论，天文地理杂陈，只是，少了些许林语堂、周作人们的游刃有余，少了些许董桥随笔的气定神闲。然而，读《海龟先生》等篇章，却感觉到汉家无论是语言风格、内容指向，还是文章的结构，都受了泰戈尔的影响，许多特点一目了然。及至读《谣言妄语》《流年无色》《晚宴》《你即使一事无成》《声东击西》等，又让人猛然想起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一语一意境，一句一画面。汉家在他的一些文本中，对词语、短句和大量的人物创新性地密集罗列，是否有不能捉摸的意图？抑或酝酿着更加巨大的野心？

从日常琐事中提取哲理

--读关海山散文集《站在桥上》

杨 品

关海山供职于一家报社，做文化编辑，在本职工作范畴内敬业爱岗，成绩有目共睹。工作之余勤奋创作，开始写诗歌，成为小有名气的青年诗人。近几年，海山对散文写作兴趣大增。由于他有着比同龄人丰富的人生阅历，且读书广泛，基本素养厚实，再加上他对社会生活的独到认识与理解，一篇篇很有品位、很有文采的散文作品接踵而至，省内外多家文学刊物和各类报纸副刊上，经常见到他的新作。前不久，海山把近几年所写的散文作品，编成20多万字的集子，取名为《站在桥上》，付梓出版。应当说，这部作品集既是对海山此前散文写作的一个小结，也是他今后继续在散文创作上大有作为的开始。

收在《站在桥上》一书中的文章，有一些我在报刊上曾经读过，这次再读无疑会加深印象；而那些首次读到的，则让我对关海山的散文有了较为全面的感受。在阅读过程中，我就体会到这是一部从日常琐事中提取哲理之作；到读完全书，这种体会就更为坚定了。

我读关海山的散文，好像是在听一位朋友坦诚、真情地诉说他的各种人生体验——或忆逝去岁月，或记瞬间感悟，或抒心中抑郁，或发思古幽情。虽然都是一些人们司空见惯的小人物、人们经常会碰上的普通事，可是，由于海山是将全副身心都投入了进去，所以，你不能不被他的直率、他的真情、他的独特的体会、他发自内心的倾诉，以及他绝无半点掩饰造作的文字而打动。可以说，海山很好地继承了历代散文大家的优良传统，每一篇文章都是他发自内心的倾诉，他是把写作散文当作探究人生真谛的一种方式。

如果要概括关海山散文的特点，我以为，首先是真诚的态度贯穿全部作品中。应当说，真诚是每一个从事文学写作的人都应当具备的原则；但是，对于写作散文来说，就尤为重要，而能够把这个原则贯穿到全部作品中就很不容易，海山做到了，并且做得很到位。《站在桥上》共收录了海山的114篇散文作品，不能说篇篇是精品，但绝大多数是他真情实感的流露。这些文章恰如书名所示，站在人生的桥上，放眼望去，真的是万千世象和芸芸众生，尽在视线之中，展现了海山作为一个普通人所经历的一幕幕下层人生景象，抒发了海山有别于他人的独到感受。在这些篇章中，你读不到那些宏阔的政治、军事、经济斗争风云，也读不到那些苦闷心绪的宣泄和颓废荒唐生活的记载，仅从一部分文章题目，诸如《媒人》《粗人》《男人与回家》《朋友》《再哭奶奶》《写给我那即将出生的孩子》《说吃》《我要戒酒》《想起连环画》《学会宽容》《上街》《热闹》《打苍蝇》《人生即菩提》等等，即可看出海山的落笔视角。他所涉猎的人和事，我们都非常熟悉；然而，他那清新的风格、独到的体验和诚挚的情感，都会让我们领略到比较深刻的人生道理，透视出历史与现实造就的复杂世界中的各个层面，感受到生存环境对人们行为与思想的影响与制约。

我一直有一个看法：每一位散文作家的写作手法、立意角度、阐发道理、语言文笔，自然是各有千秋，各具特色；然而，写作态度上却一定要把心交给读者。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无论如何也难写出佳作来。事实上，近年来我们经常读到的平庸之作、无病呻吟之作，从根本上说，就是做不到这一点。而关海山能够避免了这个通病，作品当然会让我等读者赞赏。海山之所以能做到把心交给读者，是与他的文章所写内容的切入点有很大关系。有人说，散文应该给人鼓舞，给人力量，给人英雄之气，普通人和普通事会流于世俗化。其实，这种担忧有些贵族气之虞。我们绝大多数人的一生，毕竟不会遇到多少惊天动地的事件，所谓“世界上雅人少而俗人多”的说法，我觉得是不无道理的。既然俗人是社会的主体，既然日常生活并非总有刺激性大事发生，因此，写儿女情长，写流水似的日子，也就不能不是散文的主要内容了，关键是要坦诚地与读者沟通，也就是要把心交给读者。海山的每一篇作品，无论叙事记人，无论写景抒情，无论评说世态，都是像在跟读者坦诚交谈，绝没有把自己凌驾于读者之上颐指气使的做派，没有故作惊人之语或华而不实之词，没有自我感觉良好的陋俗。这样，使得读者阅读他的散文就感觉特别亲切，特别有味，并能获得一定的人生哲理和社会知识。比如在《姓名》一文中，开篇写道：“人一生下来，是没有名字的，所谓‘生不带来’，其中自然包括了姓与名。在旧时‘三纲五常’的专制社会，归宗认祖，儿子理所应当地随了父姓，只有名字尚需斟酌一番；若为女子，则连这一过程也可省略，在家里分得清是喊谁叫谁就行了，因为一俟嫁人，便成为‘某氏’，最多再在中间加上自己的原姓。这当然是封建社会的性别歧视。现在男女平等，首先体现在姓名的使用上，即使子女随母姓随姥姥的姥姥姓，也仅属‘家庭内政’，与别人，与社会、道德都没有丝毫关系了。”接下去，从中国古代、现代的皇族、凡人，以至外国人如何起名谈开，说得实实在在，就像跟你聊天，毫无距离感觉，其中却包含了不少人生哲理和历史文化知识。

从欣赏的角度阅读关海山的《站在桥上》，可以说是一种愉悦的享受。这是因为海山对每一篇文章的把握，都尽量做到细而不腻，转折自如，话题集中，点到为止。不论是描绘风俗人情，还是抒写生活体验，或者讲述友人趣事，都能以朴素的格调去引人入胜。没有矫揉，没有浮泛，强调自然，强调实感。如此，便提升了文章的品位与亲和力。我特别注意到，本书中的文章绝大多数是千字文，超过2000字的很少，只有《再哭奶奶》等个别篇章，近3000字，却也是因为所写人或事不能再少笔墨了。其实，海山并不是不会写长文章，他之所以坚持写千字文，我想，是他非常明白一个现实，这就是，如今的读者生活节奏比较快，那种长篇大论可能写起来会尽兴，但读者读起来就不容易了，硬把千字文能说明白的人和事，拉扯到几千甚至于上万字，是对读者的不了解和不尊重，结果则将是读者远离你。还要提到的是，海山的语言文字是很有特色和个性的。有的作家文章中的语言文字与生活中说话习惯差不多，确实是文如其人；而海山却不是这样，生活中他跟人说话聊天，总是比较平和、宽容、谦虚，而文章中的文字却是锋芒毕露，幽默诙谐，尖锐犀利，丰富多彩，读起来痛快淋漓，欲罢不能。

在不少人眼里，表现日常生活和凡人小事的散文好写；然而，真正能把这类素材写成好散文却并不是易事。中国文学史上，每个时代都有散文佳作传世，这些散文佳作的作者，无疑，都是取得辉煌成就的文学大家。我注意到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这就是：这些历代散文大家的佳作，都是他们人格精神的流露。当今的散文作家，如果能够继承这个优良传统，就会有好作品问世；反之，如果仅仅是为了功名和利益写散文，那就只能是一种文字游戏而已。关海山无疑属于前者。走过35年人生道路的海山，已经步入成熟阶段，凭着他比较丰富的生活阅历、厚实的知识积累，再加上这部集子的实践，在以后的散文写作中，必将更为得心应手，佳作频出。

《捅破那层窗户纸·序》

杨占平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时代逐渐转变到了市场经济时代，经济、文化等诸多体制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情感、价值观念、文化素养，也随之发生了遽变。作为直接表现社会现象本质的文艺创作，所反映的内容，展示出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丰富多彩的景观；与创作同步发展的文艺批评，也越来越多样化，批评家不再固守陈规，在评判作品的价值时，在分析作家或者艺术家的风格时，在研究某个题材创作倾向时，都不再像以往那样单一化，形成了密切跟踪创作和观点敏锐新颖的文联作协派，注重理论深度和旁征博引的学院派，生动活泼和尖锐犀利的媒体派等等，确实是呈现出百家争鸣氛围。我个人的看法是，每一种形式的批评，都有自身的优势，同时也有不同程度的局限，关键是要充分发挥优势，克服局限，切实做到有理有据，把握住所评文艺家或作品的核心问题，真正起到引导创作的作用，批评的价值也就体现出来了。其实，这些批评方式，都有着一种互补的成份。评价一个文艺家的创作成绩和不足，或者判断一部作品的水平高低，既需要文联作协派批评的敏锐新颖，也需要学院派批评的理论深度和旁征博引，更需要媒体派批评的生动活泼和尖锐犀利。这样，对于所评文艺家或作品乃至整个文艺创作，都是有益的。关海山的这部文艺批评集《捅破那层窗户纸》，就集中体现出了媒体派批评的特点，篇幅短小精悍，文字生动活泼，观点尖锐犀利，彰显出他是一个有勇气的青年文艺批评家。

关海山供职于一家主流报社，做文化编辑兼记者采访工作，业余勤奋创作，开始写诗歌，成为小有名气的青年诗人；后来对散文写作兴趣大增，由于他有着比同龄人丰富的人生阅历，且读书广泛，一篇篇很有品味、很有文采的散文作品接踵而至，出版了集子《站在桥上》；近年来，关海山又把写作重心转向文艺批评，以一个媒体派批评家的视角，不畏权威，不惧情面，直抒胸意，评说文艺现象，评点作家艺术家和文艺作品，成为山西青年文艺批评家中很有自己特点的一位。

收在《捅破那层窗户纸》一书中的文章，有一些我在报刊上曾经读过，这次再读无疑会加深印象；而那些首次读到的，则让我对关海山的文艺批评有了较为全面的感受。全书共收录了112篇文章，这些文章恰如书名所示，他是要以真诚的态度和直观的感受，捅破许多人碍于面子、碍于关系，对于文艺界知名人士和有较大影响作品想说又不敢说的“窗户纸”，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与观点，而这些意见与观点，绝对不是随意的和没有根据的，都是言之有理，能够代表许多人的看法。仅从一部分文章题目，诸如《注定夭折的“龙卷风”》《王朔走进了“千岁寒”》《刘亮程：别再糟蹋这村庄了》《矫情的“不为影视写作”》《主旋律影视也要血肉丰盈》《故弄玄虚的禅语》《朝气蓬勃的“媒体派批评”》《文学评论的三大顽症》《文化名人不等于国学大师》《歌词为什么写得那么烂》《诗人到底会不会说人话》等等，即可看出海山的落笔视角。他所涉猎的人和事，我们都比较熟悉；然而，他那直率的看法、独到的感受和犀利的文字，会让读者领略到文艺批评本身应当具有的功能，透视出当今文艺界的复杂状态。

捅破是需要勇气、智慧和能力的

评价关海山的这部文艺批评集《捅破那层窗户纸》，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第一是独立性

关海山就是要写出自己的独立性来，那种四平八稳的文章不是他的追求。

应当说，当下的文艺批评界，不少批评家的思维方式，已经从过去只懂得同向性思维向逆向性思维转化。同向性思维往往在评论文艺家和作品时，只能跟在文艺家或作品之后作一些浅层次的阐释，比如说说文艺家已经体现在作品中的题材、思想和人物有什么特点，艺术表现方式是哪种类型，等等，而这些却是作家艺术家和读者及观众都大体上明白的事实。然而，逆向性思维则可以充分表达出批评家的独特之处来，因为，这种思维是通过对文艺家和作品进行反经验的批判性思考，得出一个出乎意料却在情理之中、与众不同却具有创见性的结论来。这种批评用独到的眼光，评判、分析文艺家和作品各种内在的和外部的蕴含成份，对公认的和传统的结论提出怀疑，从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价值体系。正是如此，才能体现出批评家的独立性来，这也是批评家存在的基础。从关海山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就是要写出自己的独立性来，那种四平八稳的文章不是他的追求。

2第二是现场感

以反智的方式来解构权威、解构经典的《红楼梦》包容了多少个性化的合理性？

文艺批评的功能之一是现实性，而最能体现这个特点的，是要有现场感。这种现场感就是要以一种亲临者的姿态，直接参与一种文艺事件或者文艺现象之中，表达自己的赞同或者不赞成立场，这种现场感的作用，就像体育比赛中的“短平快”战术，非常奏效。这个特点正是关海山批评文章所追求的效果。通常情况下，我们的不少评论家选择评论的作家艺术家或者作品，多数是比较正面的，适合说肯定性话语的，而不愿意面对那些粗制滥造的低俗东西，因为这些批评家不想把自己的所谓身份、所谓高雅降低，由此也就不强调现场感；而关海山追求的现场感，用真诚的和直率的态度表达出来，让读者或者观众更感觉到批评的重要性。比如《谁解新版《红楼梦》之味》一文中，他对新版电视剧《红楼梦》的评析，就是代表了广大观众的现场感受。他说：“稍作检点，新版《红楼梦》被人诟病之处主要有：服饰，选角，表演，配乐，旁白等，归纳起来，争议较大的几部分是：林黛玉太胖，薛宝钗太瘦，与原著中的人物形象明显不符；大部分演员（尤其年轻演员）的演技不过关；文言文旁白让观众看不懂；背景音乐不伦不类，让人产生不舒服的感觉；最后，林黛玉裸死的镜头，有哗众取宠之嫌。”接下去他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然而，李少红眼里的《红楼梦》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新鲜的体验呢？除了以反智的方式来解构权威、解构经典，以迎合商业市场、迎合部分观众猎奇般的审美趣味来无原则、无限制地降低艺术标准，其中又包容了多少个性化的合理性？王扶林导演拍摄《红楼梦》时，演员也是在全国范围内海选，但要求除了必须熟读《红楼梦》原著外，还要形象、气质皆与原著神似，光演员培养就达六年之久。而在新版《红楼梦》筹备期，据说，编剧在三个月内就写出了50集的剧本初稿……”这段话，说得有理有据，更有现场感，说出了许多观众的心声，切实体现了批评家应当具备的品格。

3第三是文字功

关海山的文字功过硬，是建立在他平常注重读书基础上的。

做一个有勇气的批评家，除了观念的独特，眼光的敏锐，更重要的是要有过硬的文字功。如果没有过硬的文字功，那些独特的观念和敏锐的眼光，都会打折扣。关海山文艺批评文章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汇，都是运用自如的，十分贴切，很好地体现出了所要表达的意思。能够做到这一点，说明他的自身知识积累是丰厚的。从事文艺批评必须有足够的积累才能胜任。如果只付出不充实，或者付出多充实少，肯定会出现才思枯竭、难以创新、重复别人、重复自己的现象。关海山的文字功过硬，是建立在他平常注重读书基础上的。他的读书不是无的放矢，或者太多随意性，而是很有针对性，把读书过程的体会充分运用到写作中，做到既不掉书袋，又不太随意，让文字的张力和独立的思想很好地结合起来，使得文章好读、有味，富于冲击力。相信关海山会继续保持自己的批评风格，写出更多有价值和文章来。

 杨占平，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