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眼睛||理论园地：《冬雪下的诗情---赏读李杜诗歌》（总383期）

万象文化沙龙：冬雪下的诗情（赏读李杜诗歌） 

合心

下午出门时，天空已经细细铺洒开她的雪花，零星沾在脸上，浅浅的凉。带了女儿一起参加今天的文学沙龙，路上小丫头问东问西，问起“李杜”是不是就是李白杜甫的简称，还问李杜的模样等等。

 “万象”更多给人的是一种静谧，就像思想真正进入文字里的感觉，没有杂质的那种静。连续参加了几次沙龙，感受一次比一次深，尤其是上周和这一周的诗歌沙龙，让喜爱诗歌的我兴奋不已。

今天沙龙的主题：“丑枣树下”的“希腊牧人”---赏读李杜诗歌。主诗珍尔、病夫。诗歌讲原生态，那我这篇“冬雪下的诗情--记在李杜诗歌文学沙龙之后”也尽可能地以原生态的方式记录。

如果说诗歌是一棵大树，病夫以诙谐、诗意的语言支起今天沙龙的主干；李杜平和谦虚地谈了自己三个时期的创作情况，包括代表作、主要社会活动和诗观的发展变化等；吴炯、柴然、郭克、阎海育、续小强、李坚毅、徐大为等从不同角度评论李杜及李杜诗歌。这个冬天，诗歌这棵大树枝繁叶茂地伫立在山西太原；这个雪花纷飞的下午，有诗有茶，还有诗人们在“万象”真诚的吟唱......

关于沙龙的一些记录：

一、沙龙主办方代表涂夫刘、续小强、雪野、冯英利、珍尔等致辞；

二、诗人李杜简介（略）李杜博客：http://blog.sina.com.cn/shanxilidu

三、沙龙主干部分：

病夫：

山西诗人一直在流浪，“诗人要团结，诗歌要分裂”，如果山西有五十个诗人，那就要从五十个方向进入“李杜”，“李杜”才有意义，才能把这个“山西诗歌之家”建好。

李杜：

诗歌写了30个年头，一直坚持着。我的诗歌创作之路就像《众生之路》的三篇“劫”“寻”“济”。

1981-1991，属于“劫”：关键词“弱者”、“丑枣树”、“家园”等。

从大学创办诗社说起，当时认为：文学属于弱者，诗歌尤其是；诗是灵魂的诉说，诗歌的美就是悲剧的美。89年，在这个特定时期，对诗歌的理解是：诗歌的本质是生命哲学，是在哲学思考的完成或中断中酿造出哲学的情感（此处记录不大完整）。

论李杜的诗：引用了潞潞评论（悲剧意识的渗透、严肃的诗人）、赵树义（来自田野最低洼的部分）

1992-2001，属于“劫”：关键词“步行为生”、“希腊穆仁”等。主要社会活动：《山西晚报》、《黑皮诗丛》。

一个好的诗人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诗歌创作、一是诗歌活动。这两部分像诗人的翅膀，缺一不可。

先做人，后做诗。因为诗是人做的同，先有人而后有诗。

此阶段诗观：诗之于我，也许是一种宿命，或一种缘分，是我与生俱来的灵肉和后天神悟中最柔韧的组成部分......（详见《李杜诗歌精选》插页李杜简介部分）

1991年大同农行系统的一个培训班做讲座，谈“诗歌、小说和散文创作”，有了“诗的发现”，诗人在大量表象的贮存过程中，从“偶然相遇”到“理性的思考”再到“邪门（按非正常的思维思想，旁通推展）”。

草原---希腊牧人（机缘）。创作出《众生之路》

·2002年至   ：“济”。关键词：民歌、十四行、希腊穆仁等。文化活动有《黄河文化周刊》等。

这个阶段，诗观几乎没有了。

好诗的标准：好诗如水，虽深却清澈，如潭，虽缓却不迟滞，忧而不伤，哀而不怨，充盈而不溢。

“希腊穆仁”变成一个倾听者，自己成为倾诉者。

病夫：此刻我们不是处于世界的某个角落，而是整个的世界。说李杜是悲观主义者，有着宗教的信仰。

吴炯：

“比较复杂”（借李杜最初的网名评价李杜）

“矛盾”，感性和理性之间的矛盾。

王春林：(幽默机智的评述）（可惜没记下那段精炼可读的言辞，谁有这段内容，请跟帖，先行谢过）

刘文青：受李杜老师影响相当深，惭愧得是20年来没读诗歌。

病夫：值得观注的诗歌地理，“黄土之上，黄土之下”，承担了悲凉、沧桑、厚重。

柴然：解读“哀歌”

1、气氛，“雪与诗”，哀歌中有8首在写雪，诗人对雪情有独衷。

2、三个时期的创作，30年走到今天。从李杜身上看到强烈的山西诗人的特质：心思特别重，坚持的精神。

3、对诗人的敬佩：办报工作的消磨，使人与诗歌隔膜开来，但李杜办报时并没有放弃读书思考，一直在努力着、持之以恒的，成功是长期积累的结果。

4、最大的感受：从早期的“劫”到第二阶段的“寻”，诗人就是丑枣树，努力地找寻自己诗歌的方向，表述的是自己的心灵、哲学生活及生活本身的状态。他不同于朦胧诗，他没有陷在别人的东西里面，他已经意识到要写自己的诗，从而构成了李杜诗歌的一个平台，写出一个系列，还要到系统地创作。

5、希腊牧人：倾诉与被倾诉者的关系。给心灵以哀伤的特质，人要不要标签都可，但当与之相遇时未尝不可。

6、李杜之人：好人。“生为弱者”保护自己的意识；李杜涉猎新闻、小说、散文、评论等等体裁，这些对诗人都是重要的。

（之后，柴然的京剧演唱将沙龙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病夫：关于诗歌风格，诗人署名的问题。笑言要编著一本无署名的诗集，摘数首诗歌让大家读，看是否能读出是谁的诗歌，谁读出给稿费（此时笑声溢满了这个长长的空间）

郭克（郭志勇）：认识越来越多，激情越来越少。谈对李杜的再认识。

与李杜是最早谋面，因人而感动，更不要说作品。早期了解更多些，李杜为山西大学《北国诗社》第一任社长，每周不少于两次谋面，不交流就感觉失去些什么。

李杜是有思想、深刻的人，逻辑性很强，性格不张扬。用“天上一片云彩，地上一片沙漠”来描述读李杜诗歌的感受，是一种渗透。从作序说起，说明人们对李杜文学修养功底及诗歌造诣的认可。

“哀”是一种境界，是一种悲悯的情怀。从家园--人---人生---城市等等都包含着诗人的思考。读了26年的李杜诗歌，更像在喝茶，一种个人的人格不断激荡着，这就是“悲悯”。

提出李杜诗歌中没有恶毒的东西（是爱憎不分明？还是？诗人的心灵是善的，但有时也需要恶来体现，希望李杜诗歌由茶到酒，表现得更浓烈一些。）

病夫：“批评是人类心灵路上的指路牌”，有人说诗歌是年轻人的事业，不同意这种观点。请80后诗人谈感受。

80后诗人      ：

大学时认识李杜诗歌，复制后与诗社成员共同学习，对诗歌都有着一颗虔诚之心，已出版由李杜作序的诗集。表示诚挚感谢。

重新认识李杜：悲悯与谦虚的人格力量

阎海育：以自己的一首诗歌《李杜》（朗诵者赵襄敏）阐述李杜、李杜诗歌。

赵树义：（专程从运城赶回来）诗歌太复杂，处于与李杜诗歌200米的距离作了评述。

诗歌除本性上的东西，还有两个因素：一是诗人，一是语言。诗人是复杂的人群、语言具语感、歧义、节奏等的复杂性，这两种复杂组成的诗人就更复杂。

200米内的李杜：两个词“感恩、包容”，这是李杜的情感主线，一直潜伏着、持续着。

借一部评论朱元璋的电视剧台词“你和你父亲有妇人之心，只适合填词作赋，不适合作皇帝、为官从政”，在李杜诗歌里，“妇人之心”不是贬义的，而是指仁慈菩萨之心，诗歌中应有菩萨之心，这是在李杜早期、近期作品中都存在的。

李杜语言是理性、简洁的。李杜诗歌初期质地硬些，近期的54首哀歌，是柔软，是理性和简洁中带有柔软的“刚中有柔，柔中有刚”。

如果把诗比作河流，诗人必须有他的河道、河岸、风景等，去承载自己的思想价值体系；水也要有自己的个性，至少找到自己的河流。正如今天的主题“丑枣树下的希腊牧人”，这是诗人的自况和姿态，“丑”“低”是包容、是感恩，是菩萨心肠的希腊牧人。

病夫：诗歌的各种方向都应该充分认可和肯定。（请出续小强方向飞来的语言之鸟）

续小强：

以诗歌写作者的身份来谈，于诗歌，这是近十年来最为深刻的一次活动。《北国诗社》吹响了山西诗歌走向全国的号角。“李杜、潞潞诗歌像暗号一样流传”，曾将李杜的诗句“生为弱者的舞者，呈现诗的光华”借用在自己的诗里。

任何一个优秀的诗人，回顾经历是件可怕的事情，有总结宿命、完结的意味。

个人感受，李杜的创作感言告诉了我们为何优秀的三个理由：

第一阶段劫，很多人一辈子都在写诗，但没有一首诗抓住核心，而李杜在第一阶段已经是诗人了；

第二阶段寻，是形式，是诗人到诗人艺术家的阶段。诗人艺术家应该是向往的美好境界。

第三阶段济：是诗人哲学家的阶段。

这三个阶段对青年诗人大有启发，从素质到修为的启示。

归结到一点，我们今天是在谈“诗歌与人”的问题，这二者的关系才是诗歌核心的问题，可深入下去。

每一首好诗都是偶然的，但每一个优秀诗人都是必然的。

李坚毅：与李杜是老朋友、老诗人、老诗友、老酒友；相似的经历、年龄、不一样的成绩（病夫：诗人没有高低，只有不同）

李杜的人格魅力：仁厚、慈悲、豪情侠义。

李杜的诗歌魅力：情感经验、生命经验、追求的呈现。

“要写诗，先做人”“写好诗，功夫在诗外”。

为山西拥有李杜这样的诗人而骄傲。

无论哪个年龄段的人，未来的路还很长，珍重走好，拿出更好的作品。

病夫：55岁的雪野住在古玩的殿堂里......引出雪野的评述

雪野：一辈子只能当诗人的李杜（又没记全，遗憾）

徐建宏：李杜诗歌透射的心态特点：示弱的姿态和仁者的情怀。

由弱（传统的文化情情和道德操守，是苦难积累后心理意义上的弱，其实是爱，是博爱的情怀）到仁（是退隐的意念，大爱的体现）

病夫：（再塑诙谐之风）请作协主席徐大为先生品尝李杜。

徐大为：读李杜时看到两种责任和使命：传承发展个性化张扬；诗人圈子的责任使命。

如山、草原、河、海、家乡，是对社会、人类、人性关爱的责任。责任使命在人性思想中延续。

诗歌的任何方向都要得到尊重。“一个人要走出自己的时代，犹如要走出自己的皮肤”，任何人摆脱不了生活的境地。举例与老一代诗歌进行比较说明一个人的走向，有时代的烙印。

（朗诵：《丑枣树》  朗诵者：肖婴。音乐慢慢淌出这个冬天的诗意，一种强大的悲悯之情涌上心头，不争气的泪水随之湿了自己的脸颊）

结语：

病夫：（语言自始至终的轻松诙谐）发表干（感）言（听众大笑），我们所处的不是一个可改变诗歌处境的时代。时代、个人都发挥着各自的光芒，我们要回到自己的起点上，坚持一意孤行的偏执，从偏执走向某个季节的成熟。

李杜：（姿态自始至终的谦逊）自己是一个讲不出东西，写不出更好东西的人，但不会辜负大家，感谢大家。

珍尔（李建华）：这是一场诗歌的盛会，是热烈高兴的。感谢大家的参与。

（记录还有疏漏，此次活动花絮详见万象书城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7cde730100h4ij.html)

临出门时，从书城淘了林凤眠的画册，喜欢林老的画也是缘于诗歌。此时天已暗下来，雪基本停了，风吹过来，依然是淡淡的凉......

后记：

沙龙的氛围和冬天似乎是不和谐的，从第一次参加“李骏虎读名著品人物”到今天的“李杜诗歌”，冷风、湿黑的地面、密匝匝的落雪；又似乎是再和谐不过的，诗情画意浓浓情。沙龙结束后才看到四时许深圳一位诗友的短信“今天的课，好听吗”，回答“对于我来讲，诗歌的一切永远都是新鲜与生动的。”

熟悉的名字、陌生的面孔；亲近的文字，渐远的城市。一切的一切，静静地绘在山西的版图之上。此刻似乎看到山西的诗人，如一条条银龙在空中飞舞。

当代诗歌境况及其走向

——4月22日在山西大学国学大讲堂的讲座

李杜

各位师长、各位同学、各位朋友：

今天能在母校的国学大讲堂，做一次关于当代诗歌的讲座，对我来说，既是一种光荣，也是一种幸福！

我是中文系一九八五届毕业生，我在母校做的最漂亮的一件事，就是与诗人潞潞一起创办了一个诗社，即北国诗社，此后历经刘峭、杜国华、徐建宏、温建生、王显威、乔傲龙、杜星亮、许凌云、张云、孟绍勇等社长薪火相传，达二十余届。母校对于我的恩泽、和给予我的最大荣誉，是让我成为了一个正派的人，一个诗人，一个高级编辑。

为此我一直心存感恩。

我今天讲座的题目是：《当代诗歌境况及其走向》。

我在这里所讲的“当代诗歌”，不是严格意义的“正统文学史”上的“当代诗歌”。在“正统文学史”的概念中，是把中国文学的发展分成了四个阶段，分别是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而且大致是以1840、1919和1949年做这四个时代的分界线的。所以，“当代文学”在通用的文学史教材里，一直是指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然而我所讲的“当代诗歌”，不是指这样一个正统文学概念；而且我所指的“当代”，也不是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所说的“当代”的意思（他们所说的“当代”，是指目前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一句话，我所说的“当代诗歌”，指的是从1976年至今的诗歌。

为什么要选择1976年这样一个时间呢？这只是因为1976年曾经发生过一次的“天安门诗歌运动”。这个运动，把此前和此后的诗歌创作明显地区分开来。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诗歌创作是非常活跃、而且非常具有成效的。当时出现了一大批好的诗人，包括穆旦、戴望舒、徐志摩，还有象征派的李金发等等。但是到建国以后，这些诗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写得少了，尤其是到五十年代末，随着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出现了一种“红旗歌谣”式的诗歌，失去了诗歌应有的人文关怀、失去了诗歌应该具有的韵味和品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70年代。

1976年，国内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四五运动”，一大批诗歌被张贴到天安门广场、或西单民主墙上，震动了全国……这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天安门诗歌运动”。当时的诗歌就形式而言，主要的还是古体诗词样式（如著名的“扬眉剑出鞘”等等）。

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是：1976年左右，在北京，在天安门之外的其它胡同里、小巷里，还有一些所谓“地下”的诗人，在创作着一些与当时频频见诸于国内报刊的诗歌完全不同的别样的诗歌。这些“地下诗歌”，是以手抄本、或者油印刊物（比如《今天》）的形式流行于世的。这些诗人，便是北岛、食指、芒克、杨炼、顾城、江河等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朦胧诗”创作的代表人物……我所说的“当代诗歌”，就是从这些人、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先讲第一个问题。即：

新时期诗歌——北岛、海子：英雄神话或者英雄挽歌

“新时期诗歌”是以1976年为前兆、以1979年到1989年为时限的。这十年，当代史上称为“新时期十年”，因而这一时期的文学，也就被称为“新时期文学”。而这里所讲的“新时期诗歌”，也即是对应这个大的界定而言的。

客观地讲，“新时期诗歌”十年中，占主导地位的诗歌阵营，并不是以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等为主力的“朦胧诗群”，尽管他们的创作构成了这一时期最壮丽的人文景观。

当时的情况是，“朦胧诗群”的诗人们虽然在“地下”活动得很早，但出现在“地上”的时候却很晚。也就是说，当他们在“地上”成名之前，早已有一些诗人提前在诗坛上扬名立万了。这些诗人，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在三、四十年代就开始创作并且已经成名的，比如说艾青、穆旦、郑敏、牛汉等等。第二类则是五十年代开始创作并暂露头角、结果却因历史的原因而不能继续写作的这么一批人，也就是当时所谓的“中年诗人”，比如说白桦（写过《苦恋》的白桦）；比如公刘（本来是安徽人，却因被打成“右派”而“流放”到山西的忻州，在忻州度过了十几年的“改造生涯”）；比如流沙河（四川的诗人，也是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还有昌耀、邵燕祥、赵恺等等。他们都是五十年代初走上诗坛、却因在“反右运动”中成了“右派”而被剥夺了写作权利，直到1978年得以“平反”后才重新拿起笔写诗的。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共性吧，当时文学评论家便给他们起了一个“代名”，叫“归来的一代”。这一代诗人，便组成了“新时期诗歌”的第一个群落，也即是一个主导“新时期十年”的诗歌群落；一个可以提升自己、却不能超越历史，因而也就很难再开拓诗歌未来的群落。

我这样讲，则是强调这样一个意思：作为这一群体的诗人，虽然在他们的人生及创作经历中，受到了很大的身心伤害，但是等他们复出以后，并没有去埋怨那个时代对他们所造成的创伤。当时白桦写的引起全国争议的电影剧本《苦恋》，也便反映了这一代人的情怀。他们复出以后所写的诗歌，与他们五十年代的诗歌相比，肯定是大有长进，或者也可以这样讲，新时期的创作，代表了他们创作的最高水平；然而从横向进行比较，也就是同当时“崛起的诗群”的创作相比，他们的诗歌毕竟是显得单薄和老旧了。

这样评价“归来的一代”，似乎有些刻薄，况且也真是有违我的本意。因为他们之中的不少人，我是有过交往，并且势必终生仰慕的。之所以如此评价，或者也可以说是就诗歌发展的历史而言，势致不能不吧。他们的人生遭际，是值得悲悯的；他们的创作历程，是值得书写的；他们的创作实绩，是必须肯定的；当然，他们因受政治的、时代的影响而孳生出的种种局限，却也是必须面对、必须正视的。尤其是他们中的一些人，自己本曾受到过不公正的批判，然而复出、并成诗坛主持以后，却又不适当地“批判”了他人，或者用一句不甚恰当的话说，就是还对朦胧诗进行了一些“围剿”。当然，这主要的也只是因于诗歌观念的不同，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吧。所以我这样讲只是陈述事实、而并非刻意“批判”。当时的情况即是如此，包括艾青老都写文章说：“朦胧诗是一个怪胎，是个毛孩子。”事实证明，这显然是一种误解；也正是由于误解太多了，以致不少诗人对于新的诗歌样式的出现，并没有给予足够的理解和宽容；对于新的诗群，也没有给予本来应该给予的扶持。

这里，我所讲的“新的诗歌样式”就是“朦胧诗”；所讲的“新的诗群”就是“朦胧诗群”，也就是由诗人徐敬亚所命名的“崛起的诗群”。

这个诗群，就是刚才我说的以北京的“今天派”诗人为主体的诗群。这个诗群主要的代表人物即北岛，其次是在厦门的舒婷，以及顾城、江河、杨炼、食指、芒克、多多、梁小斌、徐敬亚、王家新……后来也有一些人说：北岛就其创作时间来说，是在食指之后——食指本名郭路生，是“这一代”中最早写诗的人——就其创作成就来说，则在芒克之下；但不管怎么说，“朦胧诗群”主要的、优秀的代表人物还是北岛。

惟此，在这里我先说北岛，尔后再说“朦胧诗之后”的另一个代表性人物，即海子。

北岛，本名赵振开，祖籍浙江湖州，1949年生于当时的北平（即北京）。毕业于北京四中。1969年当建筑工人，后作过翻译，并短期在《新观察》杂志作过编辑。1970年开始写作，1978年与芒克等人创办《今天》杂志。1989年移居国外，曾一度旅居瑞典等七个国家。曾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还曾是斯坦福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2007年，北岛收到香港中文大学的聘书。8月，正式搬到香港，与家人团聚，结束其近20年的欧美各国漂泊式生活。出版的诗集有：《陌生的海滩》（1978年）、《北岛诗选》（1986年）、《在天涯》（1993年）、《午夜歌手》（1995年）、《零度以上的风景线》（1996年）、《开锁》（1999年），其他作品有：《波动》及英译本（1984年）、《归来的陌生人》（1987年）、《蓝房子》（1999年），散文《失败之书》（2004年），散文集《青灯》(2008年1月)，散文集《午夜之门》（2009年3月）。北岛的作品已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出版，曾三度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1984年我上大学的时候，曾和诗人潞潞一起组建北国诗社并创办《北国》诗刊。为组织《北国》创刊号稿件，我和诗人陈建祖专程到北京约稿，由此找到了北岛、江河、杨炼等当时正因“朦胧诗”遭遇困境而处于“沉默期”的诗人。那是一个晚上，我们到中央美院的那个大杂院去找北岛，不巧他出去了，没有见到。第二天早上七点钟，我们还睡觉的时候，有人敲门，然后北岛便背了个黄挎包进来了。此前曾听人说北岛是一个非常不善言谈的人。可是当时他却非常健谈，和我们谈到快十点钟才去《新观察》上班……后来，我们又见了江河、杨炼、马德升等，并带回了他们的作品，发在了《北国》创刊号上。北岛、杨炼他们后来都写信来，对《北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杨炼甚至说“这是当代中国最好的诗刊”）……不过这是后话，且不多说，还是说北岛吧。

在这里，我谨想以“诗歌英雄”这样四个字作为对于北岛的总体评价。

为什么说他是诗歌英雄？因为实际上他是以自己的诗歌书写了一部英雄神话。

他曾在诗中说：我站在那里，让影子横穿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显然，这就是一个“神话”。还有一些诗句，比如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显然是“英雄的”。所以，我们说：他实际上是一个企图用诗歌反抗政治的英雄。他把历史个人化，把一个时代的沉痛浓缩到个人的遭际之中，从而以亲历者或见证人的身份，对历史进行了一系列的追问或反诘。他想以他的诗歌演义一个英雄神话，并不是因为他本身有多么狂傲——现实生活中的北岛，是一个背着军用挎包、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上下班的人，甚至还有人写文章说他的自行车上时不时的会夹着棵白菜——而只是因于历史强加在他身上的“使命”：由于以往的历史的创伤、和新的历史的需要，他想让自己成为极权政治的控诉者和社会公证的代言人，想通过他的诗歌唤醒、进而建造一个民主的、人道的中国。这无疑是北岛的一个唐吉诃德式的梦想。

一个俄罗斯诗人在纪念帕斯捷尔纳克的时候说：“二十世纪选择了帕斯捷尔纳克，用以解决诗人和帝国、权力与精神独立这样一对俄罗斯的永久的矛盾。”这个论断，其实同样也适用于评价北岛。然而，就如帕斯捷尔纳克不可能解决俄罗斯矛盾一样，北岛同样也不可能用诗歌就解决了中国的矛盾。所以，他只是写下了一些英雄的，让人缅怀的神话般的诗歌。

    也就是说：北岛企图用诗歌来进行社会反抗、规范社会民主，呼唤时代不再重演历史悲剧等等，实际上是诗歌本身不能承担的。

所以我说北岛是一个英雄，他的诗是一个神话。

这既是他的伟大，也是他的局限。

于是，便又有一批新的诗人出现了。他们一开始便锋芒毕露，有的人喊出“打倒北岛”，有的说：“北岛死了”，就如尼采说上帝死了一样。

这一批诗人，后来被称之为“现代主义诗群”；他们的作品，则被冠名为“后朦胧诗”、“先锋派诗”、或“新生代诗歌”等等。

客观地讲，这一诗歌群体及其所掀起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从一开始，便显示出了“先锋性”和“局限性”共生并旺的特点：他们竭力打倒偶像，是要生产新的偶像；他们渴望创造一种另类的诗、让诗歌的精神性和想象性得以敞开，却又不想让诗歌的“战斗性”或“功利性”得到限制甚或是减弱……一句话，他们在本质上和北岛们是一样的，他们实际上依旧是以诗歌创造着英雄神话，只不过一个是“斗士”式的、一个是“骑士”式的罢了。

1986年，由《深圳青年报》、安徽《诗歌报》发起并组办的“现代社会主义诗群大展”，实质上便是“这一代”进军并占领诗坛的一次运动、一个标识。这次“运动”，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打出了许多的旗帜、喊出了许多的“主义”：如非非主义、海上诗群、莽汉主义、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还有众多的“流派”更是心裁别出，比方说撒娇派、呼吸派、特种兵、三角猫、四方盒子等等，可谓眼花缭乱……这一次诗歌大展，最后结集成书，书名即《一九八六至一九八八，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展》。

在这次诗歌大展过程中，有两个现象是需要特别提出的：一个是：山西诗人没有一个参加——这当然不是说山西落后、或者沉着，只是说没有参加而已——另一个是：在被称为“北大三剑客”的诗人海子、骆一禾和西川中，当时只有西川参加。

就当下的国内诗坛而言，西川无疑是数一数二的，但是在当时，在1986至1989年的中国诗坛，作为代表人物，海子和骆一禾的影响力，毕竟较西川要大一些。

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仅就诗歌本身的质量而言，海子和一禾的诗，无疑是在北岛诗之上的。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因于个人的喜爱，就如我喜欢一禾的作品（尤其是他的抒情短诗）甚于喜欢海子、却仍然必须把海子作为北岛之后的诗歌之王一样。

海子，本名查海生，1964年生于安微安庆的一个山村，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创作。1983年毕业被分配到中国政法大学教公共语文，身居昌平，创作渐丰；1989年3月26日在山海关卧轨自杀。他现留世间的著作有：由骆一禾为之整理出版的长诗《土地》，由西川为之整理出版的诗集《海子的诗》、《海子诗全编》。

海子被公认的成名作是《亚洲铜》，但这一首诗我却不甚喜欢，我甚至也不太喜欢他的长诗，我喜欢的是他后来的一些抒情短诗，比如说：面向大海，春暖花开……海子是一个非常浪漫主义的诗人，他有一个宏大的梦想，就是要以自己的创作，建立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的诗歌帝国。海子曾写过这样一段话：这一世纪和下一世纪交替之际，在中国，需要有一次伟大的诗歌行动和一首伟大的诗篇，这就是我一个当代中国诗人的梦想和愿望……

海子是对的。就像中世纪和近代之交的时候会产生一个但丁、一部《神曲》一样，世纪之交，本该是能够产生大诗人和大作品的。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看看整个社会的变迁、文学史的发展，每一个新旧时代交替之际，都必定会产生与之相对应的诗歌。而且，只能是诗歌，而不会是别的文学样式。但丁是一个代表，歌德也是，屈原也是。我有一个观点：不同题材的文学样式，会在社会不同时期引起人们的关注、以至达到这一样式的创作峰巅……而且这是有规律可寻的。这种规律即是：在每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内，文学都是依照诗歌、小说、散文这样的顺序轮回的。中国古代的文学，便是从诗歌开始的，是从《诗经》开始的，是从“关关睢鸠，在河之洲”这样的吟唱开始的。当诗歌的繁盛渐弱时，就出现了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小说”——当然那时候还不叫小说、也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而是叫《春秋》、《左传》、《国语》、《公羊传》、《谷梁传》、或《山海经》，也就是记叙历史和地理的一些著述。之后繁荣的，便是诸子百家的散文了，包括孔子的《论语》，《孟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公孙龙子》等等，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百家争鸣、气象万千的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学。此后，我所说的“轮回”便开始了，先是屈原的诗，再是《史记》、《汉书》、《说苑》、《列女传》、《搜神记》等等更具故事性的“小说”，再往下便又是政论性“散文”的繁荣，比如《论衡》、《春秋繁露》、《潜夫论》、《神灭论》等等。事实上，这种“轮回”一直在持续着，并无停息。以致直到新时期，我们方更加看清其轮回的轨迹：先是天安门诗歌运动及朦胧诗群的诞生和崛起，之后便是所谓的“伤痕小说”、“改革小说”：比如大家可能都读过的王蒙的小说，蒋子龙的小说、冯骥才的小说，张洁的小说、梁晓声的小说……再往后出现的，便是散文、随笔热了：先是三十年代的作家如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等等的散文重新走俏，然后便是当代作家的创作也日趋“白热”，以致现在你到书店里看看，随笔选本或个人专集依然比比皆是、琳琅满目……

所以我说：在世纪交替之际我们所处的时代，依旧是一个散文和随笔的时代。这是一个疏离诗歌的时代，是小说也已成为过去的时代。

我总结并细述这样一个规律，至少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即：当一个已经行将衰老的社会、让位于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的社会时，可能大多数的人还没有、或者也不会意识到，但是敏感的诗人却意识到了，也就如中国的一句古诗所说的吧：春江水暖鸭先知。惟此，诗歌的繁荣也就成为势所必然。但是，随着社会发展的复杂化，小说创作便又势必会热闹起来。小说的本能是记载或者描述存在着社会现象、人物遭际，它是一种记录，却又常常想对时代有所规劝，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当这个时代走下坡路或者行将过去之际，大家也就不怎么爱看小说了：那些东西写得还不如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所遇到的那么复杂，那么有意思嘛……于是大家就不看了，小说也就不能再热了。这个时候，散文和随笔就开始蓬勃起来。散文和随笔的最大特点是“散淡”、是“随意”，就像走路一样，是一种秋天的或者黄昏的步态。中国文人有一句老话：“富，则达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散文和随笔，总的来说便是独善其身的产物，是一种对自我的、时光的、对存在于现实之外的理想世界的追忆或者梦想，是反思、或者体悟，是平和的却也是无可奈何的。

或者也可以这样说：散文及其时代，是个人化的、修身养性的，因而是沉思的和低语式的，是“哲学的”；小说及其时代，则是公众化的、记时劝世的，因而是写实的和讽喻式的，是“社会学或政治学的”；而诗歌及其时代，却如天籁，是灵动的和富有昭示意味的，因而是“宗教的或神性的”。

所以，海子当时便神性地提出、并投身到了这样一次大的诗歌行动：他企图以中国及东方东方神话系统为轴心，借助西方的《圣经》、并结合印度史诗，从而建立起一个庞大的“诗歌帝国”。海子曾从地理、或方位的意义上对这个帝国进行描述：即以东方为中心，东起太平洋，西到两河流域，北到蒙古大草原，西到南亚次大陆……这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梦想，或者也正是因为它太伟大了，以致使得海子本人的才力和精力都不可能达到，并最终导致他选择了另一个极端：自杀。

海子是于1989年3月26日在山海关的一截火车道上卧轨自杀的。他预先便去那里看过：他选定这截铁路，只是因为这儿正好是缓上坡。他不想躺在火车头前，而是在火车上坡的时候钻进了两个轮子之间，最后被火车轧成了两截……

海子死后，骆一禾将他的遗物、尤其是遗作进行了整理，并为之编辑并出版了长诗《土地》。这是海子的第一本诗集，也是他永远也不可能看到的诗集。

骆一禾和海子的为人是非常不一样的：骆一禾做事非常严谨，他的诗，以及所有创作的第二稿、第三稿都整整齐齐的，自己便拾掇好了；但海子不是，海子的诗就写在烟盒上、报纸的空白处，乱七八糟，到处都是，这也便使得处在巨大的悲痛中的骆一禾在为他整理长诗《土地》时，费尽了心血。以致在海子辞世不到两个月，骆一禾便也因四种病突然同时爆发，于1989年5月13日倒下、5月31号即在天坛医院辞别人世。

一禾生性平和、襟怀博大。他生前曾将手抄的26首诗装订成册相赠于我，诗的封面取自画报，扉页上则题写了他自己的一句诗：

我不愿我的河流上

漂满墓碑

我的心是朴素的

我的心不想占有土地

所以，我曾在题为《一禾的五月和五月的一禾》的悼文里这样说：我说五月，一禾的五月。我知道一禾绝对不会赞成我的说法。他不想占用五月，以至从倒下（5月13日病发住进天坛医院）到“站起来”，他都智慧地选择了最节约的数字：13—31。一个等腰梯形，梯形的腰很短，他却凭借天才让诗接近上帝，又把上帝的仁爱和悲悯回还于诗……

而现在，我则更以为是如此。我认定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整个新时期文学的结束，是以骆一禾的辞世为标志的。

这就是我所讲的当代诗歌的第一个时期，即“新时期诗歌”：北岛和海子，当然也包括一禾，因为海子和一禾，无疑就是英雄挽歌最后一个音符的抒写者。

前边讲的好像多了些，现在讲第二个问题，即：

90年代诗歌：个体化写作、知识分子写作以及民间写作之间的论争

1990年10月，我曾在《火花》上发表了一篇评论，这个评论的题目即是：《新时期和现代派艺术》。

在这个评论中，我便提出了一个观点：1989年后半年，是新时期文学和即将展开的另一个时期的文学的交汇点。也就是说，“新时期文学”是于1989年6月宣告结束的。当时的《火花》在全国影响不大，因而这个观点也便没能引起多少注意。这个观点，是在后来才被得到普遍的认可的。

其实，早于此文，我便在一首诗中写下过这样的诗句：

洪水卷去道路

把脚印，变成船

送到远远的飘泊里

在这里，当然也包含了我对1989年后半年到90年代初国内诗歌创作状况的体悟，但毕竟不是理论阐述。我所作的理论阐述，便是在上边的那篇文章里。可惜的是，文章发表的时候，那段阐述被编辑删掉了。所以现在我重述的，只能是当时所说的大致意思。

我说：那些被送走的“船”，后来便漂泊到一个孤岛上。这个孤岛上什么也没有，只是有两棵树，一棵叫做“家园”，一棵叫做“爱情”。于是乎一些诗人便抱住了其中的一颗叫“家园”的树，而另外的一些，则抱住了叫“爱情”这棵树。

也就是说，在90年代初，“家园”和“爱情”便成了整个诗歌创作的主题，而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有四五年之久。大家如果喜欢诗歌，或者对诗歌有所了解，便会明确看清楚这一事实。当时，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词便是：精神家园。

当然，作为诗歌的主题是如此，是一样的。但诗歌作品所体现出的个性，却仍是不尽相同的。

就当时诗歌创作的“阵营”或创作理念而言，归结起来，大致不外乎三种吧：

首先，是以张曙光、肖开愚、欧阳江河等为代表的“中年写作”（实际上他们的创作，本身亦是多元化的，并不甚相同）；

另一个就是由于坚和韩东提出来、后来又由伊沙等等张扬光大的“民间写作”；

再一个就是：以陈东东、西川等首先提出、后来又有王家新、欧阳江河、程光炜等参加的“知识分子写作”。

这是一个宿命，也是一个十分有趣的事情，就是进入九十年代后，新时期之处在诗坛暂露头角的诗人们，大多数也像当年“归来的一代”一样，不得不进入了人生的中年。我知道，他们肯定也有着类乎于“归来的一代”的某些困惑，但他们超越了“归来的一代”的，却恰恰在于：他们在意识到了自己的生存处境及写作状态的变化之时，不是一味地去指责后起的诗人和诗歌，而是针对自身的优势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中年写作。

当然，“中年写作”说到底只是对“青春期写作”的一种反拨，这里的“中年”既不是指向年龄，也不是指时间，更不是指权威，而是指“境界”，一如我前边所说的“散文”和“秋天”。欧阳江河有一段话说得便非常明白、非常到位：

中年写作与罗兰·巴尔特所说的写作的秋天状态极其相似，写作者的心情在累累果实与迟暮的秋天之间，在已逝植物和将逝植物之间，在深信和质疑之间，在关于关系神话和关于自由的各种神话之间，在事与物的广泛联系和经纬考究的有无学问之间，转换不一，这就是中年。

他所提出的相类似的“中年写作”理念，也许是因为说得中肯、说得到位吧，因而并没有引起多大争议。但在另外两种类型的写作——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之间，便有了比较大的争论。在这里，如果说八十年代著名的论争是“三个崛起”的论争，那么九十年代的著名论争，则显然就是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的大辨论了。这场争论，便是由“民间写作”的代表人物于坚和韩东发起的。于坚现居云南，韩东则身在南京，我对于他们的诗歌及随笔都是非常欣赏的。但对于他们针对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所发起的“攻击”或者“非难”，却是不敢认可的。虽然，我对他们的“民间写作”主张，还是大致认同的。

总而言之，民间写作的主张不外以下三点：第一，我们使用的是口语，而且是南方的民间语言；第二，我们们所写的，是我们所熟悉的是日常生活；第三，我们所站的立场是民间立场。

平心而论，这的确没什么错，但是若以这样的主张为武器而去指责其它类型的创作，便似乎是不应该了。1998年，曾开过一个诗歌创作的研讨会，据说“两派”的人物在会上吵得一塌糊涂，而争吵的焦点，说到底也只是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的关系问题、现代汉诗的发展和外国诗歌影响问题、对诗的综合性要求和日常经验问题……对于这次论争，我也关注过，但最终却也没有撰文说说自己的观点。因为我对这次论争的感觉是非常不好的。它让我由不得地想起了历史上的“路线斗争”，而当一种诗歌论争也成为路线斗争的时候，那只能说明意我们的诗人在思想、理论、以至人性修养等等方面都倒退了。而且说到底，诗人的立场只能有一个，就是“人”的立场、“人性”的立场，这个立场，和“民间”或者“官方”无关。

可叹的是，中国的文学总是如同政治一样，而这样的一场诗歌争论，无疑也让人看到了历史的和政治的影子。

这场争论。恰恰是出现在一个新的世纪即将到来、一个旧的世纪的行将结束的时候，这个时候，应该出现的是大诗人和大作品，而绝不应该是大争论。然而这恰恰也就是当代诗坛的真实处境，是寂寞和萧瑟的。

这就是整个九十年代的诗歌创作境况：一个前期佳作迭出，而后期却是争论胜于创作、观点超出作品的时代。

第三个问题：

本世纪初的诗歌境况、以及我对诗歌发展的理解和期待

一场论战似乎耗尽了元阳，所以当新世纪曙光投到地球上的时候，诗的世界显得异常的平静而又寂寥，使人甚至产生即使有些个胡争乱吵也好的感慨。

这样的感慨，显然是针对整个文坛的状况而发的。新世纪开始之初的文坛，和2000年文坛的热闹劲相比，显然总体上都多多少少地有些低沉。但在诗歌之外，总也还有一些让人觉得“热闹”的现象或事件。从2000年至2001年年初，文坛上发生的大的事件便至少有三：一个是《收获》上发表了王朔等人的指责鲁迅的文章；另一个是北大毕业的怪才余杰同余秋雨进行论战，即所谓二余之争；还有另一个，就是王朔向金庸先生叫板……与此同时，就和98年到99年上半年的诗坛一样，整个散文界仍热闹不息。尤其是主持人、艺人等名流的随笔，依旧不断面世并形成畅销；成套成套的散文、随笔选本，仍在源源不断地出版……所以，新世纪初真正寂寥难耐的，其实只有诗坛。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00年初，我和诗人潞潞、师周宗等创办了《少数》诗刊。之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做这样一件事，当然不是冲破寂寥、或者挽救江湖；而是我们认定：在所有的社会中，诗人毕竟是属于“少数”；亦惟其少，才更应进行以一当十的努力。这个诗刊就像我们当年办的《北国》一样，也在全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在大家或者迷惘、或者争吵的时候，我们就办了这么点事儿，出了这么一本民间诗刊。

诗人潞潞为我们这本刊物写了“发刊词”，题目即是《诗歌的村庄》。

《少数》在当代诗歌的一片沉寂中，在几乎是一面倒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和享乐主义中脱颖出来，的确也就如同远山的村庄，和平、宁静，充满生活的热情、烦恼和忧伤……在无论什么都可以炒作的今天，它依然克制着、梦想着，它跨越着栖身的土地，它把自己的视野伸向远方：伸向人类隐秘的信念，伸向诗歌的天职和使命……它是诗歌神性的召唤，而不是某个时代哗众取宠的回声……

我们在封底郑重地写下这样一句话：献给无限的少数人！

2001年6月，山西省图书馆周末讲座约我作一次关于当代诗歌的讲座，我欣然应允。前边所讲的，当时大致都讲到了，只不过是没有今天这样详细。就是在那次讲座上，我这样说过：

然而我坚信：这一个世纪最初的十年，必将是中国诗歌的丰收之年！

从那时到现在，已是八年。非常庆幸的是，我当时的预言，至今已然得到初步证实。

2002年，《诗刊》率先改刊为半月刊，上半月刊以名家名作为主，下半月刊则向青年诗人倾斜，随后，《星星》诗刊也改为半月刊（下半月刊以发表网络作品为主，从2007年改发诗歌理论评论）。与此同时，又有两种新诗刊面世，一是山西的《大众诗刊》，一是甘肃的《敦煌》诗刊。据诗人林莽透露：《诗刊》扩版后一年中比往年多发表作品约2000首，有600多人次的青年诗人在《诗刊》下半月刊上发表了自己的作品。

与新诗创作相比，古体诗词创作，几乎可以用“空前繁荣”定论。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郑伯农亦曾披露：中华诗词学会现有一万多名会员，全国经常参加古体诗词活动的人员达百万以上；全国约有500多种公开或内部出版的古体诗词报刊，每年发表的古体诗词新作达10万首以上……

当然还有更厉害的，这就是网络为诗歌创作提供了极大的机遇，诗生活、诗江湖、论坛、橡皮、界限、诗中国、中诗网、终点等等网络诗刊（或诗论坛）应运而生，向传统的纸质诗歌刊物宣战，并显示出了旺盛的生命力。

说来也庆幸，我就是在网络上看到了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累累硕果和丰收前景的。我是个迟到者，只到去年十一月才开博客，开了博客后才开始大量阅读发表在网络上的诗歌（顺便提及，我不甚赞同“网络诗歌”这样的术语，诗歌就是诗歌，和介质无关，就如同不存在印刷诗歌、手抄诗歌一样，所以这里权以非术语的“发在网上的诗”叙述之），我为波澜壮阔的诗歌浪潮所震撼，为中国诗人的创作实绩而赞叹！

尤其是山西诗坛，我认定山西诗人的诗歌创作是非常了不得的！就是在今年春天，我读到了唐晋的《侏儒纪》、金汝平的《歌声唱给白骨精》、石头的《身体史》、赵树义的《赵树义无题诗一百首》，我坚信这是他们对于中国诗歌的重大贡献；而雷霆、雪野、病夫、李坚毅、柴然、刘文青、温建生、无哲、汉家、赵泽汀、吴笑冬、朱宾、任晋渝、韩玉光、刘宝华、阎海育、阎扶、古陶、山西北野、竹无俗韵、陈小素、木头、如斯、山西小诗妹、张黎、爱斐儿、裴彩芳、麻小燕、一苇、张佳惠、田长水、小镇人、小鱼摆摆等一大批诗人的近作，都让我感动、振奋！他们大都开有博客，喜欢诗歌的同学不妨去读读。

今年恰逢北国诗社创办二十五周年，在徐建宏、温建生二位社长的倡导下，潞潞、刘峭、唐晋、金汝平、圆子及我等经过慎议，决定举办如下三项重大活动；

一、再以《北国》为名，创办一本不定期的诗刊；

二、编辑出版一套旨在倡导和助推诗歌创作热潮的丛书，以整体的方式向外界推介山西优秀的青年诗人及其作品，继续弘扬具有创新勇气和包容气度的北国精神，以期在省内形成独有的创作气候；

三、举办一届规模较大的诗歌盛会——“北国诗会”。

总之，当诗歌经历着世纪交替的根本性转折的时候，投身于这场语言革命、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人无计其数，而我自己本来是可以算作其中一员的，但我却总是觉得：我不是参与者，我只是一个见证者。我觉得，我能够作为这样一个见证者，已是应该感到满足。

当然，我毕竟是一个诗人，所以也不可能不劝勉自己：还是应该多写，要坚持下去。可人与人的才力和精力，终究是不一样的。于是我现在只能是这样说：能干多少就干多少，能写多少就写多少，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我想，不管怎样，作为一个诗人，无论是在什么时候，都负有这样的一个使命：让诗歌被遮蔽的神性得见光明！

就讲这些吧。谢谢大家！

附言：

本不准备贴这个讲稿的。然而上午接到诗人麻小燕女士电话，落实能不能出席“原平梨花诗歌艺术节”，甚是感慨（此感此慨此前我已向长水兄说过）：对于这样一次诗歌盛会，我心向往之，并以能够参加为荣。然而却正遇上山西日报六十周年社庆，虽然，作为一个诗人，诗之于我，肯定是重于社的；但作为一个报人，社之于我有成长之恩，况还有一系列具体的工作需做，是以不能弃社庆而奔诗会……前些天，见因事不能参加诗会的病夫兄等写诗以贺，而我一是忙社庆版、忙准备这个讲座，想写而心不在焉，是以未得一字。

午间忽想，就贴这次讲座以致祝贺吧！

原平是山西诗歌创作重镇，造就出一大批优秀诗人，他们的创作，已成为山西诗坛亮丽的景观；本届诗歌艺术节，亦必将成为山西诗歌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祝福原平梨花诗歌艺术节！

祝福所有与会诗人！

坚守和回归：山西60后诗人小像

李杜

这是一个拯救与逍遥并存、沉寂与喧响互见的年代。

我们说“沉寂”，是说由于一些客观的或主观的原因，不少诗人（尤其是归来的诗人）来而复去，或改弦易辙，或解甲归隐：山西诗人的庞大阵容渐显萎缩。我们说“拯救”，就是说毕竟还有一批诗人仍在坚守诗歌以及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并为之进行着不懈的努力；而且就他们个人的创作而言，亦因之“坚守”而顿悟深透，因之“努力”而切近或臻达“独上高楼”的境界。至于我们说“喧响”，是指一些名字从诗界消失的同时，又有一些新的名字相继出现，更为可喜的是，一些在上一个年代业已出现的名字，在这个年代（或新的世纪）里脱颖而出并光耀诗坛，他们以特有的艺术直觉、独到的表达方式和极具现代意蕴的作品，旋卷起年轻的飓风，晴朗了略显沉郁的诗歌天空。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在1990年前后走上诗坛的。起步的时候，正赶上一个文学的低落期或寂寞期。这种低落或寂寞，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诗歌乃至整个文学在新时期曾经享有的权威或荣耀趋于淡化；二是诗人、作家们亦不得不由社会的中心而逐渐被挤到边缘。物欲横流，享乐主义以及平庸的、世俗的，或流行的社会心理、或商业化思潮，使作为高雅艺术的诗歌面临挑战。这样的情势对诗人们的影响自然是巨大的，他一方面造成了诗人队伍的萎缩，另一方面则同时强化了新生代诗人的反叛意识、独立意识或“诗歌割据”意识，从而造就了诗歌创作活动的多元化、民间化或群落化的格局。他们或缔结民间诗社，或创办内部诗报诗刊，并由此组成或大致稳定、或相对松散的诗歌群落；他们以自己对于诗歌的冷静选择和清醒认识，以敏感的心灵、良好的理论素养和无所顾忌的创作态度，使几近落寞的山西诗坛重新呈现出一派星火燎原的局面——

从“超超”、《世纪风》、《梅窠》、《圆桌诗刊》、《黄土诗报》，到1994至1995年由宋耀珍和宋连斌（网名温暖的石头）等主编的《坚定》诗刊……这无疑是一个由小到大、由点到面的诗歌“燎原”过程，而一大批诗人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崭露头角，经受锻炼或考验而逐渐强大起来，而我们也正是在《坚定》上，结识了这些坚定的诗人：宋耀珍、宋连斌、雷霆、赵孟天、赵泽汀、金汝平、唐晋、徐建宏、吴笑冬、卢丽琳……他们分散生活在山西各地，每个人的诗学主张和创作风格亦多有差异，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虔诚地聚集在诗歌的天空下，并坚定地发出各种声音——

宋耀珍的声音柔和、细腻、恬静、清纯透明乃至飘逸，一如“蓝色吉他的声音”（史蒂文斯），“无限地高，无限地向上延伸”（宋耀珍：《走上山岗》）。这声音不是对于生活的阐释，而是一片纯粹的蓝色的天空，一种遥远而又真实的幻象。就如同“一片明亮的海水中央/光明造成的空洞，出奇地明亮” （宋耀珍：《寄远方的朋友》）。

而雷霆的声音则是淳厚、硬朗而又清亮的，宛如起伏的山峦之间回环跌荡的民歌。“它来自风/来自阳光中最清纯的桑林”（《春蚕》）、“风中的故乡”（《歌：给玉米》），来自养育了他、而他则在诗中千咏万叹的“官道梁”。这声音不是庙堂之上的低语而是民间的歌唱，是唱之所见，唱之所感，唱之所想：

看看故乡，一百亩玉米风中成长

看看风中的故乡，一百亩玉米高过山岗

            ——《歌：给玉米》

也正是在回望家园时，雷霆“发现”了官道梁，并由此找到了自己的灵魂之根，进而开始了对于这一地理意象和精神圣殿的发掘和构筑，写下了一系列优秀的诗章。官道梁系列，无疑是他诗歌创作的一座丰碑，一如文学硕士李叶利所说：它“不仅是诗人灵魂诗意栖居的地方，诗人也因他的官道梁世界而遗世独立”。

唐晋的声音是长号的声音：音色高亢、辉煌，庄严壮丽而又饱满，回声嘹亮而又圣洁；而当弱奏时，则又温柔委婉、天高地迥——

一些声音，低低的响动，比祷告更低

另外一些则把我们引上云霄

投入明日才降下的灰烬。

——而那里有更多的沉默，更多的沮丧

从日历中为你翻响马车的铃铛。

我们的父亲算不算久远？

呓语里的美食算不算虚空？

浓香，细腻的刺青和粉尘

算不算幸福？算不算我们放弃的理由？

            ——《金樽》

从1985年开始走上诗坛至今，唐晋创作的长诗、诗剧多达12部，这在山西诗人群体中，是绝无仅有的。唐晋是一个奇才，诗歌、小说、绘画、评论皆属上乘。诗人吴开龙曾这样评价唐晋的诗歌创作：“事实上，唐晋的长诗更能体现着他的美学趣味与诗性思想，在他的很多作品中，博尔赫斯的神秘、里尔克的神性、埃利蒂斯的狂野、庞德的繁绚、惠特曼的激情还有李商隐的幽婉都能时隐时明的交织，构造出大美之气象……以诗的自由去获取自身的完美，这种完美是灵魂与肉体、精神与物质、神圣和世俗的古老分裂的再度融合与最终和解。”

然而在这些坚定的声音中，最为特别的当数金汝平的声音。那是狂放无羁的个性、孤寂无奈的心境以至骚动不宁的创造欲望同琐碎的、甚至是无聊的日常生活场景相互碰撞所发出的声音：芜杂、粗糙、夸张、怪异、调侃、反讽、尖锐、含混……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些或互相补充、或相互矛盾的词组加以描述；似乎也可以引用詹姆斯·R·洛厄尔评爱伦·坡的一句话予以总结，那即是：“五分之三的天才，五分之二的胡言乱语”。我们这样概括，当然并不是说诗人处于一种迷狂的、不清醒的状态，因为实际情况并非这样。实际上他是一个相当清醒的诗人；他之所以发出这样的声音，也完全是出于理性的选择——

必须触及人类的灵魂

让他们疼痛

如同一根针在扎

又不见血迹

         ——《寻找》

这显然是一种不和谐、不悦耳，也不想和谐、不求悦耳的声音。然而这也许恰恰是应当珍视的。就如弗罗斯特所说：“写诗的目的是使所有的诗/听来尽可能声音各异”。用艾弗·埃文斯的话来说即是：“诗歌总得有点新声，哪怕是尖利和不协调……一种传统维持得太久了，它必须加以消除，诗歌才能发展。”（《英国文学简史》）。在这里，我们或许还不能说金汝平的诗一定就发展了诗歌，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它们毕竟扩展了诗歌的声音音域、音色以及发音方式的可能范围。

新千年之后，伴随“博客”的兴起，一些搁笔多年的60后诗人借肋这一新生的媒介，完成了对于诗歌的回归，并迎来自己创作的第二个黄金时代；一些笔耕不辍的诗人则借助这一平台，佳作迭出，拥有了愈来愈大的影响力——在这些诗人中，雷霆、赵树义、宋耀珍、姚江平、温建生、吴炯等大都属于前者，而唐晋、金汝平、宋连斌（石头）、赵泽汀、赵少琳、陈小素等则属于后者。

宋连斌2000年开始接触网络，活动于网易“诗人的灵感”社区；2002年左右提出原生态诗歌写作概念，2004年开设原生态诗歌论坛；2005年与宋耀珍创办《原生态诗刊》。他在《编辑手记代发刊词》里这样写道：

从《诗经》开始，原生态诗歌就存在着，但我们一直没有把它从其它诗歌中抽取出来，进行命名和研究。从本质上，原生态诗歌写作走的是一条倒退而前进的路子。其关键词就是“厚重/直接/倒退/呈现”，就是提倡诗歌“从诗意开始，到语言为止”，提倡“诗意第一，语言第二”，把表达什么作为判定一首诗歌高下的最高标准。在表达上，从“表现”倒退和还原为“呈现”，减轻修辞对语言的压力和破坏。

这一理念的提出，无疑有着深刻的意义。

在山西诗人中，宋连斌显然是一个特立独行的诗人。旺盛的创新欲望和叛逆性格，注定了他的不“安分”。他的诗歌创作是在不断的“肯定、否定、再否定……”中前行的——他之所以提出原生态的命题，如他自己所说：是因为“诗歌写作的随便性是诗歌的一条不归路，面对日益泛滥的随便性写作，我一遍遍回到诗歌的源头判析和校正”；然而到后来，他自己却又写下了《随便诗六十七首》。他曾主张“语言第二”，但实际上他的创作却是在对于语言（或者准确地说是“汉词”）的一次次的“革命”（或者也可以用他的话说是“剥皮”）中，完成了自我的或诗歌的超越。

赵树义是2007年12月31日开博的，是在晚上的10点12分，他一口气贴了《蛇》等七篇散文（均为九十年代旧作）。次日，也就是2008年元旦，他又上贴小说《麻点》五篇（写于1996年）；直到元月8号，他才贴出了他于2007年创作的一首诗，曰《十一月》，从27日起，方开始上传自己当下创作的《无题》。此后他便一发不可收拾，在该年度内，写下100首《无题》。接下来，他又创作《某，或者某》汉字系列80首（2009），并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初，完成了他的孤独三部曲《尘浮屠》《裂帛书》《转情筒》……迄今，他已在博客发表诗作900余首，这无论是对于他自己还是对山西诗坛而言，都是奇迹。

80后诗人吴小虫曾这样说：

多年来，树义老师的诗歌写法不激进、语言朝向自身的优美、恪守中庸之道、性灵挥洒和对古典诗质的有效汲取。在诗歌艺术的层面上，属于“根”的浇注，在人生哲理的层面上，属于“道”的阐释。他勤于笔耕、孜孜以求，用一组又一组质地坚实的诗歌不断超越自身，从而也不断丰富和拓宽着我们的诗歌观念和诗学视野。他的写作有力地证明了一种风格纯正而不是故意歪腔歪调的诗歌回归的必要性，守护汉语的典雅雍容，守护生命的端庄严肃，因为在一个伟大的秩序面前，我们更多地是需要仰望和倾听。

温建生是在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创作的，曾任北国诗社第五任社长。毕业后，因于工作性质等等原因，他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中断了写作。而他的复出，则同赵树义等一样，也是因为博客。

那是2008年3月10日，他在博客里贴出了当天写就的诗作《简单情绪》。此后，他的创作与日俱增，历时两年，便捧出了他的第一部诗集，曰《与时光书》。而这一年，他刚届“不惑”。

多么散淡。落日已驮着白日梦西去/我独坐。四周寂静/心里堆着一寸深的青苔/茶微热。嘴唇微苦。隐姓埋名之人/躲在书中咳嗽，来回走动/我立起身，他的草庐摇摇欲坠/这样的时辰会让人恍惚/……       ——《与时光书》

以这首诗的标题作为书名，想来该是具有深意的。对于时光，有什么人能比一个归来者、一个年届不惑之人的感受更为深刻呢？而且不独如此，这首诗，可以说较为集中地展示了他的诗歌创作的一些特点，譬如情绪、意象、状态、心境——散淡、落日、寂静、茶、恍惚……

他的大部分诗歌都是“散漫”的、“恬淡”的，不少的诗作里都涉及“静”的状态，涉及“茶”。古人云：茶禅一味。事实亦是如此，他的诗大多是禅悟式的、悲悯的、隐忍的、平和的、宁静的、通达的、富有昭示意义的……

亦惟其如此，诗人林南才在对他的诗进行评点时说：“读他的诗，如和一位挚友品茶谈心，不需言语，只是静坐，就可以读出对方心之所想，或者读出的是我们自己所想，却感觉如此相似。”

其实，不论坚守，还是回归，从内心而言他们从来都不曾离开。而如今，当他们已经或即将知天命的时候，在他们安静的姿态上，却还分明打着一个时代的烙印，而这烙印是属于诗歌的。

汉字的乡村

——赵树义《低于乡村的记忆》序

李杜

这是赵树义的第二部。

第一部是诗文集《且听风走》，也是我写的序。

但我其实不是一个会“序”的人。

况且写序总的来说是个苦差事，尤其是对于我，尤其是为赵树义兄作序。

我需要一次又一次地阅读，需要尽可能地体味每一篇作品的意味。

这部书中的大部分篇什，早些时便在赵树义的博客中读过，这次结集出版，树义兄整理好后即发到我邮箱里。

记得那是八月初，在北京的一处叫做芙蓉里小区的民宅里，我第一遍通读完全部篇什，正值黄昏，京师逢雨，雷声大作，我甚是惊讶——那只是我小时候在乡间才听到过的“滚地雷”。

我确认这雷声是真实的。

我明白了这雷声里也包含了我阅读《低于乡村的记忆》的某些感喟。

乡村真的是远了，就如滚地而过的雷声，就像我们已经陌生了的繁体字。

可我是牵挂乡村的。好多次，我追忆童年时去过的村落，谁知二十年未归故里，邻村的名字竟一连十几天都未想起。打电话问哥，哥说：叫西山。

西山，我怎么就忘记了？

真的惭愧。

我和赵树义就都生在太行山。

在我的心目中，太行山、发鸠山、王屋山，是奇迹；赵树义也可以说是三山造化的奇迹。

16岁上大学，专业是化学，却恋上了诗歌，并以“叶绿素”为笔名创作并发表作品。大学毕业分配到化工技校任教，不久又调入报社，先后任副刊编辑、部主任、副总编、总经理、副社长。他的人生是丰富的，一如他的诗歌和散文。

我一直在想象离别该是什么样的颜色

想来想去，满眼都是洁白的梨花

那一年，我在院子里种下一株梨树

梨花未开的时节我离开村庄

            ——《梨，或者离》

这是赵树义“《某，或者某》之汉字系列”中的一首，这个系列，赵树义写了不少，最终定稿的便有五十多首。这些诗（当然还有《无题一百首》）和散文《低于乡村的记忆》系列，成为赵树义博客的两矗高峰。

我就是在瞻仰两矗高峰时想到这个话题的，乡村和汉字，或者说：汉字的乡村。

老家的那些景，那些事，那些人，那些影，因于赵树义用汉字的描述，在我的面前长久呈现，挥之不去。

八月读完书稿，我便准备以这个题目完成序，没想事务拖累，写了一半便放下了。而且一放就是一个多月。

国庆长假，到京看女儿。树义兄来电催序，我才又进入状态。看了看早先写的，竟有些生疏，想来是因为当时想得并不通透。

那几天有些紧张，一是女儿的“保研”，二是树义兄的序。

女儿李兮是2006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三年学业，她选择了研究隋唐史。大四前保研，系里保送她到清华大学。

说是保送，其实还是要进行考试的。那是十月十日，我陪女儿到了清华。上午笔试，下午面试，

清华大学历史系楼旁，是“地质之角”，满地河卵石，簇拥着历史久远的各种岩石。我当时没带纸笔，便捡了几块大点的卵石，用小石子在卵石上记录——玄武岩；内蒙古集宁大六号年代第三纪阳起石片岩；河南偃师的辉绿玢岩；广西大化岩滩的角闪辉长岩；河南汝阳的安山岩；湖北宜昌的三峡坝址区元古代花岗岩；广西台山石灰岩；西藏、云南的火山集块岩，江西井冈山的砾岩；陕西丹凤的白云石大理岩；还有河北阜平元古代各色各样的岩石——我想这就是祖先或者乡村的最古老的消息，我刻在卵石上，想回来后再记下。用了好几块后，才想起其实我可以用手机记的。于是又捣腾到手机里……

那是午后，阳光透过树隙照在古老的岩石上。我从凹凸不平的岩面和千变万化的纹理中，清晰地看到了高原、山峦、河谷、沟壑以至流云。

我突然想到赵树义观察沟壑的样子。

或者准确地说是想起了他的那篇叫做《沟壑观察》的散文：

村庄的贫瘠只有在初春或深秋时节才显得真实，就像山坡上的沟壑。那时候抬眼望去，河沟两岸的山坡三分之一是植物，三分之一是石头，三分之一是泥土。那些野生的植物普通的不能再普通，那些陈列的石头算不得奇异或灵秀，那些泛白的泥土既不瘠薄更不肥沃。那样的季节，植物开始复苏或者凋败，石头裸露得一览无余，泥土造就的一道又一道沟壑仿佛岁月的伤痕，显现出了乡村生活的苍凉和艰涩。

我的故乡并非纯粹的黄土高原，却沟壑纵横；也非典型的太行山阶梯状地貌，却峡谷众多。太行山峡谷的下部通常为深切的河谷或嶂谷，峡谷的中部较宽阔，两侧地形多为缓坡、断崖和长崖，峡谷的顶部则常见平缓的台地、平台或长脊、长墙。我的故乡也有深切的河谷，也有高耸的山地，也有山地与河谷之间的陡坡，还有石头的崖壁，但至今却没有发现矿石。

树义还说：

流动的水里总有石头，河的岸边到处是泥土，泥沙俱下才是真实的时光。泥土以它的无边无际铺陈自己，石头以它的坚硬裸露自己，水以它的平和流动自己，这一切，只有时间能够阅读，只有阅历能够诠释。

是的。阅读。阅历。

我赞同这样的见地。

汉字的乡村

可来清华时却偏偏忘了带本书，而在外边等女儿的时间感觉又非常长。我得找本儿书来。于是走了好远的路，到清华大学邮政二楼开设的书店选了几种，又回到历史系楼前闲翻。我翻的是由郭灿金和许晖编著的《新说文解词》；感慨的是天缘浩荡，在读这本书时，我意识到了，它是为《低于乡村的记忆》而出现的。它的《追忆汉字的光华》中的一些段落，就是我一直想在《〈低于乡村的记忆〉序》中表述的：

汉字是通灵的。爱字是我们的传统。这是一个朴素而伟大的起点。世上再也没有别的文字像汉字这样把一个民族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看着汉字，跟着一个一个的汉字，不论走到世界的什么地方，她都能带着我们回到遥远的故乡。

汉字一直住在故乡那个最初孕育了我们的老屋里，时常看着汉字，就像是时常有亲人在旁边拉着家常，有些字我们看了老半天，不认识了，有些字被我们早早就抛荒了，有些意思我们将错就错了，有些成语被我们约定俗成了，总之，都让我们的心灵立时感到了些微的不快，那好像是一种罪过——面对那些我们每次一见都读错或理解错了的字和词，就像无法回避一个我们再也不想相认的穷亲戚……

乡村在上。

我想这就是我最想说的话了。不论是抛荒还是将错就错或者约定俗成，赵树义都是以细腻的情感和对于汉字的无限虔敬，为我们呈上了一部优秀的散文。

这是用汉字描述的乡村。

或者也可以这样说，置身乡村，我们才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汉字。

惟此，我喜欢赵树义在《文字》一文中的如下表述：

文字不是数字，是劫数。

一切命中注定，选择了文字，就选择了减法。

一个喜欢数字的人，总以为数字玩得越大越好；一个喜欢文字的人，总觉得文字玩得越简单越好。

文字的组合变化要远比数字芜杂得多。文字的组合既无规律，也无标准，但喜欢文字的人却总企图用最简单的文字表达最明了的道理，这是一个悖论，也是劫数的源起。

文字简单化的过程是一个减法的过程，但这种减法是生命感悟的积淀，而不是文字游戏的递减。

把文字当成生命的人，会赋予每一个文字以生命；把文字当成工具的人，他的文字只存在于他的工具书里。

怎样才能赋予文字鲜活的生命呢？

我的方法很简单：把文字当成呼吸，怎样舒服就怎样去做，直到呼吸停止为止。

是为序。

说起写作

李杜

博主按：这是应太原晚报专刊之约写的一篇短文，那个专刊叫《校园周刊》，每期选五六位小记者的作文，然后请人评点，并配发该人的短文、照片、小传。

上大学前曾当过老师，初高中的语文都教过，批改作文自然是每周必做之事。然而近三十年没做这营生了，所以面对小朋友们的作文，竟有恍若隔世之感。不知道该怎样评价；就连自己写的这篇短文，也总觉见不得要领。好在是完作业，好赖完成了。晚报的副总编辑杨进兄电话说好，自然是抬举了。不过好不好其实也无所谓了，反正是已经见报。

既写了，且登了，就收在博客中，权为存档吧。

方家见笑。

我不是一个好的写作者，但却是一个喜欢、并一直坚持写作的人。

现在想起，最初引领我走进写作之门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教小学

语文课的吴富生老师；另一位则是一本书，叫《王老师和小学生谈作文》。         河北人民1963年版

吴富生老师个儿不太高，但在我的心目中却异常高大。他生性儒雅，说起写作

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尤其是一手好字：楷体、宋体、仿宋体、美术体，样样皆精。我小学时代的十多篇作文，就是他用仿宋体刻腊版油印而成为全校写作范文的。至今记起，那些散发着油墨香的腊版仿宋字，比后来所有铅字印刷的方块字，都要好看得多。

说来也可怜，小的时候，除了语文课本，再无什么读物。家境不富裕、无钱买书，并不是主要原因，主要的是：当时正处于中国历史上的文化荒芜期（也就是所谓的文化大革命），除了《毛主席语录》，再难见到什么有助于写作的出版物。也惟其如此，当吴老师将那本1963年出版的《王老师和小学生谈作文》赠送我时，我竟是如获至宝，满眼泪水。

俄国诗人马雅柯夫斯基曾说：书籍是我们的教师。比喻得非常好。但我说《王老师和小学生谈作文》是我写作的老师，却并不只是比喻，因为那确确实就是一个姓王的老师在讲作文。老师名有声，出生于1935年，曾                     河北人民1978年版

在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宣武师范任教。这当然不是我小时候就关注的，我

留意王老师的一些情况，是在上了大学之后。

那是1979年，我以省语文、数学第一名，总分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北大。报到后即去逛书店，居然一眼便看到了1978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3次印刷的《王老师和小学生谈作文》，我如逢师长或故友，赶紧买下，虽然我已经是大学生了。

回到宿舍后我即从头到尾翻了一遍：版权页上的印数为130001—4130000。看到这个数字时，我竟像第一次从吴富生老师手里接过书时那样，眼含热泪。

我知道受王老师恩惠的不只是我，而是数百万人。

因而说起写作，我只有感恩。

如果非要再说点什么的话，也就是王有声老师所说的那句话了：

作文难学吗？不。作文和说话是一回事。说话不难吧？作文也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