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眼睛||理论园地：韩庆成《中国诗歌印象》（总608期）

韩庆成：中国诗歌印象2013

韩庆成

新诗百年日益逼近，新诗重估渐趋激烈　　

随着新诗百年的临近，对中国新诗的整体性评价渐趋激烈。收录新诗近百年来一万多首作品，目前国内最大规模的新诗选本——《中国新诗百年大典》4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265万字的《中国新诗编年史》3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详细纪录了新诗创作、出版、活动事件，地域涵盖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这两部巨著试图从作品和史实两个层面，对百年新诗进行总结。4月，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首次把最重要的“年度杰出作家”奖授予诗人，似乎有意在新诗百年之际给早已在文学中边缘化的诗歌正名。

《中国新诗百年大典》甫一面世，其代表性就遭多方质疑。临近年底，重估新诗的声音在各种平台集中爆发。12月，诗评家徐敬亚在杭州“新诗百年：精神与建设的向度”主题论坛上提出，五四时期诞生的白话诗称为“新诗”，契合了当时求新求变的时代氛围，如今新诗已近百年，百年了就不应该再叫“新诗”。“新诗”这个词应该成为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在现在时的意义上停止使用。徐敬亚的观点得到与会者的积极回应，认为应该给予“新诗”更确切的称谓，有人提出可用“现代诗”替换“新诗”。

与徐敬亚认为“新诗”在内涵、外延、形式等方面已形成完整骨架的观点相反，诗人流沙河出语惊人，他认为新诗是一场失败的实验，除了徐志摩、戴望舒、海子少数几个人，以前的新诗创作包括他自己的作品都失败了，因此新诗仍需“继续实验”。流沙河的这一观点见诸报端和网络后，诗坛一片哗然，连他的“老东家”《星星》诗刊的现任主编梁平，也撰文认为“这样一个判断，毫无疑问是‘失误’的、甚至是‘粗暴’的。……我眼里的中国新诗是健康的、是不断进步而充满活力的。”

这种整体肯定VS整体否定的观点也出现在第三代诗人当中。11月，诗人韩东、野夫先在微博论战，接着在凤凰文化展开各自观点，对新诗特别是当今新诗、新诗的外部环境、新诗与时代的关系发表不同看法。野夫认为如今新诗平庸，是因为时代的“反诗性”。韩东认为当代新诗成就“非常了得”，并非“平庸”。双方对整个新诗发展史中重要的阶段“80年代”，看法也截然不同。野夫认为“80年代可以说是中国新诗最鼎盛的时代，前无古人，后至少暂时无那个时代。”韩东认为“那时候也不是全民的诗歌热”，“喜欢诗歌的人”“真正的比例是非常少的”，“当时没有人知道北岛”。

伴随这种整体性的重估，一些知名诗人和批评家还就新诗的细节发表看法。12月，谢冕在深圳出席“温馨阅读夜”活动时说，当今诗歌太注重个人感受，而忽视了批判功能。他呼吁诗人从智慧和良心出发，心怀天下，“对现实发言”。同月，沈苇在杭州说，当一个诗人置身于现实社会之中，远方的不幸常会刺痛我们的心灵，身边的悲剧更是伤及自身而不能置之度外。诗歌不能仅仅表达自我，还需表达他人处境。对他人苦难的同情，并非使我们显得高尚，其实仅仅隐含了强化灵魂活力、体验自我力量的朴素愿望。因此，在当下的语境中，要恢复诗人作为“种族触角”、“时代感应器”的特殊功能。11月，野夫接受凤凰文化采访时，严厉批评“诗歌不揭露现实，不批判恶世，而仅仅是附丽于这个末世的虚张浮华之中”，他反问：“这样的诗歌怎能走出困境?”12月，4年来5次访问中国，被誉为当代阿拉伯世界最伟大诗人的阿多尼斯在谈到诗歌的批判时说，“我是犹如中国作家鲁迅那样的批判者”。他婉转批评中国社会“过于物质化”，“缺少精神层面的东西”，而“没有精神层面，就不会有未来。”

面对批评之声，诗人也在反思自身的创作。翟永明12月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表示，早期的创作都是在一种封闭的状态下完成，而近年来的市井生活赋予她的诗歌创作以新的生命。在现实题材写作上，她“更多的是一个观察者，观察他人的痛苦，而不是我个人的痛苦”，从而对世界的认识更加深入。西川12月接受《中华读书报》采访时说，知识分子写作被批评最多的是其写作和社会生活没有关系，在有关知识分子和民间写作的争论之后，“我自己向现实生活打开的程度比以前宽得多。”

也有相当多的诗人对这种批评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诗歌是诗人内心的修为，因此必须与现实保持疏离。

剔开表象，笔者认为，对百年新诗的争议，其实质并不在于形式创新的成败，而在于新诗是否打破了格律诗象征的思想束缚，真正实现了自由意志的表达。这是新诗区别于古诗的根本所在，更是“新人”区别于“古人”的根本所在。近年来，民间诗歌提出的诗人首先是公民的观点，即是这种自由意志的体现。　　

国际交流增多，诗歌跨越国界

在中国新诗国际化的走向上，一方面，有人（如腾讯文化）以得不到国际承认为由全面抨击中国当代新诗，一方面，诗人内部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新诗无需得到国际承认，应走自己的路。面对2013年中的这两种声音，中国诗歌的国际化进程并未停止。这一年，是中国诗歌与世界诗歌双向交流频发的一年，中国诗歌国际化在官方和民间两条线上展开。

中国诗人走出去参与国际诗歌活动、获得国际诗歌奖项增多。与此同时，中国各地诗歌活动邀请外国诗人参与、把诗歌奖颁给外国诗人也在增多，呈现出互动的态势。

3月，德国语言和文学科学院将今年的“约翰·海因里希·沃斯奖”授予了“在翻译领域做出杰出成就的”德国汉学家顾彬，似乎表明西方开始重视包括诗歌在内的汉语文学翻译。顾彬还和中国诗人杨炼、王家新一起参加了5月举办的德国明斯特国际诗歌节。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中国诗人赵丽宏、王家新、毛秀璞、宋子江在多个国际场合获奖；而中国的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中坤国际诗歌奖，把奖项分别颁给了叙利亚、美国、波兰诗人。

6月，当今规模最大、历史最久、声誉最高的国际诗歌节——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首次以当代中文诗为诗歌节主题，并与中国网络合作举行国际同步诗歌活动。8月，第四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在青海举行，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加拿大、哥伦比亚等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位诗人参加。9月，中秋国际原创诗会在中华世纪坛举行，来自伊朗、美国、俄罗斯、韩国及包括台湾、澳门、香港和大陆在内的中国30余位诗人同台演绎原创诗歌。10月，第二届墨西哥城国际诗歌节拉开帷幕，墨西哥、中国、法国等20多个国家的诗人参加。中国诗人蔡天新担任揭幕嘉宾，并第一个朗诵了自己的作品。10月，中法诗人诗歌朗诵会在北京举行，中法诗人及首都诗歌爱好者近200人参加朗诵。11月，北岛任筹委会主席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再度在香港拉开帷幕，13位国际诗人和5位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的汉语诗人参会。与前两届不同的是，本届活动在广州、汕头和深圳设立分会场，凸显了“跨越边界”的国际理念。在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8月和9月相继举办了日本诗人谷川俊太郎诗歌朗诵交流会和比利时诗人杰曼?卓根布鲁特诗歌朗诵酒会。

我们同时看到，有一些被冠以国际字样的诗歌活动，内容却名不副实，国际二字继经济领域之后，在诗歌领域也出现被滥用的苗头。　　

微信诗刊横空出世，手机读诗来势凶猛　　

微博诗歌以其受众庞大、阅读便捷的优势成为新媒体诗歌的主要载体之一。2013年，微博这一近于垄断的优势被横空出世的微信诗刊打破，在以手机为主要终端的移动读诗领域，微信有后来居上之势。

一般认为，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手机阅读，将超越纸面阅读、电脑阅读成为阅读的主要方式和消费方式。手机阅读目前已经掌握年轻一代，因而必将掌握未来。手机诗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微信公众平台2012年8月上线，当时名为“官号平台”和“媒体平台”，并未引起诗歌注意。2013年8月，微信将平台升级，新的公众平台分成订阅号和服务号，组织和个人都可申请订阅号，用以群发文字、图片、语音内容。订阅号的申请、制作、发布都十分简单，微信诗刊于是像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

据不完全统计，以诗歌为内容的微信订阅号目前已有两百个左右，这个几乎是一夜冒出的数字应该不少于目前全国还在正常出刊的纸质诗刊的数量，堪称奇迹。其中，《为你读诗》和《诗日历》在不同的领域具有代表性。

相同之处是，《为你读诗》和《诗日历》都是每天发布的日刊。《为你读诗》的突出特点是其多媒体性和跨界性，以诗朗诵为内容，把人声、字幕、音乐结合起来，传递给受众的是听觉享受。跨界性在于参与者主要并非诗人，而以企业界和演艺界名人居多，这从其发起人阵容包括杨元庆、李彦宏、邓中翰、姜昆、张国立、濮存昕、吕思清、郎朗、于丹、陈鲁豫等可以看出。11月，《为你读诗》在北京举行了一场秋季音乐诗会，除上述发起人外，波兰驻华大使、冯小刚、朱云来、夏雨等各界明显纷纷参与，被指为“也许是迄今为止明星大腕最为璀璨的一次以诗为名的集会”。

《诗日历》作为一份以读为主的传统型诗刊（这也是微信诗刊的主体），其领先优势在于原创性、现场性和丰富性。它设有读诗、评诗、问诗/谈诗、首页四个内容版块，每期为读者提供从诗歌阅读、诗歌鉴赏到诗人问答、诗人谈诗乃至诗坛动态、诗歌要闻的全方位信息。其中最重要的读诗、评诗栏目发布的作品，基本都来自《诗日历》主办网站会员的最新创作，以及作者向《诗日历》邮箱和网页投稿区的直接投稿。首页的诗歌报道和文章有相当部分是“本网讯”和“本刊讯”的原创消息及首发专稿。在内容的时效性上，《诗日历》被誉为中国诗歌的“第一现场”。12月，《诗日历》启动“走进校园”活动，在第一站寿县一中，650位师生聆听了“青春的诗意”的演讲。

诗歌的短小精悍非常适合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碎片化的阅读时间，微信诗刊借助手机阅读，有望成为诗歌重回大众视野的主要推手。　　

经济实力掌握话语，诗歌活动喜忧参半　　

2013年，各地纷纷举行各种诗歌活动，经济实力掌握诗歌活动话语权的趋势日益明显。

首先，从地域上看，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举办的诗歌活动规模大，数量多，以广东为例，每年举办诗歌活动不下数十场，而有些内陆省份，全年基本看不到像样的诗歌活动。其次，各种诗歌奖有比拼奖金的趋势，一掷万金不再鲜见。以民间诗歌奖为例，前几年，奖金大多数千元，为降低金钱色彩，有的奖项有意把奖金定为9999元，以回避万元关口。但近两年，随着曾为诗人的企业家回归诗歌的增多，奖金也呈几何级增长，短期内连续突破5元、10万、50万等多个关口。也许是有意要把湖北首富设立的某诗歌奖的10万奖金踩在脚下，湖北咸宁10月宣布其举办的诗歌大赛一等奖奖金为50万元，该奖金由湖北另一位企业家出资，将创下迄今为止中国诗歌单项奖金的最高纪录。与湖北的一奖惊人不同，湖南诗人企业家金迪出资设立的金迪诗歌奖，创下一次奖励诗人最多的纪录。12月公布的首届该奖，获奖诗人多达128位，总奖金突破20万元。在相对偏远的省份贵州，因诗人企业家漠血的资助，得以举办了首届贵州诗歌节，并颁发了尹珍诗歌奖，据主办方透露，这两项活动耗资超过百万。

奖金多、奖励的诗人多，对当今穷困的诗歌来说有其积极意义。越来越多的诗人企业家对诗歌进行各种形式的反哺，客观上推动了诗歌事业的发展。

在政府、企业、个人出资开展诗歌活动的同时，高等院校也参与到资助诗歌的行列。1月，四川师范大学文理学院宣布从2013年起，五年投入1000万元，参与主办资深诗歌刊物《星星》，有意把《星星》打造成诗歌刊物的航空母舰。作为这一计划的起步，《星星》本年度每月出刊三期，超过了中国作协主办的《诗刊》的出版密度。

令人担忧的是，在诗歌活动趋向红火的另一面，一些严肃的诗歌活动却因为经费问题难以为继。已成功举办十三届的北京大学“未名诗歌节”，2013年就因为缺钱而停办。这个每届为期一个月的诗歌节是中国第一个诗歌节，每年3月26日举办，是为了纪念诗人海子。这个具有广泛影响的诗歌节的停办，对有着辉煌历史的中国校园诗歌无疑是一个打击。　　

乐趣园埋葬论坛，流派网重整旗鼓　　

2010年上海世博会前夕，位于上海的国内最大诗歌网站乐趣园被关闭，建于其上的千家诗歌论坛一夜之间灰飞烟灭，被称为“中国网络诗歌最黑暗的一天”。从此，诗歌论坛一蹶不振，诗人们把网络视线纷纷转向博客和刚刚兴起的微博。

2013年，这个状况被根本性逆转，以中国诗歌流派网为代表的诗歌论坛再度崛起，重新成为诗人交流的主战场。

如果把博客、微博比作私人客厅，那么论坛无疑是城市广场。它海量的吞吐能力，强大的交互性（无需粉丝/关注），没有限制（如字数）的自由发表，日益完善的手机版本，让诗人可以随时随地聚在一起自由交流。以中国诗歌流派网论坛为例，2013年平均日发帖量超过4000帖，每天同时在线突破1万人次，各地建在网站的群组论坛接近500个。12月，德国《南德意志报》、瑞士《新苏黎世报》、《伯尔尼日报》等欧洲重要媒体，在关于中国网络诗歌的大篇幅报道中，认为这在整个欧洲都是无法想象的奇迹。5月，《人民日报》在《当诗歌遇上新媒体》一文中把目光投向诗歌论坛，认为“2011年，中国诗歌流派网上线”，让诗歌论坛从此再度活跃起来。

中国主流文坛2013年也罕见地给发源于论坛并以论坛为主体的网络诗歌以高度评价，4月，中国现代文学馆发布《2012年中国文学发展状况》报告，指出网络新媒体给汉语诗歌创作带来新的空间。11月，由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诗歌研究机构主办、众多国内权威专家学者参加的“中国现代诗歌语言与形式学术研讨会”，肯定了网络新媒体对现代诗歌的积极影响。1月至9月，中国诗歌流派网联合11家诗歌纸媒和机构，发起主办以论坛为唯一阵地的2012“中国好诗榜”评选活动，最终评选出12首上榜诗歌，其中《纸上还乡》一诗受到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主席BasKwakma和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小雨的高度好评。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诗歌论坛举办的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诗歌评选活动。

诗人杨炼认为，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诗人从曾经的舞台中央被推向了边缘，是网络让诗歌隐藏的力量重新现身。诗歌批评家吴思敬认为，网络使很多被埋没的诗人在诗坛得到展现。诗歌翻译家李笠认为，网络给了诗歌助推的力量，网上发表诗歌、欣赏诗歌的人现在很多。诗人叶匡政认为，诗歌更适合网络时代的写作和阅读。诗歌批评家徐敬亚、诗人严力与多国诗人探讨把诗歌节延续到诗歌论坛长期举办的可能性，以弥补诗歌节在时间上只能浅尝辄止的遗憾。可以预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诗歌论坛将继续担当网络诗歌创作与交流的中心角色。　　

离去的背影，疼痛的诗歌　　

2013年的诗歌，时时笼罩在一种疼痛之中。今年10月8日是顾城辞世20周年，北岛主编的《今天》推出了“纪念刊”，凤凰网文化频道出品了有关顾城的首部纪录片《流亡的故城——纪念顾城逝世二十周年》，这也让诗人的纪念开始从纸面走向荧屏。

2月14日，农历正月初五，人们还沉浸在春节的喜庆之中，中国诗歌学会会长雷抒雁凌晨病逝，距他接任会长不到10个月。这一天，是青年诗人小招两年前的自杀日。11月12日凌晨，中国诗歌学会新任会长韩作荣病逝，距接任会长仅5个月。纪弦、牛汉、郑玲、冀汸这四位象征着新诗历史的老人也在7月、9月、11月、12月相继去世……从年头到年尾，这些离去的背影带给诗的哀痛，几乎笼罩了整个2013年。

还有一种疼痛应当提及。11月，诗人梁小斌脑梗住院，因无医保而在微博和网站引起广泛关注，继而引发纸媒介入，包括北岛在内的不少诗人和读者慷慨解囊，帮助这位写过《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的朦胧诗代表诗人。

梁小斌的遭遇一方面形象地诠释了诗人的弱势，一方面也暴露了现行医保体制的弊端。诗歌需要表达对他人苦难的同情。诗人的这句话通过梁小斌事件，不仅印证了其良知的必要性，更印证了其时代的紧迫性。

诗人与富豪榜

韩庆成

2011年中国作家富豪榜出炉了，同往届一样，诗人再次榜上无名。

这不奇怪，因为它真实地反映了诗人/诗歌的现状。这个现状包括：诗歌读者少；诗集销量小；诗人基本上拿不到版税，很多诗集都是自费出版；一些诗歌杂志发表诗歌不付稿费；某省级文学奖评选，诗集全军覆没，原因是参评诗集都是用丛书号出版，不符合评奖要求……等等。

另一个现状是，诗歌严重脱离现实，脱离生活，脱离读者，这是诗歌逐渐被边缘化的主要原因。有人说，诗歌没有读者，是因为物质化/商业化的时代人们没有时间、没有兴趣阅读，这次作家富豪榜的发布恰恰否定了这一点，郑渊洁的童话销量高达1.8亿册，韩寒的现实题材作品版税也达到了600万。既然看长篇小说有时间，看短短几行至几十行的诗歌怎么会反而没时间呢？可以看出，读者不是没时间，而是没愿望。三个脱离，是扼杀阅读愿望的元凶。

作为一个写诗的人，说实话，很多诗歌我也不愿意读，读不下去，读不明白。很多时候，我宁肯泡在微博，因为微博里有鲜活的现实事件，有真实的时代气息，它能时时激发你作为一个公民的参与意识，一个被现实生活抛弃的“主人”，在这里找到了“主人”的感觉。因此，我不止一次呼吁过，诗歌必须向微博学习，必须放下3000年的老者架子，虚心向这个两岁多的天才孩童学习，学习它的参与、介入、干预、反抗，一句话，要从虚无缥缈的天上回到真实的人间，要说话，说老百姓能听明白并喜欢听的话。只有他们喜欢听了，才有可能喜欢买。“就文体的短小精悍而言，诗歌是仅次于微博的文体，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诗歌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诗歌的短小精悍，也让诗歌成为适合在网络时代进行及时干预的文体。”（拙作《诗歌的干预》）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我知道的诗人中，不乏富豪，有的财富甚至超过了这次富豪榜的上榜作家。但无一例外，他们的财富不是通过写诗，而是通过经商等其它方式取得。在诗歌中远离现实，在经商中咬紧时代，这样一个现象，值得反思和解读。

下半身垃圾派废话派拓展了诗歌边界

韩庆成

在网络出现之前，实际上已经有了诗歌应该怎样写，也即诗与非诗的问题。网络普及之后，作品发表的随意性让诗与非诗的问题迅速而严峻地凸显出来。那么，诗歌有边界吗？如果有，它的边界在哪里？

与网络一同成长起来的90后，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也是分化的，有人主张更宽容，有人主张更纯粹。主张更纯粹的，其观念甚至比他们的前辈更保守，这从他们中的少数人否定口语诗可以看出。

诗歌当然是有边界的。但诗歌的边界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否则，就不会有白话诗，就不会有朦胧诗，就不会有口语诗，就不会有从李金发到知识分子（学院派）写作的以技术性为特点的西化语言的诗歌。我们看到，网络新媒体崛起以来，诗歌的边界正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大拓展，这种大拓展带来的革命性文本，既令诗人、同时也令批评家措手不及。很多否定性的评论，实际上反映了新媒体时代诗歌观念的滞后。

用理性的眼光来观察，自网络发轫的下半身、垃圾派、废话派的诗歌写作，是上述革命性文本的主体，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语言的口语化和表现的“低俗化”，从内容到形式都接近彻底地改变了传统诗歌的面貌。我们应当看到，下半身、垃圾、废话外衣所包裹和遮蔽的，是诗人深入骨髓的叛逆精神和不妥协的批判意识。叛逆，是针对第三代诗歌以来“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唯艺术论”的避世取向；批判，是针对公平、正义和信仰严重缺失的生存现实。这三次网络诗歌运动接连发生，并在较长的时期内叠合并进，其激进的独立和自由观念，具有反官方的鲜明的在野特点，因而这三次诗歌解放运动都未得到官方诗界的认可，它们中部分极端的诗歌文本，还成为被批判的口实。虽然我个人也质疑三次运动中产生的极端色彩的“出界产品”，但从诗歌史的角度，我仍然认为三次运动是这一时期中国诗歌的主要收获，是诗歌进入网络时代后的必走路径，它彻底改变了大众范畴的网友对诗歌的印象，也是说说、微博等短平快新媒体平台诗意文字得以爆发的认识基础。因而可以说，中国新诗的百年历史，就是诗歌边界的拓展史。

诗歌内容与诗歌技术

——在韩庆成诗歌颁奖仪式上的发言

木叶

诗人韩庆成谦虚而认真，我们曾经花过半个下午的光阴，在卡夫卡书店里交流过有关诗歌对于社会的干预问题。诗歌干预生活，至少在干预诗人自己的心灵生活，这应该是无需讨论的一个自明的问题。庆成单独把它掂出来加以强调，而且更偏重于指向诗歌对于当下社会的干预，我理解为这是出于庆成人到中年，阅世已深，骨鲠在喉的担当。

怎样干预呢？在庆成，他曾说“我也想把诗/写得含蓄美好一点……”《短信》)。这究竟是庆成的无奈，还是诗人的有意识选择？我不得而知，只能说从庆成的近作来看，就最简单的层次而言，庆成干预的角度，在更多地关注恶，写恶。他试图揭露真相，用他的思考，和思考之后凝结出来的诗句。

从最为接榫我们当代的文学传统来看，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艺作品的兴起和现代派在美学意义上的快速转型，是包括诗歌在内文学干预社会生活的集中表现。但说到底，这些归纳都只是概括性的勉强的语词指称，我更愿意引用佛经的前四个字来总结：对于一位严肃的诗人来说，在他的笔下，永远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忠实地写下“如是我闻”。“说出”，也是一种干预。

庆成在努力去做到。这得益于他中年的澄明，无论是智性上，还是情感上。这在《致艾》（艾青）里可以看到：

……三十年代曾闪耀过的血液

正在新的躯体里奔腾，不合时宜地成为异端

在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巢中孵化，生成交点，并以不合作的方式

重归碎片。他叠加永久，他知道，在钢铁的骨架生锈以后

永久只是词汇，从口中出来，在文本中排列，然后消失

他已不再说话，以行为的方式进入你的房子，这是一次彻底的前卫

用他艺术的胡须在你的血液中搅拌，由缓而疾，我听见飞机起飞前的轰鸣

这是他发出的诗歌，一首无字的诗歌，在你遗留的房子里

开始一个人的展出

这首诗庆成写得少有的情感深稳。这必然是因为庆成对脚下这辽阔的土地同样也爱得深沉而饱含泪水，是七十年前中国诗人关于爱，同情，民族，强大等等思考在当代诗人中的断点续传。

我喜欢“无情地”宰割一首诗，看它的五脏六腑，看它究竟从何而出。庆成的一些诗歌中，逻辑与情感泯合，尤其在一些略显精致的小诗中，比如《除夕》、《猪》等。《除夕》、《猪》这两首诗很精巧，同为两 段，四句：“最后一刻/天下反了//无数的爆竹像子弹/射向黑漆漆的天空”、“声音小的鸡鸭鹅/悄悄就被主人宰了//是猪/让我们听见了屠杀”。这两首，以及《月全食》的最后一段（“而最黑暗的时刻/最短命 ”），意象新奇，结尾的两句都收到了某种类似警句的效果。相比之下，在另外一些诗中，包括《中秋夜》、《填空题》以及《中国人物组诗系列》等，思考的痕迹比较明显，也就是说，读者能够较为明显地看到思考推动着诗句前行。因此前面提到的“如是我闻”，被进一步引向“如是我思”、“如是我感”。

干预本来就是人类伟大的诗歌传统，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杜甫，还是波德莱尔。感动人心的诗歌在很大的意义上，在于直面人生、直面时代，因此或隐或显地都在表达着对于时代生活程度不同的干预。有时候，不合作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合作——与上天或道对话，因此陶渊明的诗歌、王维的诗歌，隐逸之气感动人心的，仍然是因为字里行间弥漫着诗人对于心灵与生活的干预。当然，他们更多地只是在诚实地“说出”。

对于重视诗歌的“干预”来说，我的理解是庆成可能不仅在努力“说出”，而且努力想审恶，而且正在认真地做。这种审恶，我姑且称之为“大声说出”。没有理由不向他致敬。关于恶，这里想补充一点，历来认为美的对立面是丑。其实不是，是恶。一般而言，恶的外在表现形态是丑，它具在、可感，令人愤慨，诗人也容易下笔把握。如果进一步地干预，那就是审恶。审美的审，是审视的审；审恶的审，是审问的审，二者有着不同。

如果诗歌也有生命，我们询问它，干预应该显现为何种层面上的干预，它会怎样作答呢？它可能会显得左右为难。因为就诗歌本身来说，它无法反驳也无从反驳。诗歌史无法指证任何一首诗不是出自干预，也无法指证一首诗的功用和目的仅仅在于干预。

本文开头泛论的干预是“如是我闻”，就审恶而言，则引申到了“如是我思”和“如是我感”。这里面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就人类的智力而言，“如是我闻”并不能保证它的精准性，充其量只能保证言说者的诚实；“如是我思”和“如是我感”更是难以保证思与感的精准与正当。如此，仅仅在内容上，诗人就已经注定要高空走钢丝了，更何况，“大声说出”对于写作技术有着更高的要求。因此借此机会，我想和庆成探讨的问题是，如果我前面所述大致不错的话，除了“说出”，就进一步的干预而言，诗歌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审恶，诗歌意义上的审恶究竟该怎样完成呢？因为从浅显的意义上来理解，“大声说出”较之于“说出”，带有一定的限制性，因此也更费力，更不容易做好。

这应当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我和庆成先生的思考有交集，但也有细微的不同：我同时更强调诗歌写作的技术——在庆成诗歌而言，是怎样审恶——怎样“大声说出”，怎样保证“如是我闻”、“如是我思”与“如是我感”在诗歌意义上的同一。内容从技术中溢出，诗歌因为技术而保持诗歌自身，表达它对于这个世界的干预。庆成也认同。因此我仍然觉得，从诗歌写作技术到干预的深度与广度而言，包括陶潜和王维，包括哈菲斯与布莱克，仍然是我们值得礼敬的榜样。

再一次诚挚地祝贺庆成先生获此奖项！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六日

心像之隐和镜像之锐

——简说韩庆成五首微诗

赵初荻

我曾经在流派论坛，就诗人或诗歌的责任和担当，与一些诗友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其中也涉及韩庆成倡导的“干预体”。隔以年月后，新近读了韩庆成的五首微诗，才深度理解他的“干预体”及其用意。尽管每次读他的作品，我依然习惯把艺术性放在首位。这样说，并非否定他诗歌的艺术含量，而是希望他在创作中，能够借用诗歌的艺术特性巧妙包装思想性，把“铁钉”放在“布袋”里，把“匕首”藏于“丝绸”中。

巴尔扎克说：我企图写出整个社会的历史。这个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学家，善于化笔为刀，致力揭示社会黑暗，于窒息中愤懑批判现实的原罪。但他并不是呼喊式的批判、口号式的抨击，而是运用各色人物的命运，不动声色地呈现和指认当时的黑与丑。他作品的批判力，像宏大的闪电撕开乌云，驱逐黑暗，成为光明的指引。他是继蒲鲁东之后，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代表之一。在他，文学不只是一种艺术形式，而是一种社会使命的载体。高尔基把批判现实主义称为“十九世纪一个最主要、而且是最壮阔、最有益的文学流派”。期间，相继涌现出了司汤达、狄更斯、莫泊桑、果戈里、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一大批著名作家及其经典名著。他们的创作史以及作品蕴含的思想性，始终散发着熠熠光芒，洞见苦难，引照后人。

我由此猜想，韩庆成的诗歌写作是否多少秉承了批评现实主义的风格与要义，“干预体”或是他西为中用的一种巧妙转化。和以往一样，这位“干预体”的倡导者，在行文中让语词保有足够的警醒与锐意，借用某些镜像的微光折射现实的阴影，又假以心像的碎片拼出当下的丑陋，并试图通过诗意的击打让不公之处恢复应有的规整秩序。尽管韩庆成把这种表现手法命名为“干预体”，但追本溯源，其倡导的风格、精神以及旨意，无不显露了批判现实主义的痕迹。

 《信访局》

如果泪水可以作证

请让这漫长的队伍出庭

这首《信访局》采用截图式的写法，其功效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异曲同工，文体上的批判，事实上的审判。审判长是诗歌，还是甚于防川的民声？如果借用一个久远的典故假设江河之水饱含了泪元素，那徒劳的堤坝要筑到多高才算稳固，才能以大山的形状遮住白蚁的巢穴？

诗歌创作来源于想象，借力于想象。诗歌艺术，可以说是想象的艺术。具有丰富阅历和洞察力的中年诗人韩庆成，我欣喜地看到了岁月与苦难并没有磨损他的想象，反而把他的想象力砥砺得更为精准和锋芒。

《除夕》

最后一刻

天下反了

无数的爆竹像子弹

射向黑漆漆的天空

此诗中，“除夕”不再是一个名词、一个节日，而是一个隐喻的节点；“爆竹”，也并非个物，而是平常镜像在诗人心像上爆破后形成的寓言光影，带着流星的指向。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似乎看见韩庆成在除夕夜买醉，在星空下长啸。

但更多的时候，韩庆成是无比清醒的，也是非常睿智的。在《坐和谐号从宜昌东到恩施》中，我读到了他的智性诗写。“和谐号、宜昌、恩施”三个名词，经诗人的巧妙组合，具有了只可意会的象征意义。“光明稍纵即逝”，“仿佛黑暗才是永恒”，在行进的动车上，再长的隧道，也有尽头，也挡不住滚滚车轮。

写到这里，我又一次想起之前的辩论：诗歌具有唤醒和拯救的力量吗？为此，我想说：诗歌的拯救之力，稍后再予浅探，但其唤醒的功力该是有的，对人，对猪，对一把沾满鲜血的屠刀，乃至轮回的万物。

 《猪》

声音小的鸡鸭鹅

悄悄就被主人宰了

是猪

让我们听见了屠杀

几年前，因为一项业务，我在河南巩义呆了一段时间，谒访了杜甫墓。这位一生贫穷的诗人，用他的诗歌在民间发声、代民众发声，死后葬身之地也如他生前一样潦倒。血色的夕阳照在荒芜的墓地，秋风吹起落叶，惊飞的寒鸦在秋意的背景上像极了落魄的杜甫。而高天上慵懒的流云，使我想起了李白，想起这里也曾是盛唐的江山。这两位风格迥异、命运迥异的大诗人，是否知道一千二百多年后的今天，安徽也出了一个以诗歌代言民心的男人？如果他们读到这首《宫墙》，是否会击节赞叹？

《宫墙》

历代的主子

何曾有过千万疆土

他们搂着入梦的

只有这宫墙内的山河

尽管我与韩庆成素未谋面，但对他诗写的关注从来没有间断。曾经一度，也探究过他倡导的“干预体”。读了这五首微诗，我想说，韩庆成坚持的是一种人文关怀以及由此衍生的愤懑和悲悯。我更想说的是，希望这种“干预”在揭露的同时，多一些向善向美的引领，因为诗人的责任，不仅是打破，还要担负重建。

附：《微诗五首》

韩庆成

《信访局》

如果泪水可以作证

请让这漫长的队伍出庭

《除夕》

最后一刻

天下反了

无数的爆竹像子弹

射向黑漆漆的天空

《坐和谐号从宜昌东到恩施》

隧道与隧道之间

光明稍纵即逝

仿佛我们一直在往地下走

仿佛黑暗才是永恒

《猪》

声音小的鸡鸭鹅

悄悄就被主人宰了

是猪

让我们听见了屠杀

《宫墙》

历代的主子

何曾有过千万疆土

他们搂着入梦的

只有这宫墙内的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