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眼睛||理论园地：谢冕篇《从梦幻到锋利---谢冕评施施然<青衣记>》（连载5）（总720期）

谢冕，1932年1月6日生，福建省福州市人。曾用笔名谢鱼梁。汉族，中共党员。1945 ——1949年在福州三一中学就学。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60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谢冕1948年开始文学创作，曾在《中央日报》、《星闽日报》、《福建时报》等报刊发表诗和散文等。50年代开始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以及诗歌理论批评。著有学术专著《湖岸诗评》、《共和国的星光》、《文学的绿色革命》、《新世纪的太阳》、《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化研究》（合著）、《1898 ：百年忧患》、《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十余种，以及散文随笔集《世纪留言》、《永远的校园》、《流向远方的水》、《心中风景》等。谢冕还主编过许多大型丛书，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10卷）、《百年中国文学经典》（8卷）、《百年中国文学总系》（12卷）等。专著《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优秀成果奖。

现为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并兼任诗歌理论刊物《诗探索》主编。

谢冕评施施然《青衣记》：从梦幻到锋利

文/ 谢冕

她送给我一幅画，画的题目就是“青衣”。画面上，一位身着青衣的女子，斜襟，滚边，宽袖，绾着发髻，戴着耳坠，手持绢扇，她微颔着。她的身后是一幅画，一袭荷塘，一片青青的荷叶。那女子眉目含情，沉湎于她的梦境，若有无尽的遐想。我顿然想起那悠远的诗句：“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好像是在为此画作注，一想那作者的身份经历，发现不对了。我看过青衣作者的画册，那里有许多画，都是这样一些做梦的女子。她们大多穿的旗袍，也有穿民国时期的曳地长裙的，旗袍有的高领，有的无袖，有的开叉，她们都绾着发髻。这些年轻的旧时女子，总是慵懒地半倚着，身边要么是一盆兰草，要么是一杯茶，周围总绕着香气。她们都在沉思，总是风情万种。她们有自己的言说，“我们在古书里私定了终身”，又诡秘地宣告，她们在“预谋一场两千年后的私奔”。

这些诗和画让人确信：不论她在写什么，她都在写她自己。也许沉吟，也许默想，不论书卷香炉，不论庭花阶草，她都把自己的心儿魂儿贯注其中，她审视，她沉思，她书写，那些诗、那些画的主人公就是一个人：清清爽爽的她自己。画里诗中，一样的静谧、娟秀，一样的清雅、含蓄，却是深蕴着内心的不宁甚至不羁。读她的诗，也如读她的画，让人觉得她就是她所心仪的旧时闺房中的那位淑女，或者就是那个在碎石小巷里款步花阴的持伞女子。施施然的诗呈现的是她钟情和心仪的场景，包括她十分享受的那份也许显得过时、甚至正在或已经消失的情调和韵致：品茶，浣衣，莳花，焚香，在这样的环境里作画或写诗。她把喧嚣的、甚至鄙俗的世界隔在窗外，她一厢情愿地固守着自以为是的、甚而是远离红尘的那份宁静与清寂。

那个穿青衣的女子坐在那里，她就是那个刚才在柏林禅寺合掌进香的女子。她身前身后是一派春景，丁香湖面的冰层在消融，麦田在返青，她看到路边的桃枝在微颤。她有一份欣喜，也有一份伤感。这份伤感在于她知道生命的后面是不可拒绝的。在苗寨写生时遇见马厩里的马，与生俱来的缰绳，役使，无自由的劳苦终生，不可预知的命运。她悟到生命是如此艰难。思忖是这样的深邃，思忖的尽头却有无尽的悲凉。诗人写的、画的都是平常的情感和物事，却总是绰约地、隐秘地缠绵于那种难以掩饰的清雅之中，这是她的寄托。江南，旗袍，还有她不曾亲历的民国，这是她所偏爱的。她喜欢旧时代的美，因为她认为这些是与民主、自由、憧憬和开放相联系的，她喜欢做梦，她力图挽留那逝去的美丽。

我们可以说她远离尘俗，也可以责她曲高和寡，但说真的，当我们无计摆脱周围的一切袭扰时，她营造一番梦境借以获得自身的安逸，既不伤人，又能益己，这又有何可责难的？然而，“我还在恶狠狠地信仰着唯美主义” ：“我是说关于情感，我还生活在蒸汽机时代。就像昆曲的水磨腔在女人的喉咙中碾转，我还在过时地信仰着一种慢。”在这位痴心的唯美主义者那里，简单地指派她的“天真”或者“稚嫩”，却是不可原谅的误读。是的，作者是年轻，但年轻和阅世之深并不相悖，要承认一些人是早慧的。她说过：“我的眼睛只看见美的东西，世界已是满目疮痍，能看到美，才是一种能力。” 又说，“为了彻底地收服偶尔不老实的日子，我给它饮下抒情的砒霜。”

施施然《青衣记》

年纪轻轻，内心却深邃，在有关世道人心上，她的关切和悲悯出乎我们意料。她的很多诗作以“记”为题，都是一些有感而发，丰富的众生相，深刻的入世感，在那里，她几乎换了一个人，她的辛辣甚至激愤，使我们不能不另眼看她。她有温婉的一面，也有“狠”的一面。要是我们只看见她的优雅，忽略了或无视于她的另一面，那也是一种阅读的遗憾。她的一些诗均以“记”为题，如《批判记》、《模特记》、《先锋记》、《除夕记》等，即使不用“记”，也都是叙说日常的所见、所闻、所思，她并不是只生活在往昔的时代和虚幻的梦想中。她有自己在场的关切和思考，她的锐气甚至出人意想。《批判记》中的反讽就很有力：

批判星星，指责它不复魏晋的皎洁

批判制度，把独裁者推下神坛

碎片用来装饰你的前胸

批判李白，揭露他隐匿的功利心

批判杜甫，杜甫居然很忙----

读着这些言辞，我们不啻于发现了另一个施施然：温柔转向于锐利，真实替换了梦境：她与我们同样地感受着现实的焦躁与忧虑，她拥有自己的深刻和锐利。当然，即使如此，我们依然十分享受她平常时节的优雅和华丽。我和作者是隔代人，但我们在亲历与非亲历之间找到了连接点，她发现民国的可爱之处，我发现民国的不可爱之处，她的缅想与我的追怀重叠了，我们拥有了共同的梦境。我和她只见过一次面，那次见面是我在忙疯了的时候的一个匆匆的晚会上。更不妙的是，我把我们见面的城市记错了，是她纠正的。当天夜晚，人很多，有人介绍，但我没有记住。她的形象是后来从画册上看到的，我惊奇地发现，她画中的人物都像她本人。这才有了我先前的判断：她写的就是她自己。

原载《文艺报》2014.7.21第六版头条

谢冕：少谈些主义，多写些好诗

谢冕 姜梦诗

尊重所有人发表的意见

晶报：本书中文章的选择您有参加吗？

谢冕：是古远清教授选的，不是我选的。他无需经我同意，这是他身为主编的权利。因为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他很了解我，知道我人生的态度，处理问题的角度和立场，他完全不用征求我意见。

晶报：书中《争鸣》的部分，收集了韩石山的《谢冕：叫人怎么敢相信你》这篇文章，是关于您主编的《中国百年文学经典文库》的质疑。您当年选择了不回应，如今您有话想说吗？

谢冕：不仅是编“文学经典”的问题不回答，关于朦胧诗的问题我也没有回答。不用回答，一个人做事自己要承担，无论做对还是做错，都要承担。我不是圣人，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不可能保证我的言论没有缺失、保证我的行为都非常正确，这就是我立身的一个宗旨。至于说我的言论、我的学术观点的发表，这些行动、行为都是我经过考虑而做的，不是别人代替我的。这样的话，就不用讨论了。而且我尊重所有人发表的意见。每个人的立场、涵养、角度、出发点都不同。我们能要求所有人都和你一样吗？那样的话世界不是太单调了吗？千人一面、万人同腔，同一个声调多没意思啊！

世界本来是多样性的，社会是非常多元的，观点——特别是学术观点，更是这样。学术发展是通过辩论、通过非常激烈的论证、讨论逐步走向大家的共识，走向进步。我不回答不是我觉得我多高明，而是想着一是尊重他人，一是尊重我自己。我表达了，这是我权利，别人对我批评，那是他的权利。我觉得当一个社会大家达成这样的共识的时候，那它就是健康的，我希望我的行为能够促进学术的健康发展。所以，不用回答，让大家展开讨论。事实证明，我这样的做法效果是很好的。

最难受关于“沙扬娜拉”的误会

晶报：那您不怕被别人误会吗？

谢冕：人能不被误会吗？你没有被误会过吗？你的亲人、朋友都误会过你的，所以不用怕的！咱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日久见人心”。时间久了，大家就明白了。可能有误解，误解来的时候可能你是非常难受的，不是快乐的事情。

我最难受的事情是关于“沙扬娜拉”的误会，就是书中《冤案》的部分。这个事情比“文学经典”的事让我更难受，因为不是我做下的错失，而且我没办法去声明或者回应！这是对我伤害最大的地方。幸好我还保留了当年的信，并且在书中收录了，能够证明我自己。

晶报：您如何看待当代诗坛？

谢冕：诗歌有批判的功能，诗人是我们民族的良心。良心嘛，就要对现实发言。社会兴衰、天下兴亡、世界风云都不关心，写诗何为？诗歌的功能是多样的，诗歌也有让人愉悦、让人修性、让人赏心悦目的时候。但诗人的自私是最要命的，在这边絮絮叨叨没完没了地写自己起床、吃饭的感受，写得好固然可以，但是不能老是写这个。从智慧和良心出发，诗人应该心怀天下。现在问题是拿这些说事，他们是不接受的。他们在自我逃避之中认为自己是天才、天下第一。对现实的观察、审视提出自己意见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兴衰、天下兴亡、世界风云都应该在诗人的心中。伟大的、杰出的诗人有很丰富的内心世界，有非常甜蜜的关于爱情的描述，但是他的伟大可能更多的表现在对社会的关注。比如陆游就是这样，有钗头凤，更有铁马金戈。

海子之后没有重要的诗人

晶报：会觉得当下诗歌陷入阅读死角吗？

谢冕：我不认同，诗歌不会死。它的生命与我们大家的生命、文化传统紧紧相关。不必为诗歌悲观。等哪天真正发生了诗歌死亡，那人类也灭绝了。我跟很多读者一样，都有一种焦虑，海子之后没有重要的诗人、伟大的诗篇。诗歌的写作、发表是非常多的，我很高兴看到这个局面。中国爱好诗歌的人非常之多，发表也非常之多，诗歌的活动也非常之多，出版、研讨会、诗歌集、评奖等等。但是好作品真的太少。

这个问题很复杂，国家不幸诗家幸，太平盛世不容易写诗这是事实。战乱的时候颠沛流离、国破家亡感触颇多，非常刻骨铭心。欢乐时词难工。这不能怪时代，但是当代没有忧愁吗？就那么充满快乐、甜蜜吗？是不是还有忧患呢？可是为什么没有把潜在的忧患表现出来呢？我认识一个日本诗人叫做谷川俊太郎，他有首歌让我非常感动，题目叫《小鸟在天空消失的日子》。意思是说，一旦小鸟在天空消失，影响非常恶劣，因为生态环境被破坏，但人们还在照样欢乐。这首诗让我感动，中国没有人写这么动人的诗，没有这么深的忧患。我们现在很多地方小鸟没有了，青蛙也没有了，可是没有人写呀！我们的生活太平、甜蜜、物质富足，但是忧患藏得太深了，诗人发现了没有？你没有发现蛙声没有了吗？这是我们的悲哀呀！我觉得我们诗歌的理念上也有些偏差。

晶报：现在还有新诗歌流派崛起的可能性吗？

谢冕：流派的分别不代表诗歌的分别。与其说新的流派不如说新的思潮，这个措辞更好。现在我的观点是少谈些主义，多写些好诗。好诗是不论主义的。主义再好， 诗写不好也是无用。我曾说过展望新的世纪，希望有奇迹发生。过了十年，奇迹没有发生。艾青他们造成20世纪的繁荣，也许造成新世纪繁荣的人正走在路上。

我们今天的诗人缺少什么？

——访北大中文系教授、诗评家谢冕

作者:中国艺术报

毫无疑问，谢冕是诗评界的泰斗。尽管也许有些年轻人对此存疑。

82岁的谢冕，依旧葆有一颗童心，一颗赤子之心。说他有童心的时候，他反问道：你是说我幼稚吧？然后是一大串谢冕式的爽朗的哈哈大笑。

在诗仙李白的故里逗留不到一周时间，谢冕就和酒店门口胖胖的保安成了“勾肩搭背”的好朋友。酒店里的服务员给每个房间用毛巾叠出可爱的天鹅、鳄鱼等小动物，很多人笑笑，谢冕认真地给酒店写了感谢信，酒店经理找过来问：真的是谢冕给我们写的信吗？激动地要跟他合影。于是就合影。谢冕说：这不就是美，不就是艺术吗？

见过谢冕的人都被他的热情、他的童真感染。

谢冕说，诗人要有一份天真，诗人和一般的人不同，和当官的人、经商的人，甚至和学者都不同，就是要用天真的眼睛、天真的心灵去观察去拥抱世界，所以孩子是最天然的诗人。一个孩子对蝴蝶讲：你是一朵会飞的花吗？这就是诗。

诗歌是做梦的事业

对人如斯，他对诗更是一腔真诚。在谢冕眼中，诗歌是梦想的，是做梦的事业，是最美的事业。正如斯蒂文斯说：诗歌是最高的虚构。为了一个美貌的女子，发动一场战争，历史上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故事，比如中国的西施，西方的海伦，漫长岁月中人们忘记了战争的惨痛，却记住了那位女性曼妙的青春，记住了永恒的美丽。战争为了爱，为了美，在诗人看来，爱和美的位置也高于战争。“诗歌归根结底是美的。 ”谢冕读“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越读这首诗越觉得伟大，古人怎么讲出这句非常离经叛道的话呢？美丽是不可重复的，时光流逝中抓住美丽，管它倾城与倾国，这是诗歌给我们的启发。“诗歌表现的是美丽的世界，为了维护美，维护爱，维护人性的关怀，这就是诗歌” 。

梦想与美并不是凌空蹈虚的，谢冕认为，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关联非常复杂，有些人将现实定位于批判就有点太狭隘了，批判、反思、认识、表现，或者反映、关怀，都是诗歌与现实的关系。谢冕指出，诗歌的任务是感化，去感动人，感动经过心灵的转化，变成对现实的关怀。他举例说，白居易的新乐府、长篇歌行也写现实，但是他不是直接地反映现实，而是充满了同情心和人性的关怀，传递出情感的共鸣。“白居易的伟大，是他有一些非常人性的东西感动我们，是悲悯情怀，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是这样的悲悯情怀，你把它简单地说成是反映现实，就把白居易杜甫降低了。 ”

“你不知道你这样是完全背叛了诗歌的”

1980年，谢冕的一篇《在新的崛起面前》 ，掀起了一场新的诗潮。他的敏锐的发现与站出来的勇敢弥足珍贵。三十年过去了，一代代诗人出现，影响力却远没有北岛、舒婷一代广泛。对当代诗人的批评，谢冕并不讳言：“很多诗人自我感觉非常好，觉得自己太了不起，我是开天辟地的，其实不是那回事，他们缺乏思想内涵，缺乏境界，缺乏怀抱，缺乏胸襟，缺乏唐人的趣味。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李白说，我是酒中的仙，我不去，天子来招我也没用。“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这是杜甫《饮中八仙歌》写贺知章，那种醉态，那种狂态，蔑视权贵，张扬个性，佯狂也罢，真醉也罢，总之是表现诗人的真性情。谢冕惋惜的是，现在没有这些东西了。

在谢冕跟台湾诗人痖弦的一次座谈中，痖弦也曾谈到中国人的胸怀问题。谈及一些中国诗人面对一些问题胸怀的缺失时，谢冕表示痛心：“你不知道你这样是完全背叛了诗歌的，诗人永远站在真理一边，站在自由一边，站在民主一边，站在人性一边，应该坚定地站在这儿！ ”聂鲁达是左倾的，他写《葡萄园与风》 ，写《伐木者醒来》 ，传达南美洲大地的美丽，有着世界胸怀，呼吁世界和平、人类和解。谢冕说，“诗人的胸怀应该是博大的。 ”

而反观一些中国当代诗人，谢冕认为，他们说不上锐气，也说不上批判性，他们只看到阴暗的一面，以表现人性的卑微为荣，将表现丑陋当做尖锐，将表现邪恶当做深刻，走进了一个拖不回来的误区。“诗人不在这儿，诗人用一种非常美妙的词句传达非常美妙的情感和人性中非常美丽的东西。 ”谢冕强调，我们当然要鞭笞丑陋，但是不能将此变成唯一的东西，生活有丰富的多面性，不应该专门盯住一点。“他们以为自己很深刻，深刻到了群众不理解我，他们只能理解北岛和舒婷的浅薄，可是人家舒婷的诗大家就是喜欢。他们太自恋了，自恋到了他们认识不到自己的局限在哪儿。 ”

苦难之后，诗人在做什么？

有一种说法是国家不幸诗家幸，现在没有伟大的诗人，是因为我们现在国运昌平，过得太安乐了吗？“我们的苦难比谁都深重。 ”谢冕说，不止地震天灾，政治运动、“文革” 、曾经对知识分子的迫害都是多么残酷啊，我们精神上所受的折磨是多么残酷啊，还有日本的侵略，八年抗战，三年内战，我们这个民族是灾难深重的民族，我们的苦难非常深刻。可是，“一部分诗人在莺歌燕舞，一部分诗人在鞭笞他所谓的人性的卑微的东西” ，他们缺乏拥抱整个世界的胸怀，从整个民族的历史上来看，我们应该如何表达我们对苦难的抗议，表达我们对光明和民主自由的向往，缺少诗人站出来这样做。“为了爱，为了美丽，为了人性的美丽、人性的光辉，我们要和黑暗告别，我们要控诉黑暗，诗人没有这个怀抱。我们的差距就在这儿，不在别的地方。现在谈什么语言技巧啊，那是细枝末节，缺少的是境界，是精神的丰富性。 ”

就如同人类有未来一样，谢冕也坚定地相信诗歌的未来。有人说谢冕激情澎湃。谢冕却说，你们都只看到了我的一面，没有看到我深沉的一面。很少有人会想到这样一个充满激情的老人一生所承受的苦难。他出生于1932年， 1937年抗战爆发时谢冕5岁，到11岁时家乡陷落，沦为“皇民” ，也就是奴隶， 11岁的孩子，家里没有人，被日本人逼着去修机场。少年时代在抗战中度过，青年时代又是内战时期，谢冕投笔从戎，以身许国，“我不敢说别的，有好多次我也就可能战死在战场上了” 。此后又经历“文革” ，被打入另册。谢冕说，他不愿意跟人讲这些，不愿意渲染苦难，“因为我的苦难比起很多家破人亡来说，不值一提，满身的鲜血都有，那些人承受得比我多” 。

“人生的苦乐我深谙于心，我看到了人生的悲剧性，但我们的态度是积极的。 ”谢冕说，事实上也是如此，你看人类经历了那么多挫折，最后不都走向了希望的一面吗？李白曾写，“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这是他当时看到的场景，在帝都长安，我们避开未央宫，目光投向僻静处，一片月光下是妇女们在那儿捣衣，境界何等开阔。而如今高楼林立，一些非常朴素的东西永远地消失了，谢冕惋惜道，让我们悲观的就在这儿。“我们的地球已经千疮百孔，我们站在上面寻欢作乐，我们不悲观吗？但是没有办法，我们应该看到另一面。 ”谢冕指出，有些人用仇恨的眼光看社会，这样不对，他们认为与生俱来自己应该如何如何，却不知道今天的这些是前赴后继、流血牺牲、满身伤痕才走到的，简单地发着满腹牢骚。像荆棘鸟一样，胸中扎进了刺，也要放声歌唱。经历过很多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经历的苦难之后，谢冕依旧总会看到社会进步的一面，依旧感恩，这正是一些年轻诗人所缺乏的，“我知道苦难，但我热爱，我相信，我争取，我呼吁！ ”

诗歌评论，不能总是抱团说好话

对诗人现状怒其不争之外，谢冕坦言，对诗歌批评界他也并不满意—— “抱团，说好话，没有自己的发现，没有自己的见解，而且不敢表达自己的见解。 ”批评家说了什么别人不知道，他读懂了他评论的诗没有别人也不知道，究竟好在何处也说不清。“批评家不比诗人高，于是他就没有发现的眼光，他就发现不了。 ”谢冕也害怕，怕触动别人，怕别人不高兴，“我想劝他们写得少一点，写得慢一点，写得精一点，我不敢。 ”他每次发表一个意见，都会有人不满，招来不少骂声，前后左右都要应付，他没有那么多精力，包括当年朦胧诗论战，他都没有回应过。所以谢冕说，十几年二十几年过去了，他津津乐道的还是那几首诗。当然也有新的发现流露了出来，比如他关注并发掘出来的诗人杜涯。杜涯是许昌县医院的一位护士，身体非常不好，在她非常不出名的时候，谢冕呼吁大家去读一读杜涯写的嵩山北部山上的那一片栗树林，认为杜涯的诗不张扬女性的性别特点，有人生的感悟，有内在的节奏感，读来循环往复，有一种伤感。“说来说去就是这些诗” 。这大概也是很多诗评家面临的共同的问题。

诗歌大众化，不如说诗化大众

新诗门槛低，谁都可以写，形成了一种表面的繁荣。谢冕指出，门槛越低，越不能讲大众化。 “为什么诗一定要大众化呢？它本来就是小众的。与其说诗歌大众化，不如说诗化大众。 ”谢冕重申了他一直持有的一种观点，即诗是小众化的，诗是贵族的，只有贵族的心灵境界，才能写出具有很高境界和情趣的诗来影响大众。他指出，李白在化我们，杜甫也在化我们，整个盛唐气象都在化我们，把我们征服了，然后我们也提高了一个精神层次，我们知道了，原来月亮可以这么美，月亮可以跟我饮酒，可以跟我对话，春江花月是那么美，诗歌的作用就在这儿。很多人生活没有趣味，不会享受大自然赐予我们的东西，诗歌感化大众之后，大家在诗歌的阳光沐浴下，在月光的照耀下，变得精神高雅，人类就有了很高的情趣，生活也就有了味道。由此，诗歌也走到了群众中间，走到了现实当中。

这里是新诗的故乡

谢冕

这是一座诗的校园，诗歌的花在这盛开。先前，在红楼的花坛和人行道旁，也在汉花园宁静的院落中；当校园迁徙到遥远的春城，诗歌的花依然盛开在翠湖边。随着时光的推移，在勺园，在朗润园，也在燕园的垂柳依依的湖滨，依然延续着诗歌的花事，每时每地，开得灿烂、也开得浪漫！

这里从来是诗的国土。古典诗歌和外国诗歌，在这里星月交辉，从来都不乏知音和吟者，这些来自故国和异邦的诗的精灵，在这里繁衍了鲜艳的诗之花。现在要说的是有别于前二者的新诗，一种适应着时代呼唤的新型的诗。胡适先生是“尝试”新诗的第一人。一个夜晚，月光透过窗帘，洒了满地。先生立于窗前，他感恩似的低语：“多谢你殷勤好月，提起我过来的哀怨，过来的情思。我就千思万想，直到月落天明，也甘心情愿！”沈尹默先生好像是受到了感染，他吟的也是月夜情怀：“霜风呼呼的吹着，月光明明的照着。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

白话写诗，对于那些习惯了文言写诗的人，不免显得有点生，有点涩，有点“乏味”，但用的是全新的语言，却是全新的感受，全新的气象。有人开了风气之先，就有人接着做推动风气的事。北大的人，就这样破天荒地开启了新诗的闸门。教授们和学生们好像是飙着劲儿，开展着新诗的赛事：先生们办了《新青年》，首先发难登了新诗；学生们不甘落后，也办起了《新潮》，也大量地刊登新诗。《新青年》也好，《新潮》也好，都是新思想、新文学，也都是新诗的园地。

北大是属于诗的，从这里走来了一代又一代的新诗人，他们走来了，又走远了，留下了诗的神采和芬芳。这些北大诗人，他们的名字组成了一长串明亮的星辰。他们几乎涵盖了一部中国新诗史。很难设想，要是抽去了北大以及与北大有关的那些诗人，一部中国新诗的历史是否还能成立？正是因此，林庚先生才把北大比喻为新诗的摇篮——摇篮旁的母亲的心。

北大从来也不曾辜负诗歌的抚慰和托付，不管是风霜雨雪，还是月夕花朝，这里的诗之花依然灿烂地绽放着时代的芳香和美丽。从周作人到康白情，从徐志摩到冯至，从废名到汉园三诗人。这个诗歌原野散发的芬芳感染了所有的人，连一贯尖锐凝重的鲁迅也写诗，从旧体诗到新诗，再到《野草》，从而使他的作品融进了诗的柔情，连专擅小说的沈从文也把诗带进了他的湘西风情，使他的作品充满了田园牧歌的情调。

在中国诗歌复兴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北大师生也始终站在引领新诗潮崛起的前列，一直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一路诗歌行进的鲜明足迹，一直激励着世代的北大人，他们与中国诗歌共命运。正是因此，作为这一光辉事业的后续者，他们不论是曾为诗人，还是曾为研究者，从来没有忘记这一庄严的使命。

现在奉献给诸位的诗歌小册子《诗歌北大》，原是为印证这一切而印制的。它不仅是一个总结，一种纪念，我们希望它还是诗歌原野的向导和馈赠，一种答谢和感恩。有幸得到它的人们，要是因而拥有了关于诗歌与北大历史渊源的一点认识，对于我们这些编者而言，那就是莫大的欣慰。

(选自《文汇报》2012年3月13日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