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权，1979年生，山西朔州人。现为《诗刊》社编辑。曾获“2010中国.星星年度诗人奖”、2016华文青年诗人奖。有作品被译为英、韩文。著有诗集《下午茶》，《一小块阳光》入选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
诗歌中的小说笔法及其所营造的意义世界
——读聂权诗歌《理发师》
赵目珍
随着时代和文学自身的演进，各种文学体裁在写作路径的演化上似乎有一个趋于借鉴与融合的趋势。在近年来对诗歌的阅读中，我发现诗歌与小说联姻的现象越来越普遍。80后诗人肖水的《渤海故事集》就“试图同时拓展诗歌和小说的边界，在两者交汇之处修筑语言的城堡，安置生活中难以察觉的潜流。”同时，许多评论家在对现代诗的批评中也开始经意或不经意地使用“故事”“讲故事的人”“讲古”等术语。可见，文学自身是一直在朝着更深远更宽广的方向演进与发展的。
读聂权的《理发师》，第一感受就是诗歌采用了小说的笔法，主要体现为设置悬念、节制叙事、环境烘托、细节处理等几个方面。
诗歌的开篇，诗人采取的是一种自问的方式，实际上也是设置了一个悬念。对于作者而言，这也许只是一个不经意的开头，然而却直接引起了阅读者对诗体故事的兴趣，同时也为作者接下来的回忆伏了脉，做了引子。从文学写作的惯常视野来审视，它就是一个小说的笔法。不过对于小说而言，这种手法早已经构成审美疲劳。然而诗人在此处借以处理诗歌的开篇，却带来了一种异样的审美，让人倍感新奇。
此外，诗歌叙事与小说叙事在写作上有一个共通的美学原则，那就是节制之美。然而，相对于小说，诗歌在叙事上的节制处理难度更大，更需要一种精良的驾驭，因为诗歌本身就是精炼的艺术。诗歌叙事节制的独特性在于，小说是借重于叙事的，而诗歌却并不以节制叙事为旨归，它更加注重的是叙事之外的无限敞开的那一部分意义或者说节制之外更多其它的可能性。为此，诗人在进行节制叙事的营造时，就面临着一个如何把握“遮蔽”与“去蔽”的平衡问题。聂权的这首《理发师》在写作上明显展现了一种节制的叙事艺术，对于“理发师”故事的袒露与遮掩把控得非常到位。诗歌写出了故事情节中的冰山一角，那就是——理发师的被捕，而对于被捕的原因全诗却只字未提，只是以理发师“知道他们为什么来，他等待他们/应已久”来作“敷衍”。其实这更增强了阅读的悬念。除了这一点，第三节的开头一句——“得让人家把发理完”，也处于一个独立设置的地位，前后并无主语，发言的“主人”遂成为一个谜。这句话到底是谁发出的？警察？还是理发的“我”？给人留下一个难解的悬疑。中国传统的诗歌艺术讲求意在言外，在诗歌叙事的进行中设置“悬念”，似乎也可收同工之效。
诗歌的第二节，从诗人对少年时那次理发的回忆开始，然后简单地交代了理发室的内在环境——“屋里有炉火/红通通的/有昏昏欲睡的灯光”，这似乎在暗示理发师所在的环境是一个近于封闭的环境。这本来是一个令人“昏昏欲睡”的“境界”，然而诗人突然插入新的情节——“警察推门”，一下子打破了昏沉中的寂静。并且，接下来诗人还对警察的这一行为举止作了一个非常典型化的譬喻——“像冬夜的一阵猛然席卷的冷风”。很显然，这个譬喻带有一种冷森森的风格，它实际上直接暗示了理发师身上所发生的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一个悲凉的结局。而这两处描写与小说中常见的环境烘托手法极为类似。
诗歌的最后部分诗人设置了一个细节描写：“偶尔忍不住颤动的手指/像屋檐上，落进光影里的/一株冷冷的枯草”。尽管诗人在前面已指出理发师“知道他们为什么来，他等待他们/应已久”，加上“他沉默地为我理发/耐心、细致”这一叙述，仿佛作者的用意是在表现理发师在面对“灾难”来临时的冷静和沉着，然而诗人又用“手指偶尔颤动”来泄露出他心的不安。并且，诗人接着又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来刻画理发师的手指：“像屋檐上，落进光影里的/一株冷冷的枯草”，这仍然是一个细节性的处理，尤其是“冷冷的枯草”这一形容，一方面突出了理发师手的瘦削，另一方面也凸显出理发师手的温度，后者其实又直接暴露了理发师的内心。
从以上四个方面的剖析看，诗人对理发师这一形象的建构可谓形神兼具，而且以点带面、半遮半掩地铺垫出了一个让人欲罢不能的引人入胜的悬疑故事。正像作者开篇所问的那样，阅读的人读完此诗也会一直带着同样的疑问——“那个理发师/现在不知怎样了”。这是此诗得以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当然，诗人不仅仅是要为我们用诗的方式来讲述一个故事，在营造故事的同时，诗人也通过个人的思想和诗歌理念为我们建构起了另外一个意义上的诗歌世界。聂权是一个非常关注小人物并且注重从日常中发掘诗意的人。这使得他的诗歌在思想上呈现出了一种带有强烈悲悯意识的人文主义情怀。诗歌中的理发师无疑就是作者发现的一个小人物，故事的发生已经是很久以前——作者的少年时代。然而时过境迁如此之久，诗人的心目中仍然不能忘却这样一个小人物，并且一直对他的“后来”牵肠挂怀。可见作者的悲悯并非一时兴起，而是根植于血肉与精神之中。“第三代”诗以来，在诗歌中书写个人化的隐秘体验成为了写作的主潮。而聂权在写作上游离于这股大潮之外，更多地实践着对中国诗歌传统中现实主义精神的继承与发扬，突出了现代诗的历史感和人文性，为新世纪诗歌坚守住了又一个写作的方向，也使得现代新诗的前景变得更加广阔。
[作者单位：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
[附]
理发师
聂权
那个理发师
现在不知怎样了
少年时的一个
理发师。屋里有炉火
红通通的
有昏昏欲睡的灯光
忽然，两个警察推门
像冬夜的一阵猛然席卷的冷风
“得让人家把发理完”
两个警察
掏出一副手铐
理发师一言不发
他知道他们为什么来，他等待他们
应已久。他沉默地为我理发
耐心、细致
偶尔忍不住颤动的手指
像屋檐上，落进光影里的
一株冷冷的枯草
优雅里是否流淌着愚昧和无耻
马启代
作为终评委，我对把自己的票投给哪首诗是十分慎重的。在美感与痛感的抉择中，我更倾向于那些战栗着书写出来的诗行。
第一眼看到《下午茶》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洛夫的《剔牙》：“中午/全世界的人都在剔牙/以洁白的牙签/安详地在/剔他们/洁白的牙齿//依索匹亚的一群兀鹰/从一堆尸体中/飞起/排排蹲在/疏朗的枯树上/也在剔牙/以一根根瘦小的/肋骨”。在此我不想就文本的艺术特点饶舌，这两首诗选择了“下午茶”和“剔牙”做诗题，所揭示的却是黑暗残酷的“现实真相”——无论大众的非正常死亡来自何种原因，无论灾难的原因来自战争、饥荒还是社会制度的暴虐，也无论这些死亡满足了同类还是野兽，面对“人肉宴”和“尸体”的存在，作为人类一员的我们都需要反省自问。
我曾怀疑过它的真实性和它所可能带来的非议。因为在自然雾霾和精神雾霾笼罩下的人们，物质至上成为人们不自觉的律条。也许我们应当提倡英国贵族式的“优雅”，应当倡导牙齿“洁白”式的文明，也许急剧分化的社会现实让很多人来不及思考快速发生的一切，麻木和混沌成为不得已的心理特征。但总有人冷眼观察、皱着眉头思考，不停歇地呐喊。很庆幸，诗人恐怕就天生属于这一类人。所以读到这首满是苦味和血腥味的《下午茶》，我为有人忧患地审视着这个世界、解剖着这个社会，并给众人昭示着精神高度和灵魂光亮而欣慰，为有人像无语独坐的“斯人”昌耀一样苦思冥想着这个星球上的人类命运而感奋。
知道这首诗的作者是聂权，自然是在“中国好诗榜”结果出来之后。知道聂权多年来偏向于痛感书写和逼视苦难，选择不逃避、不消解的姿态，以探寻真相的方式靠近写作本身（见刘波《寻常诗意与爱的可能——聂权诗歌论》），也是刚刚浏览了他的博客之后。
这是一首有爱的诗，是清醒的诗、带血的诗，犹如闪电和霹雳，它让我们逼问自己和这个时代：优雅里是否流淌着愚昧和无耻？
我们的命根子是被谁割去的
----读聂权《最后一个太监》
柏相
咏史诗是指以历史题材为咏写对象的诗歌创作。以历史为题材的诗歌，有很多种名称，诸如述古、怀古、览古、感古、古兴、读史、咏史等，有的还直接以被歌咏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为标题，这些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都是以历史作为诗人感情的载体，史情紧密结合的。
在当下的汉语新诗诗界，我读到的咏史诗不多，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更是少之又少，所以，聂权的这首《最后一个太监》，就显得弥足珍贵。
聂权的这首《最后一个太监》，记述的是谁，其实已经无关紧要，因为是诗歌，是文学作品，所以诗中的历史不必如史书中的历史那么确切；紧要的是，他为什么要诗写这么一个中国社会的畸形特产，尽管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
这首诗中的他，即最后一个太监，之所以做太监，是因为家里穷，他是被自己的父亲死死压着被割去命根的；而做了太监之后，经常极度逢迎，经常跪着，几乎九死一生；等到新时代来临，他虽然捡了煤渣，做了出纳，甚至活过了94个年头，但他的内心深处，却还是哭泣的，而且，即便是父亲将他的宝贝儿不扔，他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也都再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了。
太监这种职业，是中国的特产，据说从中国的商朝开始，就有了这种职业。虽然在几千年后1923年7月16日中午，末代皇帝溥仪一道谕旨彻底废除了它，但太监这种人，或者说这种荒唐的职业所种下的流毒，却一直在处处派发甚至根深蒂固。
明代的哲学家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从1923年起，太监这种中国的特产，显然是从“山中贼”被驱赶成了“心中贼”，“山中”的太监是被驱赶了，但“心中”的太监，却一直都还在割据，一直在混战，甚至一直在寻求称王称霸，寻求成为新的时代的赵高、张让、童贯、魏忠贤、刘瑾、高力士、李莲英或安德海。
清人袁枚在其《随园诗话》中有言曰：“咏物诗无寄托，便是儿童猜谜。读史诗无新义，便成《廿一史弹词》；虽着议论，无隽永之味，又似史赞一派：俱非诗也。”
诗刊社三剑客之一、80后诗人聂权的这首《最后一个太监》，肯定不是弹词，也绝非史赞或史叹，它即使算不上是当下新诗界的当头棒喝，也可称得上是当下白话诗中的稀珍佳作或阆苑奇葩。
是的，读罢聂权的这首《最后一个太监》，我们的确也应该慎重地反思一下：在汉语新诗即将跨过百年门槛之际，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去承继或发扬现代新诗？在当下的中国诗界或思想界，我们的命根子是什么？我们的命根子是被谁割去的？我们是山中贼，还是心中贼？我们是被割去了命根子的明面上的时常逢迎着或跪着的太监；还是命根犹存，但萎缩在车水马龙中的内心深处的谄媚着或一直在虔诚地等待着某种势力随时征召的隐太监？
当下的中国诗界，似乎从来一直都不缺语言艺术的高手或大师，缺的似乎只是独立的勇气、铁骨的铮铮、尊严的浩然和发自内心深处的充满着时代善意的真挚洋溢的荡气回肠。我讨厌那些伪自由和假繁荣，我鄙视那些真保守和伪创造，我期待着一个真正的新的汉语新诗新时代的到来。
（2016年12月15日黎明，柏相于听石斋草就。）
◎最后一个太监
文/聂权
命根子，是被父亲死死压着
割去的
太穷，他要把他送去皇宫
逢迎极度小心，被赶出宫外的皇后
洗手
他跪着端起脸盆
抽烟吹灰
他跪着用器皿接住
有时九死一生，一桩小事
皇帝举起手枪
指着他的头
后来他捡煤渣
做出纳
活过了94个年头
他说他一生
流过两次眼泪
一次，父亲为他净身时
一次，父亲将他的“宝贝儿”扔掉时
那样，死后
他再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
这人间的苦难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辛泊平
●下午茶
聂权
（聂权，1979年生，山西朔州人，《诗刊》编辑。作品见于《人民文学》《诗刊》《星星》《青年文摘》等刊物及《朱零编诗》《2015年度诗人选》等选本。出版有诗集《一小块阳光》。有作品被译为英、韩文。）
在我们开始喝茶时
一个黑人小男孩，在地球那边，被母亲牵着
送给小饭馆老板
太饿了，她养活不了他
她要活下去
在我们谈起尼日尔、迈杜古里时
黑人小男孩，被饭馆老板
拴了起来，和几个小男孩
串在一起，像一串蚂蚱。母亲
从身材矮小的老板手里拿过的一叠钱，相当于人民币
一千元
在我们说到鳄鱼肉是否粗粝腥膻时
饭馆老板挨个摸捏了一下，凭肉感
选出了刚送来的
这个孩子，把系他的绳子解开
当我们谈及细节，非洲待了三年的张二棍
微微叹息，饭馆只是简陋草棚，有一道菜
是人肉
起身、送客
阳光斜了下来
小男孩，已经被做成了
热气腾腾的
几盘菜，被端放在了桌子上
辛泊平解读：
说到下午茶，大多数人想到的也许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朋友聚会，而是文艺沙龙，是宽敞的客厅和可人的甜点，是慵懒的钢琴曲和诗朗诵，是春风得意的艺术家，是风度翩翩的绅士和优雅的女主人。许多经典的影视作品和文学著作都有过这样的描写。当然，对于芸芸众生而言，这种场景，虽然不具日常性，但却有印象的诱惑力；我们可以没有这样的经验，但可以有这样的想象与期待。我自己就写过一首以“下午茶”为题的小诗，充满了中产阶级的情趣与伤感。而聂权的《下午茶》，却一反这种暧昧而又苍白的虚无，呈现出另一种尖锐而又冷峻的现实风格。
这首小诗采用了双线叙事的结构，以虚衬实，以实带虚，虚实相交呈现，既写出了昆德拉所说的“被遗忘的存在”——非洲的人间惨象，也写出了人类良知的局促与悲凉。诗人以写实入手，朋友们在一起喝茶，但诗人并没有让这种生活逻辑继续下去，写出日常经验中的诗意，而是通过回忆打开了可能与此并行的另一个生命空间——“一个黑人小男孩，在地球那边，被母亲牵着/送给小饭馆老板”。母亲把小男孩儿卖给了小饭馆的老板，但这“卖”，不是我们习惯中的“卖”。小男孩儿不会被老板用鞭子赶着去学徒或做工，而是被“拴了起来，和几个小男孩/串在一起，像一串蚂蚱。”直到此时，一切似乎都还在悲剧正常的轨道上，还没有超越我对悲剧的想象。
和读者一样，诗人也需要平复一下被记忆中的叙事搅动得难以平复的当下情绪，于是，把我们从回忆拉回到了现实——我们开始谈论鳄鱼的味道。然而，这只是一个闲散的瞬间，一个如游丝一样的过渡。接下来，诗人再次把我们摆渡到回忆的现场——“饭馆老板挨个摸捏了一下，凭肉感/选出了刚送来的/这个孩子，把系他的绳子解开”。至此，我仿佛隐约猜到这个孩子的命运：他被卖到这里，是和待宰的牛羊一样，最终会成为餐桌上的一道菜。果然，这种提心吊胆的猜测得到了证实。不过，不是回忆继续深入黑暗的深渊，而是现实中拉开距离的叹息。这看似不经意的虚实转换，不仅让读者有了一种缓解紧张的间歇，也让我们获得了事件真实性的现实确认。而这确认，则彻底摧毁了我们理想中的世界大同与人性期许。
整个事件，诗人并没有在一条线上用力，而是在虚实之间相互转换，有电影镜头的闪回与蒙太奇。只不过没有闪回的诗意与蒙太奇的浪漫，而是弥漫着一股压抑的色调与让人窒息的气息。小男孩儿最终成为几盘热气腾腾的菜，被端上桌子。没有迂回，没有柳暗花明与峰回路转。一个生命就此结束，生死之间，无非是几张钞票和食客的几声赞叹。而这，不是杜撰，不是传说，不是虚构的恐怖片，而是大地上真实的存在，是和我们喝茶的时间并行的生命状态。念此，人们面对一杯同样是热气腾腾的下午茶，又怎能坦然饮下，又怎能不悲从中来。这是一种具有心灵震撼的对比，是一种来自上帝之眼的苦难审视。它让我们熟知的生命状态有了油腻的嫌疑，让我们心安理得的安逸有了批判的声音。
整首诗，诗人写得节制而又冷峻。面对巨大的苦难，诗人并没有选择与之匹配的激越语调，而是压低了声音，以日常话语的速度和节奏表达。有一种隐忍的教养感，也有一种俗世的菩萨心。诗人没有具体描述小男孩儿的表情和反应，没有写他在母亲离开后的绝望，更没有写他面对屠杀时的恐惧，而是充分留白，让读者自己去想象，那种惨无人道的血腥与残酷。这样的处理是人道的，是善意的，也是无奈的。一方面，是那种人间惨剧的冲击力，让诗人不忍触碰；另一方面，也是诗人对读者的体谅与保护。对诗人来说，如何言说这种非人间的惨象，考验的绝不仅仅是技术，而是良知。从情感上，诗人无法接受这样的真实，更不想用这种血腥冒犯人类对残酷的承受底线。所以，他选择了克制，选择了留白。这既是一种写作上的策略，也是一种深沉的悲悯。2018年9月28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