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眼睛||论写作：王春林:陈忠实对“民族秘史”的沉思与表达（总892期）

王春林，1966年出生，山西文水人。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第八、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第五、六、七届鲁迅文学奖评委，中国小说排行榜评委，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曾先后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三百余万字。出版有个人专著及批评文集《话语、历史与意识形态》《思想在人生边上》《新世纪长篇小说研究》《多声部的文学交响》《新世纪长篇小说风景》《新世纪长篇小说地图》《贾平凹<古炉>论》《乡村书写与区域文学经验》《不知天集》《中国当代文学现场（2013—2014）》《新世纪长篇小说观察》《王蒙论》等。曾先后获得过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第9、15届优秀成果奖，山西新世纪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山西省人文社科奖等奖项。

王春林:陈忠实对“民族秘史”的沉思与表达

普通的读者除外，如果要求所谓的文学界人士以投票的方式推举出新时期文学中最重要的长篇小说，那么我想，恐怕大多数人都会推举陈忠实的《白鹿原》。如果说唐代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是“孤篇横绝，成为大家”，而魏巍也是凭借着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的话，那么，陈忠实也很显然是凭借着他这部影响巨大的长篇小说奠定了自己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虽然陈忠实在其长达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其实创作了很多文学作品，而且最起码其《白鹿原》之后的若干短篇小说比如《李十三推磨》、《日子》等，也达到了相当高妙的思想艺术境界，但真正得到了公众认可的，却只是一向被誉为新时期长篇小说巅峰之作的《白鹿原》。

陈忠实，1942年6月生，陕西省西安市东郊灞桥区人。1962年毕业于西安市第三十四中学。历任西安郊区毛西公社蒋村小学教师，毛西公社农业中学教师及团支部书记、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及党委副书记，西安郊区文化馆副馆长，西安市灞桥区文化局副局长，桐城县文化馆副馆长，陕西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从这样一份简单的人生履历中，我们就不难体会到，陈忠实确实有着长期扎根于基层的厚实生活经验。作家之所以能够写出《白鹿原》这样的长篇小说来，很显然与此有着密切的关联。

陈忠实的小说写作起始于1965年。进入新时期以来，他的短篇小说《信任》获得了1979年的全国优秀小说奖，这为他带来了最初的声誉。之后较有影响的，便是包括

《初夏》、《四妹子》、《蓝袍先生》在内的几部中篇小说。然而，所有的这些，充其量也不过只是使陈忠实成为一位小有名气的小说家而已。要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优秀作家，陈忠实很显然还需要在创作上有大的突破才行。事实上，也正是依凭着上世纪90年代初期《白鹿原》的问世，陈忠实才跻身于中国当代的一流作家行列之中。

根据陈忠实自己的记述，为了《白鹿原》的写作能够取得重大突破，他曾经进行过非常充分的思想与艺术准备。实际上，早在1985年创作完成了中篇小说《蓝袍先生》之后，陈忠实便开始了关于中华民族近现代以来命运的深入思考。为了完成一部真正称得上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的，死了以后可以放在自己的棺材里当枕头用的大书，为了完成这部曾经拟名为“古原”，最后才定名为《白鹿原》的厚重长篇小说，陈忠实曾经花费两三年的时间，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充足的准备：一是熟悉历史资料和生活素材，包括大量查阅县志、地方党史和文史资料，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二是学习和了解中国近代史，反复阅读《中国近代史》、《兴起和衰落》、《日本人》、《心理学》、《犯罪心理学》、《梦的解析》、《美的历程》、《艺术创造工程》等中、外研究民族问题以及心理学、美学方面的新著。三是艺术上的准备，认真选读了国内外各种流派的重要长篇小说作品，学习借鉴他人之长，这其中自然包括了对于长篇小说结构问题的深入思考。他特别重视的长篇小说作品主要有中国当代作家的

《活动变人形》(王蒙)、《古船》(张炜)，外国作家的则有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与《霍乱时期的爱情》，莫拉维亚的《罗马女人》以及美国谢尔顿颇为畅销的若干长篇小说以及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正因为陈忠实事先已经进行了如此充分的准备，所以他的这部差不多是十年磨一剑的《白鹿原》才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白鹿原》最初发表于《当代》杂志的1992年第6期和1993年的第1期，1993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小说出版后，很快就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至于一时间“洛阳纸贵”。需要特别提及的一个事件，就是

《白鹿原》在1997年获得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白鹿原》的获奖，居然遭遇了比较大的周折。按照有关记载，在进行评奖活动时，陈忠实曾经按照评委会的修订意见(具体修订意见为：“作品中儒家文化的体现者朱先生这个人物关于政治斗争‘翻鏊子’的评说，以及与此有关的若干描写可能引出误解，应以适当的方式予以廓清。另外，一些与表现思想主题无关的较直露的性描写应加以删改。”见

《文艺报》1997年12月25日)进行修改。随之，“修订本”就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一个奖项的评定，居然指定作者进行修改，评委会对《白鹿原》的格外重视由此可见一斑。获奖之外，《白鹿原》还引起了广大文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迄今为止，各种报刊杂志刊发的相关研究文章已经有三四百篇之多，且有多部研究专著出版。如此一种情形，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绝无仅有的文学现象。

关于陈忠实的这部《白鹿原》，我觉得还是洪子诚先生的评价比较到位：“书的扉页有‘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的题辞，从中可以见识作家的创作意图和抱负：将对个人、家族、村庄的经历、命运的讲述，放置在现代史的概括背景中，联结重要的历史事件，以探索、回答历史变迁的因由和轨迹，以及有关乡村、民族命运的问题。小说所表现的，是始自清末讫于上世纪40年代内战的50年中，渭河平原白、鹿两个家族的起伏沉浮与历史风云之间的纠结。浓郁的乡土气息，在过去的‘当代’乡村小说中北方的风土习俗，那种与儒家文化传统相关的宗族制度，祖训乡约，祠堂祭拜，‘耕读传家’的书院等等，构成小说展开的日常生活的基本内容。白嘉轩、鹿子霖、田小娥、朱先生等形象丰满且有性格深度。对儒家文化精神、规则身体力行，并殚精竭虑用以建立白鹿村的生活秩序的白嘉轩，无疑是精心塑造的具有理想色彩的人物，在他身上，寄托着作家对于儒家文化的现代意义的信念。小说可贵之处在于，它没有完全回避以‘传统’文化支撑的个人、家族、村落，在现代观念、制度的包围、冲击之下出现破裂与溃败的命运的揭示，这也是小说中的失败感和浓郁的‘悲凉之雾’产生的根源。”

“百科全书”式、“史诗性”与“现代型”

——2018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上榜作品一瞥

王春林　

从文体的角度看，2018年度的长篇小说创作大约可划分为“百科全书”式、“史诗性”与“现代型”三种不同的艺术类型。所谓“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小说，更多地与中国本体的艺术传统相关联，乃至一种具备海纳百川包罗万象的一种阔大气象，类似于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长篇小说。所谓“史诗性”长篇小说，我更多地采用洪子诚先生的说法：“史诗性是当代不少写作长篇的作家的追求，也是批评家用来评价一些长篇达到的思想艺术高度的重要标尺。……‘史诗性’在当代的长篇小说中，主要表现为揭示‘历史本质’的目标，在结构上的宏阔时空跨度与规模，重大历史事实对艺术虚构的加入，以及英雄形象的创造和英雄主义的基调。”至于所谓“现代型”，则是我自己的一种真切体认，从其基本的美学艺术追求来看，这一类型的长篇小说不再追求篇幅体量的庞大，不再追求人物形象的众多，不再追求以尽可能立体全面地涵括表现某一个时段的社会生活。在篇幅体量明显锐减的同时，这样的小说极有可能具有深刻、轻逸与快捷的思想艺术品质。这种类型的长篇小说很明显与现代生活，与现代主义的文学观念相匹配，所以，我更愿意把它界定命名为一种“现代型”的长篇小说。

李洱80多万字的《应物兄》，可以说是一部被作家酝酿打磨了好多年，称得上是“板凳能坐十年冷”的优秀作品。这部作品所具有的正是一种突出的“百科全书”性质。为了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李洱前前后后耗费了13个年头。如此一个漫长的构思写作过程，也正是李洱对于他所表现的数十年知识分子生活及其复杂的精神世界进行悉心观察与揣摩的一个过程。唯其如此，这部作品才能够如黄德海所说：“作者自觉启动了对历史和知识的合理想象，并在变形之后妥帖地赋予每个人物，绘制出一幅既深植传统，又新鲜灵动的知识分子群像，完成了对时代和时代精神的双重塑形。”依照我自己的理解，就叫做“乃始有一部足称充沛丰饶的知识分子之书”。

相比较来说，具有突出“史诗性”特点的，是贾平凹聚焦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历史的长篇小说《山本》。这部作品无论从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整体格局来看，抑或从贾平凹自己的小说创作历程来看，都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和价值。这部史诗性特征特别明显的厚重巨作，既有对秦岭颇具神韵的细致描写，也有对以革命为中心的一段复杂历史景观的精准呈现，称得上既是一部死亡之书，也是一部生命之书；既是一部呈现苦难之书，也是一部满怀悲悯之书。贾平凹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正与他对秦岭这一特定地域以及那段特定历史的熟悉程度紧密相关。《山本》之外，另一部同样具有“史诗性”特点的，是刘醒龙以故乡为书写对象的《黄冈秘卷》。虽然说在《黄冈秘卷》的书写过程中，刘醒龙很明显地征用了自己所归属的那个家族的生存经验，但这部作品却不能简单地被认定为是一部家族小说。作家借助刘氏家族中的若干人物而嵌入到历史的纵深处，进而对充满着吊诡色彩的20世纪中国历史提出尖锐的质疑与反思。从这个角度看，这部明显征用刘醒龙家族生存经验的长篇小说，与他那部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长篇巨制《圣天门口》，事实上有突出的异曲同工之感。

另外三部作品，皆可以被纳入到所谓“现代型”的长篇小说行列之中。年已九旬的老作家徐怀中旨在书写战争的《牵风记》，既有对于战争残酷性的真切展示，也有对于将士爱情生活浓墨重彩的描写，但尤其难能可贵的一点，却是一种人道主义思想价值立场的强力凸显。同样是聚焦于历史的长篇小说，刘亮程《捎话》的“现代型”特质也非常明显。作为一部思想蕴涵丰富的现代长篇小说，刘亮程在进行深度文化冲突表达的同时，更是对与文化冲突紧密相关的、具有极端自我分裂性质的现代精神世界进行了具有突出原创性的实验性探索。同样的道理，如果说作家的现代反战思想更多地通过他笔端的史密斯这样的美国军人的形象表现出来的话，那么，陈河的《外苏河之战》较之于其他战争题材小说最引人注目的区别处则在于，他通过对若干中国军人形象人性世界的深度挖掘与塑造，格外精准地捕捉表现出了战争背景下人性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尖锐激烈的碰撞与冲突。

以上，笔者挂一漏万地对2018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的6部长篇小说做了一番不失粗疏的盘点。一个必须引起高度关注的思想艺术命题是，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作家，要想写出真正优秀的具有思想艺术原创性的文学作品来，恐怕都既少不了对生活与人性的深入理解与认识，更少不了一种艺术构型能力的具备。

附：2018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上榜作品

徐怀中：《牵风记》《人民文学》2018年12期

李洱：《应物兄》《收获》2018年秋、冬季号

刘醒龙：《黄冈秘卷》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6月

贾平凹：《山本》作家出版社，2018年4月

刘亮程：《捎话》《花城》2018年第4期

陈河：《外苏河之战》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8月

来源：文艺报

王春林：我与《黄河》二三事

由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办的大型文学杂志《黄河》，创办于1985年。虽然已经是三十年时间过去，但我却至今犹记，在那个“文革”结束不久之后的“文学黄金时代”，全国各地创办各种各类文学杂志的热情空前高涨，现在国内很多广有影响的文学杂志，都是在那个时候呱呱坠地的。《黄河》杂志的问世，的确称得上是正当其时。

那个时候的我，正在位于临汾市的山西师范大学读书。不知道是因为少年时即非常喜欢文学，抑或还是后来在大学进了中文系，又或者还是受到当时浓郁文学气氛影响的缘故，我对小说创作充满了强烈兴趣。于是便经常逃课，一头钻到图书馆里去读书写小说。读什么呢?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正生气勃勃着的新时期文学。新时期文学，自然不会存在于陈老的故纸堆，而只可能存在于包括《黄河》在内的各种文学期刊中。我的铭记《黄河》，应该就是那个时候的事情。

为什么会经常泡在图书馆大读当代小说呢?原来却是因为我的作家梦。虽然早闻“大学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论调，但那时的我，却正如同其他许多同学一样，在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只是想着未来怎样成为一名带有神圣光环的作家。要想当作家，就必须多读书，尤其是必须大量接触新时期作家的作品。我的常常沉浸于图书馆之中，其根本原因在此。然而，要想实现自己的作家梦，仅仅有大量的阅读肯定不够，此外，既需有充分的写作实践，也需积极地向各个文学杂志投稿。因此，我大泡特泡图书馆的另一项任务，自然就是爬格子“创作”小说作品了。

小说草稿写完了，总不能一直躺在抽屉里，总得投到杂志社去。往哪里投?本省新创刊不久的《黄河》，自然也就成为必然的选项之一。当是时也，后来成为《黄河》主编的张发老师，已经是杂志的编辑。在辗转打听到当时在临汾文联工作的贺小虎老师与张发老师之间的同学关系，并设法求得贺老师的一封推荐信之后，初生牛犊的我，就拿着信冒冒失失地跑到南华门找张发老师了。现在回过头来想想，那应该是1986年的事情。我的最初结识张发老师，就在那一年。我和张发老师的交往，从那个时候开始，不仅一直延续至今，而且还结下了很深的情谊。现在的张发老师，已经是满头白霜的退休人员。面对着他的满头白霜，直令人大叹时间的匆促无情。

我要记述的与《黄河》的第一件事，就与张发老师紧密相关。应该还是在1986年，那一年，恰逢新时期文学诞生10周年。在北京，召开了一个规模颇为声势浩大的“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研讨会”。正如同你已经想象到的，从各个不同角度出发对新时期文学进行不无夸张的认同与肯定，构成了那次会议的主流声音。但于今想来都感到难能可贵的是，就在自由民主意识刚刚有所觉醒的那个时候，会上居然会冒出一匹我现在不能够写出他名字来的“文坛黑马”。那匹黑马，那个当时正在北京师范大学跟着黄药眠先生攻读文艺学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在那次整体风向几乎一边倒的会议上，正如同他后来的一系列人生行迹一样，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大声疾呼：“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这哪里仅仅是一匹黑马，这简直就是安徒生《皇帝的新装》里那个说真话的孩子啊!

也正如你已经想到的，那匹黑马因此而一举成名，广为天下知。此后的他，便常常应邀到全国各地演讲，以更充分地传播自己的思想价值理念。不知道究竟是谁在其中牵线，反正在我的记忆中，他在太原一次演讲的举行，便与张发老师存在着直接关系。那一天，似乎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演讲就在省作协大院南边原来的会议室里举行。恰好早一天，我带了自己的一篇小说习作，来找张发老师。临告别时，张发老师叮嘱我，明天上午那匹黑马要在作协搞一次演讲，要我无论如何都要来听一听。

机会如此难得，我自然不会轻易失却。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匆匆忙忙地赶到了作协的会议室。面积不大的会议室，人挤得满满当当。那位令人倍感尊敬的后来被誉为“中国的曼德拉”的先生，在那一天到底讲了一些什么，我现在都已经记不清了。印象中残留下的记忆，就是他个子高高的，显得特别精瘦。讲话不够利落，时不时还会显得略有些结巴。

不知不觉间，很多年已经过去，不仅中国社会已然发生了可谓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即使是那位黑马先生，现在也已经是因故而身陷囹圄。尽管说他那次的演讲内容我早已遗忘殆尽，但毫无疑问的一点是，那一次的有幸晤面与聆听演讲，其实在我面前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极大地开阔了我的思想眼光。而这，也恰恰就是我至今都要念念不忘地感谢张发老师，感谢《黄河》，感谢那位先生的根本原因所在。

我与《黄河》另一件事的发生，已经是几年之后的1990年代初期了。那时候，我不仅已经大学毕业进入吕梁师专任教，而且也已经弃小说而就评论了。经过了1980年代后期的那场历史事件的冲击之后，文学界一度沉寂无语。许多作家，正是在这种沉寂中酝酿着精神与创作的转型。这其中，也包括山西优秀的批评家李国涛。出生于书香门第的李国涛，是文学流派“山药蛋派”的提出命名者，曾经在文学批评方面取得很大成绩。正是在这个时候，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李国涛忽然改弦易辙，起笔名为“高岸”，涉足于小说创作。而且一发不可收，长篇、中篇、短篇，几种小说文体不仅全都有所尝试，而且也都取得了卓然成就。

为了全面及时地总结李国涛也即高岸异军崛起，在短短几年内取得的小说写作成就，大约是在1991年(或者1992年?时间久远，关于时间的记忆已然处于恍惚状态了)的时候，《黄河》编辑部曾经在上面提到过的省作协的那个会议室里，给李国涛召开过一个“高岸小说研讨会”。那时候，我刚刚初始从事文学批评写作不久，因为对高岸的一系列小说颇感兴趣，所以就不揣简陋，曾经撰写过一篇批评文字，名曰《追忆·叙述·文化》，后来发表在了《黄河》杂志上。于今想来，那应该是我第一次在《黄河》上发表文章。或许正是因为我写过如此一篇批评文字的缘故，那一次，《黄河》居然发函邀请我来太原参加高岸的小说研讨会。

当时的我，不仅刚刚开始在高校任教，而且也刚刚开始从事文学批评写作不久。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居然能够到省城去参加纯粹意义上的文学研讨会，自然会倍加兴奋，一时有受宠若惊之感。但只有在乘坐长途客车赶到太原之后，我方才知道，却原来，这次研讨会只在太原之外邀请了两个人参加。一个是我，另一个则是在当时已经很有些影响了的作家王祥夫。那也是我和王祥夫数十年交情的订交之始。至今犹记，会议的主办者把我们俩安排住在省军区招待所，两人合住一个房间。倘若我的记忆无误，就在那天晚上，当时还很年轻的作家张平与哲夫曾经一起专门跑到招待所来看过王祥夫。初始涉入文坛的我，腼腆羞涩，很可能都没有和他们俩搭腔打招呼。当时根本想不到，很多年之后的现在，我会和他们都成为很好的朋友。

参加那次研讨会，我到底在会上说了些什么，现在已经丝毫都回忆不起来了。但毫无疑问的一点是，在我的文学批评写作刚刚起步的时候，能够有机会参加这样一次纯粹意义上的小说研讨会，其实会产生极大的激励作用。不消说，我之所以能够坚持在文学批评的道路上走到今天，并且取得一点微不足道的成绩，与《黄河》对我及时的扶持和激励，是分不开的。

这两件事之外，我与《黄河》之间是不是还有第三件事呢?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实际上，却又何止是第三件事，也还有第四、第五……件事呢。套用一句未必恰当的成语，大约也可以在相反的意义上叫做“罄竹难书”。到今年，《黄河》就已经整整三十岁了，已然踏入而立之年。说实在话，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能够把一个大型文学刊物维持三十年，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在这里，我所殷切期望看到的，是《黄河》的四十年、五十年，……就这么一直坚持下去。在纪念《黄河》创刊三十周年之际，社长刘淳兄一定要我写一点什么，说说自己与《黄河》之间的故事。写什么好呢?思想愚钝如我者，也就只能用这样一些拙劣不堪的文字，真诚地为《黄河》一贺了。

王春林：一百年的现当代文学史 我总体感觉两头高中间低

答题者：王春林 提问者：木子吉

简历 王春林，1966年出生，山西文水人。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著名评论家，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第八、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第五、六、七届鲁迅文学奖评委，中国小说排行榜评委。出版有《话语、历史与意识形态》《思想在人生边上》《新世纪长篇小说研究》《多声部的文学交响》《贾平凹〈古炉〉论》《不知天集》等。曾先后获得过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第9、15届优秀成果奖，山西新世纪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山西省人文社科奖等奖项。

1你当初大学为何选的文学院，对你影响最大的导师？

其实我报高考志愿的时候报的是历史专业，上中学时我是历史课代表。没想到我上的那个学校没有历史专业，只有中文专业，所以阴差阳错地就上了中文系。我少年时期就对文学有浓厚兴趣，大约在小学五年级就读过《水浒传》等经典。我1990年到武汉上华中师大跟鲁迅文学院合办的研究生班，得以跟王先霈导师学习。那种学习氛围，王先霈老师的著述文章，尤其是他的言传身教，对我的人生影响非常大，王先霈先生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导师。

2你如何转向现当代文学评论的？

我上大学期间就对文学有浓厚的兴趣，那时尤其对小说创作有强烈的兴趣。曾经做过小说家的梦，所以那时候成天钻在图书馆里读小说，也尝试着写过不少的习作，但遗憾的是我的小说从来没有变成铅字在公开刊物上发表过。所以要写毕业论文时，我选择了王蒙作为我的研究对象。后来，小说家梦彻底破灭，毕业之后又到大学任教，就这样，阴差阳错地走上了现当代文学评论道路，误打误撞地成为了一位以小说研究为主的文学批评家。

3你在新作《王蒙论》中对作家王蒙长达六十年的小说创作史做了全景扫描，比方说他的“五十年代情结”，他的爱情以及他晚年的文化心态……对一个作家进行整体理解，这是你对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方式吗？

《王蒙论》是我最新的一部文学论著。王蒙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创作，迄今已有六十五年，超过了一个甲子。我对王蒙最初的阅读兴趣，萌生于1980年代中后期的大学期间。那个时候的王蒙，正处于复出后的创作井喷阶段，一直做着很美好的小说家梦的我，那时是王蒙忠实的拥趸，他差不多所有的新作我都在第一时间读了。我的第一篇文学批评文章，就是以王蒙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为研究对象的《倪吾诚简论》。在迄今为止长达三十年的批评生涯中，王蒙自始至终都是我集中关注的研究对象之一。日前应谢有顺先生之邀完成的这部20多万字的《王蒙论》，总算了结了我多年的一个宿愿。

现当代的文学研究方式，细细数来，也不过只有作品论、作家论以及思潮现象论这几种方式。我在《王蒙论》里试图把具有相当复杂性的王蒙的整体创作与精神风貌从总体上把握，当然属于作家论这一研究种类了。相比较来说，虽然我也偶尔会有关于思潮类的研究文字发表，但我个人更喜欢、同时写起来也更加得心应手的，却是作品论这一研究种类。一方面，我认为所谓的文学性可能更多地潜藏在小说文本的深处，另一方面，如此一种研究习性的生成，也可能与我更多地专注于长篇小说这一文体的跟踪式研究有关。

4你曾经写过和陈忠实见面的一些有趣经历，平时是怎么接触王蒙、贾平凹这些文坛大家的？

回想起来，我与陈忠实一共只见过三次面。 2015年的7月，我到北京参加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活动，见到了老友李国平，谈话中得知陈忠实先生被检查出舌癌，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从前。自此我内心开始了对他病情的深切牵挂，曾经数度打算跑一趟西安，专门去看望，没想到都因有事耽搁而未能成行。2016年4月29日上午获悉陈忠实先生不幸辞世的噩耗时，顿觉心情一下子就沉入了水底，眼中有控制不住的泪水要喷涌而出。终归还是造化弄人，我和素来敬仰有加的陈忠实老师缘悭最后的一面。至今难忘的，一个是陈老师的雪茄。尽管我至今都弄不明白陈老师那又粗又长且冲劲儿十足的雪茄究竟来路如何，但正是在那一次，我第一次知道了陈老师不仅烟瘾极大，而且只抽这种专门的雪茄烟。再一个是陈老师的皮包。从皮包上面那早已经变得斑斑驳驳简直如同老树皮一般的外表来判断，怕只怕用了二十年也不止了。还有就是陈老师那种关中大汉的豪爽大气，那次尽管我早已做好了被谢绝的精神准备，斗胆向他老人家讨要墨宝。没想到陈老师竟然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手书“既随物以婉转，亦于心而徘徊”书法条幅快递与我。

对王蒙其实就是高山仰止，在见王蒙之前一直想象他是什么样子，2003年在青岛参加文学研讨会的时候第一次见到王蒙先生。然后就打电话约到他的房间去拜访，当时聊了很多话题。我记得一个有趣的细节，我想跟王蒙先生合影，合影的时候才发现王蒙先生的个子居然比我还低啊，当时围绕个子高低的话题还跟王先生有过一番对话。

与贾平凹先生的交往就更多了，第一次见面是在北京，2011年他的《古炉》研讨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我下午开完研讨会，第二天一大早就要赶回太原去。最难忘的是头天晚上我跟贾平凹道别，说无论如何你第二天要好好休息，我自己起来打个车就走了。他说不行，一定要坚持早上起来送我。结果第二天早上我刚醒，贾先生就打来电话，一定要到楼下去送我，这个事情到现在我都忘不了。

5你认为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是怎样的？

在我的文学批评写作中，不论是对一个作家的评判，还是对一部作品的价值界定，我都不会简单地就作家作品论作家作品。一方面，我会把它搁置到时代的大背景之下进行深入的比较与考量，另一方面，我更会把它搁置到文学史的大背景下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只有在这样一个大坐标系内所最终作出的，恐怕才是一种具有说服力的思想与艺术评价。

一直到现在都有人会认为，文学批评对于文学创作有着可谓是高屋建瓴的指导作用。对于这一观念，我个人无论如何都难以苟同。在我的理解中，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绝对处于文体平等的状况。因为批评家并不比作家高明多少，所谓的耳提面命，非常不合理。

6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在8月份新鲜出炉，你担任评委委员，此前也多次担任茅盾文学奖的评委，对此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作为多届的评委，实际上很难说这一届评奖较之于往届有什么不同,如果一定要说不同，不同主要表现在评奖规则的日益完善上。一个显著变化就是，一方面，仍然坚持评委的实名制投票，另一方面，每一位评委的具体投票情况却不再在媒体上公之于众。这样一来，在去除了评委的人情顾虑之后，保证了评委个人意志的真实表达，可以使评奖过程与结果更为公正与合理，更具公信力。

这次我们这个中篇小说评委会虽然在北京的集中阅读讨论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但其实评委早在6月15日就已经收到了参评作品的名单，并开始了自己的阅读工作。更何况，很多评委在平时也已经有着对中篇小说创作状况的持续关注。就我来说，最终被提名的十部作品，就是在平时的文学阅读过程中完成的。很大程度上，正是评委们对于作品的熟悉与了解，保证了评奖的合理与公正。具体来说，在实际的评奖过程中，我们非常注重小说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平衡。既要充分考量作品的思想含量，也要重视艺术质量。

(问：本次获奖中篇小说，对哪几部印象深刻？)

这次获奖的中篇小说，我个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两部。一部是尹学芸的《李海叔叔》,另外一个就是阿来的《蘑菇圈》。

7你评判一部小说好坏的标准是什么？

作为一位长期从事文学批评的工作者，无形之中形成了自己相对稳定的小说观。首先，我面对一部小说的时候，不仅要充分考量作家的叙事艺术是否纯熟，是否有相对独到的叙事之秘，同时也要考量作家的艺术想象力究竟如何。很多时候，是否具有一种天马行空般的艺术想象力，乃是衡量是否具有原创性的一个重要标准。

其次，至今我都仍然在坚持说的一句话：“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与否，乃是衡量某一作家尤其是长篇小说作家总体艺术创造能力的最合适的试金石之一。”实际上，只要认真地想一想，迄今为止那些真正能够在我们的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小说作品，都少不了人物形象的深度刻画与塑造。

第三，小说是细节的艺术。是否能够通过具有毛茸茸触感的丰富细节把表现对象的质地鲜活灵动地呈现出来，乃是衡量小说创作成败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

第四，就是作家的艺术结构能力的重要性。一个小说作品，不论篇幅大小长短，都必须有相对完整的艺术结构。

还有一点必须提及的，就是作家运用语言的能力。倘若彻底剥离掉语言，那么所谓的小说，所谓的文学，就都不复存在了。我们无论如何都很难想象一种语言方面存在明显问题的优秀小说作品究竟是何种模样。

8你对世界对人生的态度是悲观还是乐观？

我应该算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吧，具有理想情怀的。套用一句时髦的话，不仅有眼前的苟且，我还有诗与远方。对人类的未来什么的我觉得是悲观的，最终没有办法。就我个人来说，我认为人生还是要积极向上，要不断努力。既悲观又乐观，实际上是矛盾的这样一个精神状态。

9你长期在《收获》《文学港》《长江文艺》等期刊发表评论，对于大量阅读小说有何经验分享？

我自认为是一位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中国当代小说的虔心热爱者，唯其因为有着这样发自内心的热爱，所以才会乐此不疲地把极大的精力都投入到阅读过程中。说一句可能不被人理解的话，那就是，很多人对读大部头的长篇小说会感到发憷，而我的经验却是，只要是真正优秀的长篇小说，我却往往会莫名其妙地生出一种只怕读完的感觉。比方说《山本》，读的过程就像品味美食，担心吃完就没了，体验到一种很美妙的过程。

10在你脑海里，会给中国现当代文学搭一个怎样的架构？

1917年到现在2018年，一百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我总体感觉就是两头高中间低，走过了一个马鞍形的发展轨迹。构成的两个高峰，一个高峰就是鲁迅他们那个时代，“鲁郭茅巴老曹”、沈从文、张爱玲，民国文学构成一个高峰。1949年到“文革”结束到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之前，由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特定的社会政治形态影响的缘故，所以文学比较低谷。然后到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文化积淀，又出现一批经典作家像莫言、铁凝、张炜……开始爆发形成了另一个新的高峰。

11作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平时喜欢怎样的授课方式？你希望成为什么样的老师？

在内心深处，我所向往追求的一种理想授课方式，就是师生间无条件的平等对话与交流，就是所谓的弟子不必不如师，所谓的教学相长。通过这样的一种其实未必能真正落到实处的教学方式，我当然希望能够成为一名为学生所认可信服的大学教师。

12你的朋友圈常见一些长空落日以及花团锦簇的影像，你的文字也会抓取很多出人意料的人物生活细节，这和你粗犷豪放的身形外貌反差很大，你自己怎么看待这种反差？

好吧，朋友们见到我胡子拉碴的，一看就不修边幅，生活细节不讲究，另外一种感觉可能就是五大三粗吧，还有说不是搞音乐就是搞绘画的。我这样一个五大三粗的“梁山好汉”为什么总会发一些蓝天白云花花草草的图片？其实我自己也不大能够说清楚。或者在骨子里，我潜藏有柔情似水的一面也未可知。毫无疑问的一点是，我是一位大自然的热爱者:一旦看到蓝天白云或者奇花异卉，我的脚步就迈不动了，就总想用手机把这些美好的瞬间记录下来，好与自己的朋友分享。某种意义上，我其实是在以如此一种方式来对抗这个越来越无趣的世界。

同样的道理，一旦我提笔为文的时候，内心柔软、生性细腻就会不由自主地表现出来。这样一来,自然也就会把捉很多出人意料的人物与生活细节。

13你日常的阅读偏好有哪些，对你影响最大的有哪些书？

我的个人阅读兴趣非常广泛。除了所从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之外，不论是外国文学，抑或还是其他比如社会学、精神分析学等相关理论，我都有着极强烈的阅读兴趣。我最为高山仰止的，就是曹雪芹空前绝后的《红楼梦》。无论如何，那都是一本百读不厌的，随时翻开哪一页都可以读得津津有味的伟大小说。

2018年是一个长篇收获大年，目前读的贾平凹《山本》、李洱《应物兄》、王安忆《考工记》、刘亮程《捎话》，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4作为山西人，你怎么看待故乡？

作为山西人，我非常热爱我一向被称作是表里山河的故乡。但作为一位文学批评从业者，对近些年来山西不尽如人意的文学创作，我却倍感痛心疾首。具体来说，这不尽如人意，一方面体现为创作队伍的青黄不接，真正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作家极其有限，另一方面，则体现为精品意识与自省意识的匮乏。很多作家，不仅缺乏思想艺术上精益求精的强力意志，而且还有一种夜郎自大的盲目自满情绪。我以为，山西文学如果不在这两方面有大的改观，其未来的发展前景的确堪忧。

15平时会关注社会热点吗？

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我坚决反对所谓的“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我所坚定信奉的，是东林党人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当下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比如说税制的改革，会直接影响到每个公民的收入，当然也包括我自己的经济收入。我还会关注中美贸易战，从全球格局来说，它会影响到整个世界。当然也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会影响到我个人的生存状态。对这样的一些问题我始终有关注、思考的热情。

16平时有哪些兴趣爱好，喜欢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除了广泛的阅读之外，勉强算得上兴趣爱好的，一个是走路，另一个是摄影。如果我那些用手机拍的蓝天白云与花花草草，也算得上是摄影的话。

17你最看重朋友的什么品质？

首先就是要特别重然诺，讲信义。另外一点，是在困难的时候，能够彼此及时伸出援助之手。

18你认为什么是幸福？

如果说在我们这个国度，在当下这个时代，也还的确可以谈论一下关于幸福的话题的话，那么我所理解的幸福，大约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一定要有心灵深度相同的知己。其二，是可以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里读书写作。

19如果你能选择的话，你希望让什么重现？

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时光重现，生命可以在被充分反刍后再一次重新度过。

20未来两到三年会有哪些创作规划？

虽然说常言道计划不如变化，但未来两到三年的创作计划，也的确还是有一些的。一个是，继续坚持对当代长篇小说进行深度追踪阅读研究，二是完成一本《贾平凹长篇小说论》。在这里公开说出来，也算是一种自我监督吧。

来源：北京青年报

四才子谈王春林

金理

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谈到王春林的文学批评，我们可能比较多地会提到他对近年来长篇小说的追踪，或者对茅奖鲁奖获奖作品的点评。其实我觉得他的批评还有一个特征，在我的阅读印象中，他是比较多地跟踪研究当下年轻人创作并给予热情支持的前辈。最近这些年，我也在关注同代人的作品，有一个疑难很难解决，就是如何处理批评中“俯瞰”与“内在注视”之间的关系。这是借斯塔罗宾斯基的用语，前者是指“以一种俯瞰的目光在全景的展望中注视作品”，这种“俯瞰”的目光往往以经典的作品、“伟大的传统”为评价标准。近期若干青年作家在历史记忆等主题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创作探索，但是实话实说，论表现之真切深广，与前辈作家相比（不说远的，就和同期比如弋舟的“刘晓东”系列相比），距离是显而易见的。也就是说，在“俯瞰”式的批评目光中，这些作品可能被过滤掉。但是斯塔罗宾斯基提醒我们：“完整的批评”是一种“时而要求俯瞰时而要求内在的注视的批评”，存在于“两者之间不知疲倦的运动之中”。我提一篇王春林的批评，评论对象是山西年轻作家手指。他先讨论这个作家和笔下人物共享着某种生存状态——既游手好闲又焦虑不安，由此出发去触摸年轻作家的创作特征。然后提出一个很宏大的理论背景，他讲到了贝克特，讲到了海德格尔——这是从远的方面；从近的方面还提到了山西文坛的前辈蒋韵和吕新，山西文学总的美学风貌是现实主义，但在此之外，还有像蒋韵这样偏向浪漫与抒情、像吕新这样坚持现代主义实验色彩的作家，而手指恰恰承继了这一脉络。我在读王春林这篇文章时，仿佛看到一个前辈和一个年轻人娓娓而谈，一方面以“内在注视”的目光告诉他你现在的创作特征是什么；同时又用“俯瞰”的眼光给出一个非常宏大的坐标体系，由此对照来告诉年轻人他目前的特征下面还暗藏着哪些萌芽，从这些萌芽状态出发，可以抵达一个如何美好的未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批评家非常辩证的立场。

黄平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国现代学刊编辑

山西有非常悠久的文学传统，到今天依然在当代文化建设中扮演重要角色。今天我们来自上海的四位青年批评者坐在这里，作为“火凤凰批评文丛”的作者，就受益于北岳文艺出版社续小强社长的支持。同样，作为一个当代文学研究者，每次见到王春林老师都很敬佩，尽管我比王老师年轻点，但远远达不到王老师对于当代文学那样旺盛而开阔的阅读，我对于最新的文学前沿的阅读，需要通过王老师绘制的地图来指引。

不仅是极其广阔的视野，王老师有效介入当代文学现场的批评方法也值得学习。今天我们大体上面对两种文学批评，一种是学院派的，更多依赖文学理论与文学史料。学院派的优点今天不多说了，作为其中的一员，我觉得有必要加强和文学现场的联系；另一种是面对文学现场的，就像王老师的文学批评一样，可以作为小说排行榜的依据、出版社选题的借鉴、文学评奖的参考、读者阅读的导引，以及作家反思自身写作的对话对象，跟文学生活联系的非常紧密。 就像前面几个老师谈到的，王老师更多的是以80年代的批评方式写作，这种80年代的方式固然有其不足，但很宝贵的一点，就是始终关注文学共同体。在一个分崩离析的、高度原子化的时代，这种有机联系的批评，值得我这一辈记取。

张定浩

评论家、《上海文化》杂志编辑

这是我第一次来山西，而刚才黄平兄谈到出版，我想起自己第一本文论集就是在山西的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的，非常谢谢山西的各位师友。

我想讲三点。第一，今天的主题是文学批评与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我觉得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之一，就是批评的兴起。以前人们无聊的时候都在打牌打游戏机，现在，无聊的时候，人们在微博和微信朋友圈发表或转发或回应各种批评意见。但所有的批评，最终首先表达的是批评者自身，从好的一面，是批评者优雅的自传，从坏的一面，是暴露批评者自身的种种不足。

第二点，是文学批评家和作家的关系。我觉得文学批评家如果有对手的话，不应该是作家，而是另外一些文学批评家，他向那些比他更好的批评家学习，同时，他试图和那些糟糕批评家所造成的典型偏见和软弱做斗争。就像作家不应该把时代当作他搏斗的对象，不应该只是想着反映、批判、颂扬一个作为外在客体的时代，一个作家如果有对手，那应该是那些比他更好的作家。

第三点，是文学批评和文学的关系。刚才金理兄也说到所谓俯视和内视。我想这两个视角如果结合起来，就是相处，文学批评应当先和文学相处，就像作家应当和时代相处，既不单纯俯视，也不一味内视，而是在相处当中，先如其所是地呈现出来它本来的面目。

黄德海

评论家、《上海文化》杂志编辑

冯内古特《没有国家的人》里讲，他曾问一个画家，怎么区分一幅作品的好坏。对方回答说，“看过一百万张画，你就不会再出错了”。这个故事可能的提示是，数量不只是数量，它最终是个质量问题。数量累计到一定的程度，就足成了一个人对文学作品的判断。我觉得，这是对春林老师庞大阅读量的一个有益的解释。

与此同时，春林老师庞大的阅读量和他不停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批评家和作家的关系。在我看来，写作者都是同一类人，没有作家批评家之分，对一个作家抱同情之理解，这是一个批评文章写作者的基本态度。春林老师就是抱着这样的态度的，这个态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批评家和作家的紧张关系。

说到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就表明了我们对它的不满。在这种不满里，我觉得单纯的批评或者态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可以使我们变得更好些、更高写。为了更好和更高得以体现，我们就必须自己在精神上进步，并与现今的写作者一起，在共同的努力、挣扎、配合之中，让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稍微好一点点。最终，这个时代记录下的，不会是我们的争吵和批评，而是我们的努力，我们比通常的意识形态和陈词滥调多出的那点儿东西。这多出的一点东西，才是后来者可以看到的，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

不知天集：王春林文学批评编年

王春林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来源：北岳文艺出版社公众号）

王春林：一头认真的批评“大象”

大象在动物界以体格庞大著称。在当代文学批评界也有一头大象，这就是王春林。每一次我见到他，心里就在说，你真像一头大象呀！这不仅是指他的体格，也指他的批评方式。据说大象每天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进食，大象牙齿的任务就是昼夜不停地咀嚼杂草、芦苇、果实、树叶和树枝等。我们的批评“大象”王春林大概也把自己的绝大部分时间用来“进食”了。他“吃”进去的是一部又一部的文学作品。他也没有辜负大量的“进食”，在“进食”的同时，他写出了关于“进食”的报告——一篇又一篇对于当下文学创作即时的批评文章。《中国当代文学现场（2015—2016）》（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就让我见识了这头批评“大象”的威猛。这只是王春林从2015年底到2016年10月不到一年时间内所阅读的部分作品的笔记式批评。我粗粗统计了一下，一共涉及77部作品，其中仅长篇小说就有30余部，这让我惊叹不已。我推想王春林一定是在昼夜不停地“咀嚼”小说的情节、人物、语言和主题了。当然，在这里令我感动的不仅是他的阅读量，还有他阅读的认真和负责。他认真地阅读作品，也认真地写出了他的批评文字。

从王春林的批评文字里可以看出他的热心肠。所谓热心肠，是指他对文学的一份热爱之心，对批评的一股善良愿望。他自己曾说过：“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批评家，还必须是文学与文学批评事业的真正热爱者。”王春林就是这样一位热爱者。热爱文学，就因为在王春林眼里，文学是净化人们心灵的神圣事业。如果一个批评家不是把文学当成神圣事业来对待，他写出的批评文章也不可能具有公信力。这也成为王春林阅读文学的基本出发点。他充满热情地去发现文学作品中的亮点，让文学的净化作用更充分地彰显出来。

王春林的批评还是无隔膜的批评。所谓无隔膜，是指他始终站在文学现场发声，与文学批评对象进行零距离的接触。无隔膜自然与认真的文本细读有关。文本细读是语义学派进行语义分析的重要手段，也是学院派倡导的批评方法。但王春林的文本细读很有特点，他不拘泥于语义分析，也不像学院派那样抱有某种理论期待，而是力图跟随作者的思路进入小说情境之中，入乎其内，再出乎其外，站在批评家的立场对作者的思路进行评点。

王春林的批评还是一种讲义气的批评。他讲义气的对象不是某个人，而是文学这个神圣的事业。所以在他批评的视野里有很多正在成长中的作家或被边缘化的作家，因为从他们的作品里他发现了可贵的文学新质。他的讲义气体现在他对文学标准的严格要求上。他说：“小说是一种关乎人性的艺术。一部小说中，作家对于人性世界的挖掘与勘探能够抵达何种程度，或者说，小说是否具备了足称丰富复杂的人性内涵，乃是我们勘定评价小说作品优劣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以这样的标准进行批评，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坦坦荡荡。比如他评论作家严歌苓的小说《护士万红》，这部作品当时反响比较大，王春林并没有受到干扰，而是有自己的主见。他既认为作者是在为“英雄”招魂正名，肯定其对“英雄”内涵与外延的拓展，但又直率地批评作者在情理设计上的粗疏，认为让一个鲜活的人不离不弃地“爱”上一个素未谋面的植物人，“是极其不合乎人性逻辑的一件事情”。

王春林是一名大学教授，他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他在这个专业领域从事教学、研究已有三十余年，同样他以直面现场的方式进行文学批评也有三十余年。这是很不容易的选择。因为在大学体制内，文学批评是不被重视的，甚至被看成是不务正业。但王春林长年坚持这样的“不务正业”，他认识到了文学批评对于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当代文学专业有其特殊性，它与当代文学创作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当代文学创作是当下正在进行中的行为，具有动态性、不确定性、发展的无限可能性等特点。这与学术研究的相对稳定性、确定性、体系性等特点表面上看是相冲突的，但实质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研究二者的关系，正是这一专业必不可少的内容。当代文学最具学术价值和学术创新性的要素也许正是从二者的关系中产生的。创作实践不断地产生新的文本、新的因素，始终处在活跃的状态中，这些正是当代文学学科研究的学术增长点。创作实践处在没有终止的延伸状态中，这是学科研究最具诱惑力的未知数，理论的意义就在于对未知的破解。从这个角度看，当代文学研究也是当代文学创作实践的一部分，参与到当代文学历史发展进程中，以其学术力量影响、推动乃至左右当代文学发展的方向。所以当代文学研究是活的学科，是最具生命力的学科。王春林以自己的批评实践证实了这一点。他不断拓宽当代文学专业的疆域，也在逐步形成自己的学术风格。无论是从文学批评来说，还是从当代文学学科建设来说，像王春林这样的批评“大象”应该多一些才好。

（作者：贺绍俊，系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王春林《贾平凹〈古炉〉论》：用悲悯拥抱文本

王晓瑜

贾平凹的《古炉》发表以来，评论它的文章很多，但是以一本专著的篇幅对其做探讨，王春林的《贾平凹〈古炉〉论》可能是惟一的。即使放眼整个文坛，以一本专著探讨一篇小说，在近年来也是少有的。 

但是王春林绝非一位依靠“与众不同”博取批评界关注的批评家。《贾平凹〈古炉〉论》采用的其实是很为“老旧”的框架。全书共分九章，第一章“‘文革’书写与乡村世界常态”与第二章“日常叙事与悲悯情怀”，是对小说主题的分析；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是人物形象分析；第六章、第七章“叙事艺术”与第八章“象征手法及其他”，是艺术特色的分析，第九章“伟大的中国小说？”是对小说价值的判断。这其实是50年代至70年代小说评论文章的“标准配置”。只是在80年代后，随着西方“后”、“新”理论大量涌入中国，这样的写作模式渐被弃置不用，时至今日，对于年轻的批评者来说，已是颇为陌生。文章布局如此“传统”，在以追“新”逐“潮”为时尚的文学语境中，这样的布局似乎有些显得过于“陈旧”。当然这样的批评现状，却也使得本无意以“新”、“奇”博取读者眼球，批评做的很为本分的王春林反倒成为批评界特立独行的批评家，其《贾平凹〈古炉〉论》反倒成为众多的关于《古炉》的批评文章中一个独特的存在。这点，我觉得对年轻一代的批评者的批评实践在两方面有启示意义：其一，批评家要有独立的判断独立的思考，也即在批评实践中要有极强的主体意识，不能趋于潮流，采用何种方式表达更应该依据其与内容的适配性；其二对于旧有的批评写作模式，不能一概否定，如果与内容适配，老干依然可发新枝。 

与许多批评家靠翻新建立自己的批评个性批评特色不同，王春林批评的独特个性，他在批评界特立独行的形象其实更多来自坚守。当然这种坚守不仅表现在上述形式表达方面，更体现在批评立场上。王春林是位始终坚守人道主义立场的批评家，《贾平凹〈古炉〉论》中，对芸芸众生的悲悯是其解读《古炉》的底色。王春林在本书的开首的一节中就这样说：“我读过的‘文革’小说也不可谓不多，但能够以其状况的惨烈而给我留下噩梦般的印象者，可能只有《古炉》这一部。”批评客体中古炉村众生“文革”中惨烈的生存状况的书写引发批评主体“噩梦般的印象”，此批评者显然拥有博大的悲悯情怀。在此，王春林找到了自己与贾平凹思想精神上的相同之处，找到了与小说《古炉》的契合点。王春林把“悲悯情怀”看做《古炉》的一个主题，对这样一种情怀的认同与欣赏恐怕是他投入如此多的精力以如此多的篇幅对这篇小说做细致入微的剖析的原因。在本书中，王春林在论及悲悯情怀对于文学作品重要性时，借用王国维对于李后主词的分析，指出李后主词因具备悲悯情怀而使“伶工之词”一变而为“士大夫之词”，显然王春林是把悲悯情怀看做人文知识分子的必备品格，同时也把悲悯情怀的具备与否当做一部文学作品优秀与否的必备条件来看待。透过对有着“突出自传色彩”的人物狗尿苔的分析，王春林指出这个人物身上“寄寓表现着贾平凹的悲悯情怀”，并把贾平凹誉之为 “真正具有悲悯情怀的”“为数极少”的当代作家。在本书的最后一章，王春林把《古炉》称之为“伟大的中国小说”，其依据也主要在于《古炉》“引入了悲悯情怀这样一种新的可以统摄全篇的叙事理念”。在论及渗透于《古炉》中的佛道思想时说“大凡那些以佛教思想做底子的小说，基本上都应该被看作优秀的汉语小说”，其看重的其实也是佛道思想中的对于芸芸众生的悲悯。在“人物分析”部分中，王春林把蚕婆、善人“以大慈悲、大关怀为核心的精神境界”的人物归之为“神界人物。即使对于“欲望界”的人物霸槽，王春林也把他视为“半神半魔”的人物。在这样的视角下，王春林敏锐地从霸槽与狗尿苔的交往中发现了霸槽身上善性的残存，并从人在浩渺的历史时空中的无能与无奈的困境的角度理解霸槽身上的“魔性”及其在“文革”这一特定历史时空中的恶行，发现了霸槽这一人物的悲剧性——“在某种意义上说，以个体形象出场的的霸槽并无所谓过错可谈，假若一定追究霸槽悲剧切实的负责者，那大约只能是历史本身了。”在对古炉村红大刀队与榔头队武斗的惨状作分析时，本书特别关注到小说中的一个细节——武斗惨剧发生后的当天夜里狼群经过一片死寂的古炉村，“在这里，狼的有情有义情味十足，与人的凶残狠毒寡情无义自相残杀形成了鲜明对照”，读这样的语句，可以感到批评主体对“人心、人心所受到的那种无形伤害”的痛心疾首。 

王春林的批评不是纯客观的科学主义的剖析，而是一种主体投入的批评。其批评坚守的是以人为本位的立场，尊崇的是个体生命的价值与尊严。因之，其批评在犀利的敏锐的分析之下有着一种温暖的底色。这样的批评一方面要受科学主义者关于学术性的质疑，另一方面在重群体而非个人的民族主义思潮扩展至文化领域并越来越成为一种主流话语之后，也显得形单影只，有种“荷戟独彷徨”的悲凉。这种坚守，显现出王春林作为80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身上依然保留有浓厚的理想主义气质。这在当下的语境中，虽显孤独，却也很为难得。 

当然作为一个成熟的批评家，王春林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偏爱，而失去客观的判断，比如对于善人这个极具悲悯情怀的乡村启蒙者形象，是书中很为推崇的三个“神界”人物之一，但仍然指出其塑造上的问题：“善人虽然是作家寄寓可谓相当深远的一位乡村知识分子形象，但他在日常生活中要想和村民进行正常的交流，满嘴总是典雅深奥的文言词语，就肯定是行不通的。这样看来，贾平凹在善人形象上煞费苦心，其实并没有能够收到应有的理想效果。” 

在本书中，还有很多独到的分析与论述。比如，提出“从真切的个人记忆出发”是《古炉》成为一部“伟大”的“文革”叙事小说的重要原因；比如对小说中特定历史时空“文革”的书写与恒久性的乡村常态世界书写的分析；比如对于中国传统小说与《古炉》中人物群像塑造的论述；比如小说结构上条状叙事与块状叙事的分析，等等。分析均是细腻深刻，观点判断往往令人耳目一新，却又有很强的说服力。 

最后我想谈谈本书的文体与语言。周作人在其《美文》中讲：“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是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是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文学批评文章无疑是“批评的，学术性的”，但是王春林的批评文字却有着许多艺术性散文的色彩，具体点说就是有着周作文絮语式文艺小品的味道。节奏舒缓，话语反反复复，娓娓道来；话题由此及彼，旁逸斜出，延展开来，表面枝枝蔓蔓，实则杂而不乱。步入中年的王春林的批评文字显露出越来越浓的中年风范，青年时期的轻灵流畅、激越豪迈逐渐淡去，换作了中年人饱历沧桑的厚实与稳重。

来源:东方文学网

王春林：在文本细读中“较真”

——评王春林的《王蒙论》

郭宝亮

《王蒙论》以时间为线索，以王蒙各个阶段的代表性作品为中心，进行了一番细致入微的重新解读。比如对20世纪50年代书写的《青春万岁》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两部作品，王春林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写于60多年前的《青春万岁》之所以直到今天仍然魅力不减，主要在于书写对象、书写主体、社会形态三位一体的青春体验的真实性，使写作溢出单一意识形态框定的圈圈，不自觉地触及了生命本身的永恒母题：青春的迷茫与忧伤。《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则是“现实批判、浪漫书写、人性循环”的组合，而这一切的感觉，都来自于文本的细致阅读，都是从文本细节中自然而然地合情合理地得出来的。例如对王清泉这一人物的分析，王春林指出，王清泉被指认为官僚主义，起码是有误指的。从小说细节中，王清泉的问题主要是只知埋头拉车，不知抬头看路的问题。于是，王春林认为，王蒙在有意无意之间溢出时代意识形态框限的同时，却也触摸到了政治意识形态理论务虚与经济生产效益之间一种隐在的矛盾冲突。

最为精彩的是王春林对《活动变人形》的解读。关于《活动变人形》研究已有很多成果，大部分的观点是“审父意识”，不过这一“审父意识”审的是什么却语焉不详。作者认为，从主题意蕴上看，《活动变人形》具有双重文化批判主题。“所谓双重文化批判主题，其第一重是指对西方文化影响的现代启蒙知识分子的文化批判，这一重主题集中通过倪吾诚这一人物形象体现出来。其第二重，则是指对带有明显封建色彩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批判，这一重主题，集中通过姜氏母女三人体现出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人物，乃是倪吾诚的妻姐姜静珍。”我觉得，作者发现的王蒙“审父”是作为革命者的儿辈倪藻对作为启蒙知识分子一代的父的“审视”的观点，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过，作者说：“王蒙站在革命知识分子的立场，毫不犹豫地宣布了启蒙知识分子倪吾诚的死刑。”春林认为这对于小说思想艺术深度是一种伤害。对于这样一个观点，我是持保留意见的。我觉得，作者把倪藻的视点完全等同于王蒙是不完全正确的，实际上，在倪藻之外，还有一个作者即王蒙的视点，王蒙不仅在审视倪吾诚、姜氏母女及赵尚同，也在“审己”——倪藻和自己所认同的“革命”，也就是三重审视：反思启蒙、反思传统，也反思革命。王蒙既肯定了启蒙的必要性，也反省了启蒙的理想化与空幻性；王蒙既肯定了革命的必然性，同时也反省了革命之后的极端性带来的问题。王蒙讲述的故事虽然是个老年间的故事，但王蒙讲述故事的年代却是在80年代。80年代中期，当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被普遍接受，当启蒙变得神圣无可怀疑，而革命的必然性和正当性却遭到一定程度怀疑的时候，王蒙的这种反思，就显得异乎寻常，这难道不是《活动变人形》的思想艺术深度的体现吗？无论如何，我对作者提出的问题和发现是颇感兴趣的。在《王蒙论》中，作者较真的地方很多，比如“组织部三轮车夫不要钱”的问题，“苏宁举报父亲而遭受毒打”的问题等等，我很欣赏这种较真的精神，这是一种求真意志，是一个好的批评家应具备的品格。求真意志，是说一个好的批评家必须秉持自己敏锐的判断力，不随波逐流，要大胆说出自己内心的声音，不管这种声音是否会引起各种各样的争议和反对。我认为作者的文学批评基本属于感悟式批评，这是有深度的感悟，这种深度在于他对作品全身心的生命体验的投射。王春林的文学评论是及物的评论，是葆有激情的“我”的“感悟”。将“自我”的生命体验投入作品，使得作者的批评文字饱满而坚硬。

《王蒙论》虽然是一种个案研究，但也充分显示了作者写史的意识自觉。这与他长期以来对当代作家作品的追踪式的批评有关。比如1987年作者就开始了对王蒙的文学批评，王春林追踪研究有关王蒙小说的评论就有十几篇之多，可见，这种研究是有着充分准备的。王春林用史的眼光前瞻后顾，因而使批评视野开阔、言之有据。在第十一章《“说出复杂性”的“反现代化叙事”——以〈青狐〉为中心》中，作者不断地把《青狐》与“四个季节”系列小说进行对比，认为王蒙“衰年变法”是试图超越“季节系列”小说艺术方式的不断探索精神的体现，并认为《青狐》在结构上超越了“四个季节”系列小说的单一结构，而变为复线结构。作者认为王蒙在80年代的创作，属于现代化的宏大叙事，而到了《青狐》，王蒙的创作演化为了“反现代化叙事”，王春林说：“如果说，1980年代的王蒙的确是一位真诚热情的‘现代化叙事’者，那么，也可以说，王蒙是在经历了差不多20多年的人生经验的震荡与冲击之后，在经历了20多年痛苦与欣悦相伴随的艰难曲折的思想历程之后，才最终走向了以怀疑否定为基本特征的一种‘反现代化叙事’的。”

我说王春林具有史的意识的第二重意思，是指这部专著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始终把王蒙及其创作历史化。比如对《蝴蝶》中有关海云人物原型——孙丽生的考证，就有点历史索隐的意思。在谈到《活动变人形》的章节中，王春林把这部小说的发生，放置在80年代中期的文化寻根思潮中来考察，并对其中的“父—子”冲突模式追溯到“五四新文学”的历史长河中来比较，就十分清楚地显露出王蒙小说的文学史定位。王春林就是这样，纵横捭阖，以不争的史实，证明了“王蒙确实是当代中国文坛少见的取得了多方面成就的杰出作家。如果以一种比喻性的说法来表达的话，那么，我想说，王蒙是个海，一位具有极大包容性的如同海一样广阔的作家。……王蒙的多方面的文学成就，是当代的其他作家所难以比肩的。”当然，作者在史的比较中，也发现了王蒙的局限性，比如对《闷与狂》中“精神犬儒”的批评，对王蒙晚年文化心态的分析，认为王蒙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与追捧，是远离了知识分子的现代启蒙精神等。尽管这些结论还有过分武断之嫌，但敢于说出自己内心的声音的这种精神还是难能可贵的。

来源：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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