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眼睛||诗人素描：“把诗歌写在密封的心脏” ——我给雷平阳做编辑（总1374期）

王恩荣主编诗眼睛

中外诗人素描

雷平阳，1966年秋生于云南昭通土城乡欧家营。现居昆明。著有诗集《雷平阳诗选》《云南记》《基诺山》《击壤歌》《送流水》等，散文集《我的云南血统》《乌蒙山记》《天上的日子》《悬崖上的沉默》等。

“把诗歌写在密封的心脏”

——我给雷平阳做编辑

沉河

零　最初的朋友雷平阳

人一辈子总会有些朋友，像我活到知天命之年，新朋友不会再有多少，老朋友也越来越少。但我在老朋友中又有不一定最老却一定最珍惜的朋友，他们被我称为最初的朋友，最能保持初心、纯粹如初的朋友。雷平阳是其中之一。

几个月前，雷平阳把他的最新诗集《送流水》的电子稿发给我。这是我给他编的第四本诗集了。书上要放他一张照片，他发来一张背靠在北方低矮的天空忧郁仰望的近照，被我当即否定。我对他说，有那么苦大仇深吗?有那么愤怒吗?即使有，有必要在脸上表现出来吗?我不等他反驳便挂了电话，换上了我给他偷拍的一张。那张照片是我们一帮朋友在五祖寺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步行下山时我给他抓拍的，他满面孩童般略带着羞涩又特别开心的笑，步调轻松从容。这是我印象中本真的雷平阳，从我二十年前认识他这印象一直保存至今的善良、聪慧、真诚、信义的雷平阳。这个笑容和十多年前他第一本诗集《雷平阳诗选》中的一幅照片里的笑容完全一样，像一个复制品。因此，我认定了，“送走流水”后的雷平阳就是这个笑嘻嘻的样子，哪怕他真的做了个心僧，也应该是快乐的。但没法子否认，每个人都有着不为人知的痛苦，平阳的痛苦不仅有，也应该不少，这和他的身份有关。从《雷平阳诗选》里的一篇《我为什么歌唱故乡和亲人》中可以看出。出身于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家庭，整个家族就数他后来最有出息。这种低微的生存背景从根本上说就是痛苦。来自于山野，又成长为一个城市的知识分子，受到中西双重文化的教育影响，有一棵大树的根，又长了双天使的翅膀，我思便我苦。一种身份——山野中的知识分子，这是他写作的出发点。从而决定了他所有文本，不论是小说、散文，还是诗歌，都有着大地一样丰富的沉甸甸的生活元素，又有着传统知识分子的悲天悯人和担当的情怀。他几乎没有轻灵、欢喜、浪漫、幽默的作品，他也不会写那样的作品。卡尔维诺关于未来文学的第一个特点，轻，他就不具备。他读博尔赫斯、卡夫卡，他熟知拉美一大批所谓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作品，但到了他的笔下，魔幻的东西就是现实的，惊心动魄的，很少趣味的。他无趣，却让很多读者不是喜欢，而是爱。

现在，他的最新诗集终于出来了。年轻的诗人、我的同事谈骁抢着去做了责任编辑，让我挂了个策划之名。也罢，“结果自然成”。不妨趁此平阳的光辉岁月，我来讲讲给他做编辑的故事吧。

▲沉河为雷平阳责编的诗集，依次为《雷平阳诗选》《云南记》《基诺山》《送流水》

一、一声“长途”改命运，两次相晤成弟兄

讲我给雷平阳做编辑的故事，先得讲讲雷平阳做编辑的事。

1998年12月的某一天上午，一个正在二楼给高二学生讲《归园田居》的年轻语文老师被楼下门房李大爷推开教室门喊道：“何老师电话，长途！”那是个还没有普及电话的时代，一般一个单位门房有一个电话供人使用。如果是某人的长途电话，肯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了，门房师傅一定要通知到本人接听的。何老师交待学生看会书，便匆匆下楼，脑子里飞快地运转，是谁呢？应该不是农村老家的亲人，他们还不知道怎么打电话，也无电话可打。外地的朋友也很少，尽管何老师是个文学爱好者，但并不擅交游，和外地的文友联系最多也是书信往来，收到的信函最多的都是退稿信。当然也有很薄的用稿信。何老师接起了电话：“喂，您好！我是何性松。”话筒里传来一个低哑却让人很温馨的不标准的普通话：“是沉河吧？我是《大家》杂志的雷平阳，你寄来的散文我准备全部用在明年的第二期，你快给我寄一张四寸的生活照和一个百字内的个人简介来。”“好的。”笔名沉河的何老师兴奋地挂了电话：长途电话很贵的，何况还有一大群学生等着他上课呢。

这个电话的确很重要，它成为一个改变何老师命运的契机。我就是那个何老师。那一天，刚刚过完三十一岁生日没几天，做一个中学语文老师已八年多了，感觉到自己已进入人生停滞不前的中年。三十而立，而并没有立什么东西，工作上只有照本宣科的无限循环。所幸从大学时代开始写诗，一直坚持着，并结识了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当时这个中国最大的市井城市——武汉里生活不致于无聊空虚。1998年夏，武汉的几个诗友在哑君的带领下办了一个诗歌民刊《声样》，参与者有刘洁岷鲁西西黄斌李建春江雪等一大批当时活跃在湖北的年轻诗人。我把当时写作的被大家一致认可的长诗《河边公园》和一大批写在诗余的小散文随笔放在《声样》里发表。后来，那些散文引起的关注超过了我的诗歌。鲁西西建议我给《大家》的编辑雷平阳投稿。《大家》是当时突然出现的一本非常具有全国影响的文学刊物，它恰逢了一年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中兴时代，主编李巍先生大胆改革，顺应了一股新的文学潮流，大量发表一些具有先锋意识的小说散文和诗歌，且封面都是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大头像，其显目纯粹的文学立场使全国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作家云集于此。我那些诗不像诗，散文不像散文的小文很少投稿，这次听了鲁西西的建议把一大堆共计四五万字的小文寄给了从来没有听说过名字的雷平阳。一个星期后，接到了雷平阳上文所说的电话。三个月后，收到了《大家》1999年第二期的样刊。没有全部发，发了一半，二万多字，总题目叫《游戏之梦》。我在照相馆正襟危坐的大幅照片和几乎没有几个字的简介赫然占了半页纸。又过了二个月，一张二千三百多元的稿费单引起了全校的轰动。那时我的工资一个月不到一千元。那期《大家》给我带来的影响巨大。很多认识的朋友重新认识了我，已到《长江文艺》去打工的鲁西西也几次向我约稿推荐，可惜，还是没有受到那个本地权威刊物的待见。但第二年《人民文学》的编辑陈永春先生又从北大的研究生学刊上看到了我的散文并编发了一组《几种手工》发表。百花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谢大光先生看到了这二组散文后也很喜欢，专门推荐《我的手工》到《散文选刊》并写了几百字的小评，把《游戏之梦》也收入了他主编的《建国五十周年散文选》里……我的文学上的好运接踵而至，这一切似乎都起源于雷平阳的那个长途电话。

1999年的4月，我在武汉见到了雷平阳本人。他和李巍主编跑到武汉来秘密编辑一套口袋丛书。我记得入选的诗人有臧棣、海男等。云南的设计印刷他们不放心，认为武汉的图书出版水平较为发达，便跑来武汉租住在一个小宾馆里，每天吃着武汉的热干面和大排摊，做着他们认为的一件大事。我对雷平阳这个长着一幅农民工模样的兄长有种天然的亲切，马上把他介绍给我在武汉玩得最好的几位朋友，比如钱文亮、黄斌、夏宏。他们轮着请他吃饭，喝酒，聊天，我甚至陪他看了一场云南队和湖北队的足球甲级联赛。武汉的主场。云南红塔队做梦都没想到还有一个它的球迷来给它加油。尽管我也算一个足球爱好者，但不是一个球迷，我看着旁边的雷平阳一个人孤独地为红塔队叫好时，觉得他有点像堂吉诃德。

期间和程光炜先生有过一个电话，他告诉我正在北京盘峰开一个诗会，诗人们吵架了，争得很厉害。一帮所谓民间诗人和所谓知识分子诗人开仗了。雷平阳听到这个消息后反应很敏锐，马上和李主编商量，在两大阵营中各组了几篇稿子，做一个论战专辑。而且，他马上飞去了北京，找王家新组稿。这是我第一次目睹一个编辑的高效工作。二年后，当我也成为一个出版社编辑时，我的眼前总是闪现出雷平阳当时闪亮的目光来。

第二次见到雷平阳是在2000年的湖南衡山。吕叶做了个诗会，请了一大帮三十岁左右的诗人借“盘锋论争”的余波去“衡山论剑”。所谓知识分子诗人的大腕们都没去，一帮年轻的“民间”诗人带着刚出炉的“下半身”诗刊让衡山颇为热闹。雷平阳在会场上几乎不发言。晚上，我们一帮朋友在钱文亮的主持下在我居住的房间开了一个小型的会中会。钱文亮才去长江文艺出版社工作，带着他才责编的程光炜先生任主编的一本《时间的钻石之歌》送给大家。其中收录的诗人里当时在衡山的就有雷平阳、鲁西西、哑石和我等。结果，在大会场上不发言的雷平阳在小会上讲起话来就滔滔不绝。我们都是正儿八经地讨论诗学问题，他却是讲他在云南听到的故事，那些神秘的不可思异的故事把我们都吸引住了，一直到第二天黎明都还没有倦意。其实他在谈诗歌。只不过是以我们从没有想到的方式谈诗歌，里面充满了象征和寓言。会后我听录音整理大家的发言有四五万字，他的占了一半以上。他的这种思维方式直接决定了他的诗歌写作方式，不到四年，他以这种几乎是“神神叨叨”地讲故事的方式写诗歌把自己写成了当今最优秀的诗人。当然这是后话。

是的，三十岁左右的雷平阳还不是一个著名的诗人作家，只是一个优秀的期刊编辑，编辑发表了一大批年轻的诗人、散文作者、评论作者的作品；他的写作也主要以一些小说不像小说散文不像散文的文章为主。是一个从云南昭通跑到昆明的文学打工者，为生计奔波，做文学梦。我小孩都上了幼儿园中班，而比我大一岁多的他还是一个光棍。但雷平阳精力充沛，衡山诗会前，他因某种原因离开了《大家》，他又回到了一个国企编一份企业报，还是天天在那个报纸上发些全国一流的诗人、作家的作品，不亦乐乎。2003年又到《滇池》做编辑，继续做好他的伯乐身份。

我们基本上不通电话，保持着较少的书信往来，前些天我找到一张旧纸，上面有我给他写的一篇小文《影子主人雷平阳》的开头：

雷平阳是谁？

他是你的兄弟。说不清，道不明。同时。他是一个影子主人，这有些来历。

我写过的唯一的故事里有这样一个细节，它说某城来了一队灵魂考察组，结果他们遍寻无获，离开的路上，回头眺望，发现城市里的某个房间飘逸出一丝灵魂的轻烟。那个飘逸出轻烟的房子里居住的就是影子主人。雷平阳是他的城市的影子主人，他统率着云贵高原的山山水水，城市村庄里出没的幽灵，并伸出长长的手来和我相握，到其他的城市和其他兄弟朋友相握。他一共给我寄过三本书：《作家们的作家》（副题为“博尔赫斯谈写作”）、《我们的祖先》、《通往烟雨山的道路》，他常常做这样的事情，把他喜欢的书多买几本，然后把它们送给朋友们，于是博尔赫斯、卡尔维诺代表他给远方的朋友问候。在我看来，那三本书组成他全部的写作，组成他自己。在漫无边际的黑色夜晚里，从天空中飘荡而来到朋友们精神共憩的空间，像博尔赫斯一样，他写作诗歌、散文、小说，用同一的气质格调，叙述与“我们的祖先”的诡秘人性，而他通往烟雨山的写作道路……

我们的通信也是很文青的那种。比如1999年底我写给他的：

老雷：别来无恙。

这个夏天，失去了一切想象。还拥有一点温情。在家乡，在音乐中，在陌生的女孩以及一本旧书里。想云南哪。我们都是可怜的人：不可能到过去与未来中，也不可能找到永恒的故乡。因此我既不重视历史，也不向往流浪。或者正好相反。反正我是一个不知道自己是谁的人。所以大脑里想啊想，实际上一派空茫。如果是真正的空茫也好，偏偏又想啊想。想说，又所谓“不到非说不可的时候不说”；想说，又无从表达。于是把自己陷在一个问题里：生活在哪里。

在这个世界上，有哪些快乐的人？幸福的人是有的。对于我而言，快乐是属于尘世的，幸福属于天堂。我想，我们都难得享有尘世的快乐，注定去享受天堂的幸福吧。所以当我去年的此时说我幸福时，我是屏住了呼吸啊。仿佛借助于此，可以延缓时间的步伐。

但那个根本的问题没解决。不知道哪是真。一切都是假。所以幸福是假，不幸是假。你是虚构的，我是想象的。只有一件是真的：死亡。可谁又见过它呢？当写作变成一种人生活动时，它肯定与我这虚幻的人生无异，是双重的虚幻。这就像这些天来我办公桌前一对男女的调情，公然的调情，是本能的也是目的性的，是可怜的也是可恶的。也许现代给我的唯一一个词就是加谬的“厌恶”。我因美而激动时，也是对它的仇视之时。家乡只存在于遥远时间的探视中，音乐只在孤独的夜深中拥有，陌生的女孩三天后就会变成同一个女孩，同一个女孩是同一种乏味；旧书的气息也不过是过去时间里自己的体息。厌恶。流逝的一切。一切都在流逝……

这一晃都是上个世纪的故事啊，那一代朋友很幸运，他们的交往留下了一些或淡或显的痕迹，每每找到都有一些温暖流过身心。雷平阳的几封书信我应该都收藏在某个安全的角落，他的书法很好，应该是用水性笔写的字，竖排繁体，颇有古风。

二、《亲人》《母亲》得褒奖，澜沧江水起波澜

命运的神奇性就表现在它的不可想象的转变上。接到平阳那个长途电话后的第三年，我因为文学上的一些成绩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唯一的一次对社会人员的招聘工作中被录取到该社工作。当然这里钱文亮兄的推荐和时任长江社社长的周百义先生的开明起了关键作用。而雷平阳已经从一个活跃的编辑变成了一个勤奋的写作者并开始慢慢引起国内诗坛的关注。我的写作中断了，他的写作开始了一个新阶段。

这个转变可以以2003年谢大光先生主编出版的一套“后散文书系”为标志。雷平阳和我都出版了自己的散文集。他的是《云南黄昏的秩序》，我的是《在细草间》。谢大光先生当时在全国散文编辑出版界是泰山北斗似的人物。百花文艺出版社不仅编辑着全国最好的散文刊物《散文》，还是中国散文出版重镇，引领着中国散文出版写作潮流。谢先生敏感到一批年轻诗人的散文写作与传统散文有很大的不同，在散文意识和语言方式上更加诗性化，也与当时冠名“新散文”作家如张锐锋、苇岸、祝勇、周晓枫等更加深入细致的散文有区别，因此委托我约几个这类写作的朋友出一套散文书系。名字是我和钱文亮、夏宏等在武汉想的，那时代流行个“后”字，我们便把这套书叫“后散文书系”。我约了雷平阳、黑陶、蒋浩、森子（森子因为某种原因没有加入第一辑，第二辑有他）等。黑陶推荐了汗漫。书是2001年底约的，一直到2003年元月出现在北京全国最大的书展上。《云南黄昏的秩序》里的一些文章我记得好些在《大家》上发表时就被冠以“跨文体”写作。它们到底是小说还是《世说新语》类笔记真是说不清楚。但可以想见的是，一年后，当雷平阳拿出一批如《杀狗的过程》《存文学讲的故事》等一批让人过目不忘、触目惊心的诗作时，当时诗歌界的震憾。

我的编辑生涯开始得也比较显目。2001年12月1日到长江社报道，一个月后，第一本自己责编的书出炉。这本顾城《英儿》的女主角“英儿（麦琪）”与诗人刘湛秋的情书集《爱情伊妹儿》在2002年元月的北京图书博览会上引起了轰动，吸引了各大媒体的眼球，包括《南方周末》这样当时顶级的纸媒也派了文化记者拉家渡从广州专程飞到北京采访“英儿”。我针对“英儿”的负面形象，提出的宣传核心点是包容：英儿八年后首次面对北京的灿烂阳光。“英儿“也在我的劝说下从澳大利亚回到北京勇敢地接受了中国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媒体采访。我编辑的第二本书是一修正武汉高中生胡坚（网名刺小刀）的三个小说合集《愤青时代》。书名是我给他起的，宣传点是胡坚要出本书上北大，并把出版研讨会开在了北大门前的一个书店，请了一大批如钱理群、温儒敏、曹文轩等北大老师以及当时很火的青年学者余杰、孔庆东还有北大研究生诗人胡续冬姜涛以及诗人尹丽川等。这次图书营销策划很成功，我甚至为此二上中央电视台，胡坚最终也被武汉大学破格录取。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觉得自己做起图书宣传来无师自通。当时民营出版界做得很好的也都是一些诗人，如万夏，张小波；现在磨铁文化总裁沈浩波那时也刚刚投身出版界，他同时期做了春树的小说《北京娃娃》也很轰动。这些事情当然也让我和诗歌毫无关系，但和很多诗人建立了联系，因为诗人们有很多在媒体工作或关注媒体文化动向，我的新身份也从此广为人知。

2003年底，雷平阳参加完当年的“青春诗会”后交到《诗刊》的一组诗，其中就包括后来广为人知的《亲人》《母亲》《背着母亲上高山》《存文学讲的故事》等，我是在社里的报刊阅览室看到的。当时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雷平阳找到了他自己的诗歌表达方式，冷静的叙事、浓烈的抒情二者融为一体，让人读时震撼，读后难忘。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诗歌兴起过一种叙事性写作的潮流,但叙事性不是叙事，只是借助了小说散文中叙事的技巧，而表达的还是更多隐晦复杂的事实和情感，“知识分子写作”中被人诟病的，这种叙事性首当其冲。而平阳的叙事简明直捷，他是真正的叙事，就是小说散文的叙事，因此面目清晰；同时又区别于当年已大兴其时且后来蔚为大观的口语写作。口语写作一般也会喜欢写一件事，但我认为它是讲述，而不是叙事。“讲”自然是口语的，“叙”自然是书面的。这是雷平阳的与众不同之处。其次便是他的抒情，有时浓烈到极致，这当然和他个人性情有关。他是个爱恨分明的人，爱人爱得深，恨人也是一直放不下的。他把情感抒发到不可回旋之地，令人不禁嘘叹。就以那首《亲人》为例：“我爱我所寄居的云南省/其他省我都不爱……”到最后直抒：“我的爱狭隘偏执”。这就有种情到深处反绝情的味了。让我居然想到了弘一法师最后与他妻子诀别时的话。其妻问法师：什么是爱？法师答：爱是慈悲。法师这所言的最大的爱和平阳所言的最小的爱其实是同一的性质。《存文学讲的故事》里写一只八哥和他主人的爱。写得让人“不寒而栗”。平阳的这故事不用去论其真伪，这没有意义，他是不仅把它写真了，更把它写实了，“实情”的“实”。实在的情感，这种情感恰恰是当代中国诗歌中最缺少的。我们写了多少年的假大空的情，现在又写了多少矫情、畸情、无情。因此平阳的这一组诗一下子成为他诗歌写作的里程碑，他从一个文学编辑的身份彻底转变为一个纯粹的诗人。

2004年的初夏，雷平阳已经进入了作协体制，到了鲁迅文学院去学习。尽管我不属于作协体制中人，但我不介意我的朋友成为体制中人，雷平阳到鲁院能学习到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有了一大段自由的时间与朋友交流和写作。我去北京出差的间隙去看过他一次，其他朋友去北京也会去看看他。我第一次听他唱歌是在鲁院边上的一个小酒馆里，云南民间唱本《柳荫记》里一段《莲花落》。他粗哑的嗓音唱起来很让人动情。唱完后，他一般会露出他经典的笑：腼腆，宽厚。有人意犹未尽，要他再唱一遍，他一般会说“等等等等”，后来基本不会再唱了。唱那伤心。雷平阳是个内心有伤悲的人，由悲而愤，由愤而悯。他从鲁院回去后，一首引起人震憾甚至产生不适感的诗《杀狗的过程》正充分而深刻地表现出这一点。这首诗发表于当时李少君主编的《天涯》杂志上，其以入木三分的笔力描写一只狗对杀它的主人的忠诚，至今都让人读后无语。

一场风暴等着他，2005年，他的一首诗《澜沧江在云南兰坪县境内的三十三条支流》在全国引起了广泛讨论。这首相当于照搬于地理书的诗得到的赞扬和批评居然就是这同一事实。全诗只有一个“一意”词不属于地理书，它强调着河流的方向：向南。有人说这样搬得好，是最冷的叙事，最深的抒情。有人说这是一首投机取巧的诗，根本不是诗。8月6日开始，《羊城晚报》发了八个整版专辑约人写评论文章讨论。客观地说，这首诗谈不上好或不好，但对平阳的影响是很大的，让他出了个虚名。

我继续着我的畅销书的策划编辑工作，每天的时间都是看编稿、写图书的宣传文稿。一直到2005年，其间，我编辑的书中与诗有关的书除了剑男兄的一本诗集外就是已在北大读博的钱文亮策划的《在北大课堂读诗》。那本书是洪子诚先生在北大开的一堂诗歌细读讨论课的实录，收录了姜涛、胡续冬、周瓒、钱文亮等北大博士的读诗笔记。编此书，还是受益非浅的，但也有感喟；我不写诗已多年了！转机出现在2005年夏天，张执浩在湖北洪湖组织召开了一个“平行诗会”，之前我已有了些写诗的冲动，开始捡起丢失已久的诗笔。诗会中，重新和一大帮诗人朋友们喝酒聊诗，冲动之下，答应给多年的老友余笑忠出一本诗集。一想那些年真是一个诗歌出版的低谷，是一个写诗的比读诗的人还多的时代，也是一个羞于谈诗的时代，多少诗人写了几十年诗都到了四十不惑之年还没法出一本自己的诗集。雷平阳不也是如此吗？因为诗集的确很难给出版社带来利润甚至于亏钱，而出版社又已经转制为一个纯粹的企业，怎么可能做赔本的生意呢？酒后答应的事也得践诺，幸好没规定时间。但心中与诗歌的亲近感又彻底回来了！等我重新关注诗歌时，发现雷平阳又有了爆发，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一组以《秋风辞》为代表的短章又一次让他被诗坛瞩目。这些短章情感已收敛节制，叙述却更加随意自如，它们超出日常、平庸的生活，更加带有云南独有的偏远神秘的气息，以至十多年后，在他的最新诗集《送流水》里还能闻到这种气息。

2006年的春天来了，雷平阳又给我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当然那时都已经普及手机了，有什么事随时都可以交流。平阳说，这次华语传媒大奖，《秋风辞》和另一组诗参加了评选。本来是很有希望获得的，可惜人家都是一本厚厚的诗集参评，它是两组诗，分量不足啊。谢有顺说还是要出一本诗集。华语传媒文学大奖在当时的青年才俊谢有顺的主持下已经是中国最有威望的民间文学奖，在好多真正的作家诗人心里，分量是远超过鲁奖的。平阳的话里还是有一些失落。

是时候了，这些朋友们的诗集是应该好好出版了！机缘巧合，长江社换了社长，周百义社长高就出版集团的总编辑，新来的方社长让人有些不适应，社里有些不平静。我是个相对的逍遥派，和武汉一帮老朋友做了个《象形》民间诗刊，经常和朋友们在东湖边饮酒谈诗，竟爆发性地写了一百多首诗。方社长还是希望团结好编辑开展长江社新局面的，我趁机提出了早有的想法：给当今的实力诗人出一套诗丛。当时，真正有品牌的当代诗丛只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蓝星诗库”，是诗人清平在那儿主持，但出版的诗人基本上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已成名的诗人如北岛、顾城一直到王家新、孙文波等。后来基本上停滞不前，因为大多数的诗集实在是不赚钱。人文社那套诗丛以“某某的诗”方式取名，我不敢照搬，便以“某某诗选”为名。尽管，一个诗人的第一本诗集还不适合叫“某某诗选”，但想，我准备选择的诗人都写了二十多年的诗，不“选”下怎么出呢？在当时的情形下，谁又可能出很多本诗集呢？于是，我暗地里拟定了自己的标准：写诗二十年左右，未正规出版过一本诗集，我心目中的优秀诗人。于是我便全国东西南北中找了五个代表，东杨键，西哑石，南雷平阳，北桑克，中余笑忠。后来听说杨键马上在别的社有一本诗集要出来，于是就近加入了身边的优秀诗人刘洁岷。这里面当然有私心，但自认为这私心也是属公的。因为他们的确是我认为的全国的优秀诗人。方案写出来了，我百般鼓动方社长，并许诺可以去申请一些出版资金的资助，方社长或许是在我的热情感染下一口气签下了五本合同。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是一个正确而重大的决策，它应该是长江诗歌出版中心诞生的基石。

▲《雷平阳诗选》封面

2006年12月，编辑较早的《雷平阳诗选》《余笑忠诗选》终于下厂了。诗集的体例我完全按照经典化的标准精心制定：一个诗丛的出版说明，个人生活照二帧，一份详细的诗人简历，二则诗人的诗观。封面请了社里最优秀的美编徐慧芳女士精心设计，还在封面上加上了最新工艺烫银，烫银部分我选了一首诗中的一些词放大，它们是我认为的这整本诗集的关键词。这项工作是最难的，我得在整本诗集中翻来覆去地找，最终还居然让我都找到了，这里有神助。比如平阳的诗集我找的诗就是《亲人》，把里面的“昭通市”“爱”“悲悯”等放大，它们就构成了雷平阳诗歌的核心。

《雷平阳诗选》我印了六千册，胆子也够大的！因为当时如果不印六千册，社里根本通不过，六千册是一个保本印数，少于六千册，卖完了也基本上是亏损的。当然最终还是亏损了。这些一线的优秀诗人诗集没有那么大的市场，做得好，也只有三四千的量。

这套诗丛的影响力这里就不多说了，一直延续至今，已经成了一个重要的诗歌品牌。《雷平阳诗选》出版后，不仅引起了诗人们的关注，还引起了作家韩少功、贾平凹，评论家李敬泽、谢有顺的推荐。

雷平阳也因《雷平阳诗选》顺理成章地获得了2006年的华语传媒文学奖的诗人奖。

颇为波折的是，《雷平阳诗选》和《余笑忠诗选》付梓后，方社长就离开了长江社，新来的刘学明社长对后面的三本诗集不了解情况，不让付梓。后来被我天天软磨，过了大半年他才同意印出。2007年，我的年终奖金是负数，每本诗集亏了一二万元，我体会到市场的冷酷，但同时也促使我思考诗歌出版的出路。当时的诗歌出版只有二种情况：一种是出版社或政府部门投资，投放到市场上，亏损累累。卖不动的诗集收回仓库化为纸浆。一类是作者自费出版，拉一车书回家，送人，一送送几年。但民营出版商已经很活跃，他们有编辑能力和发行渠道，只需要和出版社合作，取得出版社的书号便可以正规出版各类畅销书。我从这里受到启发，不妨把有出版需求的诗人当成一个书商对待，诗人投资，我出版发行，销售利润与出版社分成，卖不完的书返回作者。这样就顺利地解决了前面二种方式存在的问题。结果诗丛出来后的巨大影响引起了很多诗人对出版的关注，我一律采用以上合作出版的模式，不知不觉，市场上到处是长江社出版的当代一线诗人的诗集。

附：一套诗丛的出版随感

今年的冬天到达得很突然，因此感觉到更大的寒意。在这样的一个冬天里，城市的夜比以往要黑，也要冷清许多。我的桌上放着两本诗集：《雷平阳诗选》和《余笑忠诗选》。尽管它们在我心里涌动着巨大的暖意，但与窗外整个世界的寒意相比，还是显得分外单薄啊！

做编辑五年来，这两本书的付梓是最让我欣慰的。因为它们的最终得以出版是最艰难的也是最幸运的。我不知道将来还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至少在目前的出版情形下是不可能再发生了。

是的，一本诗集的正规出版是越来越难了。相对一年二十万新书品种而言，一本正规出版的诗集屈指可数，几以个位数计。当然这不包括那些诗人自己掏钱买书号出版的诗集和选来选去的诗选本。每年会产生大批眼花缭乱的所谓少年作家的大作，却鲜有一本成熟诗人的诗集问世，这种现象我不知道是否中国独有。

诗集的出版为什么这么难呢？一个简单且现实的理由是诗集卖不动。这几乎是事实。但出版的现状却是百分之二十的书养活百分之八十的书。有更多的平庸的小说和种种少儿生活类的图书同样出现大量退货，最终血本无归。只是与诗集不同的事，它们最初在申报选题时不像诗集一目了然似的会亏本而已。于是出版具有了赌博性质，最终所有的出版商都放弃了诗歌。

但细想，这又似乎不仅仅关乎钱的事。一个大老板是很容易掏出几万元给一个诗人出一本很漂亮的诗集的。一个大出版社也不是没有为诗人买单出诗集的实力。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诗集的出版还有什么意义？大老板并不爱诗歌，出版社领导又有多少还喜欢诗歌，读诗歌？他们以己度人，会以为这天下爱诗读诗的人是没有的了。

在今天，没有什么文学体裁像诗歌这样尴尬的了。有的人说自己是诗人，说另一帮也说自己是诗人的人不是诗人；有的人说他看得懂哲学，却看不懂诗歌；有的人说现代诗歌没有存在的必要；有的人认为“梨花体”诗就是诗；有的人要保卫诗歌脱掉了衣服；有的人蔑视诗歌可以把脱了衣服的诗人依法抓起来。谁是诗人？谁在说自己是诗人呢？如果诗人都不存在，又有何诗集出版可言？这仿佛是一个诗歌和诗人没有了尊严的时代。

但现象之内的本质不是这样的：至少我知道云南有个诗人叫雷平阳，武汉有个诗人叫余笑忠，他们和他们的更多的朋友，还在做一个诗人，在尊重诗歌，守护内心，在用诗歌这种古老的声音抒情，一生只为找到世上一直存在而一直被遮蔽的心灵密码而写诗。

为这样的诗人出本诗集是有点意义的。

就在不久前一个媒体朋友问我这些天为什么这么安静？他是说没看我又宣传什么新书了。我说，我出了几本诗集。也问他能不能宣传一下这事。朋友很直接地说，这不是什么大事。我无语了。我知道如果我再说下去，就会很激动地说，我知道易中天糊弄三国是大事，韩寒泼妇般骂架是大事，一个人戴个驴头签售也会是大事。作为一个出版人，自身也是深以为耻的，因为自己也在制造这些“大事”。也许，有一天，我们的文学史中就充满了这些大事的。因为在报纸网络上铺天盖地都是这样的“大事”了。

一本二本诗集的出版的确是小得不能再小的事了。我就是把我用尽心思出的这两本诗集送人也是没多少人要的。因此，我也做过这样的事：有同事按惯例见我拿了样书就要一本留着，我问她，你看吗？不看就不浪费了吧。是的，这诗集也就印了几千本，我是舍不得送给无关的人的！更不必送给附庸风雅之人。想要的拿钱来，这诗集是有价的。

因为我还想对得起这本诗集的主人。我还想多卖点就可以给他们稿费，也可以继续为更多的诗人出诗集。

是有这样的一个计划：这套所谓的“中国二十一世纪诗丛”马上还要推出《哑石诗选》《桑克诗选》《刘洁岷诗选》，而以后还要推更多的诗人，十个二十个，而且让他们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土里每一个经度和纬度都有它们的身影存在。让它们也有可能在某个小书店蒙尘多年突然在某一天被一个少年惊喜地发现。就像并不久远的时代发现过的事情一样。

诗歌永远替世界保留着最美好的东西啊。

▲中国二十一世纪诗丛，至今已出19种。2017年全新改版精装，推出的是《刘川诗选》

三、大理初夏“美梦”现，平阳深秋获“鲁奖”

2008年5月28日，我第一次到云南。我从昆明巫家坝国际机场出来后，平阳直接把我接到他家里，我见到了他年轻美丽的妻子和三岁娇儿。春风得意的平阳住在翠湖边，工作单位《滇池》杂志社也在附近。雷平阳在2007年再次编发了我的作品，这次是一大组诗，并把当年的“滇池文学奖（诗歌）”评给了我。散文奖是江苏诗人庞培。汶川大地震刚发生不久，举国上下都在捐钱捐物救灾。奖金我自然捐了。平阳看我来一次云南不容易，和一个朋友开车带我和庞培到大理玩。那时的大理干净，清静。晚上在一个香港人开的一家家庭酒馆喝老板自己泡的玫瑰花酒，酒红艳艳的，香香甜甜，都是一些好朋友，放松地喝，不知不觉喝了几杯下去，我就知道我已经醉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二次醉，第一次是大学毕业会餐。大理美丽的夜空我无缘欣赏。我只记得平阳和庞培一边一位扶着我，我像被押送的犯人，嘴里念念叨叨着：“我的唐朝在哪里！我的宋朝在哪里！”那二年，我到处宣扬一个观点；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一个重要的历史分水岭。大家都在怀念一个文化启蒙的八十年代，我却在怀念一个自然的最后的农耕文明的八十年代。因此，回归中国文化已经是我和朋友们的一种追求，这也是我们办的同人书《象形》名字的由来。平阳在云南还没有太多地感觉到自然文明灭绝的可怕程度，他还在云南的荒山野岭里到处跑，当然他也观察到了自然的不断被破坏，内心的疼痛丝毫不亚于我。他为这些疼痛留下了诗篇，就是他的第二本诗集《云南记》。

还是回到大理。第二天清早，我清醒过来后，一个人在没有什么人烟的街道上瞎转，不远处的洱海闪着蓝幽的光，转头向上是苍山的一道白色的苍凉。与平阳汇合后，我们到苍山上的感通寺喝茶。那里曾经是担当和尚住持的地方，平阳最喜欢抄写担当和尚的诗。晚上我们去了双廊镇，见到了云南省的名片杨丽萍。平阳在后来很多场合叙述我见到“仰慕已久的著名舞蹈家杨丽萍”的情景到最后被不断转述变成了：“见面时，杨丽萍犹如天人的美突然出现在沉河眼前，沉河不敢相信是真的，什么话也说不上来，哇的一声哭了。”而真实的情景是，我看到杨丽萍吃烤生猪皮，喝名牌红酒，过着醉生梦死样的生活有点失落，一个人在洱海边坐了很久。由此可见平阳天衣无缝、以假乱真的叙述能力。离开双琅的路上，绕着洱海车行。喜爱游泳的庞培坚持要在洱海裸泳一次以作纪念。光天化日下，我们三个大男人都还没有脱光，保持了一点底线，在凉飕飕的洱海水中清洗了下身子。用平阳的话说，又弄脏了洱海一点点。

附：一个受奖辞

尊敬的各位评委，各位朋友：

当我获悉自己得到这个文学奖时，内心里除了喜悦，更多的是不安。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诗歌是如此渺小，无力，如我的心灵一样只有着仅能照亮自己的某一部分的光亮。它们不应该得到更多的爱和关照，它们在聚光灯似的奖项下只会显得更加苍白。但我还是要感谢尊敬的评委们，是你们注意到了这点光亮，这点个人的微弱光芒。

很早就向往来看看云南。高中时代读过一本诗集，里面有公刘先生的一篇写云南的诗。诗题不记得了，有哪些句子也不记得了。我记得的是一种感觉。一种对云南的云的感觉。它是轻的，彩色的，极美的。它给我一种关于云南最初的印象，即极美的自然。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的家乡湖北的乡村也有着美的自然，树也是绿的，水也是清的，也有彩云飞过。但现在已没有自然了。这两年，我常常和朋友们在谈论的时候，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自然环境，民风民俗等方面，很多地区发生了几千年来才有的变化。在八十年代前，我们还能够回到中国的古典诗词里，回到“鸟鸣山更幽”，回到“小桥流水人家”。但之后，特别是现在，水，空气，植物，动物，等等，我们的家园已不是那个天人合一的家园了。当我说回家时，我不知道回到何处去。但我却改不了我的黄皮肤，黑头发，改不了我的象形文字，我的乡音。中国人生成是和自然和谐在一起的。在中国画中，山水画里的人是很小很小的一个黑点，它没有一根草大。仕女画里的女人和花别无二致。在中国的音乐里，是风在吟，鸟在鸣，泉水在呜咽。当我们苦难而幸福的农民几千年来匍匐在大地上时，他黄色的身体就是一片能够生长万物的泥土。可是现在，我们都失去了自己的家园。住在水泥房子里，穿着西装，并不知道上帝是谁。唯有在回忆中，闭上双眼看到月亮，才知道那还是中国的月亮。月光下是古老的中国绵绵不绝的流水。

我并不是一个复古主义者，我只是一个想保留一颗轻灵的中国心的人。我看到狼奔豕突的现代人，一生的追逐就是在大地上占有一个窄小空间时，感到深深的自怜。我的园子到哪里去了？我的八十年代何在？这两年也有很多人在回忆八十年代，在回忆那一个所谓思想启蒙和反思的时代。在回忆曾经得到的所谓建立在西方人文思想上的精神家园。但没有人回忆八十年代我们的自然家园。在某些方面，我也是一个八十年代的受益者。我在那一个西方现代思潮涌动的时代，认识到了个体这个词，也认识到了尊严这个词。我狂热地阅读西方的哲学，文学。我体会着孤独，自由，爱。但八十年代过去了。我们的自然也没有了。没有就没有了吧，可我们热爱自然的诗歌，绘画，音乐也没有了。我觉得我要老了。如果我老了，我要离开这个世界时，我要埋在哪里？陪伴在我身边的会是谁？我想，不会是我曾经喜爱的唯特根斯坦，里尔克。我希望是屈大夫，是陶渊明，是他们指引我到另一个世界。现在我抱着这一种固执的思想在生活：我不再想读任何外国书，不再想看任何一首翻译诗，不再想引用任何一位外国大师的名言。我知道我的这种态度会让我的很多朋友不愉快，但我并不反对其他人去读外国书，看外国诗，引用外国大师的名言。请朋友们理解我个人的偏执。我的偏执只来源于我个人的性格和反省。我只是惊慌地想抓住一块失去植被保护的泥土。那是喂养我，又要埋葬我的泥土。

今天我来到了云南。在十几年里，二十几年里，来到云南是我的梦想。我希望找到那个关于自然的梦。

但我来的不是最好的时机。因为我们的祖国正遭受着大自然带来的创痛。当接到来自云南的邀请时，我的心在悸动，泪在流淌。如果我仅是抱着回归一个梦的目的来到云南，如果我仅是为着寻找一份美丽来到云南，我会深深自责。因为在爱的面前，我宁愿不要自然。我并不能勘破生死，我会为生赞美，为死哀叹。我赞美生存中的爱与善良，我希望每一个平凡的人过完他平安的一生。我的诗歌是无力的，但我希望它是充满爱的，是一颗善良心灵的表达！既然今天我不能拒绝云南朋友们给我的厚爱，我愿意在此朗诵自己一篇给汶川同胞祈福的文字，以答谢所有在我们这块古老大地上互相关心互相扶助的人们。另外，我想我没有资格拿取这份奖金。我想麻烦评委们代表美丽的云南把它捐给美丽的汶川。再次谢谢大家！

云南一别，再次得到平阳的消息是他劳苦的父亲去世了。“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悲痛不已的平阳以诗的形式为他的农民父亲写了一个传记。这就是《祭父帖》。为什么叫帖？问过平阳，原来他在这个电脑时代一直是坚持笔墨手写。这是诗作，也是书法作品，源于颜真卿的《祭侄帖》。《祭父帖》给当年平淡的诗潭投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尽管这样以强有力的记叙体写悼念父亲的诗在当时中国他不是第一人，比如我们的朋友黄斌在之前就写过一首《冰棺里的父亲》的长诗，但平阳细致绵密的叙述功力是他所独具，像一幅灰暗色调的木刻画把他的父亲永远镌刻在一张硕大的木板上。

再次和平阳见面已经是2009年10月份了。一个月前他把《雷平阳诗选》后的新作请人打印出来传到我的电子信箱里。没有目录，他写作也不习惯标注日期。我只能以一个职业的资深编辑身份给他好好整理。整理完后，他正到武汉附近某地开会，我让他转道武汉看看清样。给他编书是最累同时也是最轻松的。累是他什么都不管，目录也没有，一大堆稿子给你。轻松也是他什么都不管，有什么意见只是轻微地提出，我觉得对，听取；不对，坚持我的意见，他也就放弃争辩。其口头禅是“管他的呢”。所以来看清样是借口，和朋友见面才是正事。那时，我和武汉一帮办《象形》的老朋友正打得火热。我的朋友雷平阳也就是大家的好朋友，几乎每次去玩都是集体出游，访武大，看东湖。最奢华的是黄斌请他到汉口江滩一极隐秘的地方吃了一桌饭，不算酒水，花了六千大洋。当然黄斌是自费的，他也没有公款。黄斌的豪气历来如此，最初见平阳时，他送平阳一块珍藏几十年的羊楼洞砖茶。听说那块茶已价值二十多万元人民币，唉，也不知道平阳是否还留在自己手里。因为平阳也是一个喜欢随手把自己喜爱的东西送人的。清样一页没看，管他的呢。他回到了离开很长时间的家。送他到机场的那天，临别时，一同送别的朋友夏宏说今天是他的生日，弄得平阳恨不得退票再留下来陪夏宏喝场酒。武汉啊，如我把云南当作第二故乡一样，已成为平阳的第二故乡。

▲雷平阳和黄斌，在长江诗歌出版中心

二个月后，《云南记》到达了全国各地的诗友手中，比《雷平阳诗选》更为沉甸有力有如云南的高山大水的诗篇引起了轰动。集中的《大江东去帖》《春风咒》《怒江，怒江集》《村庄，村庄集》和《祭父帖》等中型诗中气十足，大气磅礴，才华毕露，让我想到孟夫子的一句：“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而一些短章如《光辉》《穷人啃骨头舞》《基诺山上的祷辞》等保持着他在上一本诗集中的风格，只是有了更多节制和神秘。

▲《云南记》封面

不仅如此，其朴素到奢华的装帧也引起了许多优秀诗人的喜欢。白纸黑字，平阳自己题写的书名，一个朋友给刻的“云南记”的闲章。精装双封面，里面硬壳上书名只是淡淡地烫金。素雅到极致。诗人柏桦收到书的第一时间就爱不释手，在“今天”论坛对书的装帧和内容连续几天发帖大加赞赏。后来，陈先发、张执浩、余怒出版新诗集都要求采用《云南记》的开本和装帧风格。白纸黑字，朋友们戏称这些书是诗坛的“白皮书”。

《云南记》于2010年获得了“鲁迅文学奖”。我沾他的光，继所编的一部小说刚刚获得“五个一工程”奖后，又获一责编大奖，做诗歌出版的劲头越来越足了。

我是如何看待《云南记》的，我照抄当时为他写的一个编辑手记来说明吧：

《云南记》的意义

——《云南记》编辑手记

我可能是个如此固执地相信意义的人。不仅相信，在判断一部诗集的好与坏时，首先拷问的也是它的意义。甚而世俗价值，以及它对于人性的裨益。也许这来源于孔子的教诲：诗言志，思无邪。由之，当我想为雷平阳才刚出版的《云南记》写点什么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主题词就是“意义”，即《云南记》作为一部诗集在今天这个时代的意义。

两千多年前，有一位诗人行吟于我现在身处的这片大地上，此诗人姓屈名平字原，此地为楚地。那是个混乱的时代，诸候林立，即将归于一统。比战事更为纷争的是人们的思想。中国前所未有地来了一次思想大爆炸，诸子百家对人世天命都表达了他们各自的“一孔之见”。而偏于一隅，还被称为蛮夷之地的楚国里，大夫屈原却在抒情。二百多年后，秦亡汉兴，一个叫刘向的人整理太平盛世所需歌乐时，才发现自《诗》后，二百多年间，只余了一个诗人屈原，一地诗歌《楚辞》。在今天看来，屈原的伟大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他开创了一个个体抒情的诗歌时代，他保留了一个独特地域的独特文化。他是柔弱的，伤感的，决绝又优雅的，他以异于他的同时代的文字让战国文明的空气中多了一片清新之气。以致于后人常笼统称他的文字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之源头。也许“浪漫”的原初只是《楚辞》里那些绚烂至极的诗吧，但屈原却无论如何都称不上今天所谓的“浪漫”之人。我相信那二百多年间，还有更多的诗人在写作，但问题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只看到了一个屈原，只看到了《楚辞》。我想这只能归于他的宿命，他偏生于楚国，而不在中原。在中原众声喧哗碰撞中，他只听到了自己单调的声音。在中原，没有人去抒情；也没有人去野地、民间自由地跳舞。而在楚国，在那个诞生楚狂、庄子的地方，人们唱的是《凤歌》，游的是逍遥。这就是屈原的宿命，他没有做成一个成功的士大夫，而成为一个不同流合污的千古君子，以一己之力担承了一个时代的诗歌和文字之美。

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看到《云南记》突然就想到了《楚辞》。我感觉到《云南记》在今天的意义就是《楚辞》在战国时代的意义。我知道这话说得是如此之大，每个听到的人本能地会反对。但我还是要说出它来。因为在我个人的意识中，这个时代和战国无异，某种承袭正在黯然消失，众声喧哗，人类在一个更大的被称之为全球的中原上，面对着一个眼见却无能为力的混乱未来。小到诗歌方面而言，也是如此。一个诗歌要打败另一个诗歌，一个气泡要破裂另一个气泡。就这几十年间，所谓诗歌的风云纷涌兴起，诗歌的阴雨也是绵绵不绝。是谁在今天的“楚国”独自默默地吟唱呢？

三年前，编雷平阳的第一部诗集《雷平阳诗选》时想，一个人写了二十年诗歌，也就留下了二百多页的诗作，而真正会留传千古的诗篇又有几首？而探究这又有何意义？那本诗集，标志着雷平阳开始显示出他个人的清晰面目来，但那是一个成长期的面目，少了些黑色素的沉淀和皱纹。尽管那里的一些诗歌得到的好评如潮，但没有到令我惊异的地步。

而《云南记》不同。当雷平阳把这三年的诗作命名为“云南记”一股脑地给我编辑时，我感到面对的是一个混沌，它里面包含着一个新的充满漫长生命的宇宙。我自作主张地为它分了四卷：蓝、流淌、隐身术和尘土。我试图分辨出这里面的天空，大地，风土，人情。我让它成为一个可以让现世人接受的模样，但它的灵魂是断断不许可分开的，哪怕是被一张空白的纸。因为《云南记》是一个血肉相连的整体，它是雷平阳用其只能说是云南的神赋予他的神笔，一笔笔刻制出来的，刻到哪一处，哪一处就活了。就活成了在我们这个世界之外的另一个更为自然，更为人性，更为神秘和美好的世界。我看到过太多没有根据的诗，不知所云的诗，促狭的诗，放大的诗，我已看不到《诗经》，更看不到《楚辞》。但《云南记》让我看到了一个自然而然生长的诗，出自于心灵和人世的诗，它无关地域，无关才情，或者说地域才情都不重要，我感觉到的是雷平阳写这些诗时，他的身体在融化，在化为一句句诗行。然后这些诗行又凝结为一体。现代在哪里？全球在哪里？人民在哪里？我在哪里？诗歌又在哪里？都不在这里。这里只有一团氤氲之气，在云南最高的山上。过多少年后，还在那里。

因为，我看到《云南记》突然就想到了《楚辞》。《楚辞》的香味在两千年后的今天依然芬芳的原因是它就像高山上的雪莲，一颗完美的生命，不受外界的渲染。《云南记》也是这样。

写至此，罢了。读一首雷平阳的诗：

光辉

天上掉下飞鸟，在空中时

已经死了。它们死于飞翔？林中

有很多树，没有长高长直，也死了

它们死于生长？地下有一些田鼠

悄悄地死了，不须埋葬

它们死于无光？人世间

有许多人，死得不明不白

像它们一样

人世间有许多诗，死得不明不白，是否也像它们一样，死于无光？

四、基诺山上行酒令，滋兰馆里闻茶香

得“鲁奖”之后，雷平阳从《滇池》离开了，调到了省文联文学院。但这个做习惯了编辑的诗人，还是对编刊物情有不舍，当起执行主编，做了一本《艺术云南》。他擅交友，为人忠厚豪气，可以给这个刊物找到一些资本赞助，也经常组织一些诗人作家到云南采风，大力向朋友们介绍云南的美，做的工作和影响不亚于当地的旅游官员。2013年夏天，我又被他邀请去了西双版纳采风。同去的包括他有十二位诗人作家。我们跑了大半个西双版纳。在几座茶山上喝茶，饮酒。版纳人的行酒令很有特点，有的民族叫“射射射射射射”，有的叫“水水水水水水”，弄得一帮文人骚客兴奋不已，我这个不胜酒力的人又醉了一次。

在西双版纳，我最有兴趣的当然不是酒，而是茶。从2009年起，我已经被雷平阳教化成一个普洱茶迷。普洱茶和鸦片有一比，都会让人上瘾，越陷越深。不同的是，茶的瘾于身心是有益的，清澈、香苦、温润的普洱古树生普已经是我唯一的茶饮。这一切当归功于雷平阳。雷平阳是普洱茶专家。他写过最早的普洱茶专著《普洱茶记》，又跑遍了版纳的八大古茶山，为它们立传，写了本《天上攸乐》。普洱茶现在在茶界的盛名、地位，和平阳也有较大关系。至少，现在喝普洱的文人们大多和雷平阳脱不了干系。这次，我们在古茶山上喝茶，满山的茶香一直飘向版纳透蓝的天空。平阳跑茶山二十多年来乐此不疲。我怀疑他的诗才都是普洱茶仙赋予他的。好的普洱茶先苦后甜，回甘浓郁，平阳的诗正如此。茶，古人造字就已预示人的命运：人在草木间。平阳正是一个自然之子。以此身份再看他的诗，一切便了然了。澜沧江穿过版纳全境，平阳也为这条版纳和东南亚国家的生命之河流写过无数的诗。其中，最好的是《渡口》。这首可能是他写的最长的诗，以一个守渡的艄公为核心写尽了这人世沧桑。我相信这渡口就是真实存在于澜沧江上的一个渡口，但也是天堂与地狱，今生与往生的渡口。苍凉，沉重，整篇诗再次让人喘不过气来。这首诗就收入在了我给他编的第三本诗集《基诺山》。

除了他的家乡昭通外，平阳最爱的就是版纳了，《基诺山》收入的基本上是他为版纳写的诗。共分三章：渡口、偏安、基诺山。他本来还有一辑叫“访远”，是他出游外地写的诗，被我再次以责编的权力拿掉了。我觉得他一离开云南，就会失魂落魄，写的诗已与他无关。当然，他自从得鲁奖后，已经是一个著名诗人了，各个出版社给他的诗出的选本他自己都记不清。最初他还问我别的出版社要出他诗选有没有侵犯我们出版社的版权问题，我说，出诗集都是做善事，哪能计较这些，尽管出吧！于是，各种版本纷至沓来。所以我拿掉的诗，他不愁没有出版社收，也便不和我争。但他强调一定要布面精装，我也得遵从他的。三本诗集，随着他名声越来越大，装帧也越来越贵了。唉，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简单的平装，拿在手上很好翻阅，时间一长，封皮皱皱的，软软的，有种亲人的感觉。

《基诺山》里的雷平阳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优秀诗人。他已经不存在怎么写的问题了，而是在不断地收缩他写作的范畴。从地域上看，他关注的是自己的家乡云南。而传统与现代、自然与科技这二大相对立的元素在云南这块特殊的地域显现得最为鲜明。我不能说《基诺山》比《云南记》写得更好，但我认为《基诺山》的写作比雷平阳以往的写作更为深刻。《渡口》里的宗教情怀已经非常明显。我经常说，平阳前世是个和尚，用一个字来概括他的诗，是空。空不是空虚，不是空无，空是佛家的真谛。由空而悲，由悲而求解脱之道。而解脱之道无非在于“见五蕴皆空”。平阳在《基诺山》里一如既往地叙事，讲那些只有他才能看到听到的故事，但语调已经更为沉稳，激情被压抑着，也许是刻意的，也许是自然的。他不能不开始更关注一些终极性问题。

编完《基诺山》，已经到了2014年底。我主持的长江诗歌出版中心已蓬勃地运行了二年半，办公室里以绿萝、常春藤为主的植物也蓬勃地生长成热带雨林样。中心的宣传语之一是屈原的“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编辑诗集好比种兰花，我们的办公室便叫“滋兰馆”。我已经为不下一百位成名诗人出版过诗集，编诗累了，便想心事做点有趣的事。比如跑到宜兴丁蜀镇找黑陶姐夫做紫砂壶，壶上刻上“基诺山”、“宽阔”、“写碑之心”、“我看见”等诗集的名字，除送给作者外，自己也留一把做纪念。

有了壶又想做普洱茶。做茶当然要找平阳。钱不多，做了一百饼基诺山的古树茶。然后让平阳在每饼茶上随意写上几个词句并签上他的名，钤上他的印，茶纸是当地抄纸的构树皮纸。茶喝完了，包茶的纸上就是平阳的书法作品。平阳很认真地做这件事，每个茶饼上像写诗一样写着“滋兰”，“抱松眠”、“云朵”、“大象”、“万物生”等词句。我觉得我赚大了，平阳不会不知道，他的书法作品现在值不少钱的，比他卖书的钱还多。我把一幅“滋兰”裱好后就挂在了我办公室。这是2015年春天的事。到了夏天，自己越来越感觉到不能这样占他的便宜，便接他和妻儿陪我及钱文亮、黄斌、夏宏、舒飞廉、亦来等共七个老友到神农架玩了几天。湖北的自然哪里赶得上云南，至今也没见他给神农架写首诗。当然，我也没写。可能是因为黄斌有首写神农架很牛的诗《咏神农架冷杉》在，大家都不敢下笔。

五、守界园内诉悲苦，流水声中长叹息

2016年和雷平阳有关的故事我在一篇小文《抄经习书小记》里有记述：“去年的谷雨时节，龙泉邀请雷平阳、朱零等朋友去讲课，我顺便去看看老雷。讲完课，龙泉又带一帮朋友去另一位书法家家里喝茶，那朋友做毛笔，龙泉买了几支送老雷们，我不写字却推辞不掉也沾光得了几支。返回宾馆的路上，闲聊中，朱零说回家去练毛笔字，不然浪费这笔了。我说，那我也去练吧，一起练，较量下，雷平阳做监工。平阳这个诗人书法家很兴奋，一口答应，忙给一些朋友电话让准备纸墨之类的侍候着。当然这都是好玩的事。”一言以蔽之，因他某种关系，我也拿毛笔写字了，前不久，还把自己抄的一幅《心经》装裱后也挂在了办公室。

今年六月份，请雷平阳和李少君、陈先发、霍俊明去给我家乡潜江诗歌免费站了次台。顺便参观了我准备在老家修建而迟迟未动工的“守界园”。我的家乡在江汉平原腹地，盛产粮棉油渔，自古以来就是较为富庶之地，我的童年也受过苦，但并没有挨过多少饿。不管有多大的灾荒，那一带也没有听说过有饿死人的事，倒是不断地接纳一些从其他地方逃难的人。当晚，雷平阳在一张不知从哪弄出的纸上写了首诗。大意是我比他幸福，有美丽的故园，他只有废墟。看他如此悲苦样，我手写一打油诗赠他：“原知悲苦本虚处，哪得解脱在人间，此岸彼岸都是岸，何劳艄公度多年。”还是借他的《渡口》一诗说话。回汉后，我和他及霍俊明、钱文亮、石头、剑男、田华又是七子到黄梅拜访四祖寺、五祖寺。我知道他内心里总有座庙宇，那里供养着他的诗。在五祖寺，他是快活的。于是第二天下山时，我拍下他快活的样子。

一回到云南，他便寄来了他的诗稿：《送流水》。

不久给雷平阳的一首诗写了个小赏析，里面有我读他的新诗的一点感受：

雷平阳即将出版的诗集《送流水》，在我看来正一步步地实现着他的宣示：我的爱越来越狭隘。从世界性的《雷平阳诗选》到一个省的《云南记》，再到一个山头的《基诺山》，现在送走流水后，雷平阳前不久在书房里不经意间写了二幅字：无我，无趣。一个成熟透了的诗人，到后来就渐渐地没有了姿态性写作甚至失去了风格。甚好。

再来看这首写到了流水的《三川坝观鹭》，我便释然了。雷平阳的诗歌风格在这首诗里只余下了“刀子”和“动用”二个词的痕迹。如果没有那个直接出现的观察者“我”，整首诗是一幅古意盎然的风景画。但这个“我”不寻常。这个“我”现在动用了孔子、老子、观音菩萨这儒道释三大家来画这个风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女子在流水中洗菜也罢，洗衣也罢，喜悦也罢，苦难也罢，这生活的“俗物”，在孔子看来都将逝去。但尽管“世者如逝”，大多数人还是选择了入世。只有那只白鹭却像老子的座骑，等待出世而成仙。而“我”心中最为淡然，“不在乎”。入世出世和“我”无关。“我”在这里看到的是“莲根”。女子们所洗的莲根在我而言是雷平阳特意安排的“慧根”。春去春又回，流水和夕阳都是不朽之物。这里有般若。

11月18日，立冬已有几天了，我从老家带回的野菊花在我家楼顶的小院子里一点也不认生地开放着。《送流水》的样书也到了我的手中。我们在中心的公众号这样给它发布着：

11月18，良辰吉日，雷平阳来武汉《送流水》。雷平阳为什么要送流水？他送走的是流水吗？流水送走之后又意欲何为？长江诗歌出版中心今天推出的雷平阳最新诗集《送流水》会告诉你全部答案！三年前，他还在《基诺山》上，“偏安”，观望一个混杂时代的“渡口”，上个月又去北京《击壤歌》，今天他送流水！他在这部令他自己都最为满意的诗集里表达了一种强烈的还原诗、离开诗、这就是诗的强烈的转型愿望，从沉重转向轻硬，从复杂转向简洁，从他转向我，从我转向无我。无聊，无趣，随性，大度。从送流水到看淡风云，整个百余首诗是一个长长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