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到底有没有钱？

原创林一五林一五议时

2020

06.18

星期四

中国人有没有钱？

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

有学者会告诉你去看购买力平均（PPP），这个经济学指标是衡量一国居民生活水平的。在2016年，中国的PPP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也就是说，中国人手上的钱能买到更多东西。

这似乎说明中国人是有钱的。

可是，201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报告中，中国的人均GDP是10098美元，只排在全世界第65名，夹在毒枭横行的墨西哥以及让梅西黯然神伤的阿根廷之间。

排在第一、第二、第七名的卢森堡、瑞士和美国，人均GDP分别有113196美元、83716美元和65111美元。

从人均GDP角度讲，中国人肯定不算有钱。

6月初，业界有名的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了一份全球奢侈品消费的报告，报告中指出，在后疫情时代，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市场一枝独秀，将引领整个行业全球市场的复苏。

去年，许多美媒报道，在世界富豪排行榜上，中国富豪的数量，已经超越美国富豪，跃居榜首。

感觉又是中国人有钱的意思。

然而，上个月，总理出席记者会的时候说，中国有6亿人每月收入仅1000元。

总理的话在海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发酵了一段时间后，6月15号，国家统计局出面回应。统计局的解释说的很复杂，大意上，就是总理没说错，广大农村和中西部地区仍然有许多人收入偏低。

这个国家仍有大量的穷人。

所以，中国人到底有没有钱？

综合各方信息，我们只能得出一个模棱两可的结论：在中国，有许多绝对意义上的富人，也有许多绝对意义上的穷人，中国人既有钱，也没钱。

这是一句正确的废话，只对决策者扶贫和征税时的工作有特定意义，对像我这样的普通中产来说，毫无参考价值。

根据我的经验，这是许多研究报告和新闻报道的通病：关注两极，忽视中间。

我关心的是，刨去那些最贫困的和最富裕的，剩下那近8亿人中的大多数，他们有钱吗？他们觉得自己有钱吗？

我没有数据，我只有几个故事。

事先说明，这篇文章写的不是最穷的人，也不是最富的人，而是那些居住在大城市、小城镇、在各行各业求一口饭吃的中间派，那些处在绝对的穷和绝对的富之间的广阔模糊地带的普通人。

我愿意从个人角度观察他们，因为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在我看来，我们是沉默的大多数。

01

—

我第一份工作在北京国贸三，当时中国樽还没有开始盖，国贸三是北京的最高楼。

我租的第一个房子在国贸三对面、诺安基金大楼后面的光华里。这个小区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修建的外交部家属楼，典型的苏联筒子楼。

楼已经非常破旧了，外墙的黄漆早就龟裂剥落，临街的一面，隐隐透着粉色，据说是08年奥运会时统一刷的。

考虑到破旧程度，这间房子租金不算便宜。但考虑到位置，也不能说租金贵。

每天半夜，我下班回家，都能在走廊里碰见一个大腹便便的邻居大爷。寸头，方脸，冬天吹紧绷绷的棉衣，夏天穿大裤衩和有破洞的白汗衫，指头上永远夹着一支烟。

大爷经常无声地蹲在黑黢黢的角落里，烟头的火光亮起，常吓我一身冷汗。

我喊大爷李老师。

李老师是屋主，房子自己住，他喜欢拉着我聊两句，聊他在澳大利亚的侄女，我的职业，以及这片家属楼。

我还记得，聊天的时候李老师会站起来，眺望楼下被红蓝白三色橡胶布盖起来的水果摊子，摊子旁边清真兰州牛肉拉面店的招牌，以及再往后怡禾国际公寓的楼。

话题总是不知不觉就转到“拆迁”上。

我每次都对他说，要是这片楼拆迁了，李老师你就成千万富翁了。

每回他都会气鼓鼓地直接反驳，拆不掉，拆不掉的，多少年了，没人来拆，不会有人来拆的。

02

—

我在国贸上班的时候，有一个同事，有一次他跟我说国贸应该是中国最魔幻的地方。

他说，我就举一个例子，你从China World Trade Center（国贸的英文名，中国世界贸易中心）走出来，穿过国贸桥，穿过熙熙攘攘的人潮，走到公交站牌下，你抬头看，那上面写的是不是“大北窑北站”？

今天最繁华的CBD，三十年前还是名叫“大北窑”的郊区，它得名于八十年前，侵华日军在这里烧窑后留下的遍地窑坑。

我的同事说，你看我们这些穿着上千块西服的打工仔，和中海广场旁边工地上那些戴橙色头盔的农民工，究竟有什么区别？

国贸三大堂里有一盏号称价值五百万的丑陋玻璃吊灯，被挂的高高的。它是整个国贸三的门面，只有真正上去过办公楼层的人才知道，上面被布置得多么逼仄压抑。

当年的租金是每平方米每月500块，不布置得紧凑一点，就太浪费钱了。

我记得那两年有一家国内很有名的律所，租了国贸三的一个楼层，装修完之后，为了省钱，甲醛还没有散去，就让律师们进驻工作了。我在那家律所工作的朋友，为此骂了大半年。

我问她有没有什么办法。

她的回答是，戴口罩。

这是大多数在国贸打工的白领们的处境。

回到我那个同事，我印象里他一直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发现国贸的“魔幻”，他后来又给我举了一个例子。

连接国贸三、诺安基金大楼和中海广场的小巷子里有一家有名的餐厅，叫“小王府”。所有人第一眼看到这个名字，都会以为是“小——王府”，但只有看过英文名“Xiao Wang's Home”，才会知道原来正确的断句应该是“小王——府”。

一个餐厅老板的小心机，道尽了国贸的繁华。

03

—

在国贸吃饭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在这里，你既可以去能够偶遇明星的国贸79，也可以一头钻进排列着沙县小吃和湘蜀人家的隐蔽小巷。

溜冰场旁可以点三百块一份的牛排，路边摊上也可以八块钱拿下一个驴肉火烧。

想吃两荤一素的盒饭？街边有十块钱版本、地下Ole超市有二十八版本、国贸三大堂的食品角有三十八版本，任君挑选。这三者都算是便宜的。

那年我有一个同学，因为吃饭等问题离开了国贸。

她在一家美资所工作。美资所嘛，工资更高，强度更大，更不把人当人，裁员的时候说开除就开除，不带一点温情脉脉。

我跟同学也是很久没见，见面的时候吓一跳，明明是如花似玉的小姑娘，脸上长满了青春痘，黑眼圈很重，藏都藏不住。她说都是因为熬夜。

她说，工资是高，可是吃饭也贵，房租也贵，平时上班要注重仪表，买衣服、买首饰、买化妆品，都贵，还要社交与应酬，一个月下来，休息时间没多少，钱也剩不下多少。

那为什么还要待在国贸？

这个同学后来辞职，去了一家创业公司。

再后来，她去美国读了JD（法学博士），现在据说留在美国当律师了。

04

—

中国人到底有没有钱？

说实话，我们升斗小民平常根本都不会这么去问。

我们会问的是：我到底算不算有钱？

对此我很有自信，一定有不少人——尤其是普通的中产阶级——跟我一样，偷偷想过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

我陆陆续续看过一些研究报告、一些分析文章，发现专家说的，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不同于“赤贫”，“有钱”是很难定义的，如果非要给它一个定义的话，差不多指的是“满足感”和“被剥夺感”。

什么叫满足感？乾隆下江南，肚子很饿，路边老农端上来一盘平平无奇的炒菠菜，皇帝吃了很满足，惊呼这“红嘴绿鹦哥”乃人间第一美食，这就是满足感。

什么叫被剥夺感？我勤勤恳恳地工作，有了车有了房，可是我看到贪官污吏动辄几亿的灰色收入，我努力一辈子，也挣不了那么多，心生怨愤，这就是被剥夺感。

为什么B站的《后浪》惹来那么多吐槽？因为它不幸地唤起了许多社畜的被剥夺感。

为什么快手的《看见》获得广泛好评？因为它描绘的是卑微的幸福，着力点在普通人的满足感。

那么，问题来了，怎么看中产阶级的满足感和被剥夺感呢？

05

—

我还是继续说故事。下面这个故事关于我在老家的亲戚朋友们。

很多年里，我妈都劝我回老家发展。

她老人家的理由是，看看你表妹，活得多舒服。

如果说我是大城市中产阶级的一员，表妹就是小城镇中产阶级的一员。

她大学毕业回老家当了一名音乐老师，工资几千块，平时朝九晚五，到了周末就教教钢琴。如今越来越多的家长喜欢送小孩学钢琴了，她一点不愁生源。

表妹有房、有车、有时间，跟爸妈住在一起，吃喝问题都不用自己操心。闲下来了，就去喝喝咖啡、看看漫画、打打游戏、玩玩汉服、处处男朋友。

我妈隔三差五地就问我，为什么你不能像你妹妹那样生活呢？

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第一反应想说表妹的生活有诸多不好之处，但每想到一处不好，就会有两处好的跳进脑海。

我回过几趟老家，见表妹，也见留在家乡发展的其他老朋友，他们是警察、基层公务员、事业单位员工、小老板或者各种公司的职员。

他们确实享受不到大城市的先进与便利，可是他们也不用面对高房价、快节奏的工作以及你死我活的职场竞争。

我感觉他们的精神状态普遍都差不多，平稳，不慌不忙。

当我开玩笑似地夸他们是真正的人生赢家、是有钱人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大同小异，无一例外的，都会立刻咧嘴大笑，声音洪亮地回怼我：“什么呀！我穷啊！”

06

—

构成对比的是我在北京的一些朋友，当然也包括我。

我有一对朋友，夫妻两个，都是律师。

他们在很好的律所工作，是各自团队里的中流砥柱，两个人一个月的收入加起来，超过十万。

他们是“新北京人”，在这个巨大的城市打拼了十几年，有房、有车、有孩子。他们把爸妈也接了过来，一边帮忙带孩子，一边也是让老人在身边，让自己放心。

有一次聊天，我说你们应该算是有钱人了吧。

出乎意料的，夫妻两个都沉默下来，显得很谨慎。

过了片刻，丈夫回答我——他没说有钱没钱，也没说穷不穷，而是以一种尽量客观、像在描述别人的语气——说，房贷不轻，孩子上的双语学校，学费昂贵，还得为老人养老治病预留钱，平时夫妻两人都忙得很，见面时间少，总的来说，压力不小。

过了一会儿，妻子补充道，我有几个同事，情况跟我们差不多，但是没要孩子，感觉活的就潇洒很多，我不是后悔生孩子，或者留在北京，但有的时候就是会想，像我们这种情况的，是不是其实应该放弃些什么，压力会轻很多。

看着他们，我突然意识到，对许多人来说，他们不是在用“贫富”来描述有没有钱的问题，而是用“压力”来形容。

我还意识到，“城市中产阶级”这个名称，似乎不足以准确形容这部分人，更准确的描述，可能应该是“城市中产阶级移民”。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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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同学小新是一名外交官，他的工作经历可以说是传奇了。

17年马来西亚沙巴沉船事故时，小新是沙巴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大年初三，被一个电话叫停休假，坐马航飞机赶回去救助同胞。

19年，香港事件闹得正凶，美国又开始炒作新疆议题，此时小新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工作，忙的焦头烂额。

今年，美国和WHO闹得不可开交，外交部成立了一个专门应对小组，回国的小新在组里，隔三差五地熬夜，跟进美国和WHO的实时消息，累的头发都掉了。

从前我老调侃他，现在我对他的尊敬溢于言表。他来我家吃饭，对我说，一五，你别这样，弄得我心里毛毛的，总觉得你要对我干什么坏事。

那天我们聊天，聊到他现在回国，没有驻外补贴了——他曾经跟我说过，外交官外派都有补贴，派到越危险的地区，补贴越高。

小新说，我现在就是普通公务员工资，几千块钱。

我说，但是你们有房子分啊。

小新笑了，不是分房子，是可以用便宜的价格买房子，而且还在排队，我还没排到呢。

小新问我，你房子是买的是租的？

我回答他，这里位置这么好，当然是租的了，房东说当年买的时候只花了六十万，现在涨到一千多万了。

他买的早，小新说。

说完这句我们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我们叹了口气，把话题叉开去。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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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师兄小重老师是我见过的最博学的人之一，他精通德英日三门外语，能看懂所有拉丁语系的书籍。他拥有清华北大两个学校的学位，任教于国内最好的高校之一，还在美日港多地的顶尖高校做过访问学者。我卖弄的每一句有关政治学、法哲学的观点，他都能随口说出出处，非常气人。

去年他来北京开会，下了飞机，拐到我家小坐。

他儿子比我儿子大两个月，那时已经会走路了，十分爱书，每天扒在他的书架上，撕他的藏书，撕得小重老师欲哭无泪。

聊起孩子的未来，小重老师说，不同于以前自由自在读书做学问的时候，现在有了家庭，有了孩子，越来越感到青年教师那几千块的工资不够用。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忧心忡忡地跟我说，阶层固化已经开始了。

我没想到我们短暂的重遇是在这样一个沉重的话题中结束的。

我后来想，师兄的话，可能是对有没有钱这个问题的另一种解读。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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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你发现没有，我故事中大部分主角的收入，都是几千块钱，如果算成年薪，差不多等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中国人均GDP。

我以为这不是巧合。

他们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中产阶级。

他们对自己有没有钱的认识，某种程度上最能反映普通人对自己财富状况的看法，代表国家的发展水平。

他们关心的问题，代表了许多人心里的关切与焦虑。

我知道他们——我们——只是“大多数”里的一部分，这些故事远远没有涵盖所有中产阶级的心声。

我想讲另一个故事。

那天家里换立式空调，来安装的是一个大汉和一个小哥。大汉三十多，皮肤黝黑，满头乱发。小哥二十出头的样子，皮肤还很白皙。两人的关系，大概是师傅和徒弟。

他们忙里忙外，拆机、缠管、装漏电保护器的时候，我跟他们聊天。

我们家在六楼。我说，你们搬外机的时候，自己千万要小心啊。

徒弟嘿嘿一笑，说，这算啥，就算三十楼，我们也照爬。

他身上绑着绳子，躬身一钻，就窜到窗子外面去了。

剩他师傅跟我在里面继续聊。我说，大概多长时间能装好啊？

师傅说，快，四十多分钟，装完你这家，我们就回点上吃饭了。

我问，你们点在哪里？

师傅说，五环外，北五环。

我吐了吐舌头，因为我们家在东三环。我说，这么远，辛苦你们了。

师傅嘿嘿一笑，笑起来跟徒弟有点像。他说，这算啥，你不知道，我们平时分摩托车大队和板车大队，我们俩是板车大队的，刚才骑过来，马上还要骑回去。

我笑了，说，你们真厉害，这么辛苦，能透露一个月挣多少钱吗？

师傅倒不犹豫，脱口而出说，几千块钱。

我说，老板应该多付点。

这次换师傅笑了，他说，这要看老板，我们说了不算数。他顿了顿又说，反正在北京挣钱，拿回老家花，能接受。

10

—

中国人到底有没有钱？

我到底有没有钱？

最后一个故事，我想写写我妈。

我妈教师退休，退休工资几千块钱。她现在在北京和我们一起生活。

她不太上网，平时只在微信跟老同学、老同事、老邻居聊聊天，最近才学会看抖音，隐隐有点要成网瘾老年的意思。

你要跟她说满足感，说被剥夺感，她会皱着眉头反问你，你明天吃啥，鸡腿还是清蒸鱼？

有事没事，老太太喜欢教育我们珍惜当下。她会说，你们现在过得这是什么日子？想想我们年轻的时候，对现在这样的生活，做梦都不敢想。

我把我妈的话放在最后，因为这应该也是一种看法。

还是那句话，我上面写的，远远不能涵盖所有人的心声。

有更多的人，有更多的看法。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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