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教员和设计师：一篇有点燃的思想笔记

今天想聊一件很有意思的事，算是我十几年读书生涯里最魔幻的一段经历。

先简单说一下我的读书史：我真正开始有针对性地读书，源于大学，那时候我选修了许多右派和新左派老师的课，可以说，两派在国内有头有脸的人物，许多鼎鼎有名的名字，他们的课我都上过，其中有些是正经选课，有些是旁听，有些是讲座，有些是夏令营。虽然新左派和右派的主张颇多不同，但中国的新左派大体可算是从自由主义阵营分裂出去的（这一点和美国新左派相同，很有趣），所以总体而言，我大学接受的教育，主要是围绕自由主义的教育——无论是支持自由主义，还是质疑自由主义。

所以那些年，我阅读西方著作的热情，要远高于阅读本土著作的热情；对美国宪法的兴趣，要远多于对中国宪法的兴趣；对《联邦论》的熟悉程度，要远超对《毛选》的熟悉程度。

我特意提到《毛选》，是想借机引出一个事实：十年前，教员的思想，因为舆论风气的原因，也因为承平日久的原因，是被很多人忽视的。

这是我的故事的时代背景，现在可以开始讲这个故事了。

差不多大四的时候，一个我非常尊敬的师兄（现在是非常知名的学者了），向我推荐了邓正来先生翻译的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第四版），这本书在施特劳斯学派崛起之前，一直是美国大学里的权威教材。从政治理论的起源，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从自然法到双剑论，从人的普遍性到宗教大会理论，从王权与教权的争斗到三权分立，从横空出世的马基雅维利到重新发现社会的卢梭，历史上那些如雷贯耳的人物、事件、辩论，这本书都提供了独到而深入的分析。

这本书前面一直按部就班波澜不惊，然而，在快一千页的时候，准确说，是到了第三十五章“共产主义”的第十二节“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时候，萨拜因突然花费一页半的笔墨，描写起“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出政权”以及“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战术”来。

在这一段之前，萨拜因写的是教员对“贫农”的看法，教员如何从中国历史中汲取经验，利用农民阶级改造列宁有关先锋队的学说。在这一段之后，萨拜因写的是矛盾论。就中间这一段对教员军事思想的表述，跟前后都画风不符。

不仅是跟这一节前后画风不符了，这一段跟全书的画风都不符：

怎么形容我第一次看到这里的感受呢？或许可以打两个比方，就好像舔着圣代，忽然嚼出颗酸酸甜甜的糖葫芦，或者，正看着指环王，眼瞧大战在即，阿拉贡从怀里掏出一本《武穆遗书》，指尖蘸蘸口水，边翻边排兵布阵——总之不禁心里一动：这事还能这么搞？

事实上《政治学说史》不是唯一一本我见过的“这么搞”的西方学术著作，萨拜因也不是唯一一个把教员的军事思想抬高到政治理论高度的西方学者，后来我在读《剑桥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时，在第十二章“亚洲的共产主义”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一节，发现了一模一样的操作。

负责撰写第十二章的是伦敦大学戈德史密斯学院的政治理论教授戴维·麦克莱伦，他写道：

除了政治哲人的站台，实际上西方严肃的历史学著作中，也不乏对它的赞美。

我举一个例子。

《剑桥中国史》第十三卷中华民国史（下）里分析过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战略差别。《剑桥中国史》说，委员长的策略是利用中国广袤的国土和复杂的地形，用纵深拉扯日军，分散日军部队，增加其后勤供给困难，所以国民党部队节节败退，除了打不过，也有部分这个原因。而教员的策略是游击战，建立敌后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两人的策略一正一反，客观上形成了这样的逻辑：国民党撤退，日本人占领土地，共产党再在日占区建立一个又一个根据地。

为什么抗战期间共产党地盘越打越大、队伍越打越多？《剑桥中国史》提供了一种有趣的解释：从根子上说，这是教员和委员长两人战略思想上互动的结果，一种意想不到的“国共合作”。

我小时候看《铁道游击队》的时候，脑海中还没有游击战厉害的概念；我读《剑桥中国史》的时候，觉得游击战真厉害；等到我读《政治学说史》等书，才意识到，游击战怎么厉害到这个地步。

自然，开创了独特的中国式游击战理论的教员——虽然我对《毛选》的认识依旧算不上深入——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也水涨船高。

把游击队三个字抬进政治思想史，跟理想国、社会契约论、正义论置于同一展架，这个事在我看来就像把臭豆腐烹调成了国宴，你不能不佩服厨师的手段。

每次想到这里，总觉得很燃。

不要误会，我在描述一种敬佩之情，并非要搞个人崇拜那一套，而是单纯想表达一种知识性的赞叹。游击战是我赞叹的起点，我仍然称不上对马恩列毛邓的著作有多深刻的了解，但我开始留心平时阅读中的细节。

我发现相类似的细节是不少的。比如上文提过、许多人都很熟悉的“先锋队”，以及中学政治课都要学的“民主集中制”，不知道有多少人像我一样疑惑过，它们是从哪里来的？

答案是列宁，列宁改造了马克思的表述，根据俄国的现实创造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理论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包含少数服从多数、决议前充分广泛讨论决议后严格执行等内容），像萨拜因这样的学者，对待这两个概念（为了反驳），其态度比起我们国内许多对它们不屑一顾的人，要严肃认真的多。

又比如那个著名的问题，马恩预言资本主义在二十世纪会“逐渐消亡”，为什么预言没有成真？列宁就回答过这个问题，他说，因为殖民体系的存在，欧洲工人阶级变成了资本家世界剥削体系中的同伙，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分赃，西方的无产阶级与西方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剥削殖民地民族，他们彼此之间的矛盾倒缓和了。

联系二十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反帝反殖民运动，联系今天美国的红脖子之乱，列宁的回答可以说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直通二十一世纪，在今时今日仍然振聋发聩。

不得不说，站在今天回头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这个小个子，他的解释力和行动力，给人一种土潮土潮的感觉。

萨拜因虽然竭尽全力给列宁主义挑刺，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列宁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相似的例子还有，我想再举两个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关于改革开放的。

第一个例子关于邓公和陈公。

邓公和陈公，一个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个是计划经济的总设计师，同属第二代领导集体。

现在的人总是强调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其实有一段历史被许多人有意无意地忘记了。1985年中国开始实施价格改革，以“放”为主，但摸索过程中遭遇挫折，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987年底出现了抢购风潮，涨价一直持续到两年以后，经济波动引发了社会动荡。当时是怎么渡过难关的？引用傅高义（Ezra F. Vogel）《邓小平时代》第16章里的内容，当时邓公请陈公重新出山，用计划手段稳定经济，经过四年多的修生养息，补足元气，然后小平南巡，改革开放的航船继续出发。

有一些喜欢搞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二元对立、非黑即白的人，似乎总是不愿意承认，我们的改革开放，曾经被计划经济救过一条命。“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不要忘了，这句话里可有两只猫呢。

“解放思想”，对一些人来说，只是说说而已，但对另一些人来说，这四个字是实实在在的实践准则，当我们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历史代入其中，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一些老人家的思想，出人意料地走在了许多人的前面，甚至是走在了三十年后许多人的前面。

燃吗？很燃。潮吗？我以为潮爆了。

最后一个例子。

大大七一讲话，四个庄严宣告让许多人振奋，包括我，这里我想着重说一说第三句，也就是“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

如果对比四个宣告，其实是有点奇怪的：第一、二、四句的主语要么是“中国人民”，要么是“中华民族”，讲的是反抗压迫、破旧立新、伟大复兴，意思是连通的。只有第三句，主语一度变成了“改革开放”。乍一看好像有点队形不齐，甚至有些突兀，但仔细想想，这难道不是一种暗示？

大概从去年开始，我陆续看到的《纽约时报》、《金融时报》等西方媒体，有一个算一个，像约好了一样炒作中国改革开放要结束。叫停蚂蚁金服上市时他们这么喊，反垄断时他们还这么喊。西方媒体这样造谣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一要搞乱我们国内的人心，二要恐吓那些跃跃欲试想要进入中国市场的海外资金。

其实但凡在金融市场有过一点实务经验的人，或者对过去三年金融开放法规变动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他们在胡扯，然而，如果不是我亲耳听到，我不会想到不少书斋中单纯的知识分子，真的会被西方媒体带节奏。我自己就遇到至少三位很勤奋的师友，因为没有实务经验，对这种谣言没有抵抗力，变得将信将疑，忧心忡忡。

了解这点，再来看第三句宣告，是不是觉得有的放矢，饱含深意？

精准，也是一种优美。

写到这里，我想我的意思差不多已经表达清楚了：

思想是一件很酷的事。在共产党的历史和现实中，有很多很酷的思想。在镰刀锤子旗帜下，汇聚了许多很酷的思想家，真正的知识分子。

我到今天为止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非伪自由主义者，但这一点也不妨碍我欣赏并赞叹共产党理论的生命力。我觉得有意思的一点是，我的佩服是在阅读西方严肃学术著作和报刊杂志的过程中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

在共产党的队伍中，我看到了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的身影。他们可能其貌不扬，可能语不惊人，但他们说的话，做的事，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如果去细细品味的话，社会科学工作者还能获得巨大的智识享受。

这里我突然想起自己过去写的一篇读书笔记：《当年，复旦有一位学者，到美国看了半年后写了一本书》。现在想来，那不也是一个土潮土潮又有点燃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战胜了时代而不是被时代战胜的学者。我最后想说的是，这样的学者能被吸收进我党的决策层，至少让像我这样的人觉得，这个不简单的党依然保有旺盛的生命力，这个可爱的国家依然保有无限的发展的希望。

— END —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片来源于网络，若侵权，请联系我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