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不是不想杜绝校园枪击，他们想出了“武装教师”的点子

5月24日发生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乌瓦尔德罗伯小学的屠杀案震惊了全世界，18岁的辍学高中生拉莫斯在打伤了自己的祖母之后，来到一间小学，他腰挎手枪、手提步枪，与校园警察擦肩而过，闲庭信步地走进一间正在上课的教室，关上门后开始扫射，杀死了19名小学生和2名老师。

整个街区的警力、近四十名警察来到现场，但他们没有冲进学校解救那些还被困在教学楼里的儿童，而是拉起了警戒线，阻拦焦急的家长。

经过了大约90分钟，枪手才最终被击毙，但那间教室里的孩子已经被打碎，需要提取家长的DNA才能分辨。

一开始我以为打碎和DNA是互联网上的恶意段子，直到我发现这个说法来自《纽约时报》。《纽时》的报道写道：“家长们被要求提供DNA样本，以辨别死者，这一要求显示，被杀的19个孩子身体可能严重损毁，倒在一起，难以辨认。”

虽然持枪大州德克萨斯关于校园枪击案的新闻不绝于耳，但罗伯小学屠杀案仍然可算是美国十年以来最致命的校园枪击事件。不只是现场的惨烈程度令人震惊，警察的无能、枪手的破碎家庭、他的自闭和被霸凌的过往以及惨案发生后的一系列事情，也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昨天POLITICO发了一篇稿子，读完我感到很意外。估计很多人应该跟我一样，不知道原来从2013年起，德克萨斯的法律就已经允许教师们注册成为可以持枪的校园义警。

德克萨斯州当年通过这一规定，是因为前一年发生在康涅狄格州的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那场枪击案和罗伯小学枪击案有诸多类似之处，当时也是20岁左右的枪手在枪杀了自己的母亲之后，冲进一所小学，打死了6名成人和18名儿童。

德克萨斯州的司法部长Ken Paxton在接受FOX新闻采访时说，把老师们武装起来，目的是为了弥补警力的不足，州里实在没余力给每间学校都安排执法人员。

但是德克萨斯的老师们显然对这一措施不太感冒，即使是2018年德州发生圣达菲高中枪击案——17岁的枪手杀死了2名老师、8名学生、13人受伤，相关限制性规定进一步放宽，近十年来也只有不到300名教育工作者注册成为持枪义警。

老师们热情不高的一个原因是认为这种武装教师的措施属于“转移视线”，警察的工作没做好，凭什么让教师上？

老师们反对的另一个原因是认为这种规定是对老师职业的“侮辱”，老师是教书育人的灵魂工程师，什么时候开枪成了老师的责任了？

从2018到2021年，全美有34个州通过了100多条关于教师持枪的法案。它们大多是在德克萨斯圣达菲高中枪击案以及同一年在佛罗里达州帕克兰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枪击案——枪手20岁、死者包括14名学生和3名教师、另有17人受伤——之后通过的。它们中的大部分，推进都很缓慢。

2020年4月，兰德公司写过一份报告，说不管当地法律允许不允许，至少有28个州同意或默认学校可以武装老师。

这些措施背后的愿景是以枪制枪，但更多的老师认为：“把更多的枪带进校园只会让学校变得更危险，而不是更安全。”

应该说，美国的正常人还是很多的。但为什么这么多正常人的意见作不了数呢？

POLITICO上有另一篇稿子，以校园枪击案大户德克萨斯州为例，分析为什么同意控枪的占大多数，却始终控不了枪。

这篇“观点”的作者是德克萨斯奥斯汀分校的学者，常年观察德州政治。他对比各年关于控枪的民调发现，即使德州大部分老百姓支持更严格的控枪法令，法令也不一定能通过。这是因为德州人口里有20%左右的铁杆支持持枪者，这是德州共和党的基本盘，为了这部分人的选票，德州共和党不会真心支持控枪。

在罗伯小学受害者的哀悼集会上，克鲁兹跑去凑热闹，被英国记者拦住狂问“为什么这种事只发生在美国”。克鲁兹不断转移话题，暗示记者唯恐天下不乱，强调上帝保佑和美国自由，说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最后拂袖而去。

隔天，27号，克鲁兹出现在休斯顿美国步枪协会的年会上，做主题发言。《国会山报》的标题起的很有意思：为校园枪击惨案克鲁兹骂怪罪一切，除了枪。

在同一场会议上，大统领也做了发言。2016年大选中，美国步枪协会曾经为大统领提供了3000万美金的竞选资金，是名副其实的大金主，虽然是非常时刻，但大金主的面子，非给不可。

大统领的发言强调两点，第一，武装老师迫在眉睫；第二，要加强学校里的心理监测。

控枪是不可能控的，在这个大前提下，以枪制枪是唯一选择，这点我们上面分析过了。至于加强心理检测，我理解可能是针对若干次校园屠杀，凶手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的缘故。

“心理干预”这个话题让我想起在《美国有哪些体制问题？听听拜登怎么说（上）》一文中曾经介绍过的2021年4月号《大西洋月刊》上美国记者Caitlin Flanagan的文章《私立学校是不能原谅的：在美国富人子弟与穷人子弟所受教育的鸿沟大得惊人（Private Schools Are Indefensible: The Gulf Between How Rich Kids and Poor Kids Are Educated In America Is Obscene）》。

CF说在美国学校里学生的心理问题很普遍，但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还不太一样，私立学校有心理咨询师负责开导，有保安保障安全，而公立学校则统一配备警察，等学生因为心理问题作奸犯科了，就把他抓起来。

某种程度上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拉莫斯提着枪走进罗伯小学的时候，擦肩而过的校警无动于衷，因为作为校警，他本来的工作重心就不在防外，而在防内。

控枪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话题，它揭露了美国的金钱民主是如何运作的，一个如此严肃和惨烈的议题，是如何被拖延，被转移视线，被消弭于无形的。永远在纪念，永远在谴责，永远在讨论，永远在重演。

可惜也可怜的是，我们国内不乏自诩“国际化”、热衷“启蒙”的知识分子，喜欢带着一种“老大哥不会错”的固化思维，为美国的糟粕辩护。

袁老师只是最出名的一个例子，在《一个前北大教师的溃败》里我们也写过，2021年北大毕业生、芝加哥大学博士范同学在停车场不幸中枪身亡的前几天，前北大副教授夏老师戴着美国步枪协会的帽子进京勤王，参与了1月6日国会山暴动，还留影纪念。

“自由美利坚，枪击每一天”的背后，是所谓精英和所谓知识分子的堕落。如果说美国的惨案关我们什么事，我想这是最应该让我们引以为戒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