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uen Yuen Ang《中国的镀金时代》：为什么腐败没有扼杀中国的经济繁荣丨读中国计划（四）

本来按照《2022年读书写作计划》里的安排，现在应该写到第二章财税方面的读书报告了，但这几天看了央视反腐纪录片《零容忍》，里面的内容简直要把我气炸了，尤其坑低保户和粮农的那几个，太不是东西了，所以我决定先把第三章的书提前到前面谈。

这一章的三本书和一部电影关于经济发展、官员激励和腐败问题。我会先写美国华裔学者、密歇根大学教授洪源远（Yuen Yuen Ang）女士的《中国的镀金时代》，然后写北大社会学博士冯军旗2010年的毕业论文《中县干部》，最后写北京大学周黎安教授的《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讲原大同市长耿彦波先生的纪录片《大同》看情况再说。

第一本要说的是洪源远教授2020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的镀金时代》，这本书本质上是一本分析中国经济的书，顺带反驳了中国崩溃论，全书切入点是腐败问题，这是困扰许多外国学者已久的问题：为什么之前腐败问题不能说不严重，但中国经济仍然强势繁荣？这跟很多公认的经济学模型不符啊。

让我决定认认真真把这书读完的桥段出现在书的第12和19页，这两页里洪教授都提到了裴敏欣教授。裴教授是大陆出去的，哈佛政治学博士，一路任教的也都是美国名校。看过我过去文章的朋友知道，我对裴的评价一直极低，对他唯一的高评价是他在战忽方面的工作成绩。洪教授在12页列举了裴敏欣的几次“崩溃预言”，然后在19页暗讽裴敏欣只知道拿中国自己报道的负面新闻来预测中国崩溃，这让我看到了在美华裔学者也不都是像裴、张、余那样的魔怔人，也还是有明白人的。

洪源远教授反对用一个主观性很强笼统的数字衡量各国的腐败情况，她创新性地把腐败分成四种：小偷（petty theft）、大盗（grand theft）、快钱（speed money）和渠道费（access money），然后分别测算。

小偷的典型是泰国曼谷警方的敲诈勒索，比如警察满大街找乱丢烟头的游客，抓到就罚60美金。

大盗的典型是尼日利亚以前的独裁者阿巴查，从国家中央银行里往自己个人海外账户打钱，总额占尼日利亚全国一年GDP的10%。

快钱的典型是印度基层公务员系统，比如普通人想开超市，要拿40多道行政审批，不塞钱基层公务员就不给办事。

最后是渠道费，这个指的就是《零容忍》里许多官商勾结的情形，腐败分子“照顾”商人，商人拿到项目后从利润中给腐败分子分好处，美国政客-金主-游说集团模式，也是属于这个套路。

洪教授的主要观点是，前三种腐败形式对经济有害无益，最后一种却可以让腐败和经济发展并存。

在去年9月21日写给Project Syndicate网站的一篇文章中，她有一段非常有趣的文字：

在《中国的镀金时代》的第180页，有一个更加具体的故事，洪教授隐去了主人公的姓名，以付先生指代，到结尾才挑明付先生其实是美国人，姓斯坦福。是的，就是斯坦福大学创立者所在的那个家族。

“最像当代中国的就是昔日的美国”，腐败摧毁了很多国家的经济，但却没有阻碍今日中国和昔日美国崛起的势头，洪教授想知道为什么。

她发现，中国过去曝光出来的腐败行为，大多属于第四类，2000年左右一系列制度改革，虽然也针对第四类腐败，但控制前三类腐败的力度尤其大，基本上使前三类腐败大幅减少。第四类腐败有一个特征，就是腐败官员必须要推动经济建设，要有项目，才能吸引商人送钱，有建设就有钱，没建设就没钱，于是腐败才没有扼杀经济的活跃。而在同时，各个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彼此之间的竞争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腐败。

值得注意的是，洪教授并不是没有意识到第四类腐败的长期危害，她特别指出了第四类腐败短期内会使数据好看，但长期看可能会累积风险，更关键的是会加剧社会不公平，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经济危机1839年大萧条以及2008年次贷危机都是这么产生的。洪教授将中国2012年后深化反腐的工作，以及在贫富分化、共同富裕等方面的措施，比作美国镀金时代之后进步时代（约1890-1920年）的调整。

顺着这个逻辑她接着指出，当代中国能不能像昔日美国那样跨越矛盾、顺利崛起，取决于中国这一轮调整的成败。

讲到这里其实《中国的镀金时代》一书的主旨已经说完了，这些在书的第一章都能找到，书的第二章往下主要是对第一章逻辑链条的技术性论证。这些技术性论证里有不少值得细读的部分，有些还很有趣。

说几个有趣的地方。比如从第25页开始对以“全球清廉指数（CPI）”为代表的传统腐败衡量指标的反思。洪教授指出它们有三大问题。第一编制指标的数据是发布机构委托第三方采集的，有比较强的主观性；第二被委托的第三方机构大多是第一世界国家的商业机构，有比较大的偏见；第三数据采集时问卷设计多有问题，有的问题简陋粗暴，并不科学。

这样有什么后果呢？首当其冲的是发达国家的渠道费腐败，往往被视而不见，于是发达国家“看上去都很干净”。其次就是当第三方商业机构想把资金从贫穷国家驱赶至发达国家时，有了操作空间和操作动机。

洪教授批评传统腐败衡量指标的目的是为了引出自己设计的新指标，新指标用了许多经济学可能还有统计学专业的知识，受专业所限，我就不评论了。不过我可以讲一讲的是，洪教授确实从侧面证明了美国等国家“腐败合法化”的问题。我们国内有些知识分子一讲到遏制腐败，就拍脑门鼓吹仿照西方，殊不知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在面对“腐败合法化”问题时，是最无力的，因为资本主义体制根子上是资本说话。

我在第45和51页读到一个许多中国人很熟悉的词，“体制性腐败（institutional corruption）”，不过洪教授拿这个词是要描述美国的渠道费问题。从注释看，这么做的美国学者也不止洪一个，还是比较普遍的。

再举一个有趣的例子。第43页分析印度的腐败时，洪教授介绍了一种有印度特色的腐败方式。因为印度最严重的腐败现象是快钱，相应的，一位新德里的高层这么说：“如果你想我快点把事办了，我不确定我是不是能帮到你，但如果你需要我停止办某件事，我立刻就能给你办成。”

将中国与印度对比，包括将中国与美国对比，洪教授发现民主与否和是否腐败并无直接相关关系。这点发现其实和我们以前介绍过的“牛津通识读本系列”里的《腐败》一书的结论相同（《BBC谈“中国人民”，评论区翻车，把我整笑了》）。

像上面这样有趣的细节书里还有许多。例如第93页提到，西方学者对中国基层公务员的待遇一直怀着根深蒂固的误解，一边把基础工资低（以2010年左右的数据为例）视作腐败的制度原因，一边把公务员的福利如住房补贴、食堂、柴米油盐等视作“组织性腐败”的证据，自以为明察秋毫，却不知道将基础工资和福利合并，看作中国政府在低货币工资前提下动用可利用资源、防止腐败的措施，更不知道做做实地调查，看看这些福利是不是已经受明文规定限制。西方学者总是困惑于解释不清21世纪中国的“小偷式腐败”情况为什么比别的发展中国家轻许多，洪教授说这就是原因。

例如96和107页，洪教授发现许多地方干部知道整体经济的健康重于部门眼前的利益，不能“杀鸡取卵”，因为只有经济越健康，税收才越多，预算才越充分，待遇才能提升。洪教授进一步考察了这种普遍性的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她发现上级会议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地方官员会在这些会议中碰头，互相交流和暗中比较的过程里很容易得出这种认识。

像110页提到的为遏制贪污2001年中国财政部进行的账户改革、113页提到的为什么不同西方学者提出的“标准化反腐败改革”屡次失败、116页突然谈了一段田野调查对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性、83&120&148页时不时就把裴敏欣拉出来嘲讽两句、把量化分析做得有些刺激的第6章、第210页对《菊与刀》颇为赞赏等等，这些更多的细节，篇幅限制和别的原因，我这里就不复述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按我提供的页码自行查阅。

总的来说，作为一本美国学者撰写的、由蒋经国基金会赞助支持的研究大陆腐败问题的专业书籍，这本书的客观程度远超我的预期，我敢说其水平超过了许多西方“中国观察家”的著作。西方中国研究市场上，充斥着大量水平惨不忍睹的“专家”，洪源远教授的这本专著，和那些所谓专家用专业术语精心包装出来的学术垃圾，拉开了显著的差距。

在我看来阅读这本书至少可以获得三点收获：

第一，最重要的一点，从另一个角度审视我们过去的发展，审视腐败问题，审视我们这十年反腐工作的重要性，同时拓宽我们应对腐败问题的思路。

第二，也很重要的一点，了解西方一些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的观点究竟荒唐在哪里，提高识别假冒伪劣产品的能力。

第三，附带作用，洪教授用数据分析了不少出自某些中国国内知识分子、影响还不小的言论，比如某位曾经很红的网文作家2015年发在《纽约时报》上的评论，读《中国的镀金时代》可以了解这些国内知识分子的观点荒唐在哪里。

不过在推荐这本书的同时，我也要指出这本书的一些问题：

首先就是应对腐败的方法。分散在全书各处又集中体现在第7章里，洪教授不止一次认为美国通过民主制度走出了镀金时代，用这个来质疑中国反腐工作能否取得成功。洪教授似乎没有意识到，她对美国反腐成功的评价，与其对美国渠道费腐败现象的描述，本质上是相互矛盾的。

如果我们相信洪教授前文对美国渠道费腐败的描述，我们就有理由相信美国的民主制度不仅无法遏制腐败，还会模糊是非观，让腐败以合法形式肆意存在（《拜登家有多少产业》）。洪教授说选举可以抑制腐败，可是问题在于如果两个候选人都腐败呢？美国老百姓对deep state的厌恶不是凭空产生的。

当然，也可能洪教授其实是意识到了的，但英美出版业和学术圈的政治正确让她这书必须得这么写。

书里的第二个缺点，或者用“遗憾”这个词形容更好，就是在第82页上，洪教授清楚地指出很多西方“中国问题专家”还在拿1980、1990年代的数据分析今天的中国，完全意识不到中国一天一个样的迅速变化。但是可能由于本书写作的时间跨度长，洪教授很多分析的数据只到2012年或者2015年，这让她的研究有时顾及不到2012年大规模反腐工作展开后的情况。这点对于分析中国过去四十年经济为什么能繁荣，可能影响不大，但涉及对未来的预测以及给出建议，就会催生不小的误差。

第三点遗憾关于解读信息时的大框架。在《景跃进等《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传说中啥都敢讲的大学教材丨读中国计划（二）》里，我们说过党纪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不能忽视的一个维度。洪教授谈中国的腐败治理问题，却恰恰跳过了党纪。

《中国镀金时代》虽然题目写的是中国，但实际上中国只是洪教授拿来展示其泛用性指标的一个分析案例，我理解她的最终目的是为全世界所有国家设计一个更合理、更能排除发达国家偏见的评价体系。所以她在对中国做案例分析的过程中，有意无意不去谈党纪的影响，这就使得一些在我们中国人看来顺理成章的逻辑，洪教授要用隔靴搔痒的方式解读，比如“另类老虎”童名谦的落马。

写到最后，我想总结两句。首先推荐各位有时间一定去看看《零容忍》，我自己的感受，就像网上有一条评论说的，开始是抱着看笑话的心态去看的，但看着看着就笑不出来了，有些事太让人气愤了，比如那个让煤渣飘满整个城市的老虎，比如那个诈骗低保户救命钱的苍蝇，这还是人吗？

打老虎，打苍蝇，打得好。

再来就是作为一个生活在中国、希望这个国家越来越好的人，我希望至少我的读者在看到腐败问题时，在气愤、感慨、冷嘲之外，对它能有深一层的理性认识，我觉得这层认识对我们看待自己所处的时代、看待这个时代的变革、看待未来，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老实说这是我这几天把这篇读书报告肝出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