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之困的“科技国族主义”起源
摘译自：
Bitzinger, Richard A. ‘Defense Industries in Asia and the Technonationalist Impulse’.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36, no. 3 (2 September 2015): 453–72.
Edgerton, David EH. ‘The Contradictions of Techno-Nationalism and Techno-Globalis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Global Studies 1, no. 1 (2007).
Mayer, Maximilian, Mariana Carpes, and Ruth Knoblich. ‘The Global Polit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 Introduction’. In The Global Polit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Vol. 1: Concepts fro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Other Disciplines, edited by Maximilian Mayer, Mariana Carpes, and Ruth Knoblich, 1–35. Berlin, Heidelberg: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2014.
Shim, Yongwoon, and Dong-Hee Shin. ‘Neo-Techno Nationalism: The Case of China’s Handset Industry’.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40, no. 2 (1 March 2016): 197–209.
一、被忽视的科技国族主义
1944年，当奥威尔对那些技术全球主义者关于消弥差距和废除边界的陈词滥调，不耐其烦的时候，他这样说道：
Reading recently a batch of rather shallowly optimistic ‘progressive’ books, I was struck by the automatic way people go on repeating certain phrases which were fashionable before 1914. Two great favourites are the ‘abolition of distance’ and the ‘disappearance of frontiers.’ I do not know how often I have met with statements that ‘the aeroplane and the radio have abolished distance’ and ‘all parts of the world are now interdependent
奥威尔式的警觉，当然没有出现十年前还在开“世博会”、十几年前还在办奥运会的地球村想象中。否则，当最近美国祭出一连串的科技遏制的贸易战手段时，不免才发觉：原来科技不是世界的，而是国族的。
关于科技国族主义（tech-nationalism）和科技全球主义（tech-globalism）的争论由来已久，但前者往往广受忽视。尽管“科技国族主义”这个词只是到了1980年代由Robert Reich发明使用，但正如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中，长期以来也只是将科技视为工具或只是外部变量而不加考虑一样。也因此，在中美贸易战中，或许国际关系学者对时政有所论述，但对科技争端却未见发言。从国际关系的期刊上也能看出，这不仅是中国的国关研究的短板。
有学者统计1990-2007年国际关系期刊上的21081篇文章，其中以科技为主题 的只有0.7%，而其中又大多只是停留在理论与概讨论罢了。
如果这种情况只是把科技看成国际关系中的“神兵天降”（ deus ex machina），那反过来，当美国一纸禁令，让ARM，谷歌等公司取回对华为的授权的时候，也不怪失去了思考的可能。
二、科技国族主义：几个命题
究竟要如何理解“科技国族主义”呢——不管是对美国，还是对中国？
Richard A.Bitzinger追溯中国的科技国族主义，认为中国经历了从19世纪末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建国后借助/离开苏联的“自力更生”，再到20世纪末的“自主创新”的转变过程。
看似是自主/依赖的问题，背后却是一种国际关系上焦虑感：科技发展与国力兴衰存在一定的关系
这种焦虑导致了国家对于R&D （研发）投入的重视。尽管这个指标在1960年代还不是很流行，但是如今R&D/ GDP 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发展的重要指标。
正如对于19-20世纪之交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德国和美国兴盛而英国走向衰落的解释：德美有更多更快的国家创新支持。但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反例也比比皆是。例如，西班牙是1980-1990年代欧洲最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但研发投入不到GDP的1%。更不用提，冷战时期苏联的研发投入甚至在60年代达到了GNP的2.9%、甚至后来超过美国，但也烟消云散。
国家之所以会有这种焦虑感也是因为科技创新领域存在“搭便车问题”：一旦实现科技创新，就会被复制和推广，效益就会下降，于是在市场上没有人愿意第一个吃螃蟹。
不过，理解科技国族主义当然不能光从研发投入角度来理解，而且往往涉及到两种常见的论述：
1. 强调科技创新者（而非应用者）的国籍认定
2. 国家与科技时代/领域的匹配性
就第2点来说，正如希特勒对于德国的描述：空战是属于德国人的；也同样的，美国飞机大亨Alexander De Seversky 也同样宣称美国作为科技时代骄子：
“Americans are the natural masters of the aerial weapon... more than any other people Americans are the natural children of the machine age”; “Air power is the American weapon.”
拓展回顾来看，蒸汽机或纺织业之于英国、化学之于德国、消费类电子产品之于日本，都已经建立了“特定国家=科技领域=科技时代”的关联。
这些论述似乎像是把《经济学人》中所说的一句话：The focus is laid on national goals through accessing foreign technology and the monopolization of technology.’
也因此，"Rich Nation, Strong Army":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Japan作者Samuels把科技国族主义作为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本土化、扩散与扶持（indigenization, diffusion, and nurturing）。
三、中国的手机制造业兴起于科技国族主义？
两位韩国学者于2016年便在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上发文分析了中国的手机制造业，指出其产业需要得益于科技国族主义，但也是借助了全球化的契机。
二人将中国手机业分为了四个阶段：
Phase 1:1998–2003
Strict entry licensing regime: Monopoly stage of handse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Phase 2:2004–2011
Abolition of license control: No core technology, no brand, and emergence of bandit phones
Phase 3:2012–2013
Market development: Brand consciousness
Phase 4:2014–
Market maturity: Emergence of a global brand
在第一阶段，中国手机产业的90%份额被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国外企业占据，这使得政府产生了一定的焦虑，于是在1999年起就出台禁令，不再授权给国外手机商牌照，旨在保护国内手机商。波导等国有企业也借此开始有了知名度和市场份额。这一刺激使得国内的手机制造商从1997年的5家增长到了2004年的37家。
第二阶段可以算是山寨手机阶段。这是自上而下的科技国族主义的意外后果。国家本想通过禁令保护和培育自己的大企业，但结果是让民间的三无手机横空出世，占据了大部分份额。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当时国内手机制造商并不重视科技研发、并且科研水平也有限，难以满足国家当时的期望，因而即使像波导这些老品牌也很快没法在价格战中生产，逐渐消声匿迹，要么像金立这样的品牌转向只做细分市场。据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统计，山寨机所占市场份额从2005年到2009年达到了20-38%。
山寨机的兴起也是由于地方政府的不作为。尤其当山寨机成为个别城市的重要产业、或者对城市没什么影响，因而无法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但是，2008年可以是称为转型之年。因为当年中国政府开始发展3G业务。不同的行动者开始汇集起来：中央层面为三大服务商分别提供了TD-SCDMA for China Mobile, CDMA 2000 for China Telecom, and W-CDMA for China Unicom，同时在当时对TD-SCDMA持续地投入支持。服务商也开始与地方政府合作，在基建上共同推进。
正是借助了3G的浪潮，尤其是安卓系统的发展，作者才特别提及，建于1987年的华为才会在2009年左右开始进军手机业务。
到了最后一阶段，中国手机业的增长开始江山初定。出现了能够参与于the Google-led Open Handset Alliance (OHA）的四大中国供应商：Huawei, ZTE, TCL, Lenovo, and Oppo，而到了2014年，Lenovo, Huawei, Xiaomi, and ZTE也占据了世界的25%的份额。
（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第294期）
链接：
政观专栏：孙宇凡 | 当中国老板遇上菲律宾海关：分赃的政治经济学
国家理论的前沿讨论：2019年第一季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期刊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