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马克思当年是如何提问的？《社会学百年史话》教学心得
社会学的学习与研究，是有割裂的。
一、想象韦伯当年是如何提问的？
当我们在自己做研究时，总被要求有“问题意识”。言下之意，是我们不会问问题，或者不会问一个好问题、或者一个学术上的问题。
但是，当我们在学习社会学时，又总被要求了解、知道、甚至记住、复读社会学家们的观点、流派。也就是说，我们要学习的是，“答案”而非“问题”。
所以，我们不会知道韦伯为什么问“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而非“天主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或者“新教伦理与共产主义精神”，而是要去学习，What is 新教伦理？How新教伦理产生了资本主义精神，或者Why资本主义精神matters？
我们没学习社会学家为什么提问、如何提问，反过来又被要求自己去提问去研究。这是个悖论。
因此，当我自己再要开设一门社会学理论史、或者古典社会学史的时候，我一方面预设听众是多少了解、或者知道了社会学的“谜底”：一些社会学家及其观点，比如韦伯与宗教伦理、涂尔干与各种团结、马克思与阶级斗争。而是希望，引导学生去思考“何以成谜”？为什么马克思要问阶级斗争问题？为什么涂尔干更关注社会团结？什么样的历史情境让他们思考这样问题？什么样的学术环境与建制让他们问这个问题更能学术立足点？为什么他们不问其它问题？
社会学家活在历史中、社会中、学界建制中、学术同行中以及活在自己的曲折人生与生活中。因此，最近，在2019年11月中旬和2020年1月，我在北京706青年空间两次开设《社会学百年史话》，都从这些角度，希望分享自己的一些心得。正如台湾社会学家叶启政说过：我们这个时代，不止需要“韦伯学家”，更需要“韦伯”。如果说成为“韦伯学家”，是带着韦伯给的答案，延伸地去思考其对与否、精致与粗糙，那么成为“韦伯”的第一步，也许是回到韦伯的时代，作为韦伯的同时代人，想象韦伯是如何提问呢？简单地讲：学习像韦伯一样思考。
说是说“学习像韦伯一样思考”，但真学习起来也不容易。至少，韦伯当年的学术竞争对手是哪些？他读过哪些书？韦伯怎样在经济学（德国特色的传统）、新康德主义的时代氛围里找到社会学的学科位置，还要抢出一个位置（直到他去世前才有唯一一个社会学教席）？
我们对于古典社会学知识点的了解，远远多于对于那个社会时代背景的了解——尤其对于中国学生来说，那是个有文化隔离感的、时代隔离感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所以，我开设的《社会学百年史话》，如果要“学习像韦伯一样思考”，那么就要主要精力放在理解“（那个遥远的欧洲）社会”而非理解“社会学”。毕竟，当我们知道一个“谜题”是如何而设，就会更明白“谜底”了。
一、如何让学生可以摆脱教科书思维呢？如果对知识有历史感呢？
在导论（1个小时），我没有先讲知识点，而是讲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教科书的变迁。声名极大的吉登斯的《社会学》这本概论书的版本变迁：
第2版：军事体系，第4版删除
第2版：环保只是1节内容，第4版变成一章
第4版：英国的教育改革史，第6版删除
由此，我希望提醒学生的是，越经典的西方社会学教科书，往往越有“去地区化”、“去冷战化”以及“越当代化”的方向。我们习惯了看最新版的教科书，忽视了它本身就是个与历史/世界互动的产物。
第2个故事是熊彼特的生平与后世。
熊彼特是经济学家还是社会学家？为什么可以盛名于欧美经济学界？
我引导学生看他的生平年表：
出生于1883年捷克斯洛伐克（属奥匈帝国，是日耳曼人），意味着他的命运和波兰尼、卢卡奇这些奥匈帝国的犹太人完全不同，也意味着他们在青年时代会迎来一战战败的国家转折，以及当时奥地利政府的左派经济学转向。当然，也有熊彼特的个人特殊性：他的英文写作极佳，让他的人生与一些德籍的纳粹流亡者非常不同，如埃利亚斯、阿多诺。
我也引导学生去了解熊彼特年少之时想学习社会学，但德国学界当时没有社会学学科，给它带来的影响，更不提用德语学界的特殊性，比如教授资格论文、从法律史进入经济史。但这也不否认熊彼特早年的社会学特点，比如他最早地写下了财政社会学、帝国主义社会学（1910s），更不用提与韦伯交往，甚至为韦伯写悼文。
进一步，我分享他流亡美国经历：如何一直和凯恩斯竞争学术声望、如何晚年想做社会学、如何有学者妻子帮忙整理遗稿——以及，如何1980年代以来，被美国组织社会学家（大量进入商学院就职）推动成为社会学家（创业研究、创新研究），如Richard Swedberg和Paul DiMaggio。
由此，引导学生初步有了理解历史进程、人物关系、地区国别差异、大学/学科建制、人生转变、后世对待等方面，形成了社会学“在历史”中的观念。
二、从左派与右派的传统进入古典社会学：涂尔干与马克思
由于我对韦伯时代的经济学学术环境很不了解，也由于我想从左/右派传统进入古典社会学，所以没有讲授韦伯，而是只讲涂尔干与马克思。
由于我本身也没有对于欧洲19世纪那么熟悉到每个毛孔，所以我分别以1789年法国大革命、1848年欧洲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三个事件来理解二人的提问语境。
相较于国内或标准教科书，从英国政治经济学传统进入涂尔干，我希望从历史语境中，回到另一条传统：统计技术与现代国家治理下的社会学议题。
对于涂尔干，我只花1页PPT来讲他的思想：道德意识、社会事实、失范型自杀、职业团体等。那主要精力在做什么呢？
1789年法国大革命如何奠定了现代革命的概念：将集体暴力与人民主权衔接起来？（联系到休厄尔的研究）如何面对了人口与人民二者间的衔接（联系到阿甘本的神圣人）？如何人口统计处理二者的矛盾又赋予一种新的“自由”形式？（联系到福柯的生命政治）如何这样的自由主义政治/统计传统，影响到了涂尔干的自杀研究与“平均人”的设想？（联系哈金的“统计数字的雪崩”）。
由此，希望学生能够理解涂尔干提出的答案——通过职业团体与伦理的整合？失范的统计/政治意义？是怎样基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所迸发的历史/政治力量所提出的问题。
相较于谈涂尔干，更从社会团结、正态分布的角度理解右派政治，在谈马克思的社会思想，则希望“跟马克思一起思考”——“为什么认为无产阶级那么需要解放？”“为什么他认为共产这句话可能实现”？“马克思在跟谁竞争左派话语？”……
同样是19世纪欧洲社会，和涂尔干一起思考社会现实的整合面，和马克思一起思考社会现实的重建面。
借助《青年马克思》的电影片段，在有了更实景感的基础上，我运用了关于19世纪的社会史调查数据，介绍农业工人、矿工、工厂工人的生活处境，比如吃面包占到他们收入的什么比例？童工的贡献率有多高？在理解马克思面对的残酷现实的基础上，进一步再去看《共产党宣言》——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其中被忽视的“过渡/可行方案”，比如：
1．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公共目的
2．征收高额累进（所得）税
3．废除继承权
……
当另一个更现实的共产主义社会思想呈现时，再进一步去看马克思去于1871年巴黎公社的评论，比如经济民主、社会整合政治、废除常备军等等。由此，又进一步衔接到当代的“真实的乌托邦”研究。
在余下四讲，我也用大致模式，历史推动地而非当代回顾的、情境汇聚式而非天才观点式的和学生一起分享“社会学史话”：
第3讲：美国社会学的兴起（19世纪末20世纪初）
如教会传统、研究型大学兴起、实用主义哲学下的芝加哥学派
第4讲：1968年革命/民权运动下的社会学转型
如：多数人政治变为少数人政治（如工人革命到性别/族群平权）的时候，社会学议题如何分化与回应？
第5讲：20世纪末的美国社会学：不再等待欧洲大师
如实用主义社会学复兴、历史/劳动/组织社会学等分支兴起、布迪厄的传入、批判实在论的批评与反驳等。大致介绍近二三十年的美国社会学三个世代之间的互动。
后几讲的讲法，不再赘述。
当然，由于2020年1月开课时，发现有一半的学生有北师大、深圳中学等学校国际部的高中学生，以致于我觉得也需要带着“留学咨询”的性质，要和这些学生分享下他们可能要申请美国本科时要考虑的实际问题了。
附：课程大纲
授课形式
本课程共6节，每节1小时，分别包括：
1. 教学影音片段的引导、思考与交流
2. 阅读文本的讲授与讨论
3. 延伸阅读的提醒与指引
课程大纲
1. 社会学诞生的经典叙事：1789年法国大革命、人口统计与道德科学（18-19世纪）本节介绍：
这一部分将通过“在攻占巴士底狱中发明革命”命题，理解现代社会中“群众/人民/人口”、“例外暴力/正常秩序”的区分与关联，进一步说明国家如何通过人口统计建立以“平均人”为主导的集体规范，为社会学诞生打开了现实契机。
（图1：英国工党领袖科尔宾演讲）
影音选段：
英国工党现任领袖科尔宾（Jeremy Corbyn）的演讲“先于特权的人民”（People before Privilege)（2019）
阅读文本：
伊恩·哈金，2000，《驯服偶然》，刘钢译，北京：中央编译局。
米歇尔·福柯，2018，《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3章。
叶启政，2005，《均值人与离散人的观念巴别塔：统计社会学思考迷思的两个基石》，叶启政著，《社会理论的本土化建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21-171页。
2. 社会学诞生的批判叙事：1848年欧洲革命、政治经济学及其批判（18-19世纪）
本节介绍：
社会学诞生的历史，也是理解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社会力量被压制、再释放的力量。社会通过保卫自己的方式，通过1848年革命、宪章运动等方式，在议会民主与革命运动的过程中，批判政治经济学对“经济人”、精英自由主义的合理化，让被忽视的人民大众，能够自下而上地照亮。
（图2：电影《马克思：时代青年》海报）
影音片段：
《马克思：时代青年》选段（2018）
阅读文本：
卡尔·波兰尼，2017，《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来源》，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第10章（“社会的发现”）。
哈尔·德雷柏，1966，《社会主义的两种灵魂》，张兄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马克思，2015，《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3. 社会学诞生的美国时刻：实用主义与芝加哥学派（20世纪初）
本节介绍：
理解美国在19-20世纪之交的崛起时代，离不开理解实用主义对美国精神的总结。而理解美国社会学的兴起，也离不开理解实用主义大师杜威对一批早期社会学家的启蒙，比如帕克、米德。这样的实用主义，培养出最早一批城市调查取向的社会学家集群，最早一批关注人类互动秩序的社会学理论。
（图：民国初年，杜威（右下一）与胡适（左上一）等人合影）
影音片段：
《杜威访华演讲介绍》（片段）
阅读文本：
Merton, Robert and Matilda Riley, 《美国社会学的传统》，国立编译馆译，台北：巨流，第3-4章（“第三章 乔治·赫伯特·米德”、“ 罗拔特·派克”）。
涂尔干，2005，《实用主义与社会学》，渠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4. 社会学的建制与反建制：“欧学美渐”与“婴儿潮”的后果（20世纪中叶）
本节介绍：
二战摧毁了欧陆，也给美国重塑欧洲、固化自己的机会——不仅是政治经济，也包括学术。二战后，美国社会学不仅被“过度社会化的人”的乐观精神所引导，也在体制资助化、经验统计的过程中逐渐推动社会学的批判心灵。这一错配随着二战后的“婴儿潮”成长所兴起的1960年代的青年反抗文化也愈加强烈，促进社会学自我反思，迸发出更为多元与开放的女性主义、文化研究、历史取向……。
（图：鲍勃迪伦1964年演唱《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
影音片段：
纪录片《1968：动荡的年代》（片段）
阅读文本：
叶启政，2018，《经验实征取向主导下的美国社会学》，叶启下著，《实证的迷思：重估社会科学经验研究》，北京：三联书店：第1章。
C˙赖特˙米尔斯著、李康译，2001，《社会学的想象力》，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章（“承诺”）
Steinmetz, George. 2007. “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ociologica (3):1–28.
（导读见：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第67期，《德国社会学“历史风范”是怎么衰落的？》）
5. （不要）再等待欧洲社会学大师？再造欧/美的学术分工体系（20世纪晚期）本节介绍：
尽管社会学如1968年的世界秩序一样，经历了动荡与纷争，但也沉淀出一批的社会学大师——法国的布迪厄、英国的吉登斯和德国的哈贝马斯。然而，正如1968年青年反抗没有根本动摇顽固的政体一样，美国继续主导的学术世界，进一步吸收与转化欧洲理论，消解掉批判与反抗，却也发展出丰富的新兴社会学分支，如文化社会学。不过，与百年前不同的是，美国社会学恢复自己被遗忘的理论传统——实用主义，以抵抗、巩固和再发展优势地位。
阅读文本：
李猛，1996，《从帕森斯时代到后帕森斯时代的西方社会学》，《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第29-34期。
Emirbayer, Mustafa. ‘Proposal to Edit Sociological Theory’. Accessed 8 October 2018.
http://www.asanet.org/sites/default/files/savvy/STProposalEmirbayer.pdf.
[导读见：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第51期，《活着的美国社会学理论家有三代？》 ]
高行云[孙宇凡]，2018，《当代美国社会学理论前沿的五点观察》，《Sociological理论大缸》（微信公众平台）第238期。
6. 社会学本土化的探索（20世纪晚期至今）
本节介绍：
阅读社会学文本、理论所感到的语境不适——中国要和美国一样同样看重种族问题研究吗？我们所说的“关系”是他们说的“社会资本”吗？不仅是初学者的困惑，也是本土学者们的处境。尤其是通过普世标准的测量方式开展的研究愈加盛行，让一部分本土学者深度挖掘与发展中国传统的知识资源，包括对家庭、人情、修养的重视。这种本土化浪潮，既要回到中国社会科学的代际更替角度来理解，也要放到中美社会学沟通史的角度重新反思。
（图：《奇葩说》的黄执中剧照）
影音选段：
黄执中谈孝道中的愧疚感（2019）、胡德夫《美丽岛》
阅读文本：
吴飞，2009，《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章。
项飙，2015，《中国社会科学“知青时代”的终结》，《文化纵横》第6期。
汤志杰，2008，《本土社会学传统的建构与重构：理念、传承与实践》，谢国雄编，《群学争鸣：台湾社会学发展史，1945-2005》，台北：群学，第553-630页。
（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第37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