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的开端：德国社会学会第一次会议
文/兆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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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译者感言
译者为了后面的吐槽先提出：“每个译者都必须在显白与晦涩文章的进退维谷中选择最为稳妥的那个”（Every translator has to find the safest passage between the Scylla of being too literal and the Charybdis of being too figurative）。然后举了齐美尔的例子：“齐美尔有一个句子占了13行，7个逗号，3个冒号，1个分号，和1个问号。仅这一个句子就包含了大概120个词。它包括‘Läppischkeit’与‘Reibungswiderstände’这两个很难翻译的术语”【注1】（齐美尔还抱怨过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一章的初稿难懂）。
难译程度：齐美尔＞滕尼斯＞特洛尔奇（冒号较多，易造成混淆）＞韦伯（不在乎文风）＞桑巴特（在乎文风，不过常用短句）
2 年表
一份简易的时间脉络。
德国社会学会第一次会议主要参与者的简略生平
马丁·布伯 Buber, Martin (8 February 1878–13 June 1965).
埃伯哈德·戈特恩 Gothein, Eberhard (29 October 1853–13 November 1923).
赫尔曼·康托洛维茨 Kantorowicz, Hermann (18 November 1877–12 February 1940).
罗伯特·米歇尔斯 Michels, Robert (1 January 1876–3 May 1936).
阿尔弗雷德·普罗兹 Ploetz, Alfred (22 August 1860–20 March 1940).
格哈特·冯·舒尔茨-盖维尼茨， Schulze-Gaevernitz, Gerhart von (25 July 1864–10 July 1943).
格奥尔格·齐美尔Simmel, Georg (1 March 1858–26 September 1918).
维尔纳·桑巴特 Sombart, Werner (19 January 1863–18 May 1941).
费迪南·滕尼斯Tönnies, Ferdinand (26 July 1855–9 April 1936).
恩斯特·特洛尔奇 Troeltsch, Ernst (17 February 1865–1 February 1923).
安德烈亚斯·沃伊特 Voigt, Andreas (18 April 1860–10 January 1941).
马克斯·韦伯Weber, Max (21 April 1864–14 June 1920).
3 导论
“奥古斯特·孔德早在19世纪就创造了‘社会学’这一术语，然而到了1900年社会学科学仍处在起步期。在这5年前，爱弥儿·涂尔干已经出版了《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Les Règles de la Méthode Sociologique），在1905年，阿尔比恩·斯莫尔已经创建了所谓的芝加哥学派【注2】，但在德国，还没有一个专业的社会学家或专业的社会学协会。改变始于1909年。……社会学的兴起并非乍然而至（Athena sprang out of Zeus’s head）；相反的是，它经历了长期酝酿”。（P1）
维尔纳·桑巴特在他的“社会学的起源”（“Die Anfänge der Soziologie”）中讨论了这一酝酿期。他没有将社会学的大致开端追述到自然法或契约法大行其道的时代。根据桑巴特，只有当不再有“绝对”时，一种“社会学”科学才能成为可能（Sombart, 1923: 9）。对于德国社会学何时“开始”的问题，有一个更加确切的答案：1887年。这年滕尼斯出版了其最具影响力的著作《社团与社会》（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see Käsler, 1984: 305)。（P2）（这本书本来不甚有名，在世纪交替之时才引起注意，这部分是由于它适合其他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处理文化问题，所以英译者接下来简述了康德主义者是谁以及他们如何在康德的基础上工作）
新康德主义者们为了介绍和更好得理解康德做了很多工作（P2），包括三份杂志：
致力于文化问题：《学术：文化哲学国际期刊》（Logos：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der Kultur），从1910/1911第一期开始，离开尔特就是这份生命卓著的期刊的主要撰稿人，这一期包括了由Henri Bergson, Benedetto Croce and Edmund Husserl, Georg Simmel 与 Ernst Troeltsch等人撰写的文章【注3】。（P3）
致力于社会政治问题：马克斯·韦伯、沃尔纳·桑巴特与埃德加·雅飞主编的《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学报》（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注4】。（P3）
致力于当代社会问题的小书《社会》（Gesellschaft）系列，由马丁·布伯创立编辑，出的第一卷是桑巴特的《无产阶级》（Das Proletariat，1905），然后是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的《罢工》（Der Streik,1906），古斯塔夫·兰道尔（Die Revolution）的《革命》（Die Revolution，1907），齐美尔的《宗教》（Die Religion，1905），滕尼斯的《习俗》（Die Sitte，1909）【注5】（P3-5）
4 五位主要发言人及相互关系
新康德主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使人们对德国学术界有了深刻的了解，但齐美尔、滕尼斯、韦伯、桑巴特和特洛尔奇之间的关系尤其有趣。从各种来源，包括书籍、文章和信件，我们了解到他们的关系往往是复杂的。有时候他们是一致的，就像韦伯和特洛尔奇对新教资本主义的观点面临相当不妥的攻击时，他们互相为对方辩护。韦伯明显依赖齐美尔、桑巴特、滕尼斯和特洛尔奇的某些著作。然而，尽管特洛尔奇非常钦佩齐美尔的思想，但他相信齐美尔在从历史到宗教的许多问题上都犯了错误。桑巴特对韦伯的新教资本主义来源持异议，而韦伯认为，桑巴特的书往往没有得到很好的辩论。滕尼斯经常与韦伯和特洛尔奇意见相左，与齐美尔不同的是，他专注于社会学的工业问题。尽管他们陷入了激烈的争论——韦伯与滕尼斯短暂断绝了关系，与特洛尔奇长期断绝了关系——但他们还是站在一起，努力使社会的各种研究受到尊重。这意味着提升对社会学的认同，并表明其关注的是事实而不是价值观。接下来，我试着提供五个人各自的一个简短的传记草图，展示他们是如何非常适合启动D.G.S.。乍一看，滕尼斯的背景和兴趣可能没有表明这一点。（P5）
滕尼斯：早期哲学兴趣之一是尼采，然后是霍布斯与马克思。……起初《共同体与社会》的反响并不全然积极【注6】。涂尔干反对滕尼斯对共同体的片面强调。韦伯高度重视此书，称其为“完美之作”（Weber, 1922b: 1）。（P6）
……然而，一部分是由于他的社会主义倾向，一部分是因为他帮助码头工人罢工，另一部分是因为他的独立思考，直到1913年才被任命为教授。到那时，政治和学术权威几乎不可能不给他提供教授职位。他继续在基尔教书。1932年，滕尼斯主张反抗法西斯主义，1933年，当地纳粹剥夺了他名誉教授、退休金和私人图书馆。早在1922年，滕尼斯就坚持“武力不是权威”（Force is not authority）（Tönnies，1922:33）。（P7）
齐美尔：齐美尔在其《社会学》（Soziologie，1908）一书中提出了“形式社会学”的概念，这部冗长的作品包含了一个关键的章节，齐美尔用康德的方式问道，“社会是如何可能的？”康德回答了这个问题，“自然是怎么可能的？”“通过证明因果关系的先验范畴使之成为现实，齐美尔回答说，类似类型的正式范畴——“互动”使社会成为可能（Simmel, 1992: 43–47, 59; 另见 Adair-Toteff, 1994: 3–8）。（P7）
桑巴特：像滕尼斯一样，桑巴特早期对社会主义者的个人同情和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趣阻碍了他的学术生涯。（P8）
……出版于1902年的《现代资本主义》（Der moderne Kapitalismus）：桑巴特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兴趣和对理性的强调将这本书与韦伯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更著名的著作——《新教伦理》（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联系起来。但有不同之处多于相似之处：桑巴特的作品是巨大的，总计超过1300页，韦伯的不到200页。桑巴特调查了大量的领域和兴趣，而韦伯则更加聚焦。桑巴特认为现代理性只是复杂事物的一部分，而韦伯则认为它是决定性因素。但韦伯似乎在很大程度上被桑巴特的发现所说服，也能够令人信服。（P9）
……到了20世纪30年代，他的观点已经呈现出纳粹意识形态的色彩，几乎没有学者在任何方面批评他。（P10）
5 德国社会学会（D.G.S.）
到1908年，社会互动学（或称社会学）的研究开始受到更多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实践者希望给予它更多的尊重。一个社会学学会已经存在于法国，1907年鲁道夫·葛德雪（Rudolf Goldshied，原文Goldscheid的名字写错了……）在维也纳创立了社会学协会（Soziologische Gesellschaft）。是时候在德国成立一个组织了，滕尼斯、齐美尔、桑巴特和韦伯都想这样做。他们四人既有个人关系，也有职业关系。（P14）
韦伯与滕尼斯虽有分歧，但对他个人与作品高度赞赏，他还将滕尼斯没有升等的情况与齐美尔进行了比较，同情地表示：一个人在50岁前获得正规教职，这并非必要（Weber，1990:584）【注7】。（P14）
韦伯与桑巴特也关系紧密，他们的主要分歧是因为桑巴特倾向于从个人的角度写书籍和文章，在这方面，他强调“伦理”或“理想”的观点，在韦伯看来，这些观点在《文库》中没有地位（Weber，1990:606）。（P15）
韦伯夫妇与齐美尔【8】关系亲密，虽然齐美尔并不同意玛丽安娜在妇女在现代社会中角色的一些看法，他还是把《歌德》（Goethe，1913）献给了她。（P15）
韦伯坚持他提出的D.G.S.章程的两个关键条款。首先，只有在社会学或密切相关领域工作的人才能成为D.G.S.的正式成员。第二个条款是，因为D.G.S.的目标是达成科学结果，D.G.S.杜绝任何和所有“实际”目标作为基本原则——韦伯的意思是，D.G.S.不应追求任何政治、伦理或宗教目标。（P16）
韦伯还建议了增加康托洛维茨与沃伊特论法，还建议增加统计学、法哲学-社会学与经济理论分会（Weber, 1994: 636）。康托洛维茨发言了，但是分会的建议被推迟了。（P16）
维基百科的简略介绍：The Germ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Soziologie, DGS) organizes social scientists in Germany. It was founded January 3, 1909, at Berlin by its initiators Rudolf Goldscheid (1870–1931), Ferdinand Tönnies, Max Weber, Georg Simmel, et al. First president was Tönnies, forced out of office by the Nazis, 1933.The DGS is still flourishing, with about 1800 members (2010).
另外，学会首脑大约在战前称为会长（Presidents）：1909-1933，Ferdinand Tönnies；1933-1946，Hans Freyer - kept the Society dormant since 1934。战后称主席（Chairpersons），如：1946-1955，Leopold von Wiese；1963-1967 Theodor W. Adorno。
脚注
【脚注1】The first is close to‘childlike’ or ‘nonsense’, but ‘foolishness’ is what I chose. The second is a compound formed by joining Reibungs and Widestände. Reibung’ is ‘rubbing’ or‘friction’ and Widerstände are ‘resistances’, so I offer the somewhat accurate but unwieldly ‘friction resistances’.
【脚注2】英译者注：值得注意的是斯莫尔已对齐美尔的著作产生了极大兴趣，并在大约1896年开始翻译齐美尔的作品（Frisby，1991:237）。
【脚注3】该系列活动一直持续到1932年。其他贡献者包括Georg Lukacs，Nikolai Hartmann，Paul Natorp，Ernst Cassirer，Hans Kelsen，Hans-Georg Gadamer，Paul Tillich，Karl Löwith，Rudolf Otto，Hermann Kantorowicz以及Max和Marianne Weber。（P3）
【脚注4】三人于1910年10月1日接手接收《社会立法与统计学报》(Archiv für soziale Gesetzgebung und Statistik)改名为《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学报》(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脚注5】德语词“sittee”同时包含“习惯、习俗、风俗”与“合乎文明社会的行为，礼节，礼仪；品德，社会风气，社会道德”的意思。1961年A. Farrell Borenstein 英译为Custom: An Essay on Social Code 出版。
【脚注6】Liebersohn, 1988: 11–12. Gerd Schroeter宣称在起初的25年间只卖出去750本，但从第二版开始情况就变了。第一世界大战后，它成为“一本畅销书”（Schroeter, 1993: 60）。
【脚注7】这里应是指齐美尔。1908年齐美尔50岁的时候，虽然经过马克斯·韦伯和埃伯哈德·戈特恩（Eberhard Gothein）的推荐，申请海德堡大学教职一事仍未成；此职位由Ernst Troeltsch所得。
1914年，他转往斯特拉斯堡大学担任哲学讲座教授。1915年，海德堡大学因文德尔班 (Wilhelm Windelband) 和拉斯克 (Emile Lask) 逝世，空出两个职位，竞争未果。同时角逐的有李克特 (Heinrich Rickert)、麦尔 (Heinrich Maier)、史普郎格 (Eduard Spranger)、胡塞尔 (Edmund Husserl) 和卡西勒(Ernst Cassirer)，结果前两人雀屏中选。这段历史引自台大孙中兴教授的古典社会学理论课的“齐美尔（一）”教案（2014年春季）。
在1893年，滕尼斯参加了德国伦理学会（German Ethical Society）创立大会，大学以使其退出伦理学会为条件给予大学讲席，被滕尼斯婉拒。直到1913年63岁的时候，他才升任正教授。
【脚注8】一个故事：齐美尔的发妻是Gertrud Simmel (Kinel)（1986-1938），他的情人也叫Gertrud，是Gertrud Kantorowicz。她的姨妈是恩斯特·康托洛维茨（Ernst Hartwig Kantorowicz）的母亲，就是韦伯在德国社会学会第一次会议上特别欣赏的这位青年才俊，他逃到美国之后以英文写出了名著《国王的两个身体》（The King’s Two Bodies）。
Gertrud Kantorowicz于1876年出生于波兹南，在柏林学习，成为德国第一批获得人文博士学位的女性之一。她在1898年遇到了斯蒂芬·格奥尔格，成为唯一一位在他的Blätter fur die Kunst杂志上发表的的女性，并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直到1914年，Kantorowicz成为齐美尔的门徒和助手，以及他的秘密情人。在1907年，她在博洛尼亚为齐美尔诞下一女，这个事实一直隐藏到1918年齐美尔去世之后。战争爆发后，因为无法合法地离开德国，他与姨妈一起在布雷根茨附近越过边境前往瑞士的尝试失败，被送往特雷津集中营（Das Lager Theresienstadt），她于1945年4月在那里去世。她与齐美尔的女儿Angela (Angi) Kantorowicz，则在早一年死于其移居的巴勒斯坦。
年少时，Gertrud Kantorowicz在慕尼黑遇到了Margarete Susman，并保持长期的友谊，后者在1900年后去柏林学习哲学，并参加了齐美尔的研讨班，齐美尔至死都是她的朋友及老师；围绕着齐美尔，她也与Martin Buber和Bernhard Groethuysen建立了友谊。1957年，Margarete Susman和 Michael Landmann合编《桥与门：齐美尔关于历史的、宗教的、艺术的和社会的随笔集》(Brücke und Tür: Essays des Philosophen zur Geschichte, Religion, Kunst und Gesellschaft)，1984年改名《个体与自由：随笔集》(Das Individuum und die Freiheit: Essais) 出版。
【脚注9】在10月27日写给弗朗茨·尤伦堡的一封信中，韦伯很快总结了他的观点：沃伊特的论文事实上是可靠的，但并没有它本来的那么好，部分原因是沃伊特的妻子在会议前8天去世了。普罗兹的论文通常是未分类的“泛生物学”，戈特恩的论文是“肤浅的”，而桑巴特的论文是“小品文”——报纸的评论部分。特洛尔奇的论文很出色，最重要的是它价值无涉，辩论是当时最好的。康托洛维茨的论文“非常好”，但讨论是“可耻的”。这源于三个方面：关于禁止价值判断的D.G.S.法令的讨论是“愚蠢的”；滕尼斯“学究式”插入评论；以及产生的抗议（Weber，1994：655）。同一天（10月27日），韦伯写信给D.G.S.的董事会，抱怨学会主席（指滕尼斯）的行为以及价值无涉探讨的骚动。……Weber, 1994: 659–61.关于这一引用似乎有些困惑——韦伯曾抱怨葛德雪的行为，在韦伯10月27日致董事会的信中，这一引用是与康托洛维茨的论文有关的（Weber, 1994: 665 and 660, Note, 1）。然而，葛德雪没有对康托洛维茨的论文发表评论，但戈特恩发表了评论，在他对康托洛维茨的回应中，韦伯特别提到了戈特恩之前的评论（VDG, 1911: 322, 327）。答案是葛德雪要求不打印他对康托洛维茨论文的评论，韦伯同意了（Weber, 1998: 210 and Note 1, 219）。（P3）
【脚注10】滕尼斯、齐美尔和桑巴特再次当选主席：当韦伯和费尔康特（Alfred Vierkandt）辞职时，桑巴特接管了韦伯的工作。在给领导人赫尔曼·贝克的一封信中，韦伯将他的理由作为价值判断之战。他希望协会一切顺利，但写道他将不再参加任何会议（Weber，1998：709）。他不用担心再参加D.G.S.会议。韦伯在下次会议前两年去世。（P35）
【脚注11】学会决定限制第二次会议中讨论的印刷，也许是由于第一次会议中葛德雪的评论及这引发的问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次会议与讨论的主题：民族性（VDG, 1913:V）。（P32）
在财务主管报告中（韦伯在1909年3月7日的一次会议中被选为财务主管，虽然他之前对以某种官方身份任职保留了意见并因此拒绝进入执行委员会），韦伯介绍了当下的会员人数：有334人。（P35）
【脚注12】在主席开场致辞里，滕尼斯指出每两年办一次会议的意向。还缅怀了已经去世的成员，五个元老中，齐美尔与韦伯已经去世，而特洛尔奇也在1923年年初去世。（P35-36）
在开始，滕尼斯缅怀了6位前两年中去世的重要成员，包括特洛尔奇和保尔·纳托尔普（Paul Natorp）（被滕尼斯评为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最后领导人，不过滕尼斯提及的是其在社会生活方面的著作，这里将其视为一个社会学家。）。（P37）
【脚注13】此时有了方法论、关系与其他主题的分论坛。（P38）
【脚注14】有两篇2篇主要文章在探讨民主这一主题。（P38）
【脚注15】弗兰茨·奥本海默（Franz Oppenheimer）获得了法兰克福大学第一个社会学教席；曼海默因意识形态研究而闻名，保罗·霍尼希施海姆（Paul Honigsheim）则在法社会学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写过一部《论韦伯》），后两者都曾跟随马克斯·韦伯在海德堡大学学习。（P39）
【脚注16】此时有了艺术、社会志（Sociography）、政治社会学、方法论和其他主题的分论坛。（P39）
感谢作者惠赐佳作！
* 这是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的第478期推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