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飙论潜在移民| 中国东北的那些“等着出国的人”

辽宁沈阳，2016年

潜在移民：中国东北后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潜在跨国流动和当下的流离失所

The Would-Be Migrant: Post-Socialist Primitive Accumulation, Potential Transnational Mobility, and the Displacement of the Present in Northeast China

作者：项飙（牛津大学人类学与博物馆民族志学院）

译者：陈荣钢

引用：Biao, X. (2014). The Would-Be Migrant: Post-Socialist Primitive Accumulation, Potential Transnational Mobility, and the Displacement of the Present in Northeast China. TRaNS: Trans-Regional and -National Studies of Southeast Asia, 2(2), 183-199.

本世纪初，“出国打工”是中国东北城市和农村的常见话题。2004年到2008年，我在辽宁做田野调查时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对这个话题有些见解，但是没有一个“移民”或“出国打工”的通用概念。

人们谈及具体的个人（“在新加坡当服务员的张某”）。最接近“出国打工”的表述是“出国的人”。然而，这个短语用得也不多，其意味也不比其他纯粹的描述性术语更深长。

相比之下，“等着出国的”是一个常听闻的说法。它指具有某些特征的一类人。例如，人们会说“那些想出国的人有野心”或“我不想和那些等着出国的人做生意”。那些“等着出国的人”是“潜在移民”（would-be migrant），他们积极探索向外移民的可能性，以至于他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重大改变。

在东北，典型的“潜在移民”是低技术工人，他们向移民中介支付首款。成为“潜在移民”的时间从几个月到五、六年不等，一般是两、三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计划合法移民，因为在中国东北几乎不存在非法渠道，全国范围内的非法渠道也越来越少。

日常对话中没有“移民”（migrant）这个概念，这很正常。今时今日“移民”这个术语是一个奇怪的概念。对历史上大多数人来说，不同的流动主体（水手、士兵、朝圣者、外交官、学生、乞丐等）受到的待遇有质的不同。把他们归纳在同一个“移民”的名目下是没有意义的。

McKeown认为，直到19世纪末，美国的移民监管机构还在关注船长、客运经纪人、旅店老板、招募过程和运输条件，而不是移民本身。只是在19世纪80年代的“排华法案”之后，移民监管才开始不再关注移民“如何来”，而转而关注移民“是谁”、“有什么意图”的问题。

换句话说，监管的目光从“使旅行成为可能”的一系列活动转移到单一个体，也就是“移民”的身上。除了边境管制的强化之外，这种转变还被学术研究和官僚理性中的实证主义方法加强。

实证主义方法认为，个人行为是社会现象的唯一真正基础，因此政策必须以干预个人行为为目的，才有效。占据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包括人权概念）进一步加剧了对移民的“固着”（fixation），认为人们根本上是“自由意志”和理性的个体。

因此，只有坚持实证主义观点，“移民”是“移民活动”之结果的常识性观点才成立。移民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研究者和监管者发明的一个主体，目的是为了从民族国家的角度，特别是从移民接收国的角度来理解移民。所以，真的不能责怪我的信息提供者不谈“移民”。

然后，背后的问题不仅在于移民输出国和移民接受国之间的分歧。在中国的官方词汇中，“劳动力出国打工”被称为“劳务输出”或“国际劳务合作”，它由每年出境人数（流量）或年底在外工作移民总数（存量）来衡量。“出国打工的人”被称为“出国人员”或“外派人员”。

“移民”直译过来几乎只作动词用，意思是“定居移民”。“华侨”是一个普遍使用的官方术语，通常指那些获得外国永久居留权的人。在我遇到的移民中，没有一个人在任何意义上把自己与“华侨”这个词联系起来。在中国，这些术语和“移民”的概念平行，它们都指那些实际出境的人。

与作为政策主体的移民相比，“潜在移民”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类人物。相对于“理想类型”、“平均数”、“规范”或“角色”，“人物”（figures）是具有鲜明特征的真实人物，可以被有意义地评论。

潜在移民很忙碌。潜在移民必须驾驭“可能性和限制，程序和表格，中介和交款，等待时间，培训或法律规定”。他们的活动比跨越边界的行动更复杂，对移民计划的形成也更有影响。

据统计，潜在移民比实际移民多得多。2011年，辽宁省总人口中不到0.005%的人作为非技术工人移居国外（4000万人口中只有2万多人），但我遇到的每个人几乎直接或间接认识至少一个潜在移民。

辽宁鞍钢，1977年

最终，漫长的等待和高昂的费用对潜在移民的家庭生活和就业前景产生了重大影响。大多数潜在移民都在20岁到35岁之间，上述情况对他们的影响更强。潜在移民是跨国移民和当地社会变化之间的中心环节，也许比移民和留守问题更重要。

潜在移民不是“有抱负心的”移民。Carling和de Haas关注移民的志向（aspiration），并指出志向和实际能力之间的差距是导致非自愿不流动、非法移民、社会混乱和情感挫折的关键原因。

有抱负心的移民一开始就把移民作为“理想计划”或“蓝图”。这个愿望要么被实现，要么被挫败。然而，Miyazaki关于希望的著作和Chu关于欲望的著作表明，“志向”这种精神状态需要不断被执行、被重做。从民族志的角度解读“志向”时，我们面对的是许多不同之物，有时与移民完全无关。

“潜在移民”不等于“未来移民”（future migrants）或“要成为移民的人”（migrants to be）。潜在移民不由他们与想象中的未来移民关系决定，而是由他们的生活史和当前的生活条件决定。

我不把“移民”作为主要范畴而将“潜在”作为衍生范畴。相反，我把它们颠倒过来，把移民视为潜在移民的必然产物。潜在移民如何成为实际移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运气问题，但潜在移民做什么对他们后来成为移民后的经验有重大影响。

本文有两个目标。首先，我突出潜在移民的形象来倡导一种研究方法，把移民概念化为更广泛的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内嵌之物，而不单单是个人移民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东北的潜在移民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产物。

因此，本文的第二个目标是新颖地阐释中国普遍的社会变革。潜在移民的经历揭示了一种状况，我称之为“当下的流离失所”（displacement of the present）。潜在移民恐惧当下，并被这种恐惧驱使着，他们担心自己在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背景下，在激烈的资源竞争中被抛弃掉。

【译注】虽然在简体中文的人类学语境里displacement有更普遍的其他译法，不过我在这里坚持把它翻译成“流离失所”。

移民和其他类似的计划被当作跳向未来的工具性手段，而且它们本身并没有道德价值。因此，潜在移民不仅对移民研究很重要，对更广泛的社会研究，对重新思考批判性参与也很有价值。

后社会主义东北的潜在移民

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类人物，潜在移民总有其特定的背景。本文描述了2000年代末期中国东北地区的潜在移民状况。我选择中国东北，特别是辽宁省作为主要研究地点，是因为该地区自90年代初以来突然出现了大量的出国打工者。

2011年，辽宁省通过商务部许可的138家中介机构送出了20798名移民，使其成为所有省份中对外移民数量的第五大省，也是中介机构数量的第二大省，远远超过中国东南地区的传统移民大省——广东有15家中介机构，浙江有30家，福建有37家。

我的信息提供者估计，本世纪初去日本的中国人中有三分之一来自东北。一位上海的留日大学生在回国时被朋友揶揄，说他学会了东北口音。上海人以其文化敏感性和地方沙文主义而闻名，但这个学生说：

20世纪90年代之前，东北没有出国打工的传统，甚至都没有国内范围的移民。东北是“共和国的长子”，是全国重工业基地和军工基地，它经历过典型的国家社会主义，流动性极低。

辽宁沈阳，1977年

1995 年，辽宁近 90%的雇员在体制内工作，其中 62%在国有企业，27%在集体企业。90 年代初，一些国有企业被私有化，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98 年，政府开始大规模裁员计划。辽宁省计划在1998年至2000年期间裁减120万名工人，相当于每天裁减近1700人。国有企业员工的实际人数从1995年的近700万下降到2011年的300多万。

私有化从两个方面鼓励出国打工。首先，政府和个人都将海外工作视为下岗人员的替代性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第二点——私有化在几年内将社会不平等扩大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国有资产变成了那些关系户的私有财产，使他们在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同时，在同一家工厂工作了一辈子的普通工人突然失业。每个人都觉得他们必须抓住时机，在这个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环境中“赚一笔”。移民对那些没有关系的普通人来说是个机会。

一些人因为私有化造成的社会不和谐感而被排挤出去。一位在沈阳工作的低职称官员告诉我，他的女儿不得不去海外，因为中国太“乱”了：

必须强调的是，20世纪末在中国看到的这种原始积累与18世纪的英国或90年代的后共产主义东欧的情况不同。中国的私有化进程始于一个相对平等的基础。大多数人都有谋生手段，城市居民往往有一些储蓄，多年来工资稳定，福利待遇高，生活费用被人为控制得很低。

我的调研数据表明，大约80%的潜在移民能够使用他们自己或直系亲属的储蓄来资助移民计划。所有移民开销都需要借款的人不到10%，剩下的人需要结合储蓄和借款。

普通民众的储蓄率很高。2011年底辽宁省人均净储蓄36500元人民币，借贷相对容易。城市里的人通常向亲戚和朋友借钱，没有任何利息，农村人则按1%到2%的年利率借贷。终身保障永远消失了，但下岗者并没有成为完全被支配的无产者。

其他改革也在推动变化。1998年开始的城市住房改革鼓励公民买下国有住房，在此之前，他们一直以补贴价格租用。这样，大多数中国公民第一次拥有了房产证，在与中介、贷款人和外国使馆打交道时，这些房产证被普遍用作担保。

在国际移民管理方面，自1986年起，普通中国人首次可以为私人目的申请护照。到2005年，大多数城市居民可以通过出示身份证来申请护照。2007年1月起生效的《护照法》规定了每个公民拥有护照的合法权利。

因此，国家主导、自上而下、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热烈而缜密地进行着。这种经济改革有剥夺和扶持的双重性质。私有化的双重性质加强了社会竞争的规模和强度。每个人都有一些资源，都有一些希望，都有一种参与竞争的强烈权利感。

东北地区的潜在移民与东南地区的移民不同，他们有大量的城市人口（而不主要集中在少数村庄）。他们比其他潜在移民群体更焦虑，也更有希望。

东北的潜在移民最关心的是两件事：钱和风险。2000年代末，去日本、新加坡和韩国工作两三年的平均费用是8000美元，这笔钱包括中介费和机票费。在中国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情况下，为什么会有人愿意为低薪工作支付这么多钱？

付完钱后，移民们最担心中介会带着钱跑路。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受害者往往成为笑柄，并感到羞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说钱，说的是潜在移民的行动和算计。然而，分析羞愧感，是在分析社会如何看待潜在移民。只有当一个人被别人看见的时候，他/她才成为一个人物——他/她既是一个行动者，也是一个符号。

匆忙中的潜在移民：“为第一桶金上最后一班车”

为了支付前往新加坡的费用，来自辽宁农村的27岁男子孙殿军（音）以5000美元的价格卖掉了父母的老宅，以3300美元的价格卖掉了妻子在城里的食品摊位。抵达新加坡后孙殿军才发现，月薪只有550美元，这意味着他永远无法回本。

辽宁鞍山，1999年，摄影：史蒂芬·威莱特

孙殿军最终决定在合同结束前就返回中国。他确实问过中国的中介，在支付费用之前自己能在新加坡赚多少钱，得到的回答是“你很可能捞到人生中的第一桶金”。这句话打动了孙殿军。

“第一桶金”呼应着19世纪加州“淘金热”的形象，它在21世纪初的中国成了一个流行的比喻。“第一桶金”代表着人们渴望原始积累的第一次突破，因此高昂的费用被看作是一种投资。人们认为，只有那些有胆量进行这种风险投资的人，才会得到巨大的回报。

虽然潜在移民在追求移民的过程中具有很强的创业精神，但他们追求的归国生活却相当保守。他们对回国后的生活最普遍的期望是成为业主、或小商人资本家，靠固定资产生活，有个商店，有辆车能租出去当出租车。

这些资产能给他们带来安全感。正如一位潜在移民所言：“你努力（在海外）工作挣钱，现在你得用钱赚钱了。”大多数潜在移民计划返回中国，部分原因是目的地国家严格的政府监管使得逾期居留几乎不可能，但主要原因是返回后就不需要再努力工作了。

人们相信，一旦有了“第一桶金”在手，就能“钱滚钱，利滚利”。潜在移民现在甘冒风险来规避未来的风险，他们在海外工作的目的是为了以后不工作。

因此，潜在移民似乎与“现代性的灯塔”、“发展的先驱”这种中国官方和西方文学中惯常的描述非常不同。

潜在移民之所以持矛盾态度，是因为他们的移民计划首先是由对当下的恐惧所驱动的，而不由对未来的憧憬或对外国的想象驱动。他们担心在激烈的资源竞争中被排除在外。

90年代，中国的改革从惠及大多数人的“财富创造”计划，变成“财富集中于少数人”的时期。这一转变因大规模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而得到巩固。Li Qiang将中国社会的结构描述为一个倒“T”形，由大量低收入人口和极少数拥有大量财富的高层组成。

辽宁沈阳，1983年

普通人向上流动的渠道变得越来越窄。作为80年代城市经济改革的先锋力量，小型家庭企业被边缘化，他们不得不为生存而努力奋斗。2000年至2010年期间，辽宁省的家庭企业数量停滞不前（150万家），而同期雇用8名或以上员工的私营企业却增加了4倍，它们在GDP中的份额从24%增加到75.5%。

经济增长的主要部门变为资本密集的大型私有企业，其中许多是私有化的国有企业。本世纪初许多潜在移民者都是80年代的家庭企业家。

潜在移民的移民理由多种多样，但他们都觉得自己留在中国就没办法“成功”，他们没办法在中国如愿以偿地改变自己的生活。有一位潜在移民想出去只是因为他有5万元存款：

90年代本世纪初，社会分层不仅发生在工资方面，也发生在社会经济保障水平方面。大多数潜在移民都有工作，有些人工资还行，每个月能挣165美元，但他们的工作不稳定。

在2000年辽宁省创造的新工作中，只有10%是正规就业，20%是自营职业，令人震惊的是，70%是所谓的“灵活就业”，也就是没有社会福利的零工散工。

相比之下，从1995年到2011年，国有企业的平均年工资增长了近8倍（根据2014年的汇率，从886美元到6665美元）。稳定的工作被看得很重，以至于以高价出售。我遇到过一个大学毕业生，他在2006年花了至少5000美元（作为贿赂）才在一家公司找到正式工作。

高中教师年薪是8300美元，而大学试用期的讲师年薪是12000美元。事实上，移民中介经常引用正式工作的“价格”来证明出国是值得的。他们缺少的不是工作机会本身，而是长期的安全感。

海外工作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们比中国的工作更具有可预见性。麦先生（音）原本是一名工厂工人，1992年成立了一个小型家具维修团队，雇用了四名工人，然后经营一家洗衣店，接着又冒险做起了餐饮生意，最后他决定花光所有的积蓄去海外。

他解释说：“在国外工作和在中国工作的区别在于，（当你在）国外时，只要你努力工作就能赚到钱。”移民之路可以走，不是因为它能创造新的创业机会，而是因为它可能使未来的创业变得不必要。

害怕被抛弃，害怕社会经济的不安全感，其实是一种对时间的恐惧。这是中国人所谓的“末班车”心态，错过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人们担心如果现在错过了这班车，就会错过一切。

抛售国有资产使人们强烈地意识到，如果不在这个关键时刻抓住“第一桶金”，以后就没有机会了。通往财富积累和经济安全的大门一天比一天狭窄，每一班车都是最后一班车。

如果你想移民，现在就必须移民，否则成本会增加，海外的储蓄会更不值钱，因为中国的工资在增加，人民币会升值。人们必须在大门关闭之前冲进大门。许多人告诉我，他们不介意为更快的移民安置支付更高昂的费用。8000美元不仅是为了一份海外工作，而且是为了迅速抢到机会。这些人渴望到海外工作，不是因为中国落后于世界，而是觉得中国的发展速度太快。

担心错过最后一班车，生物的时钟滴滴答答，年龄焦虑油然而生。2006年，一位20多岁的沈阳女性辞了工作，花费6500多美元去新加坡当工厂工人。她的话似乎很有说服力：

我们在中国吃的是“青春饭”。二十几岁的时候可以找到工作，三十多岁可能还可以，但三十五岁以后，除非你有技能，否则没有人会给你好工作。

因此，她不得不在“青春饭”凉了之前出国谋生。

因此，移民是一种时间性而非空间性的计划。移民承担着改变个人生活的寄托，不是说要把他们带到一片新的土地，而是通过增加个人财富积累，从而使他们能够加入中国的快速发展。

这不再是“美国梦”或“日本梦”。这是“中国梦”。跨国移民计划总是以中国为根基，以中国为导向——它们使人能够跳过“当下”。

40岁的辽宁妇女刘兰（音）告诉我：“就把这三年当成坐牢吧。”她向我描述了自己计划去意大利做家庭女佣的感受。她要把十几岁的女儿留在国内。她必须去，因为女儿很快就要上大学了，需要钱来付学费。

刘兰是国有工厂的下岗工人，现在一家小旅馆兼职做清洁工，刘女士看不到改善生活的希望，特别对女儿未来的生活感到迷茫。对她来说，生活的意义完全由未来决定。移民本身没有内在的价值，它只是作为一种快速度过当下的方式而“有用”。“当下”是一种负担，而移民为未来取代了当下。

成为笑柄的受害者

无良中介卷钱走人，这是潜在移民最可怕的噩梦。他们担心钱，更担心失败带来的羞耻感——在邻居面前“抬不起头”。

2007年，王先生花了近8300美元去新加坡，但两周后空手而归。承诺给他的工作并不存在。这个家庭欠下了3300美元的债务。当王先生和我谈话的时候，他的妻子正在厨房的炉子上洗头，隔着薄薄的、裂开的木质隔板对他喊：“你还有脸跟被人提这事儿！”

王先生送我出门，邻居带着不好意的笑脸盯着我们。邻居可能认为我是移民中介，他好奇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些目光也让我难以抬头。

就像王先生的妻子说的那样，失败会丢“脸”，而不是“面子”。两个词都是“脸”的意思，但内涵不同。“面子”和Goffman的定义差不多，相当于外表、印象或地位。但是“脸”是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没有“脸”，“就没办法在社会上立足”。

因此，“脸”与羞耻而非难看有关。失败的潜在移民的耻辱显然是一种没有罪恶感的耻辱，但这使得这种羞耻感更具破坏性。

由于强烈的羞耻感，同村人有时试图向外人隐瞒失败。当我和王先生的一个远房亲戚谈起他时，这个亲戚的妻子骂了他：“你为什么总要嚼舌头！人们不喜欢你说这种事！”

为什么受害者被看不起？原因不是很清楚。败是由别人造成的吗？村民们的解释很直接：“为什么别人都成功出国了，你却不能？”你一定是出了问题，失败的移民通常与缺乏能力、心气高、跟风有关。

移民失败表明，人们知道这个人性格有问题。这种情况在女性身上尤为明显，即使是成功的女性移民有时也会被负面评价，而男性几乎从未发生过这种情况。

尽管女性在所有中国移民劳工中占不到20%，在辽宁籍移民劳工中占30%，但这个群体被频繁提及。我一度以为她们的数量可能超过男性。女性吸引了如此多的关注，部分原因是她们中的大多数离过婚（知情者告诉我，有九成都是离异女性）。

典型逻辑是这样的——这些妇女离婚是因为她们“心气高”，抱怨丈夫收入太低，然后她们就跟风移民，那么就得有人付出代价。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失败者都被这样对待。如果一个人生病或庄稼歉收，就会赢得真正的同情（sympathy）。来自王先生邻村的一名出租车司机描述了人们如何看待国内和跨国移民的不同：

一位曾在日本工作过三年的小学教师总结了人们对移民的暧昧态度，颇有哲理：

因此，潜在移民是有问题的人，因为他们挑战了现状。这种解释与经典的人类学研究相似，后者将羞耻感解释为防止违反规范的文化准则。然而，这种解释的问题在于，成功移民的人（成功破坏现状）在社区中是被祝贺的人。

那些成功移民人自豪地举办宴会，同村人会带礼物甚至是红包来祝贺他们。在一个原始积累的时代，对现状的不满和其他人对前进的渴望都是可以接受的。

潜在移民和其他人都把“嫉妒/红眼”作为嘲笑受害者的主要原因。一位村民这样说：

一位退休的农村会计对这种解释表示赞同：

在“红眼”情绪背后，是2000年代末对移民的一种深刻模糊感。一方面，移民本身应该是有价值的，因为它带来了经济成功。根据定义，经济成功是好的。如果有人质疑别人的成功，别人就会回击你：“你有能力的话，为什么不移民呢？”

行动几乎只由其货币结果来评价。如果潜在移民以某种方式意外地顺利获得签证，他们会豪横地庆祝。

相比之下，认真尝试后的失败则特别可耻。这些努力不仅本身没有价值，而且还显示了失败者的能力。当下的努力只不过是未来一定会被抛弃的指针。只有那些能力不足的人才会拘泥于当下。

然而，另一方面，移民挑战了美德和回报之间的因果关系。90年代，出国打工让很多人“红了眼”。这一时期，由于更多的商业中介参与其中，程序变得更加不透明，意图、行动和后果之间的联系被进一步削弱了。移民是一个神奇的机会，它既诱人又令人不安。

30岁出头的女性小丽（音）坚决拒绝移民。她害怕成功后的意外后果。她告诉我，一个移民从日本回来后不久就死于一场车祸。这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事故，她坚持说：

因此，“红眼”的真正原因是没有能力批判现实。基于运气的成功在道德上是值得怀疑的，但人们不能质疑它。他们缺乏词汇，也面临着反对它的社会压力。羞辱受害者可以被解释为对这种压迫的“报复”。

村民们会说：“你成功了我们要佩服你，你不成功我们就羞辱你。”成功和失败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今天的失败者可能是明天的胜利者，这样一来，“报复”就更有意义了。

羞辱受害者不仅与“当下的流离失所”有关，因为它贬低当下的努力。更重要的是，羞辱受害者反映了人们对“当下的流离失所”的认识。人们觉得不得不跳过当下，但同时也为自己无法批判当下而感到焦虑。

哈尔滨，1988年

“正在成为”与“作为”

根据定义，“潜在移民”是一种“正在成为”（becoming）的人物。诚然，“正在成为”没有预设明确的轨迹。许多潜在移民最终并没有移民。但是，“正在成为”也不一定是流动、无定形、偶然的过程。

潜在移民笃信未来。他们也清楚晓得自己的潜力、能力受到限制。“如果我们在大公司有稳定的工作，谁会想去海外呢？”潜在移民常问这样的问题。

潜在移民体现了沉重的当下和难以捉摸的未来之间的张力，还体现出跳过当下的愿望和对于这种跳跃式发展的道德焦虑的张力。

Walter Benjamin的“历史天使”（angel of history）为了拯救过去和当下而与进步的风暴作斗争。潜在移民努力把自己“提升”到未来，但又困在了当下。对受害者的羞辱是对这种矛盾的意识的扭曲表达。

拓展阅读：莱因哈特·科塞莱克《未来的过去：关于历史时间的语义学》（1979）

历史唯物主义者不能没有“当下”的概念，它不是一个过渡，而是时间静止和停止的地方。这个概念定义了自己正在书写历史的现在。如果不保持当下的静止，我们就可能落入历史主义的陷阱，或者被盲目的未来主义所推动，消除了道德批判和政治行动的基础。

保持当下的静止不仅在方法论上对书写历史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创造历史的一个政治条件。只有闯入当下，潜在移民才能将自己从未知未来的恐惧和欲望中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