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庸之恶、平凡之善与共谋的旁观：社会心理学观点
文/高行云
首发时间：2022年4月11日
为什么人们想当然地执行来自官僚机构命令？——哪怕那些命令是恶的？也许，你想到了著名哲学家阿伦特的概念“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
阿伦特的这个概念和一段故事有关，也引发了社会心理学研究。
1960年，纳粹帝国灭亡已久，法西斯的刽子手艾希曼在逃亡多年后，终于被抓了回来，押上法庭。以色列法庭指控他屠杀犹太人，但是他的回答却简单而干脆：
我只是执行命令。我只是听上面的。
他可能真的没有说谎，确实只是执行命令。作为哲学家的阿伦特，同样是犹太人，但是她超越了自己来自族群与个人经历的愤怒，深入理解这个刽子手——
艾希曼不是一位狂热者，而是一个极其平庸而平凡的人。他不会站在别人的立场思考问题，之所以无法同他交流，并不是因为他说谎，而是因为他周围围绕着坚固的壁垒，屏蔽他的言辞和他人的存在，从而帮他一并拒绝着真相。
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历史，引发了耶鲁大学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的研究。1974年，米尔格拉姆教授出版了他的专著《对权威的服从》。他发现，当环境和规则赋予你权力的时候，要求你可以对所谓“犯错误”和“不遵规矩”学生施以体罚的时候（比如电击），不管你来自什么教育背景，多数人居然会不断地从75伏特电一直增加到300伏特电。他/她们即使会质疑这个心理学实验的合理性但却仍然会继续执行和追加执行。
虽然这个实验中的体罚是模拟的，但执行权力者却以为是真的，甚至可能乐在其中。虽然心理学家们一开始以为真的愿意这么执行下去的实验参与者可能不足10%，但实际却超过了60%。
为什么会这样？其实，米尔格拉姆的实验起点，也同样是在艾希曼被抓回审判的时候。他想搞明白：
“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我们能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吗？”
为什么会“服从权威”——甚至明知施害于人？为什么会有“平庸之恶”？
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社会心理学副教授Stefano Passini于2017年在期刊New Ideasin Psychology发表论文，指出如果要解释为什么环境与制度会带来让人想当然的服从权威和行恶，不能只关注这一种群体，而是要考虑三类群体：
1.服从权威者：为什么他/她们同情作恶的权威、甚至执行恶的命令？
2.反对异议者：为什么他/她们敢于挑战作恶的权威？
3.冷漠旁观者：为什么他/她们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
他的核心结论在于：不管你服从权威、还是反对异议甚至是冷漠旁观，没有谁是真正的被动、盲目与从众的。
- 1 - 平凡之善：
反对异议者为什么愿意站在鸡蛋一边？
2009年，村上春树被授予耶路撒冷文学奖的时候，说了这句话：“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鸡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鸡蛋这一边！”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表达异议是有代价的、支持弱者是有代价的，但还会有这么多人接力、这么前赴后继呢？
（村上春树）
社会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这并不是我们“天生”有多么英雄与博爱，而只是我们善良得太平凡。与平庸之恶相对，什么叫“平凡之善”呢？
同样以审判纳粹刽子手、只是自认为“执行命令”的艾希曼的那段历史来看。在纳粹帝国时期，仍然有些官员或百姓，以或明或隐地帮助犹太人。他/她们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
社会心理学家分析了这段历史，指出这些善良的人都是普通人，但是在救援过程中发展出一种世界主义和包容主义的人性观念。这个观念是一步步形成的。最初参与救援活动，通常始于对你身边的、已经认识的一些特定个人的关注。比如，你只是想帮助出不了门的亲戚朋友或同学，或者你只是想帮助你的邻居老人。但是，随着进一步的救援活动，这些“平凡的善良者”逐渐对正义和人权的关注远远超出了最初的同情关注范围，形成了基于道德包容的社会责任感。
社会心理学再通过分析那些我们认为最为道德的英雄领袖——马丁·路德·金、甘地和纳尔逊·曼德拉的自传，也发现有同样的逻辑。他们也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圣人”，而是经历了从自我—群体内/群体外—普世人性的三层级分类转化。
罗大佑《未来的主人翁》的歌词
一开始，你可能只能帮助你的朋友、老乡（群体内），对你不认识的、不了解甚至不太喜欢的对象（群体外）可能难以激发道德责任感。但是，为了帮助你身边人，你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对体制的异议，这时候你感受到的是“其他人在依赖你”的感觉。这种责任感让你逐渐将其他人视为我们关心的一部分，最终走向“平庸之恶”的对立面——“平凡之善。”
因此，当“平凡之善”发展出来的时候，你将愿意站在鸡蛋而不是高墙一边，因为你理解了三大道德原则，让自己无法再服从权威：
（1）尊重他人原则：一个人不应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她人
（2）个人责任原则：一个人应该为自己对他/她人所做的事情负责
（3）选择自由原则：一个人应该可以选择不要服从和执行有伤害性的权威命令
- 2 - 平庸之恶：
为什么会有站在高墙一方的服从权威者？
在鸡蛋与高墙两端，现实中为什么会仍然会有人站在高墙一边呢？难道他们知道他们的“执行”、“接到通知而已”，会撞向鸡蛋吗？
社会心理学家Passini教授指出，这些服从权威者可能是主动也可能是被动，但我们不能把他/她们想成被洗脑、盲目服从一样简单，而是要思考：他/她们的道德理由与观念发生了什么变化？
Passini研究指出，如同上面只是“执行命令”的纳粹刽子手艾希曼，服从权威者会发会展出一套“封闭的道德参考系”，让不道德的事情变成更加道德化，由此，那些我们以为的共同的、普世与根本的道德规范被搁置一旁。以艾希曼的例子来说，他作为一名纳粹官员，对犹太人的立场变得越来越严厉，是和纳粹当局提供了犹太人与“恶”（如贪财、种族低劣等）、国家的发展（如必要的牺牲、种族卫生的需要）之间建立了道德关系。所以，我们才值得重温阿伦特对艾希曼在法庭上表现的评估：
他不会站在别人的立场思考问题，之所以无法同他交流，并不是因为他说谎，而是因为他周围围绕着坚固的壁垒，屏蔽他的言辞和他人的存在，从而帮他一并拒绝真相。
- 3 - 别忘了共谋的、冷漠的旁观者！
他/她们为什么假装一切没有发生？
当高墙撞向鸡蛋的时候，人们看到了，但没有挡住、没有拦下。这些人，就是与高墙共谋的、冷漠的旁观者。
就像在皇帝的新装的故事里，小孩子当街指出皇帝没有穿衣服，但真正的结局却是：街上众人和大臣、甚至国王都明白，但都装作什么没发生。
也许你觉得这是我们身边有太多的旁观者就是这样。
不错，作家王小波早以《沉默的大多数》为题，从自己的“文革”经历出发，直指那些“在公众场合什么都不说，到了私下里则妙语连珠”的人。
其实，早在120年前，梁启超先生就写下了《呵旁观者文》，起笔便骂
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旁观者，如立于东岸，观西岸之火灾，而望其红光以为乐。
接着，梁启超先生还为中国的旁观者分了六大类：
（1）只管小日子不愿再多思考的浑沌派
（2）自私自利的为我派
（3）以无可奈何为由的呜呼派
（4）冷言热语的笑骂派
（5）认为无可为之事的暴弃派
（6）假客观假分析的待时派
罗大佑《之乎者也》歌词
当代的社会心理学，也多有支持梁启超先生和王小波的观点，想要搞清楚：为什么“沉默的大多数”忽视他人的苦难，为什么他/她们会间接或默许导致各种不幸的制度与环境？沉默与旁观，并不是被动，并不是盲目的，而是有社会机制。社会心理学家发现了两大机制：
（1）责任分散机制：当你将挺身而出、表达异议归为别的旁观者的责任的时候，你就会感觉没有什么个人责任了。同时，这种责任分散也可能是更加制度的，比如纳粹当局会说“这个国家还有其他优先事项”或“我们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等。
（2）他者隐形化：当那些受伤害的群体，被当局有计划地贬低、隔离或驱逐的时候，你不再能在日常生活中看到他/她们的时候，你就容易感觉保护他/她们不是我的责任，旁观看看就行了。根据著名社会理论家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的说法，法西斯和纳粹意识形态一直微妙运用各种偏见措施，让德国民众从人权与公民权利角度逐渐放弃他/她们对犹太人的关注，最终默许和同谋当局的行为。鲍曼将其称为“道德隐形的社会生产”
最后，让我们来读读，意大利社会心理学家Passini教授在他的文章开头，援引意大利著名的小说家、也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莱维（Primo Levi）的一句话：
知道的人不说话、不知道的人不质疑、不质疑的人也不会得到回答。由此，德国的老百姓赢得了为他/她们的无动于衷所做的辩护。
文献来源：
维基百科词条：平庸之恶、米尔格拉姆实验
Passini, Stefano. 2017.“From the Banality of Evil to the Complicity of Indifference: The Effects onIntergroup Relationships.” New Ideas in Psychology 47:33–40.
* 这是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的第643期推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