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德培（Perdue,2016）：孔飞力学术品鉴录【译文】

原创高行云社会学理论大缸

【按：孔飞力到底开创了哪些的学术道路？孔飞力作品的连贯主题是什么？孔飞力受到了韩国学者的影响？孔飞力……

下面推送的译文来自：Perdue, Peter. 2016. “Philip A. Kuhn, A Scholarly Appreciation.” Late Imperial China 37 (1): 153–69. doi:10.1353/late.2016.0002.】

孔飞力学术品鉴录

Philip A. Kuhn,A Scholarly Appreciation

濮德培（Peter Perdue）/ 著

高行云 / 译

[注：评述的文献目录，见页底]

在近五十年的学术生涯里，孔飞力凭借他的著作、教学工作、学术会议以及大量的演讲，比其同代的其他学者对清史这么个领域产生了相较而言更加深远的塑造性影响。尤其是他的著作，打开了清史中新的研究方向。但是在这里，我将聚焦于孔飞力关于18、19世纪中国最重要主题的一些作品。这些作品都产生了奠基作用，并持续指引了我们今日的研究。

这篇论文也是我从自己作为孔飞力的年轻同事的角度，提供关于孔飞力思想演进的个人化描述。我并不能算作是孔飞力的学生，因为在他回到哈佛任教后不久，我便于1980年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尽管他并没有评论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但是帮了很大的忙。同时，通过他的作品（而非私交），孔飞力在那时也对我自己的取向产生了影响。后来，我谨信地阅读了他的作品并经常有机会在午餐时分或者在他于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报告时候，与之讨论他的新近作品。本文并不是要对孔飞力的作品做出综合地检视，而是聚焦于他的一些主要性研究，并将之与相关领域的同时期其它研究加以比较。孔飞力的所有著作都对其他学者产生了影响，并激发与引领他们去探讨新方向。但是，他究竟是局外人、引领者还是推广潮流的人呢？孔飞力究竟是走他自己的路还是尝试去塑造那个时代的集体智慧呢？可以说，在这些方面，孔飞力都有其贡献。

1.《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970）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China (1970)

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一书中，孔飞力提出了指引他自己多年研究的基础议题：清朝官僚制（bureaucracy）与辅助这一制度的非官方精英（non-official elites）的关系。二战后，移民到美国的中国学者详细考察了被称作“士绅阶级”（“gentry class”）[1]这一非官方精英团体的角色。这些学者都认识到清朝统治者以难以置信的、小规模的官僚，既统治了上亿的人口，又只从农业社会中榨取少量的税收。那么，清朝是如何以如此有限的基础来统治了上百年的呢？回答这个问题，关键之处在于检视其科举系统与相关的制度：个人的学术与宗族引导了年轻人的道德价值与治国实务。虽然这些年轻人中只有少数能够获得官职，但是这个制度性结构却以艾尔曼（Ben Elman）所说的“文化的监狱”（“cultural prisons”）的方式在地方社会形成合作的精英阶级（cooperative elite class），以保障清朝统治者们的政策。[2]

孔飞力的回答与贡献在于：细致检视了在科举系统之外的力量在什么时候挑战了精英的支配，并且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what happened when other forces challenged elitedominance）。在19世纪，始于白莲教以及扩展开来的太平天国、捻军等等叛乱，对清朝的精英支配结构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其中首要的是挫败了清朝的军队。在满八旗和汉绿营力有不逮之时，地方精英招募了民兵力量以支持他们恢复秩序。这些军队力量或者团练，以军事操练与户籍制度（military drill and population registration）的方式联合了税收征集的有权之士，也因此得以通过规训、亲属关系和道德教化（discipline, kinship, and moral instruction）的方式将地方民众（local populations）与国家串联起来。

然而，难以控制的团练却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会轻易地转而反对正统的国家（orthodox state）。底层士绅的不满可能会激起暴乱：通过保护地方的民众来反对国家的欺凌。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这本书中，孔飞力仔细讨论了湖南省的钟人杰暴乱，而后来读者们看到1986年出版的关于这场暴乱的大量清史档案，也是以此书中的丰富记叙为基础。

不过，中央政府对于地方主义趋势的应对，却是层级化的民兵组织安排（a tiered arrangement of militia organizations）：从乡勇到地方的自卫团队，再上至省级的军队。这些民兵组织的领导者以个人关系激发士兵去保卫家乡。这些由湖南的巡抚们和宽泛意义上的“巡抚们”所领导的省级军队，拯救了清朝的满族统治者。可以说，正是通过统一化的汉族地方精英去保卫传统的儒家价值，才得以保障外来的满族统治者维持其王朝进入了20世纪。

孔飞力关于正统与异端的平行式等级制（parallel hierarchies of orthodoxy and heterodoxy）描述，是他的最有原创性的概念之一。这个概念揭示了那些跨越意识形态界限、潜在的结构性特征。匪团和民兵经常有所互动，并且都是基于相似的地理尺度和社区构形（geographical scale and community formation）的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zations）。太平天国的失败也正在于此：他们没能够建立结构上等价于（structures equivalent to）正统社会的地方军队与宗族团体。孔飞力的富有想象力的图示，表明了湖南军事官员之间的不同联系，也预示了网络分析（network analysis）盛行于今的格局。[3]

通过引入了清史中的军事化（militarization）这一中心主题，孔飞力不仅联接了国家权威（state authorities）与地方社会，而且展示了19世纪后半叶的清朝是如何改革以走向王朝维持及其最终倒台。他尊重中国社会秩序得以维系精英的权力与团结的“韧性与弹性”（“toughness and resilience”），但是他也认识到“接踵而来的衰落是源于精英自身内部的某种新的致命缺陷。”[4]在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之后，这些农村精英并没有消失，他们的军事团队也持续以不同的形式控制了农村。虽然现代的政策代替了宗族与衙役们，但是地方士绅仍然引导着它们。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的最后，孔飞力指出和呼吁地方自治的重要性，并成为他多年来研究的一个主题。孔飞力借此将清朝的军事化和民国时期士绅控制其军事化的新型形式连接起来。他指出，“地方自治（local self-government）原则的主要影响是将农村精英在他们家乡的习惯性权力（customary powers）加以合法化（legitimize）”。[5]孙中山以英美的模式，坚持国家建设要从底层向上，要基于地方社区，而他建立了新的乡级制度正是支持了这样的考虑。更进一步，毛在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也指出，这些新的“乡里王”（ward commanders）只是从旧的宗族化地民兵联合中长生长出来的。他们创造了“自主的领地”（autonomous satrapies）而不是真正的地方政府[6]。可以说，孔飞力总是探索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之上的社会连续性（social continuities）。

2.《中华帝国晚期的控制与冲突》和《剑桥中国史》（1975-1978）

Conflict andControl an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1975–78)

孔飞力也与其他人一起研究地方精英，并收录在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和格兰特（CarolynGrant）编的《中华帝国的冲突与控制》一书。相较孔飞力，魏斐德采取了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7]他在《大门口的陌生人》（Strangers at the Gate）一书中追溯了地方精英动员农民在广州反抗英国人的活动，以及士绅领导者对英国人的挑战。相较魏斐德往往以半文学的叙事方式开展的生动描绘，孔飞力则是以更枯燥的、更加分析的路径去更深入地探求帝国时期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深意。同时，不像魏斐德，孔飞力也能广泛地吸收中国地方史研究中具有丰富传统的日文研究。

在《冲突与控制》一书中孔飞力的那一章里，他将国家—精英关系（state-elite relations）的故事带到了20世纪，出色地以开创之功联接了这两个世纪里的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与地方制度变迁（local institutional changes）。通过进一步详述19世纪里地方自治作为军事化的士绅领导之后果，孔飞力展示了王朝（dynasties）与民族国家（nation states）所共享的关怀：自主与控制（autonomy and control）。统治者知道，以其自身并不能控制如此广阔的中国社会，所以他们需要来自于地方的、非官僚构成（local non-bureaucratic formations）的帮忙，而民族—国家也需要进一步动员大量的人民群众去服务于财富与权力的目标。但是，从清至今，中国的中央集权总是对如此大规模且真正的人民民主（popular democracy）保持怀疑，以致于20世纪初具有希望的地方自治实验也无疾而终，并由官僚制进一步取得了有关控制。

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980年重印版的前言中，孔飞力更新了他的一些结论，包括参考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关于诸种市场结构（market structures）的成熟模型；鉴于主要依靠湖南和华南的材料去声明一些区域性的变异，而进一步认识到要限定他自己的模型的必要性。孔飞力也认识到韩书瑞（Susan Naquin）关于白莲教一个分支在北方情况的研究之重要性，因为她的研究是首个以新近可得的档案资料为基础的研究。[8] 通过引用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关于红枪会和捻军在华北地区的开创性研究，孔飞力区分了“流动商贩”模式 (“tinker-peddler”mode)和“同心巢穴”模式(“nested-concentric”mode)。前者是由流动的传道者、艺人、小商贩所组织的网络构形（network formation）。后者是由招募的民兵和登记在册且稳定的诸个社区中的拳师所组成的。[10]有时候，这两种类型同样作用于叛乱的产生以及要压制这些叛乱的民兵团队。从这个新的研究角度来讲，孔飞力承认他所集中分析的要点之一——关于动员的正统与异端平行主义结构（the parallelism of orthodox and heterodox structures of mobilization）——只能应用到中国的有限区域，而华北地区则要应用非常不同的一些规则。但是，他仍维持了其基本观点：“近来中国历史中的军事化和冲突所具有的形塑特征，使得诸种社会形式（social forms）优先采取了政治导向（political orientation）”。[10]

孔飞力还于1978年给《剑桥中国史（第10卷）》写了两章。在与曼素恩（Susan Mann）合撰的那一章中，他将其兴趣拓展超越了军事化，并更深地指向动员的诸种社会根源（social roots）。《王朝的衰落与叛乱的诸根源》（Dynastic Decline and the Roots of Rebellion）一章仍是关于推动清朝从18世纪的鼎盛转型至麻烦与冲突的19世纪之诸种社会趋势（social trends）的经典概述。

孔飞力和曼素恩构画了这段时期中的主导且中心的潮流与趋势：人口的增长与商业化如何影响了较低层知识精英的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汉人定居的边疆地区如何产生了大量的冲突，诸种文化趋势如何削弱了满族文化的稳固性，以及在作为有知识的文人的观察者关于治国术的作品中，如何评估了他们所见的一些变迁。尽管孔飞力和曼素恩的先见之明并非得到档案资料的支持，但在二人此番分析之后，历史学家凭借北京和台湾的大量可得的清朝档案，深耕了关于盛清时期社会史（social history）知识。尽管关于19世纪早期的研究仍然较少，但这一章却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11]

孔飞力撰写的另一章是关于太平天国叛乱。在我看来，这一章仍然提供了关于这一重要运动的最佳概述。他的取向站在关于太平天国研究的早期研究与晚近研究的两端之间：早期研究几乎都关注军事运动和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晚近研究则是转向关注了个人、国际关系以及太平天国内战的文化影响。[12]孔飞力通过他的正统社会组织之模型（model of orthodox social organization）的镜子来看太平天国运动，并增加了一些重要的区域性变异（regional variations）。作为来自广西高地的外来力量，太平天国在湖南得以壮大，尝试在根深地固的正统精英进行顽固抵抗的长三角施加统治，并最终走向失败。在孔飞力看来，太平天国远不是社会主义学者所尊崇的农民运动，而是作为来自于中国腹地的异己力量（alien force）。它立足于对税务征收的地方性反感，并建成了大规模但与众不同、短命的军队。在以军事手段统治江南这块陌生的领土时，太平天国阻碍了商业流通，疏远了地方精英，并卷入了凶恶的派系内斗——这些正是太平天国最终走向覆灭的注定之因。

从这个角度来看，太平天国既不是基督教救赎运动，也不是以阶级为基础的革命性暴乱，而是来自于遥远高地、松散统一的卡里斯玛式团队（charismatic group）之特殊产物，并最终只对高度先进的长江流域社会产生了较小的影响。[13]如今来看，M-ism[注：审查词]的失败同样如此：从农村边缘而起，但也没能够在中国城市中心得以稳固或发展。孔飞力关于太平天国的分析，真的具有令人不安的弦外之音。

3.《阅读清史档案》（1986）

Reading QingDocuments (1986)

1986年，孔飞力汇编了清史档案（已经出版了的和档案中的）的一份读本，聚焦于1842年湖南省的钟人杰叛乱。从1960年起，《清史档案》这门课的学生依靠的档案是费正清的读本——聚焦于条约、清朝和西方列强的外交谈判。[14]而我们中的一些，因致力于研究地方社会史而批评这个选本的限度，以致于要么使用其它院系介绍的零散材料来满足我们对新知识的渴望，要么自己动手整理很难的材料。[15]孔飞力通过使用钟人杰材料、与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合作收集、以及他自己在哈佛的研讨班，终于在1986年出版了对很多人都可用的档案汇编。在我于2008年开始教自己关于清史档案研究的研讨班上、也在很多其他学者看来，孔飞力的工作仍然是最有价值的起点。然而，我们需要遵循孔飞力的先驱工作。为此，我呼吁：我们需要面向21世纪的、关于清史档案的新课纲（syllabus）！这份工作应当是在线的协作工作：是时候让我们大家卷起袖子跟着孔飞力去干了！

4.《叫魂》（1990）

Soulstealers(1990)

直至1990年，作为在清史学者中广受尊重一员的孔飞力仍只是学界中人，很少被外界著称。但是，《叫魂》一书使他获得了中国研究的诸多领域、在中国甚至在广泛的公众中的关注。至今，这本书仍是《纽约时报书评》评论过的、为数不多的关于清朝的学术书籍。[16]《叫魂》一书基于小型的档案材料汇编，致力于探究1768年中国某些地区剪辫贼的稀奇报告。乾隆帝发起了一起调查，想追探这些疑神疑鬼的特征，但最终在令人困惑的荒诞事迹、人格诋毁以及官僚阻碍与迷惑中无疾而终。这个满族的皇帝沉迷于关于他的合法性（legitimacy）的潜在威胁，痛骂那些顽强抵抗官员们，但幸运是，这些费心尽血的官僚保护了他们自身的臣属关系[注：？存疑。主体性？]（subjects），以对付乾隆迷迷糊糊的偏执猜疑症。

孔飞力精彩地重建了那个不确定性的氛围（the atmosphere of uncertainty）——产生于中国的经济增长、领土扩张、高度的流动、以及关于文化形式与宗教秘密的不安扩散。他只是以稍加评论了头发所象征的重要性（symbolic significance）的方式，谨慎地踏入了如今已然拥挤的文化史领域。[17]然而，在我看来，《叫魂》却是上乘的微观史（microhistory），是个精小简述（a small nutshell），为我们展现了18世纪中叶里头一个庞大的帝国及其诸种张力的本质。[18]对那些称赞18世纪清朝繁荣时期的历史学者来看，虽然孔飞力如同关于清朝经济的新近实证研究一样都对此提出了批评，但是他却尝试了另外的道路：指出这些张力、腐败以及陈旧不堪、运行不良的结构。然而在他最逾越的文字中，却提供了对这个旧的官僚制的两种喝彩：

没有人会哀悼旧中国的官僚制度。即使按当时的标准，它所造成的社会伤害已超出了仅仅压碎几个无依无助的游民踝骨的程度。但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它的特性却可以阻挡任何一种狂热。没有这样一个应急的锚碇，中国就会在风暴中急剧偏航。在缺乏一种可行的替代制度的情况下，统治者就可以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生活于我们时代的那些异见人士和因社会背景或怪异信仰而易受指挥的替罪羊，便会成为这种力量的攻击目标。[19][注：这儿是直接抄了《叫魂》中译本。]

清朝的这起事件并不等同于C.R. [注：审查词]或者T.A.M. [注：审查词]，但是孔飞力的这些话却仍有着令人不安的回响。

5.《国家政体与地方权力》（1989）

National Polityand Local Power (1989)

孔飞力是他那个时代少数能够开展广泛合作、利用日文研究、在他编辑出版作品中与女性一道合作，以及鼓励访学学者开展新颖取径的学者。作为韩国的清史研究领军人物，闵斗基（Min Tu-ki）（1932-2000）在哈佛（1979-80）访学的时间里以《国家政体与地方权力：中华帝国晚期的转型》为题启动了翻译自己作品的计划。根据孔飞力的评论，闵斗基对中国研究的取径与他自己的是如此相近：“得知闵斗基教授及其工作，如同在遥远的国度遇见了一位同道旅人：他与我一样，旅行过同样的路途，但是却以某种特别的视角和其天才般本领，使其看到的事物与我看到的不一样，也使其对那些我也看到的东西比我理解得更深。”[20]

闵斗基对清朝社会里较低层的士绅阶层（生员、监生）的分析，补充了孔飞力关于那些关键的中间地位群体（intermediate status groups）的研究兴趣。正如闵斗基讨论封建理论在支持地方民兵组织和自治理念中的支持性角色，他不仅为那些经典研究（张仲礼、何炳棣、瞿同祖）增加了新信息，而且强调了这些低层士绅团队的独立特征。[21]闵斗基也展现了在中国政治理论的漫长系谱（lineage）中封建与郡县制度间的辩论——早至汉朝时便已有之并持续直至19世纪，还启发了20世纪关于地方自治的讨论。同时，在这些辩论中，各异的哲学家聚焦于哪种制度更加公正、哪种制度更加使得政府亲近人民。闵斗基所做出的出色的思想史研究，与孔飞力是如此地站在了一条战线上：都去追溯了中国政治文化的持久特征。

在《国家政体与地方权力：中华帝国晚期的转型》的第一章里，闵斗基分析了韩国学者朴趾源（Pak Chi-won）的日记。他于1780年身负朝贡使命前去中国，以一个外来者的角度来揭示了盛清时期的中国。基于闵斗基的翻译，我信服地认为我们要了解到关于中国的重要事物，不仅要来自于中国的地方官员，也不仅来自于西方商人或使节，还要来自于它的邻邦：如韩国、越南、欧亚中部以及俄罗斯人这些“朝贡者”（”tributaries”）。东亚的朝贡者，如韩国与越南，是最为亲近地知晓中国政治文化的。他们能够对清朝所谓“宇宙论式的海口”（cosmological bluster）[注：没见过这一专有名词，不会译这个。]，即广为人知的朝贡体系（tributary system）持具不同的视角。[22]

韩国和越南使节的大量笔记满是洞见观察。正如闵斗基所说，不像中国人，这些使节是不受清朝的文字狱所限。通过笔记，这些文人得以与中国文人交流对话，从而将中国人自己写作中那些从未浮现在文化生活表面的某些维度揭示出来。用闵斗基的话说，“乾隆时期严酷的帝国规定（imperial regulations），隐藏了这些控制中矛盾的松弛面（contradictory relaxation of control）。”[23] 孔飞力认为，对于西方读者来说，韩国对中国的学术研究打开了新世界，值得称赞。但遗憾的是，只有很少一部分响应了他的呼吁：“让美国人将于未来某一天，考虑将学习韩语作为训练研究中国的那些学生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不是期望太高了呢？”[24]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中国研究的韩国学者和西方之间、和中国学者正在加强互动，韩国学生也已经有了以英文写作中国研究的不俗作品[25]

6.Constitutional转向[注：审查词]

闵斗基的来访可能支援了孔飞力自己的“constitutional转向”——探索潜伏于中国官僚统治（bureaucratic rule）的基础性哲学问题，以及关于中国民主的尚未终结的求索。通过援求近来哈贝马斯的翻译作品，我们很多人都希望中国能够表现出一些关于公民社会的欧洲模式的一些发展迹象。[26]但是，就我的阅读来看，孔飞力并没有在他的作品中谈到到那些在T.A.M.[注：审查词]之后的苦闷年头。孔飞力虽然质疑西方理论在中国的可应用性（applicability），但也寻找官僚统治至少能够部分地纳入人民的声音的诸种历史根源（historical roots）。在他于《哈佛亚洲研究学刊》发表的开创性论文里、在他于法兰西学院的演讲稿里、以及在他接下来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诸起源》中，孔飞力都了表达了中国国家（China states）（帝国的与现代的）的核心困境（core dilemma）：如何能够以激发民众参与（popular participation）的形式强化国家，同时又保持专制统治（autocratic rule）？[27]他认为，从帝国时代到民国、PRC的连续性在于，“一种持续性的constitutional议程，得以连接晚期帝国与现代”。[28]

在孔飞力对著名改革者魏源（1794-1856）的阐释中，并不是将之视作向中国引介西方思想的人物，而是视为以广泛的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来增强国家力量作为深度关怀的人物。魏源引用了《诗经》，拒绝雍正帝对学识上政治参与的攻击，号召文人为了统治者做出更公正的决定，要开放地、从不同角度地进行讨论。改革者冯桂芬（1809-1874）也采取了激进的观点，包括提出地方官员投票任命上级官僚，以及从经典的角度提出在乡村采取保密投票的选举。光绪帝在1898年印发冯桂芬的观点以便讨论的时候，那些官僚威权主义（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的支持性重申了对从外部参与政策的质疑，将之仅视作服务于自私利益的团体（egoistic interest groups）。

其它的改革者，像湖南南部耒阳农村的纳税者，则采取了更加暴力的方式。在地方官损害了这些纳税人利益的时候，低级的士绅与宗族的首领率人洗动了收税人的府衙。这些暴乱暴露了不断出现的收入分配上的严重缺点，并激起了对官方压制的反抗：[a far too common story of.. today!][注：审查句]

孔飞力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诸起源》一书的最后一章[注：可能是指法文版最后一章？英文本里是倒数第二章。]里谈到，20世纪50年代的集体化（collectivization）作为另一种尝试战胜财政系统功能失调的挣扎努力。“包揽”，或者说中央税收专赖于中间人，让所有的帝国和现代国家都为此困扰。即使是PRC在土改中XX[隐]了地方精英，它也仍然无法在从农村得到充足的粮食的情况下，在城市工作阶级还饿着肚子的情况下去支持其具有野心的工业化目标。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为了克服同样的问题，则是通过所谓的“剪刀差”，以流放和处决的方式清洗了富农阶级，并导致了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的灾难性饥荒。毛则选择了一种不同的方法以达至同样的结果：至今仍是当代中国创伤记忆的生态危机与灾难性饥荒。[29]孔飞力认为社会主义农业是“旧制度（ancien régime）的统制主义财政计划（statist fiscal program）与晚年毛的千禧年主义版本（millenarian visions）的怪异混合物”。[30]尽管毛并不知情，但他确实回应了自给自足的平等社会主义目标。这一目标得到了以往天真的农民领袖的支持：最早是由唐代的租庸调制发起，后来得到明高祖的支持。在这三个案例中，商业化都对农业乌托邦关于利于纳税人自己的目标产生了毁灭性的侵蚀作用。但是，我们必须对唐与明的统治者予以比毛更高的敬意，因为他们知道在乌托邦理想走向贫困化和灾难前回撤下来。

孔飞力在他的作品中所持续的主题是地方自治、社区控制以及真正的开放社会（open society）。但这一主题却如梦已碎，其作品也如同声声挽歌。孔飞力对致力于改善生活的中国人民深深地持以同情，但也同时对中国人民面对顽拗无情的国家权力（state power）时所体现的最美好和最光明一面所具有的限度，持之以怀疑和勉强的看法。不过，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诸起源》一书中，孔飞力的论文有趣地配上了清朝官僚制研究的伟大的法国学者魏丕信（Pierre-Étienne Will）所著的指引论文。通过援引法国的中央集权（étatiste）传统，魏丕信并没有像孔飞力那样受中国的持续的威权主义所困扰：他从那些得到良好训练的中国官僚身上找到了一些良善的东西，并且意识到大多中国人最终仍是倾向有力且公正的专制而非腐败且不确定的民主。今天仍然如此吗？这是个开放的问题。

7.《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2008）

Chinese AmongOthers (2008)

孔飞力学术生涯的最后一次转向是向外看，关注海外华人（the Chinese abroad）。他教了一门关于海外华人（the Chinese overseas）的课程，并花了一年时间在新加坡收集资料，以及和王赓武、吴振强等东南亚的学者讨论他的观点。孔飞力的高峰是其最后一本书：2008出版的《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这是孔飞力最为综合的一本书，但却不止是一本教材式研究。孔飞力引用和融入了生动的一手资料，并又一次发展了关于移民、在祖国与在海外的华人社会的新颖观点，也又一次发现了在祖国的华人和在东南亚、北美的华人的诸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强有力的连续性。

通过援引“生态学”（ecology）这个术语——“人们应对其环境的方式”，孔飞力描述了东南亚十分不同的社会与环境是如何影响了中国移民的生活。[31]中国人发现了能够占据地方社会的“小生境”（niches），以及将海外华人和侨乡加以连接的“移民通道”（“migration corridors”）。通过拒绝中国人只是没有联接到海外家乡的“暂居者”（sojourners）、“海外”中国人比他们侨乡的人有着不同的性情这些简单的观点，孔飞力发现在海外华人和侨乡华人之间在社会制度、经济通道、个人联接方面强有力的联系。

强调跨越国界的联系（cross-border linkages）的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已在20世纪90年代的西方历史学圈得到了支持发展。但是，它对于21世纪初叶的亚洲史来说仍然很新鲜，甚至到了今天也仍然少有热情投入的实践者。[32]将海外华人研究、亚裔美国人研究、清史与近代史的诸个有限领域联系起来，对我们来说仍然任重道远。但是，新的研究项目和学生们正走在这条路上，而这道路再一次以孔飞力为先驱。

孔飞力通过他的出版作品设置了超于常规的高标准。尽管他个人并没有研究清史中很多时兴领域，例如性别史、经济史、环境史、法制史以及清朝的欧亚中部特征，但是他的洞见来自于对于清朝官方档案的挖掘，使其得以百花齐放。

可以说，从事清朝史和近代史研究的所有学术工作者都受益于孔飞力，而我们也只期望能够完成他为我们提供的洞察中的一部分吧。我们既以他为荣，也承载了他的使命。我们要在孔飞力开创诸路、惠泽他人之时继续前进。鲁迅说过，世上本是无路。因此开路还要靠自己的，而孔飞力正是为我们后来人开辟了道路。

评述文献包括：

Kuhn, Philip A.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796–186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reprint 1980.

Kuhn, Philip A.“Local Self-Government under the Republic: Problems of Control, Autonomy, andMobilization.” In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itedby Frederic Wakeman, Jr. and Carolyn Gra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 1975, 257–298.

Jones, Susan Mann, and Philip A. Kuhn. “Dynastic Decline and the Roots of Rebellion.”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0: Late Ch’ing, 1800–1911,Part I, edited by John K. Fairbank, 107–16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Kuhn, Philip A.“The Taiping Rebellion.”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0: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I, edited by John K. Fairbank, 264–317.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Kuhn, Philip A.,John King Fairbank, Beatrice Bartlett, and Yongzhen Chiang. Introductionto Ch’ing Documents. Cambridge, Mass.: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1986, Rev. ed. 1993.

Min Tu-ki. Nationa lPolity and Local Pow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te Imperial China. Editedby Philip A. Kuhn and Timothy Brook.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Kuhn, Philip A.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Kuhn, Philip A. Les Origines De L’État Chinois Moderne. Paris: A. Colin, 1999.

Kuhn, PhilipA. 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Kuhn, Philip A.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Lanham: 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8.

Footnotes[注：基本是引文献，就不译了。]

1. Chung-li Chang, The Chinese Gentry;T’ung-tsu Ch’u,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 Ping-tiHo,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Kung-chüanHsiao, Rural China.

2.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3. Kuhn, Rebellion, 184

4. Kuhn, Rebellion, 7–8

5. Kuhn, Rebellion, 217

6. Kuhn, Rebellion, 220

7. Wakeman, Strangers at the Gate.

8. Naquin, Millenarian Rebellion in China.

9. Perry,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China. Derived from Perry’s PhD dissertation of 1978.

10. Kuhn, Rebellion, ix

11. E.g.. Mann, Precious Records; Naquinand Rawski, Chinese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Sommer, Sex, Law,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WangWensheng, White Lotus Rebels and South China Pirates; HanSeunghyun, “Changing Roles of Local Elites.”

12. Michael, The Taiping Rebellion, I: History;Youzhong Vincent Shi, The Taiping Ideology; Spence, God’sChinese Son; Meyer-Fong, What Remains; Platt, Autumn inthe Heavenly Kingdom.

13. For a similar refutation of class-based views ofthe analogous Tayson movement in Vietnam, see Dutton, The Tay SonUprising.

14. Fairbank, Ch’ing Documents: An IntroductorySyllabus.

15. I was fortunate enough to take Qing Documents in1973, the only year when Fairbank, Joseph Fletcher, and Alexander Woodsidetaught the course together. In addition to Fairbank’s own favorite subjects,the three of them covered a remarkable range of materials, including statecraftwritings, frontier rebellions, and materials related to Manchuria and Mongolia.

16. Hibbert, review of Soulstealers.

17. “What wa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hair, power, anddeath? Edmund Leach’s suggestion that people subconsciously associate the hairwith genitalia seems to me over-specific, given the range of ethnographicevidence on the subject.” Kuhn, Soulstealers, 103.

18. Ginzburg,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19. Kuhn, Soulstealers, 232.

20. Min Tu-ki, National Polity.

21. As a new PhD in 1980, I learned a great deal fromconsulting with Kuhn and Min, when I helped to translate Chapters 1, 2, and 3of this volume. See my obituary for Min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60, no. 3 (Aug. 2001): 937–38.

22.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Westad, Restless Empire; Perdue, “The Tenacious Tributary System.”The term “cosmological bluster” comes from Scott, The Art of Not BeingGoverned.

23. Min Tu-ki, National Polity, 19.

24. Min Tu-ki, National Polity, vi.

25. Oh Keum-sung, Chungkuk keunse sahoaekyungchesa yonku; Han Seunghyun, Reinventing Local Tradition;Kim Seonmin, “Ginseng and Border Trespassing;” Kim Kwangmin, BorderlandCapitalism.

26. R.B. Wong, “Great Expectations;” Habermas, The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Rankin “TheOrigins of a Chinese Public Sphere”; Rowe, “The Public Sphere in Modern China;”Wakeman, “Civil Society in China: Symposium.”

27. Kuhn, “Ideas behind China’s Modern State.”

28. Perdue, review of Origins of the ChineseState.

29. Yang Jisheng et al., Tombstone.

30. Kuhn, Origins, 153.

31. Kuhn, Chinese Among Others, 2.

32. Benedict, Golden-silk Smoke;Uchida, Brokers of Empire; Tagliacozzo, Siu, and Perdue,eds., Asia Inside Out: Changing times and Asia InsideOut: Connected Places.

图片来源：http://news.ifeng.com/a/20160216/47448451_0.shtml

（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第72期）

Forthcoming

【72-74期预告】“美国汉学三杰”学术传记译文3篇

第73期 魏斐德：史景迁传略

——译自：

Wakeman, Frederic E. Wakeman Jr. “Jonathan Spence Biography.” From the General Meeting Booklet, 2005 AHA Annual Meeting

第74期 欧立德：悼念魏斐德

——译自：

Elliott, Mark C. 2007. “Frederic Wakeman, Jr., 1937–2006.” The China Quarterly 189 (March): 180–86.

——批判实在论专辑【译文】

第71期Gorksi(2013)为什么你应去在乎【批判实在论】？（吕炳强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