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立德（Elliott,2007）：悼念魏斐德（1937-2006）【译文】

原创高行云社会学理论大缸

译自Elliott, Mark C. 2007. “FredericWakeman, Jr., 1937–2006.” The China Quarterly 189 (March): 18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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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期濮德培（Perdue,2016）：孔飞力学术品鉴录【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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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期

魏斐德：史景迁传略

——译自：

Wakeman, Frederic E. Wakeman Jr. “Jonathan Spence Biography.” From the General Meeting Booklet, 2005 AHA Annual Meeting

本期tips：

——魏斐德年轻时到底是一个怎样挥霍的富二代？

——魏斐德读博时还炒过房？

——魏斐德一辈子的票都投了哪个党了？

——魏斐德到底开创了哪些议题？

——到底有没有“魏斐德学派”？

悼念魏斐德

作者：欧立德

译者：高行云

魏斐德，因身患癌症于2006年9月14日在俄勒冈州奥斯威戈湖市（Lake Oswego, Oregon）去世，享年68年。他生前是享有盛誉的中国近代史学者，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亚洲研究哈斯荣誉教授。如今，他离去并留下了妻子梁禾（He Lea），姐/妹Sue Farquhar以及三个孩子Frederic III, Matthew, and Sarah、两个孙子/女。

在美国的中国研究这个领域里头，魏斐德（被大家简称为“Fred”）是数十年来的领军人物之一。他是不知疲倦的研究者、完美至上的“说书人”（storyteller）、启迪和哺育了数代学生的教师（自1966年在伯克利任教以来），以及对中国研究领域的智识增长及其建制发展有重要贡献的一员。在最后一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20世纪70、80年代指引和重新开启了中美学者之间的学术关系。魏斐德是古根海姆等多个声誉显著的资助和奖金的获得者，并于1986年入选为美国人文和科学学院院士、1986-1989年担任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席、1992年当选美国历史学会主席、1990-2001年担任伯克利的东亚研究所主任。在魏斐德于2006年退休之际，伯克利校方为表彰他，授权其最高奖项—伯克利奖（the Berkeley Citation），而他的学术生涯以此为结，业是足具其荣，荣也是足堪其业。魏斐德宽广的历史视野，透彻的分析能力，以及对清晰表达复杂议题的天赋——更不用说幽默和个人魅力——都意味着他能够如此多面地兼为作家（writer）、评论家、咨询者以及讲者。每个人所能追求的都只是他的一部分，并且即使如此，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也都难以做到像他那样得好。

魏斐德于1937年12月12日出生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他日后指出，在这个重要的日子里日军入侵了南京。魏斐德继承了他母亲（来自于堪萨斯城的一个富裕家庭）的谦逊品质和对幽默的热衷，继承了他父亲老弗雷德里克（Frederic Sr.）（先是广告业的经理，后转行当了小说家/剧作家）对文学、历史、戏剧的热爱，使其具有显著的竞争优势。魏斐德接受的家教以10岁为限，之前是相当于传统的，如同堪萨斯这座城市，而之后则如同曼哈顿。在老弗雷德里克（作为海军飞行员曾在太平洋上空被击落，后又回到美国康养）出版了两部成功的书籍（《岸上假期》（Shore Leave 1943）和《广告员》（ The Hucksters 1946））之后，家运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魏斐德的父亲从纽约广告业的喧闹声中走出，变身为畅销书作者，并在打造影星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的那家工作室里效力。这些成功使得老弗雷德里克成为有钱人，并且带着家人走出纽约，环游世界，开启了新的轨迹。魏斐德的不同常规且高度世界主义（cosmopolitan）教育由此开展。在不同地方（如墨西哥、古巴、百慕大、法国、西班牙）的经历，使得他对冒险与无止尽的漫游饶有兴趣。即使是在61岁之时，魏百态德虽有背部伤痛但也没有被不得不使用的轮椅所困：他仍然不断地走在路上，为国际学术圈留下了积极活动的印象。

漫游式的少年经历，促使魏斐德热衷于外国语言并习为专长。在罗德岱堡（Fort Lauderdale）读完预备学校的时候，他已经掌握了西班牙语、法语、德语以及稍微掌握了拉丁语、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到了大学，他又学习了俄语，以及稍后当然又学到了汉语和日语。在短暂的一生中，魏斐德是个“大胃”的读者，却不是“书虫”。他还能游泳、胜任航船，以及和朋友、孩子一起分享他对于能够出色地滑雪所付出的执着。在魏斐德年轻的时候还学习过武术（我记得他曾经和我说过），这是因为他在20世纪40年代末于[古巴]哈瓦那军校的时候，作为一个体形精瘦的外国佬经常需要保护自己。如前所示，似乎魏斐德看上去像那句老话说得一样：“越来越挥霍了”（living large）。更不用提他在年轻时最冒险的一次：和父亲在西印度群岛，沿着哥伦比亚的轮廓航行。这段经历被他在一次演讲中生动详细讲了出来——《航行》（Voyages）——那是在1993年1月于华盛顿的一个拥挤的大厅里举办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的年会并且由魏斐德当选主席之时。（这是研究中国史的学者第二次当选AHA的主席）据魏斐德高中时期的一位朋友所忆（不那么奇异，但确实透露了情况）：魏斐德既在罗德岱堡那洒满阳光的林荫道上驾驶着敞篷的“林肯大陆”（Lincoln Continental），但也在运动的时候穿着那完全褪色的“李维斯”（Levi’s）（这些衣服在那时才刚刚开始流行起来）。作为学校的顶级名流（对于我们这些只知道他后来生活的人来说，这也并不奇怪），魏斐德广受爱慕和崇拜，因为他对待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且绝无偏见的。

魏斐德在1995年以“美国国家学者”（National Scholar）身份就读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在那时，他已经决定了准备开始其可能的学术生涯，但只是因为想让自己能够稳步地追求所钟爱的写作。在魏斐德退休之前不久，AAS于2006年举办贺敬他的一场聚会上，提到了他当年被哈佛录取一事。魏斐德如此引用地说：“我的最大愿望是像我的父亲那样——成为一名小说家。但我还是计划先拿到历史学的博士，好让自己也可以退而求其次。”当年的魏斐德专注研究欧洲的历史和文学，而这些他早已非常熟悉，因为老弗雷德里克通常会强调这些的重要性，也会在吃饭的时候就希罗多德、吉本（Gibbon）、卡莱尔（Carlyle）考他一考。在魏斐德只是本科生的时候，便以笔名出版了影射小说（Roman à clef）《皇家棕榈大道17号》(17 Royal Palms Drive)（他说这本小说比他的任何学术著作卖得都要好），捕捉了他父亲对自己的一些僵化式智识期望：

“爸爸。恩...我可不可以今晚先开您的车去阿诺德那，然后再自个用一会您的车？”

“你不是要明晚再出去吗？”

“是这样的，但是…”

“也许今晚你更应该呆在家里读一点柏拉图吧。”

这样的规训“钻入了”魏斐德并且从未离去：即使在其生涯的后期已深陷于诸种行政职责之中，他仍然常规地每天早起写上几个小时，然后工作直至夜晚。

1959年，魏斐德以荣誉生在哈佛毕业，并因受托尔奖学金（Tower Fellowship）而不得不支巴黎政治学院从事他所计划的苏联政治研究。然而正是在巴黎，他发现自己被法属印度支那研究吸引了，并由此之门进入了中国研究。魏斐德并没有回到哈佛（在他大四的时候和时为研究生的柯文（Paul Cohen）有过一次偶然谈话，并改变了他原本想在费正清（John K. Faribank）手上做中国研究的可能性），而是决定去列文森（Joseph Levenson）（费正清最早的学生之一）那里读书——在那时，列文森已经出版了奠基性作品《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三卷本中的第一卷。在1960年秋天，魏斐德和他的第一任妻子南茜（Nancy）（二人于1957年、魏斐德大四的时候结了婚）去了伯克利，并以天纵之才在第5年便拿到了博士学位。魏斐德在给1965年早些时候给哈佛时同班同学的一份报告里，如是总结了那段岁月里自己的活动：

“我在1962年早些时候在伯克利拿到了中国近代史的硕士，并攻读博士学位。在那段日子里，我已经有了孩子，也撰写和出版了一部小说，并开始投资当地的房地产。1963年春季，我以‘优秀’通过博士考试，并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和家人移居到台湾的台北，一边写我的学位论文一边继续学习中文。在那年秋季，我又离开福尔摩莎（Formosa）开始大范围的环球旅行：日本、香港、东南亚、印度、以及我目前所在的伦敦。正是在伦敦，我完成了为今年6月口试所需的博士学位论文。7月份，我们将返回伯克利，在历史系担任助理教授。”

这里说的博士学位论文当然就是1966年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魏斐德的首部历史学作品：《大门口的陌生人：华南的社会动乱》（Strangers at the Gate: Social Disorderin South China）。在近期的一次访谈里，他解释自己当年夏天在弗罗里达写作的时候，将之“作为一部构思充分的作品”，可能是指它的小说式甚至电影式品质。在出版后，这本书立马被看成是经典之作。

《大门口的陌生人》

1965年，魏斐德加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系，并终生就职于此。但是他从未长期地停止旅行。在1967—1968年，他和家人再次移居台湾，负责管理国立台湾大学的一个中国语言研究的校际计划。在那段时间里，他提升了自己原先已经很好的现代汉语知识，以及得到了广为人知的“亲王”爱新觉罗•毓鋆指导学习经典文献。从台湾返回伯克利不久，由于列文森在1969年悲观性地溺水身亡，魏斐德意外地挑起了系里的中国史项目并从容上任。很大程度上，由于他的精力与才华，再加上多年来进出该系的同事们，尤其是艾伯华 (Wolfram Eberhard)、弗朗茨• 舒曼(Franz Schurmann)、斯卡拉宾诺( Robert Scalapino )和吉德炜(DavidN.Keightley)，伯克利成为美国训练中国历史学家的主要中心，并且吸引了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学生。

作为历史学家，魏斐德的眼界和勇气是惊破人心的。确实，很少有人能料到他在20世纪中叶的压力之下从事一项思想史研究，并且没有一以贯之地从事地方社会研究。《历史与意志》（History and Will），作为考察毛泽东思想之哲学起源的作品，可能不是魏斐德著作中最为流传的一本，但却体现了横跨欧洲与中国传统的广度。他也无畏地如是作许：当代中国面临了政治危机，并且无法走向稳妥的道路。魏斐德随后又从20世纪跳回了清朝，写了一些标杆性论文。我最喜欢的一篇是《自主的代价》（The Price of Autonomy）。该文追溯了曾经强大的中国文人被不快地贬到了政治上无关紧要之地。这篇于1972年在《代达罗斯》（Daedalus）发表的论文，确实反映了那个时候魏斐德和很多其他美国学者所面对的（也是很难不去面对的）困境。1975年，魏斐德和格兰特（Carolyn Grant）（于1974年嫁给他的第二任妻子）共同编辑了一部有影响力的论文集《帝制中国的冲突与控制》（Conflict and Control in Imperial China）（这部论文集是基于ACLS举办的一场关于地方精英、社会秩序与国家议题的重要会议）。与此同时，他也完成了一本基本上算是清史导论的教科书——《帝制中国的衰落》（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魏斐德曾经讲述了他面对出版商给定截止时间时的经历。那年夏天，他带着家人在希腊度假，也在写本书。魏斐德凭借回忆去写作而不是带着书籍。在被问到“奉献”这件事的时候，他解释道：“让弗雷迪把[注：山羊]库拉（Koula）赶走。”——魏斐德是习惯在室外、在阳台写作，每天写到午饭时分并在饭后去找家里人。但是那山羊却将他留在桌子上的打字稿作为午餐来享用。为了阻止这样的灾难重复发生，并且要保证计划安排，他交给孩子的工作就是赶走库拉。

《帝制中国的衰落》

历险还在继续。在剑桥的圣体学院（Corpus Christi College, Cambridge）的一年（1976-1977）以及在北京大学作为访问学者的两年（1980-1982），魏斐德有机会去推进自己的计划（10年前便设下的目标）：充分详述满族的征服。《洪业》（The Great Enterprise）（原先定的书名是为追随马修•阿诺德的《身处黑暗的平原》（On A Darkling Plain））于1985年出版，两卷本共1300页，以致需要特别的盒装本。满族征服的史诗般活动是跨越了长城的内与外，具有贯穿了诸多“人物”的大量“剧本”——其中很多是首次介绍到英文中，例如多尔衮。关于魏斐德的叙事能力，这本书估计是最好的证明。也因此，该书值得荣获列亚洲研究会的列文森奖（the Levenson Prize of the Associationfor Asian Studies）。《洪业》不仅开启了进入清朝早期历史（early Qing history）研究的新大门，而且其中的第一章也值得一提，因为它预示了将中国整合进入世界史的转向。

《洪业》

尽管魏斐德从未完全地踏出清史的领域（他要写本关于18世纪的著作这事允诺已久，并且也在2001年于哈佛发表了一篇关于乾隆当政时期腐败议题的有趣论文），但是却将余下事业中大部分都用在探索 20世纪早期的犯罪、间谍和腐败的世界。在不可思议的详致性的三部曲之中—《上海警察》（Policing Shanghai (1995)）、《上海歹土》（The Shanghai Badlands (1996)）和《间谍王》（ Spymaster (2003)），魏斐德再次书写了与《洪业》的同样主题：民国上海的现代化进程背景（modernizing setting）中的政治争斗、权力欲望和个人的脆弱（individual weakness）。任何人听到他在这些书中讨论的研究，都不会质疑他对于在华盛顿和上海发现的秘密警察档案的钟爱，任何人也都会信服魏斐德确实抓到了中国政治的动力以及纠缠在“乱”（"chaos" (luan)）的恐惧中的可怕的权力。在魏斐德过世前，他也完成了《红星照耀上海城》（Red Star Over Shanghai）的手稿。这部书将叙述从国家主义（Nationalist）[注：译词存疑。]统治的最后岁月至中华人民共国统治的早期时间的上海，有关安全工作的故事。

《红星照耀上海城》

美国的中国史三杰（a trio of U.S. China historians）——魏斐德、史景迁（Jonathan Spence）与孔飞力（Philip Kuhn）：他们的教书生涯大致遵循了相同的轨迹，他们的著作和论文（仔细的研究、精致的手艺和锐利的观点）对中国史这个领域的成熟起到了重要的形塑性影响（powerful and formative influence）。举例来说，在魏斐德那一代之前的学术工作里，民国史很少得到单独的关注。因此，他对民国史的贡献正在于对该领域研究至关重要的建设。曾听魏斐德顺带提到，耶鲁的史景迁如是写过：

“在我看来，魏斐德总是行吟诗人与特务这二者的迷惑混合。正如确实想成为的小说家那样，他选择的故事是可以分成多股不同的潮水，而这些潮水席卷着读者——卷进又卷出的那些满载于具有深远意义的动作的脚注之中，卷入的也是那些完全以诸种小情节作为“掩饰”的主体文本之中。他还是非常浪漫的人，能够看到过去生活中核心的悲怆。对他来说，20世纪早期的上海是完美的：劳工斗争、犯罪财团、鸦片以及漂亮姑娘、加密谍报。但是，他也爱17世纪：满族征服者的军队横扫敌手，而在他们扎营城外之际，命定了的中国文人们还在拨动着琵琶。在我看来，魏斐德无疑是这三十年来最优秀的近代中国史学家。”

确实，魏斐德有其浪漫的一面，但在辩论中也有激烈的一面。有些思考对他来说极为重要，因为我们都见证了20世纪90年代初兴起的辩论：关于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概念在中国应用的证明。反思魏斐德的生涯，哈佛的孔飞力教授（在1964年还是名研究生的时候的第一次见到了魏斐德。二人有共同的兴趣：19世纪叛乱和革命的诸种起源）如是评论：“魏斐德是我们当中少数能够坚持将晚期帝国和近代史（late-imperial and modern history）视为一个整体的人。他拒绝锁闭于一个狭窄的专业，不屑于任何不能成为一个更大问题的问题。他那广阔的视野和智识的多样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他所写所做的任何事，都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

确实，魏斐德似乎对他研究的每个东西的政治意涵都有本能般理解，但自己的政治信仰却以有趣的方式进行变化。在年轻的时候，魏斐德开始是保守的立场。在进入中国研究这个领域时，他想象自己要去和共产义战斗（他自己热爱古巴的所有都在后来被卡斯特罗统治了），至少也和中央情报局（CIA）“调情”。然而，在伯克利读完学完位时，校园里的辩论以及他自己在台湾的经验，使其亲身见证了美国军人向越南的调度，导致反对美国卷入其中并支持冷战中更加温和的一派。正如魏斐德在1997年告诉一位访者得那样，“尽管我在大学里是个年轻的共和党员，但是一辈子都投票给民主党。”他的自由派政治使其在20世纪70年代末美—中关系的发展中于幕后扮演重要的角色、作为卡特和邓小平于1979年签订两国间最初的学术交换协定的协调人之一、在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以及其它很多的委员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以及作为外交关系委员会和亚洲协会的长期会员而经常被政府官员就当代中国问题征询。然而，他并不是真正的“同谋”，而是乐于作为一名独立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因为“魏斐德”这个名字常常见诸于20世纪70-80年代的《纽约书评》。

尽管他的头衔很多，但与之最自然相契的身份是教师。除了作为有无比才华的健谈者，魏斐德最大的天赋是作为一名热情且细心的聆听者。他对于每个学生在智识上的诚挚都表现出真诚的尊重，并且有本领去激发学生（不管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的自信。他也以共生的方式依靠其学生去保持跟进最新的学术趋势，欣赏来自于学生们的陪伴与批判，并且在自己的书中切实地表达谢意。在你和魏斐德在一起的时候，如果停下来思考他是如何的聪明、有多么令人叹服的记忆，那么你将变得有些怯场了，但他却会轻轻地对自己的才华加以保留。就我个人而言，一直有印象的是，具有令人惊叹才华的魏斐德不管和谁在一起，都能够保有如此的人情味和热情。这个品质经常且生动地表现在由伯克利中国研究中心举办AAS年会接待的时候：那是个周六的晚上，魏斐德如同一名“吞云吐雾的烟鬼”，将围绕他的朋友们、学生、崇拜者“系在了一起”。他也是一名卓越的通信者。和我一样，不管那些收信人是来自于哪个领域的执掌者，那些由他所写的一厚沓子信就这么以其标致性的声音逐个地传到你的耳朵里，哪怕他正在和你在同个房屋里说话。（可能这是因为他的习惯所致：使用录音机去口述阅读笔记、备忘录、书信，再稍后由那些长期依赖、提供忠实服务的助手加以转录。）

既然如此多的学生找魏斐德当导师，那么要提出这样的疑问了：中国史里头是否有个“魏斐德学派”。鉴于他指导的学位论文的范围是如此的宽广，猛一看似乎无法给予肯定的回答。但是，靠近一探，似乎有一些东西能将他的学生们统一起来：对档案是深度地熟悉、对叙事的重要性是非比寻常地尊重，对标准的解释是有挑战的意愿。尽管很难说魏斐德是否如此培育了我们、或者是否我们如此受其所吸引，但确是我们能够在他的作品中发现这些。不管怎么样，作为我读到魏斐德的第一本书，《大门口的陌生人》扣人心弦地反映了英国帝国主义在广东农村社会的后果。这个强有力的印象——确切高超的掌握史料、谨慎编织微小的细节和宏观的分析——吸引了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学生，领着我们“排成队”，带到了“他的门前”。

魏斐德的所有作品都设下了高阶的学术标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高标准，西方的中国史和中国研究这个领域得以在他的生前取得普遍且巨大的进展。尤其是在魏斐德生前的最后二十年里，通过很多本专著和论文的翻译，也使其屹立于只给少数外国人予以敬重的中国学术圈。魏斐德的英年早逝，带走了我们的一盏明灯。如今，还将有谁再和我们说些故事呢？

（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第7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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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顶部图片：http://book.ifeng.com/zuojia/detail_2014_11/05/1308237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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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期社会科学历史学会主席演讲集（1978-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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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实在论专辑【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