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A前主席Riley妇夫（1994）:结构滞后的过去与未来【译文】

原创高行云社会学理论大缸

译自：Riley,Matilda White, and John W. Riley Jr. 1994. “Structural Lag: Past and Future.”In Age and Structural Lag Society’s Failure to Provide Meaningful Opportunities in Work, Family, and Leisure, edited by M. W. Riley, R. L.Kahn, A. Foner, and K. A. Mack, 15–36.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本期合辑】

第78期 Riley（1978）增寿（aging）、社会变迁和观念的力量【译文】

【预告-第80期】Riley, Matilda White文献清单

结构滞后：过去与未来

Matilda White Riley and John W. Riley Jr.

在六十年前我俩刚结婚的时候，着手要写一本关于休闲（leisure）的书。我们对一种通过重新界定休闲而来的新型社系思潮（societal ethos）挑战印象深刻——并不是休息（rest），也不是消谴（recreation）——而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对普遍价值的严肃追求。相较于古希腊的哲学家，我们看到了中年女性作为新的“休闲阶级”（leisure class）所产生的挑战。（1930年，仅有20%的美国女性[1]是有偿的劳动力。社会也对这些不工作的女性也提出了新要求，超出了仅仅是强加要抚养小孩的任务。）然而在努力了两年之后，我们决定将这本书搁在一边，因为需要更多的经验去完成它。

现在，在我们生命的第九个十年里头，仍然只有很少的关于休闲的一手经验或者是要去寻找新的社系价值（不像工业化世界的大多数人，我们并没有退休）。在这60年里，中年女性已经填满了她们的时间：并不只是休闲，还是有偿工作。（在今日的美国，68%的35岁及以上的女性是劳动力[2]）随着寿命的空前增长，人们将有三分之一的成人生活是处于退休阶段。这也意味着现在的老年女性和男性将可能变成新的“休闲阶级”。然而，老年人退休远没有卷入任何对新的思潮的探索。他们的退休时光大多是由“未被建构的时间”（unstructured time）所组成的（见本书第5章）。也就是说，这些时间并没有被清晰地建构为期望和回报，他们所投入的休闲也更多的是被动的娱乐、物产的消费，而不是任何类型的积极的哲学努力。尽管年轻人和中年人，尤其是女性，被剥夺了自由时间，投入到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双重角色要求，但是许多老年人则倾向于过度地投入到二者之中。然而，却只有较少的规范期望对他们的退休时间或退休生活赋予意义。同时，他们也较少地通过受雇的或其它的机会去和年轻人一起参加到社会的主流活动之中。生命历程（life course）的早年岁月也难以幸免于这些问题：除了太频繁的、没有回报的学业任务，孩子和年轻人（尤其是少数族群的年轻人）被给予了较含糊的关于有存在感的，或有感情的、有用的角色机会。

1.结构滞后的问题

今天，不是再反过来去说我们那本流产了的关于休闲研究的书，而是去面对一个更大的、更直接的困境：由于年龄结构的变迁（changes in agestructures）落后于生活的变迁（changes in lives）而导致的“结构滞后”的问题。（Riley 1988）在整个社会，生活已经在过去的这个世纪里发生了剧烈的改变——其结果为寿命的延长、科学与教育的进步、性别革命、公共卫生的改善以及其它历史趋势与历史事件——但是，很多并非灵活的社会结构、角色、规范已经滞后了。这是从生到死的增寿过程（aging process）的转型和社会结构中的角色机会、诸位置之间的错配（mismatch）或失衡（imbalance）。其中，这些角色机会、位置可能会培育和奖酬了处于生活不同阶段的人们（people）。尽管20世纪经历了人类发展和增寿的革命，但是社会的角色结构并没有可资比较的革命。也就是说，社会的角色结构并没有和人们成长和衰老方式的变迁齐头并进。这一滞后不仅包括制度和组织安排，还包括内化于人们文化的许多方面。这一滞后也已作为角色期望、社系习俗和法律的组成部分。[3]对未来而言，一旦人们去寻求机会以将休闲、工作以及教育更加均匀地散布于生命历程，以及为家庭事务“腾出地方”，那么结构变迁将是必需的了。

为了理解这些变迁以及探究减缓结构滞后的可能性，我们以一个同侪网络的方式在过去的30年里奋斗着。我们最初是用“增寿和社会”（aging and society）取向，[4]后积累至近来，则是发展为年龄和结构变迁项目（Program on Age and StructuralChange[PASC]）。本卷便是PASC的一个主要部分。我们的增寿和社会方法已支撑了一大堆的关于中年和老年研究的社会科学发现，(Riley, Foner, Moore, Hess, & Roth 1968)也吸收和涉及到已积累的社会理论——在此只引用许多早期的例子中的三个——Parsons（ 1942）、Linton,（1942）的关于年龄和性别作为社会系统基础的研究，以及Tibbitts（1960; 例见第13页）关于老年研究的综述。我们首个理论书卷(Riley, Johnson, & Foner 1972)[5]详细描述了人们生活之变迁（changes in people’slives）和关于年龄结构安排之变迁（changes in agestructuring）二者间的互相依赖关系——这一依赖便是结构滞后概念的来源。

之所以说“年龄和结构变迁项目”为这章提供了一个相关的焦点，是因为社会中关于结构滞后的调配在近来关于与年龄相关的社会变迁研究中是滞后的。如今，关于发展模式和增寿变迁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以近乎“生命历程的化约主义”（“life-course reductionism”）；同时，也有一些关注如何通过恰当的结构干预（structural interventions）来改变生命历程模式。然而，却很少有理论和方法是通过指引结构变迁的研究去提升从生到死的增寿质量。（作为例外，见Kertzer& Schaie 1989）

正如本书中诸章节所表明的，当前老年人问题是结构滞后和变迁的需要中最显眼的。这是因为老年人的寿命得以延长、老年人在人口中所占数量不断增长，以及对弱势群体的扶助使得他们身体康健并有效地生活起来。(Manton, Stallard, & Singer 1992)[6]但是，对老年人的分析已经提升了关于整个人口的意识。作为总体社会结构的主要部分，老年人所扮演的诸角色增强了关于他们的角色机会，并对每个年龄段的人们带来了反响。举例来说，鉴于中年女性的自由时间所限，可以向有兴趣的老年人开放工作角色，增强他们的经济独立性，减轻他们中年子女的责任。如此种种的例子，反映了年龄的结构安排之变迁的系统性质。

在随后的部分将呈现我们探究的简要概括：在关于社会角色和规范期望方面与年龄相关的结构变迁。我们假定这些变迁将有助于减缓结构滞后的问题，也可能最终引出关于休闲和工作的新意义。我们由此开始分析———抽象的但也设计得具有启发性的——结构滞后的诸来源。在此，我们由“增寿和社会”方法的普遍原则来界定两个“动力”（dynamisms）（或过程），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结构变迁的动力（the dynamism of structuralchange）[译者注：原文为斜体，下同。]和变迁着的生活的动力（the dynamism of changing lives）。(Riley 1979)然后，我们进一步聚焦关于工作和家庭的案例。我们认为未来结构变迁有一些可能的方向。探究一系列可能减缓结构滞后的变迁。我们设定“年龄整合的”结构（“age-integrated” structure）可能会取代当前常见的“年龄隔离的”类型（“age-segregated” type）。我们认为，这些所谓的年龄整合结构，涉及到人们生活和结构整合的额外形式、基本价值。最终，我们辨别出并非完全可见的年龄整合的结构之迹象。我们也推论这些迈向年龄整合的趋势是否预示着21世纪关于的社会结构：年龄制约（age constraints）可能变得更加灵活、可能为每个年龄的人们都提供更为广阔的诸机会。

2.结构滞后的来源

结构滞后问题的发生，是因为在过去这个世纪里，人类生活的变迁以令人瞩目的速度发生着，而社会结构、规范、制度未能适应生活的变形（metamorphosis）。正如我们所表明的，变迁着的人类生活之动力已经超过了结构变迁的动力。为了分析这个问题以及减缓滞后的潜力，我们所使用的概念框架以图1-1表示（这对年龄研究的学生来说很熟悉）。这个图可以识别出两个动力是辩证地互动的。由此，我们根据增寿和社会的方法提出三个普遍的原则和一个推论（Riley, Foner & Waring 1988;Riley, Huber, & Hess 1988）。具体的细节将在本章的后部分加以阐述。

1.每个动力都是独特的且分离的过程。每个过程都是对其路径上广泛的社会、经济、科学以及其它历史趋势、历史事件加以回应。

2.尽管每个动力都是独特的，但两个动力相互依赖、相互影响。

3.两个动力的时间动作（timing）有所不同：它们趋向异步（asynchronous）。

4.推论：在今天，二者之间因相互依赖又缺乏同步性（synchrony），产生了结构滞后，并创造了对新的结构变迁的压力。

2.1两个动力

在图1-1中，这些动力大致得以图示化。在一个以横纵两轴为界的社会空间（social space）里，纵轴是年岁（years of age），横轴是可从历史进程（the course of history），即过去和未来中加以索引的日期（dates）。在这个空间里有两组条状，分别是垂直的和斜的。它们持续地彼此交叉。这些条状分别涉及到我们的双重焦点：与年龄相关的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人们生活的变迁。（对此，希望读者能和我们一块思考。）

至于结构变迁的动力，我们在某一个单独的时刻开始，例如1970年，垂直的条状意味着社会制度和角色结构大致是如何由年龄组织起来的：包括在条状底部向最小年龄的人开放角色（例如在家庭或在幼儿园中），到向条状顶部年龄最大的人开放角色（例如退休了的“无角色的角色”。）年龄，或一些替代年龄的，直接或间接地作为进入和扮演一定的角色、向他人让渡一定的角色之标准，构筑于社会和文化制度之中。有时候，这些年龄标准是明显的，但有时候它们是微妙地、间接地运作。当然，在任何时候观察年龄结构安排，它都远不是静止的。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社会穿过历史事件和历史变迁，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垂直的条状在移动——从一个日期跨到另一个日期。随着时间的流逝，角色机会和规范的年龄结构可能会（或可能不会）转变。这是因为它们服从于每个年龄的角色占有者的内在压力，以及外在的社会和文化变迁。[7]举例来说，调整对老年工人（或女性）扮演的期望，可以使雇佣的年龄（或性别）的限制得以灵活化。（正如在二战期间发生得那样）或者，消除从一个学级到另一个学级过渡的要求，可以将年龄标准模糊化并延长呆在学校的年份。（参见Angus, Mirel, & Vinovskis 1988）

至于变迁着的生活的动力，斜条代表了出生于同一时间阶段的人们所构成的同龄群，并且代表了这些同龄群从生到死的增寿——也就是说，他们随着时间而年龄渐长，并且在家庭生活、学校学级、工作生涯、退休以及最终的死亡之中穿过继替的诸角色。随着社会的变迁，增寿过程也在变迁。举例来说，在同龄群A，一个生于1890年的男性不太可能预料到退休，但是一个生于1950年的男性（同龄群C）能够有二三十年的退休时间。同样的，一个生于同龄群A的女性不太可能预料到其寿命长到可见其孙子们成长。与此不同的是，同龄群C中的女性，可以考虑到其曾孙了。因此，随着时间的展开，人们生活的塑造从一个同龄群向下一同龄群连续地被调整着。

2.2 相互依赖

尽管这两个动力是独特的且分离的过程——每个过程都对它所处的外在趋势和事件、特殊的前因和诸后果，以及独一无二的时间安排加以回应。虽然如此，它们俩都是相互依赖的。从图解化的年龄系统（图1-1）来看，两组条状的交叉引起了对两个动力的持续性互动的关注。（鉴于这个图过于简化，这个互动只能靠想象的了）在任何特定的时间，处于所有共在的诸同龄群（coexisting cohorts）（即所有的斜条）的不同年龄的人们都穿越与年龄相关的结构（age-related structures）（诸个竖条中的一个），面对着在家庭、学校、工作场所、社区等方面可用的角色机会和规范。在同一时间，这些人们既受到这些结构的影响，也影响着这些结构。随着日常生活中集体的行动和思考，或者随着公共政策、职业实践命令，人们去持续地塑造着每个角色。每个动力相互影响的辩证原则之力量来自于这样的事实——只要社会还在，那么增寿和同龄群继替（cohort succession）以及它们和社会结构的互动就是普遍过程（universal process）。这些原则虽是普遍的，但可归入一个包括科学观点的复合体。这些观点，一些已经被广泛接受，但其它一些观点的意涵确是激进。

对生活的影响。互动的一个方向是这样：随着诸社会结构的变迁，处于继替的同龄群中的人们也通过成长和变老的不同方式穿过这些结构。这是社会学的老套说法，即人们的生活受到所在环境的社会结构之模塑。大量关于人类发展和增寿的经验研究已经特定化了这个理论、特定化了其运作的机制。一些马赛克拼贴式的研究也表明了，在过去的这个世纪里，因为工作、家庭，以及战争、萧条、能源短缺等方面的变化所导致的人们生活的改变。

一些关于改变社会环境的干预的研究表示了其它诸种改变的潜力，但是这并没有被意识到。(见Riley & Abeles 1990;以及本书第二章)甚至是在老年人群中，其机能也得以提升——这远高于人们的普遍认知。

● 在养老院中的老年病人，其社会活动、免疫机能，甚至可能存活状况都能够提升——如果社会环境能够改变至增加个人控制感和独立感。(Rodin & Langer 1977)

●在老年工人中，如果工作处境是挑战性的，并且提倡自我导向，那么智力机能也能随着增寿而提高。(Gribbin, Schaie & Parham 1980; Schooler 1987)

●对于智力测验表现已经衰退的超高龄人们，如果社会环境提供激励和机会去实践和学习新的策略，那么他们的表现能重返20年前的水平。(Willis 1990)

●如果退休的困乏环境特征能够改变为富足和复杂的激励环境，那么记忆力可以提升。(Park 1991; Sharps & Gollin 1987)

●对于超高龄的养老院居民（平均90岁），如果在生活规则方面涉及到强度训练，那么他们步行的能力（速度和距离）能够提升，腿肌强度能够提升两倍，肌肉量也能增加。(Fiatarone, Marks, Meredith,Lipsitz, & Evans, 1990)

对结构的影响。互动的另一个方向是这样：继替的同龄群中的人们生命历程模式之差异，创造了使社会结构和角色迈向变迁的集体压力（collective pressures）。这是个激进的设定。对于这个互惠方式的理解仍然较少：生活的变迁能够反过来引起结构的变迁。

然而，（年龄社会学家提供了）重要的概念起点。年龄社会学家(Waring 1975)已经分析了诸同龄群在规模（size）上的差异。例如美国的“婴儿潮”的同龄群首次使学校系统和劳动力产生紧张，并且很快将变成“老年潮”，使得为老年人提供不充分的角色情况加以恶化。年龄社会学家也已经概念化了“同龄群规范形塑”（cohort norm formation）(Riley 1978; 1986)；作为同一同龄群的诸成员，对共享的历史经验加以回应。他们逐步且微妙地发展出同样的回应模式、定义、信念，并结晶化（crystallize）为同样的规范，在修正了社会结构和角色过程中变得制度化。通过对比现代社会和非洲的年龄组社会， Foner和Kertzer（1979）已经描述了，任何社会的“内在”压力都因临近同龄群的年轻人，和要被替代的老年人之间的张力、冲突而产生。用Robert Kahn（见本书第2章）说的“高优度吻合”（goodness of fit）这个社会心理学的概念来检验个人的能力、愿望、需求和他们所处结构的要求、工作处境的机会之间的啮合或不啮合。（见Kahn, 1979; 1981）

异步性。对人们的变迁和角色的变迁之互动来说，最值得关注的特征是它与任何关于平滑式社会变迁概念相悖——时间动作之悖论（a paradox of timing）。每个动力都以不同的鼓调向前进。增寿的个人以生命历程为轴向前进。（见图1-1中的诸个斜条）。但是，社会结构的变迁（我们可以想象为横穿时间的竖条）以它自己的历史时间（historical time）为轴向前进。同时，正如Pitirim Sorokin (1941, p. 505)早已言明得那样：历史时间很少有什么节奏或周期性。因此这两组条状以不同的方向持续地交叉，因而很少会完美地同步。异步性会使二者间产生复发性错配（recurring mismatch）——一个动力滞后于另一个动力。

在一些情况下，人们的生活落后于结构的变迁（例如：失业工人无法应对工作上对科技进步所需的情况，或者老年人无法应对官僚化了的卫生服务系统。在现代社会，相较于“人们落后”（people lag）来说，更值得批判的是本书中所强调的一个逆向问题：结构落后于生活。人们生活的变迁领先于结构的变迁，是因为很多结构（像学童在暑假从事农业劳动，或者65岁作为期望的退休年龄）倾向于保留它们较早的形式。在今天，在两个动力的同步性疏离的情况下，批判性张力终于发生了——对个人和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society as a whole）——同时，这些张力持续地对进一步的变迁产生压力。

2.4对结构变迁的诸压力

这个概念框架能够帮我们认识到，这些社系动力（societal dynamics）已经暗示了当前要迈向结构变迁的迫切压力。这些压力的运转不仅来自于立法者、公务员、雇主、教育者以及从事职业工作的人们的决定，也来自于男性和女性在成长和变老过程中，每天数以百万计的思考和行动。对每个年龄段的人来说，变迁着的态度和生活风格正在产生新的规范，调整着社会制度。如今，在那些年轻人的同龄群中，很多人已对他们所参加的学校传统规范不满；对于那些步入中年的人来说，他们反对工作角色和家庭角色交叉的多重压力。对于如今已经是老年人的同龄群来说，他们不安于退休所延长的“无角色的角色”。老年人们十分不同：并不是所有老年人都希望重返劳动力市场，但是没有人想要被忽视、被侮辱、依赖或归于无用之类。他们希望变成社会中有责任的参与者，而不是忍受作为临近同龄群中年轻成员所要忍受的负担。甚至对于临终病患来说，越来越多的老年病人想要决定参与到决定他们的自身死亡的时间安排及其情况。像“生前预嘱”的知情同意、更加对称的医患关系对临终问题的新规范与制度性安（如善终服务）排的暗示得那样，这些情况对结构变迁造成了压力。因此，结构滞后的议题迫使将个人无法直接表达的经验加以考虑进来。[8]（参见J. Riley 1991）

这样总结一下吧。不计其数的、有能力有潜力从事生产的老年人不能老是与空缺的角色结构（empty role structures）共存，年轻人也不能总是持续地为过量的角色需求（excessive role demands）而抗争，并且同时孩子们在重要事务中也只占很小的比重。对于个人来说，正如Robert Kahn在本书中所说，经济的和工具的责任并不均匀地依年龄而分配，总有些东西要牺牲掉。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寻求对关于未来的结构变迁的更深理解，以可能去提升合适度，减缓滞后。

3.结构变迁的可能方向

如果变迁着的结构的动力所忽略的，需要通过调整来抵消滞后，那么未来的结构变迁要是什么样子呢？它们如何发生呢？我们如何特定化具体的结构，使其塑造为图1-1中诸竖条之一（如2000年？2040年？）呢？在这一章，我们只考虑可能的结构变迁的众领域中的两个：工作和家庭。借助这一启发，我们描述社会结构所替代的极致性剧本或“理想类型”（“ideal types”）。对比年龄分化了的类型（age-differentiatedtypes）这个重要的结构滞后的特征，我们设定了年龄整合了的类型（age-integrated types）。后一类型在理论上具有减缓结构滞后的潜力。（在韦伯的意义上，这些理想类型具体是这样：它们是假设和人为的简化。它们从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但是却是从现实生活中进行理想化了的选择。）

3.1工作

如图1-2图解得那样，我们开始工作时和教育以及休闲紧密联系,也间接地对家庭造成影响。在这个图表的左侧，年龄分化了的诸结构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将社系角色和它们占有者划分为三个熟悉且僵硬的“盒子”：老年人的退休或休闲；中年人的工作角色（有薪或无薪）；年轻人的教育角色。在今天，这个类型的结构十分普遍。（参见Kohli, Rein, Guillemard, &van Gunsteren1991）如果要将进与出诸角色加以秩序化，这种分类便是一种惯例。这一惯例受到“年龄主义”（ageism）的强化——孩子没有什么社系用途，以及关于随着变老其社系用途将不可避免地下降的这一错误的且顽固的信念。“年龄主义”几乎被社会毫无质疑地接受，认为有薪就业才是主流角色，才可以完成（或者物质上成功）主流的价值，而男性的独有领域是有偿工作。（因此，在现在时期之前，女性中的多数是从事双重负担的工作，既要在外打拼，又要操劳家务）不管怎么说，这些以年龄为基础的（age-based）结构和文化规范被视作早先时期的遗余。在早先时期，大多数人都在其退休前、或者最后一个孩子离家之前会去世。

作为极端的反面，如上图中的右侧，是年龄整合了的结构的理想类型。（参见经典的论文：Rehn1977; Best1981;以及 Habib & Nusberg 1990）我们可以如此想象，年龄门槛（age barriers）被拆除了，因此所有的结构中的角色机会（教育、工作和休闲）向每个年龄的人开放。遍布社会的所有年龄的人都聚拢在一起，亦即理想地“整合了”。对老年人来说，灵活的结构将开放所有范围的角色选择。对中年人来说，这将会减缓来自工作与家庭、家政交叉所导致的多重角色之张力。对年轻人来说，这将会提供机会对工作和学校进行有意义的整合。对孩子们来说，这将会给他们带来参与家庭、学校和社区责任和决策的机会。

年龄整合的理想类型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特征是它的可行性：将工作更加均匀地向所有年龄铺开并不依赖于劳动力市场必要的开放与增长，而只是在整个年龄长度中对可供开放的那些加以更加广泛地重新分配。因此，独立于劳动力总体要求的波动，年龄整合可能会平稳地以兼职工作替代一些全职工作，并由此予以教育、休闲、家庭，或者其它活动的自由时间。当然，减少有偿工作时间将导致收入、收益的降低（正如本书在一些章节中所强调的）。然而，更为剧烈的结构变迁和应对这些损失的部分措施，正如Robert Kahn（在本书第2章中）所设定的一个“4小时/周的模块”。立足于这一设定，这个完全的新标准将带来收益，以取代惯例的40小时/周的标准。这个作为整体概念的年龄整合必定是革命性的。

年龄整合除了带来金钱的损失，还有内部的缺陷。如果灵活性作为工作的年龄标准走得太远，那么滥用也会随之而来：支持消谴、休养的权利，退休的自我实现感可能会受到威胁（生产力并不需要每个人），或者众所周知的关于老年人或孩子们劳动力开发的危险将露出其丑恶的面孔。

3.2 家庭

与工作角色的结构性替代相平行的，是家庭和亲属关系的理想类型（参见Riley & Riley 1993）。一个极端的家庭类型是按年龄和世代分化。这个类型类似于19世纪的家庭结构之事实，即由三个世代组成：父母、他们的小孩子，以及偶尔会有祖父母。较近来看，随着寿命的延长，年龄分化的类型得以拓展：同时会有健在的四个世代，亲属关系也得以延续。今天的事实是这样：一个母亲和她的女孩只是短暂地处于父母—小孩的角色。一个女性和她的丈夫可能健在地在一起40年及以上——尽管不必须是保持婚姻状态。（我们的婚姻已经超过60年了）在这个年龄分化了的类型中，亲属关系不再只是感情的，也是基于经济基础的。（关于父母和成人子女的跨世代物质支持的“契约”具有如此意涵；参见Riley& Riley 1993）

另一个极端，便是对亲属结构（kinship structure）加以年龄整合的理想类型。在这一理想类型中，来自年龄和世代的制约便隐没了。我们可以想象任何年龄的人们都处于一个无边界的亲属网络和类亲属的关系之中，而这个网络和关系在传统家人或家庭的里面或外面。人们身在其中，可以自由地选择（或者去获得权利）去支持、爱或依赖另一个人。或者，他们可能选择去逃避有压力的或不愉快的关系。我们将这种年龄整合了的类型称为“潜在矩阵”（latent matrix），（Riley 1983），因为这些关系可能是休眠的，直至它们被唤起。这些相应的亲属关系类型，并非已存在的那些结构，但却有着当前生活和行为中许多真实的元素。然而，这些关于生活压力的改变并没有结晶化到去替代或接受角色和规范。制度化了的结构并没有跟上步伐。

4. 年龄整合的一些意涵

通过上述比较，因改变那些反映了过去的事实的年龄分化了的类型中的关键元素，也反映了我们假设的年龄整合了的类型的关键元素，而后一项可能预言了未来的一些实际走向。它改变了影响广远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后果，而这些后果终将向年龄整合转变。在此，我提及三点：第一，对生活的影响；第二，整合形式；第三，根本的价值和意义的变迁。

4.1对生活的影响

由于两个动力的相互依赖的原则，结构的诸变迁将会有对人们成长和变老的诸方式具有互惠效应（reciprocal effect）。我们预料，年龄整合了的结构可能会走向人们的整个生活的重建。由于男性在历史上建立的僵化生命历程将会被灵活的生活路径所替代，而后一项已被许多女性所引介了。超越对每个人来说的经济安全之基础，这些灵活路径将允许所有年龄的人们进入与退出教育，改变工作，或者开始新生活，以及将休闲和家庭活动和其它的诸活动更加均匀地散布于整个生命。人们在他们的晚年可以找到门路去打开完全的角色选择范围，可以变得更加受欢迎，从而被视作有用的资产，而不再只是作为社会的包袱。人们在他们的有偿工作年份里，可以有更多的自主从事家庭生活、社区服务、自我实现、旅行、教育推进、文化的追求以及第二事业的发展。年轻人，甚至孩子可以作为“现实世界”的一部分。理想地来看，这些灵活的人生路径将是多样的——允许人们在偏好、态度方面更广泛的异质性。[9](Dannefer, 1987)

4.2整合的相关形式

除了对诸生活的效应，年龄整合还引起了其它的制度整合形式（参见Riley & Riley 1991）。工作或退休的角色与其它的社会制度中的角色交叉，旧结构让位于新混合物。（见本周第4章提供的相关案例，前东德是从年龄整合进行了反向地转变。）举例来看，公司变得和学校整合起来，因为公司为雇员提供教育设施，为雇员、孩子和风烛残年的父母提供日间照料。或者，随着科技的进步，允许在家完成工作。性别的整合则是这样产生的：年轻的和中年的女性参与到劳动力市场已经有了显著的增长，并且男性和女性在工作和在家庭中直接地互动。甚至阶级整合也成为可能。如果中年富人为其长期的未来建立起减少有偿工作的模式，使其与穷人更为接近。或者，新的经济政策是对所有年龄的人来说都是“机会均等”的。

4.3 根本性价值和意义的变迁

最后，迈向年龄整合的转变可能给个人和社会变迁带来的新意义，可能对内在于熟悉且僵硬的结构之中的基本价值和规范提出挑战。举例来说，兼职工作或者开始新事业，通常被看作是接受减少收入或损失收益的时期，因而现在则将之视为失败的标志——但在年龄整合了的境况下却非如此。灵活的结构提供较少关于经济竞争力、比较性成就的位置，以及提供更多关于责任和其它回报的位置——来自家庭和朋友的感情、对贡献于科学和人文的社群尊重，以及对个人实现的认知。正如Robert Bellah的观点(Bellah, Madsen, Sullivan, Swidler,& Tipton1991)，一个“美好社会”（good society）是将家庭和孩子放在相较个人偏好的优先位置，是将环境和公民的关怀放在相较个人富裕的优先位置。如果生活的路径变得更加灵活、多样，以个人权利反对社会责任要如何权衡？（这如同Amitai Etzioni所说的“响应的社会”（responsive society）（Etzioni 1991））新的回报如何获得呢？

5. 年轻整合：一些预兆

我们已经说了事实上可能并不存在的理想类型。然而，也有一些关于年龄整合可能已迫近的证据。在我们当代的年龄分化了的社会平面之下，人们的替代性生活正在创造着非常现实的压力以迈向新结构。同样的，我也对家庭和工作的诸角色予以描述。

5.1 家庭

在家庭中，年龄整合了的（或“潜在矩阵”类型）表明，当前复杂的亲属关系的角色所涌现的现实还没有被制度化，也没有被迫切地结构化。如上所述，当前关于亲属关系或其它的诸种类亲属关系的生活，涉及到伴随着离婚与再婚的增多而导致大量“继亲”（step-kin）、姻亲；以及还存在的其它情况：收养的孩子[10]、老年人作为养父母、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的家庭、单身母亲和单身父亲的家庭、同居伴侣（在今日的美国，近一半的年轻人已经同居）、在族群社区中普遍的拟亲、教子和数不尽的选择性关系、甚至两个母亲的生物性联结（其一女性代孕，另一女性抚养孩子）。

然而，对于这些困扰的关系，仍没有任何既成的社会结构和规范。“家庭”的理论排除了它们。不像在其它语言中，英语并没有对它们予以命名。我个人的一个例子（使用假名）可以表明年龄整合类型的复杂性。我们的孙女苏珊（哈佛研究生）和吉姆（天体物理学家）同居了。他们并没有结婚，但是他们的承诺已根深蒂固：他们已经买了个房子，现在也有了孩子（我们的第一个孙子）。吉姆已经离了两次婚，也有个差不多年龄的女儿叫苏珊。然而，我们的孙女和他的女儿以及他的前妻们关系都不错。但问题在于：我们的孙女和这些人是什么关系呢？（甚至更为复杂的是：我们夫妻俩和吉姆，或者她的前妻们是怎么样的关系？）既然结构是规范和期望，那么这些关系的结构是什么呢？年龄或世代是如何进入（这些亲属关系）呢？这些解释可能听起来可笑，但它们确实表明诸生活、人们的行为和态度的变迁，并且这些变迁了的事体并不是那么已经制度化了的结构或规范可比得上的。生活和亲属关系的态度、行动已经转型了，但（结构）滞后仍存留。

对于之前由年龄或世代来界定的（亲属关系），关于家庭角色的新规范、新期望，乃至新理论、命名法如何加以取代呢？确实，对于如同美国当前的意识形态号召的“重返家庭的诸价值”，那必须超越一对父母和他们的一个小孩的陈规。如何处理“家庭”呢？用法律？公共政策？或者采取普查计数？跨世代责任的规范或“契约”要如何加以重新定义呢？对于修正结构滞后的压力已迫在眉睫。

5.2 工作

在工作领域中，在美国或者其它地方的生活，以及社会结构方面，年龄整合的元素正在涌现和变成现实：结构正在变迁，既成的年龄门槛正被拆除，一些精细的干预也使得抵消结构滞后具有可行性。(参见Riley & Riley 1989)不仅是教育角色不再只专限于年轻人，工作角色也不再专限于中年人了；有时被打断但有时在衰退时期得以发展的条款，也规定了关于老年人可以兼职工作；在时间和地点安排方面都灵活；“非退休”的程序；以及上夜班的且列不进官方报告中的机会。现在，精致的结构干预如同散布的标记，分布在教育、工作和休闲三大领域的所有年龄的人们集合起来。举例来看，干预使得以下成为可能：人们早点从学校步入工作，在工作晚些时候重返学校；改变职业生涯；作为劳动者和父母的中年人从事更多的休闲活动，而不只是集中地将退休作为“有选择的时间”。在很多国家，灵活的工作安排正在挑战成规（例如僵化的40小时/周、8小时/天的工作制以及严格限制假期）。（参见Henrichs, Roche, & Sirianni 1991）

所有这些变迁的端倪能够对进一步的变迁产生压力，使之迈向年龄整合了的、灵活的角色。如果事实中这些潜在趋势迈向了一个新的社系整合，它们可能有利于减缓结构滞后，以及将人们生活的广阔潜力打开。

在一些领域与情况下，对以年龄整合为导向的替代性社系结构之压力确是强烈。在未来，私人部门对应这些压力和政府、政策制定者以及实务的职业者应所要扮演的角色，将要有待观察。

6. 面向未来的一份剧本

作为我们在20世纪30年关于休闲研究的续集，20世纪90年代的《年龄和结构滞后》（Age and Structural Lag），是一本十分不同的书。为了筹备这本书，我俩和同事们在分析了过去和现在的变迁之后，大胆地提出了超出了关于休闲领域的未来变迁。我俩和同事们，尝试探究社会结构和人类生活之间新颖且更为平衡的关系之潜力。在可能的领域中，我们开始去提问，是否能辨别出这样的一种未来社会：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退休，将会被与教育和工作时期一样散布于整个生命历程的休闲时期所取代；终身的学习取代步伐一致的传统教育；有偿的工作机会更能分布在所有的年龄之中；老年人和孩子们将会成为有生产力的“资产”而不是负担；工作的评价相较于经济回报变得更加依照它本身的满足；不仅是对休闲更是对整个生命（从出生到临终和死亡）赋予新的意义。

参考文献

略。

脚注

[1]美国普查报告中35岁及以上的、“有偿雇佣”的女性。

[2] 1992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3]显然，我们使用的“结构滞后”是个缩写词，它包括了文化元素。我们的这个概念令人想起WilliamFielding Ogburn（1922）的经典概念——“文化滞后”（cultural lag）。在他看来，文化的诸元素是相互依赖的，因而一个元素的改变将导致其它元素也改变。然而，对比来看，我们强调的是人们和包括元素的角色或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依赖。

我们也使用由Robert Merton（1957）在其社会学文献中提出的且广为采用的“机会结构”（opportunity structure）。如今，默顿正准备一个专题论文以表明这个概念的“涌现、扩散和分化”，以用来联系他早在1938年提出的“脱序”（anomie）。（个人交流）

[4]在这中间时期，国家老龄化研究所（NationalInstitute on Aging）支持了大量的研究。相较于结构，这些研究更关注生活。（见Riley & Abeles 1990）

[5]尽管我们在原初称之为“年龄分层”（agestratification）取向，但是这个命名的意涵显得不够恰当，过于静态，并且容易与阶级分层（class stratification）相混淆。

[6]早在1960年，Talcott Parsons将我们的这个“滞后”“定义为对老年人来说的积极机会。”

[7]角色变迁之于年龄系统的内在来源与外在来源的区分，由“增寿与社会”取向所发展（以及被PASC验证。也可见Foner1982）。

[8]关于以干预提升生活与结构的拓展案例见Rileyand Riley (1989)。

[9]除非这些路径完全是可选择的，否则它们则可能导致（过度）开发和滥用、削减必要的权利，或者诋毁不同于主流观点的人。正如AnneFoner提醒我们的：我们确实不希望重返那样的童年：如同左拉（Zola）的《萌芽》（Germinal）或者20世纪初的新英格兰工厂；我们不希望模仿现在流动劳动力的家人，也不希望高中缀学学生普遍变成毒品销售者乃至更坏的情况。

[10]参见Thomas Ericsson（1990）的描述，那些有自己生意的瑞典大龄未婚女性，收养年轻的工人作为她们的继承人。

高行云/译

图片来源：《神盾局》S4E15集...要春歇期了好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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