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主转型的七O年代|快快觉醒吧，青年！回归现实吧，青年！
摘录转载自蕭阿勤，2005，〈世代認同與歷史敘事：台灣一九七○年代「回歸現實」世代的形成〉，《台灣社會學》，第9期，頁1-58
世代認同與歷史敘事：
台灣一九七○年代「回歸現實」世代的形成
一、导言
一九七○年代是戰後台灣政治與文化變遷的關鍵時期。六○、七○年代之交，經濟起飛後的台灣面臨農村凋蔽、勞資糾紛、貧富不均等問題。七○年代初嚴重的外交挫敗，強烈打擊國民黨政府。這些變化，迫使國民黨採取所謂「革新保台」政策，而此時也正值由蔣中正到蔣經國的權力交替階段。當時在文化上，「回歸鄉土」理念與實踐則日漸發展。這個十年，後來被普遍認為是晚近政治、文化「本土化」、「台灣化」的啟動階段。
七○年代啟發後續政治重大變遷的積極因素，不是威權統治者及其相當有限度自我調整的革新理念與作法。包括文化的明顯變遷在內，其積極因素都在於一股新的廣泛社會力量的形成，以及它對既有體制的挑戰。這股力量主要來自當時大約 20 到 40 幾歲之間的「戰後世代」。他們不管是本省或外省籍，即使不在台灣出生，也幾乎都在戰後台灣成長，並在國民黨體制下接受教育。既有的研究，除極少數之外，幾乎沒注意到當時政治、文化變遷的這種世代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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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現實」的世代，並非自然出現而成為政治與文化發展的重要承載者，而是在國族歷史敘事中定位自我、尋求存在意義而積極實踐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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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年代的戰後世代：沈默消極的一代
探討七○年代回歸現實世代的出現及其性質，必須先理解六○年代戰後世代的一般情形，……。
（一）政治監控、體制化教育、與消極沈默的一代
在公共言論層次上，六○年代的戰後世代對自己這一代所面對特殊問題的討論，一個較早的顯例，是 1961 年春，籍貫天津的政治大學新聞系主任王洪鈞在《自由青年》雜誌發表〈如何使青年接上這一棒〉。文中直陳大學畢業者就業困難，多數青年一心只想到美國，而政府既缺乏輔導，社會上成年人也少有提拔，「不願交棒」（王洪鈞1961: 7）。這篇文章引起廣泛的回應討論，其中包括當時 26 歲、畢業於台灣大學歷史系而剛從預備軍官役退伍的李敖所寫的〈老年人和棒子〉，刊載於同年底的《文星》雜誌上。隔年初在《文星》上發表一連串文章而引起所謂「中西文化論戰」的李敖，在這篇他投給《文星》的第一篇作品中引經據典，泛論老年人維護職位與利益、阻礙年輕人向上流動的保守心態。他悍然地宣稱：「我們不希罕裡面已經腐朽外面塗層新漆的棒子。—我們早已伸出了雙手，透過沈悶的空氣，眼巴巴地等待你們遞給我們一根真正嶄新的棒子！」（李敖 1961:9）。王洪鈞與李敖的文章，隨後在一些刊物與報紙上引起回應與討論，但大致在幾個月內也就逐漸消歇。
戰後世代之間，另一個與社會公共議題相關的熱烈公開討論，發生在上述世代與「接棒」問題討論後不到兩年。1963 年 5 月，一位美國來台留學生與一位台灣留學西德的學者在報端撰文批評中國社會，激使台灣大學學生發起「自覺運動」，呼籲青年提高公德心、摒棄自私（丘為君等 1979: 333-385；吳國棟 1979[？]）。這項行動獲得北部許多大專院校與中學的響應，黨營《中央日報》率先以社論支持，而其他報章雜誌也出現熱烈討論，但大約一個月之後也就逐漸平息。
就像世代與接棒問題的討論一樣，自覺運動呈現戰後世代的世代意識。這從運動中「不讓歷史評判我們是頹廢自私的一代！」與「我們既不是憤怒的一代，也不是失落的一代，更不是頹廢的一代，我們是腳踏實地的一代！是醒決的一代！」等標語口號（殷穎 1979[？]: 362, 363），可以清楚反映出來。……。至於在自覺運動中，學生在台大校園張貼的公開信，則激動地宣稱「我們願意看到我們這一代萎靡不振嗎？……我們誰不想有一個健全的社會，我們誰不想拍拍胸脯說一聲：『我是中國人！』同學們要驚醒自覺呀！」，以及「我們仍不能深思猛省，那麼垂五千年之久的中華民族，就真的沒有希望了」（殷穎1979[？]: 362）。這種世代認同及自覺與國族敘事及認同無法分開的情形，更反映在後來運動的名稱演變成「中國青年自覺運動」，而被形容為「帶著民族主義色彩的道德運動」（吳國棟 1979[？]: 42,44）。
與七○年代受國際外交挫折激發的年輕人的世代意識與行動的轉變比較，上述六○年代戰後世代對自身困境與社會公共議題的公開討論，比較是個人的、零星而短暫的，未曾激發這個世代較普遍的政治社會行動。
就政治社會議題的言論關懷與行動參與而言，相較於七○年代的回歸現實世代，六○年代的戰後世代毋寧是一個相當消極的自在世代。造成這種消極的最主要原因，是戰後國民黨威權統治對社會的嚴密監控。對戰後世代成長的直接經驗更重要的，則是威權統治的社會監控透過訓導教育而深入校園。許多關切社會政治議題的戰後世代成員，從中學階段就體驗到一種壓制的恐怖氣氛。嚴密的校園監控，加上嚴格體制化教育，尤其是 1968 年秋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之前，從升學初中就開始的考試、補習教育，都讓戰後世代普遍充滿抑鬱沈悶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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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自覺運動中戰後世代的自我批判所顯示，六○年代到七○年代初在公共言論上，充滿了對戰後世代「苦悶」、「消極」、「自私」、「沈默」、「沒有熱情」、「現實而無理想」、只追求個人成就而對社會、國家等公共議題缺乏興趣之類的形容與不滿。尤其是盛行的出國留學風氣，更被當成戰後世代上述特徵的表現。這種形容與不滿，同時出於戰後世代的自我批判與更年長世代的指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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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無根失落、流亡心態、與國族敘事
然而戰後世代抑鬱苦悶的普遍感受，一個更廣大的理由，是國共對峙下做為「自由中國」的台灣政治前途未卜、命運懸宕，使具有公共關懷的知識階層普遍有一種不知往何處去、無所依歸的強烈感覺。七○年代初推動台大學生保釣運動的主要人物之一的王曉波後來回顧歸納他們當時的感受是「客觀上沒有出路，主觀上思想苦悶」（王曉波 1979: 6）。這樣的形容，指的是關心社會政治公共事務的知識份子在政治威權統治下，沒有公共言論與行動實踐的自由。對這一類戰後世代知識份子而言，正如王曉波所言，出國留學與謀職定居，彷彿是重要的解脫（王曉波 197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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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國共對峙、受困於小島而前途迷茫不定的心理下，六○年代的知識階層普遍也有一種孤懸於歷史之外、對於時局發展無能為力的強烈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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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懸於歷史之外、置身於時局現實發展邊緣而無能為力、無可奈何的心理，除了使當時戰後世代被視為苦悶消極、自私沈默之外，他們也普遍稱自己為「無根的一代」、「失落的一代」、「迷失的一代」等。……。七○年代中二十幾歲、就讀於台大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班而被視為屬於國民黨「黨內的溫和改革路線」的朱雲漢（宋國誠1978: 2），則反省他們那一代在聯考壓力下，歷史知識的接受是被動的；他們關於中國朝代治亂循環、外侮內亂的近百年、戰後國共內戰與隔海對峙等的歷史意識，是由中小學統一教科書培養出來，「效果雖未必一致，但無形中的影響力卻難以估計」（朱雲漢 1977: 18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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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孤獨與苦悶，責任與理想
六○年代的戰後世代知識階層虛懸於歷史之外的孤絕心態，又與當時流行的西方知識文化有某種偶遇的契合，因而更增強他們的這種感受。張系國在反省當時曾流行的邏輯實證論、存在主義與其各自的宗師羅素和沙特對他那一代人的影響時說道：「這兩派思想或多或少都告訴了我們：知識分子是孤獨的，而且還該以孤獨為傲」、「我們多少都受到羅素或沙特的影響：我們喜歡強調知識份子的責任，我們喜歡強調知識份子的驕傲」（張系國 1968: 14-15）。不過就像張系國在同一篇文章所指出的，這種混合著孤獨與驕傲、苦悶與責任的感受，不僅來自特殊西方思潮的強化，更來自「中國傳統士大夫階級思想」強調「經世濟民」的影響（張系國 1968: 15）。六○年代具有公共關懷與改革意識的知識份子，普遍具有這種孤絕沈重的自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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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如此消極抑鬱的世代，就像當時金耀基談到在美國的中國知識份子的孤獨感與無力感時所說的，雖然「客觀的條件冰凍了他們的熱情與理想」，但「他們對祖國的未來也毫不缺少遠景與希望。他們只是在等待，等待一個挑戰性的機會」；「這孤獨的一群是消極地在等待一個運會之產生，而未能積極地去推動一個歷史的運會」（金耀基 1969:5）。從事後回顧的觀點來看，不管是對留美的、或是對在台灣的戰後世代來說，金耀基所謂的一個「挑戰性的機會」或「歷史的運會」，正是隨後就發生的保釣運動與退出聯合國等事件。這些事件使台灣的戰後世代從一個消極的自在世代，轉變為積極的自為世代，而在晚近三十年的台灣政治、文化變遷中扮演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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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年代「回歸現實」世代的形成
（一）釣魚台事件與退出聯合國、學生與知識份子的覺醒
1969 年底之後，台灣與日本開始發生釣魚台列嶼的主權爭議。……。在這些行動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大學生，並且在 6 月中美國與日本簽署移轉琉球（包括釣魚台列嶼在內）管轄權文件的同一日，發動上千人左右的校外示威遊行，並至美、日大使館遞交抗議書。其他地方的幾所大學學生，也同時在校內遊行示威或發表書面抗議。不過此後隨著美日的簽約已定，台灣學生的保釣運動也就銷聲匿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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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保釣運動在兩個月左右就已消歇，但從發生釣魚台事件開始，以台大為主的青年學生就逐漸關切政治社會改革的議題。……。綜合而言，這兩年期間，台灣社會要求社會政治改革的主要力量來自台大校園與《大學雜誌》，而兩者互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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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省籍與社會政治改革要求
1971 到 1972 的兩年左右，台大校園內上述學生刊物與社團於校園改革方面，大致在抨擊並呼籲改革導師制度、上課點名規定、訓導管理教育、學生刊物審稿辦法等。這些要求，都圍繞在「教育獨立」與「大學民主化」兩個主題範圍（洪三雄 1993: 60-61, 83-90）。除此之外，他們更舉辦「言論自由在台大」座談會（1971 年 10 月 15日）、「民主生活在台大」座談會（1971 年 11 月 25 日）、「中央民意代表應否全面改選」辯論會（1971 年 12 月 7 日）等活動，並發表相關的支持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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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積極要求改革的學生與知識份子，涵蓋本、外省籍。啟發七0年代社會政治改革力量的學生保釣運動，其核心推動者就包括不同省籍背景。……。同年 12 月初，23 位台大、政治大學、師範大學學生社團負責人在台北報端發表〈我們的呼籲〉一文，呼籲青年覺醒自強、全民參與政治，並要求政府改革行政、維護國權獨立完整。這些學生也同時包括本、外省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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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從六○到七○年代戰後世代的社會政治批評，整體而言，不管是六○年代較為零星偶見的，或七○年代相當普遍常見者，其中外省籍戰後世代對國民黨統治的批判，其疾言厲色或嘲諷揶揄，並不亞於本省籍者，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這種情形，大抵由於他們有著本省籍戰後世代所沒有的家庭經驗。外省籍戰後世代深受上一代離鄉背井、漂泊渡海的慘痛經驗影響，而有著更切身的國仇家恨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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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覺悟啟蒙、世代認同、與國族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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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世代在覺醒中積極定位自己所屬世代時所憑藉的歷史故事，具體而言，就是關於中國近百年命運的國族敘事。就像六○年代接棒問題的討論與自覺運動中世代認同與國族敘事及認同緊密相連一樣，他們將自己所屬的世代放到一個關於中國近百年來悲慘命運的國族歷史故事情節中，感受那成為國族共同體的光榮與哀戚，也體悟到自己的責任與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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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就讀於台大法律系的馬英九，後來則回憶說「〔保釣〕運動風起雲湧後，國家在青年心目中就變成有血有肉的實體，不再抽象了！」（王渡 2002:129）。
（四）世代差異、自我謳歌、與民主信仰
在一篇暢論台灣社會革新之道的長文中指出，「台灣社會內部的基本矛盾」之一是戰前與戰後成長者之間，亦即「人數較少的老中代與數量龐大的青壯代之間」的「代間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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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一個對政治現狀不滿、普遍挑戰國民黨統治體制的年輕世代，是國民黨統治下教育本身的產物。戰後的國民黨政權依附於美國，宣稱屬於冷戰中美國所領導的自由民主陣營。在戰後各級教育內容中，關於自由民主價值與政治制度的介紹與讚頌，對戰後世代的社會政治理念具有普遍而深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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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鼓應描述他們那一代年輕人的經驗時則說：
二十年來辦了那麼多的學校，使太多的青年接受著高等教育，教育所畫給他們看到的是完美富裕的現代國家，清廉而高效能的政府，道德和正義伸張的社會，然而他們出了校門課室以後所看到的，卻是與畫面距離得過度遙遠的現實。除非「修改」教育所繪製的美麗畫面，否則只有「修改」現實來遷就青年們所追求的理想畫面。（陳鼓應 1972: 68-69）
……。正是基於上述單純的民主信仰而要求自由參與社會政治公共事務，使陳鼓應在 1971 年 11 月台大學生舉辦的「民主生活在台大」座談會中，不計後果地提出一項對國民黨統治相當敏感的呼籲：「開放學生運動」。
（五）革新、民主、與回歸現實
七○年代覺悟啟蒙的「回歸現實世代」與六○年代年輕一代知識分子另外一個主要的不同，是強烈的回歸台灣社會現實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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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連續重大挫敗的刺激，使學生與知識份子普遍深感家國動盪飄搖，而有「榮辱與共生死同之的意識與感覺」（洪三雄編 1973:5）。回歸現實、要求內政革新，正是體認到同舟一命，並進一步深刻醒悟到必須關懷自己在其中生長而熟悉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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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退出聯合國時，葉洪生諷刺地說：「記得從前有人把我們比喻作『夢鄉國』，這的確不假！遷台後，我們靠著點祖傳密〔秘〕方，竟『一睡能排萬慮空』，怡然作了二十年春秋大夢，不可不謂奇跡！」(1971: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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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釣運動後普遍出現的回歸現實呼聲，也充滿對工、農等大眾的關懷，以及想要了解他們生活現實的急切企圖。……。憬悟到校內清談不能濟事，認為要做「洗滌社會、擁抱人民」的先鋒隊。他們相信走出學校的象牙塔，既能體會真實的社會，做「貧苦大眾的代言人」，也因此而獲得「靈魂的洗禮」……。
（六）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與世代認同
然而在其中卻有一項主張，亦即「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直接挑戰了國民黨威權統治核心的「法統」象徵與制度。……。對於中央民意代表機構（國民大會、立法院、監察院）因成員老化死亡等因素，而使原本法定人數不足的嚴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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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因此提出比周道濟的增補辦法更激進的主張，要求中央民意代表必須定期改選、「徹底的變動」（張景涵等197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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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歷經七○年代，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之類的政治改革主張，終究未曾實現。
（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第18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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