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关系=因果关系”在社会学学科中的半世纪秘史（Abbott1998)
荐读：Abbott, Andrew. 1998. ‘The Causal Devolution’.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27 (2): 148–81.
如何想象社会学量化的、因果性的理解？
——因果关系=association=休谟式的？那为什么大家不说association，而非要说是causality呢？这两个不同的词被等同起来背后，有怎样的秘史呢？
如果追溯社会学学科史上的因果关系研究？
——追溯到涂尔干的《自杀论》吧。那里究竟是相关关系还是因果关系？
有时候，方法课的老师会说，“其实社会学是把相关关系当成因果关系”，那究竟这个“把……当成……”的历史过程，在学科史上，是怎么formation的？
实际上，尽管涂尔干在《自杀论》中把因果分析和量化方法结合了起来，但是对涂尔干的这种理解，只是在1950年代才开始风行于社会学。因为Fress Press才1951年才翻译出版了这本名著。
其实，在统计学上，因果性的革命是自于Fisher，但是在统计学要到20世纪20年代才流行起来。
如果考虑到这个时间差，那么（美国）社会学之初，到底怎么做量化呢？
Ogburn的social trend分析，Park的生态学分析？——他们都没有引用过Fisher。
一、二战前的社会学：anti-causalism，三个学科的影响
到了20世纪30年代，社会学的统计思维，是受到了三个其它学科影响：生物计量学（biometrics）、心理测验学（psychometrics）和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
时至1930s，生物计量学里已经积累了Fisher，Pearson等人的回归方法、路径分析等等。当时，causality和association的用法是模糊的。例如晚年Pearson就在《Grammar of Science》一书，把因果性=Invariant succession。但是，生物计量学家也是明白，他们往往关注的是怎样的条件下，农业能增产？所以，要考虑到treatment change和observed results。由于早期的实验条件不足，往往不是在实验条件下做研究，导致他们也要区分自己只是得到的是observed results，是succession，是后果分析或描述分析，并非干预情况下的causal explanation。
那心理学呢？
心理学更是不愿理解causality是什么东西。像Thorndike, Spearman做的scale and factor analysis，只关注的是更是descriptive problem（比如被观察到的数据和直观性的范畴），怎么会涉及到causality呢？
经济学应该会好一些吧？其实在那个时代，也并没有。早期的经济学家并不说自己搞的量化，是因果，而只说自己是associationalist。像Yule1912的教材，的index里，都没有causality or causation这个词。一些经济学家也明白，自己做的只是succession，因为causality是only from theory。
二、二战时期的社会学：反因果性的操作主义
早在1942年，MacIver的Social Causation一书，就批判把causality当成association，并指出当时社会学的这种作法是受到激进的logical positivism的影响。
的确，在接受了逻辑实证论来看，所谓的causality只不过是像是“theological”，而只有association是observed，所以在逻辑实证论对操作论的提供下，当时的量化学者，就变成了anti-causality。
三、二战后的社会学：把因果性一词带回社会学的，并非Lazarsfeld
Lazarsfeld和Rosenberg1955年出版的《the language of social research 》为社会学的方法论奠定了现代的基础，但是这这本书不是分水岭，形成了当前的这种causality=association呢？
也不是。在当时的用法里，区分了
explanation=multi-variate analysis = general regularities，
以及causal assessment = applying available knowledg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a specific case, be it a person or a collective。
也因此，Abbott还说，Lazarsfeld的这种作法，甚至是empirical analysis of action，更像是Blumer’s 象征互动论了：因果性 = 特定情境下特定行动。
换句话说，如果说操作化变量的解释=semantics，那么面向行动的经验分析的因果性则是syntax。
——这种因果性说法，完全和现在用法相反了。
真正的变化发生在60-70年代
1965年，Zetterberg在他的关于社会学的scientific manifesto中，已经用了现在的公式：
determinant cause = independent cause
Result = dependent cause
在这段时间里，path analysis在社会学中的流行，成为了真正的分水岭。把它带入社会学的是Duncan and Blalock。1964年，Blalock出版的Causal Inferences in Non-experimental Research一书中，便把因果性作为了现在的量化分析所说的the analysis of the general，是constant conjunction，而不是再对行动的具体的分析。尽管Duncan的做法比Blalock更为谨慎，但并不妨碍学界已经接受了这种说法。
Causality as a predicate of statements rather than reality and as concept not referring to action... As a result, there emerged the full-blown ANOVA concept of causality。
（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第219期）
预告：
第220期 当我们在跑回归的时候，预设了怎样的广义线性实在？
——荐读：Abbott, Andrew. "Transcending general linear reality." Sociological theory (1988): 169-186.
第221期 当我们在说叙事的时候，社会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怎么看？
——荐读：Abbott, Andrew. "From causes to events: Notes on narrative positivism."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20.4 (1992): 428-455.
链接：
第22期 一则秘史：韦伯对统计学的爱恨情仇
——转载：吕炳强，《凝视、行动与社会世界》，台北：漫游者文化，2007：227-228
第143期 时间、因果性与社会学的想象力：与成伯清商榷（孙宇凡，2017）
——全文：孙宇凡，2017年，《时间、因果性与社会学的想象力——与成伯清商榷》，《社会理论学报》第1期。
第191期 偶像的黄昏？定量社会学者说叶启政的“均值人”理论过时了？
——荐读：谭康荣，2005，《Crushing the Berlin Wall of Sociology: A Review Essay on The Babel Tower of Ideas》，台湾社会学，第9期，以及吕炳强对叶启政于2018年出版的《实证的迷思》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