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随想录01| 经济学，科学还是伦理学
经济学，科学还是伦理学
文 / 张凯达（宾州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生）
一
今天在知乎上看到了一个问题，问“经济学中为什么不再以某某主义为主流了”。我记得几个月前刚开学的时候和杨江华老师讨论过经济学流派的问题，杨老师是社会学的，给了我一张大大的流派关系图方便讨论。关系图上列了好多「主义」，从两三百年前的重农主义、重商主义，到马克思主义，近一些的新制度主义、货币主义，到现在大家最熟悉的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都有，林林总总列了二十多种。他想让我对各个主义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做一个大概的介绍。我听到这个要求之后其实比较尴尬，因为在我接受的训练中事实上基本都不区分这些主义，至多在宏观中谈论经济周期的时候讨论一下凯恩斯和新古典的区别。非要谈论这些「主义」的话，其实是要动用我的课余储备了。
事实上从经济学的「去主义化」从博士培养方案中就可以看出一二。在所有社会科学中，基本上只有经济学是有特定套路的。高级微观、高级宏观、高级计量，这三门课是所有经济学Ph.D.都逃不掉的。每个学校给的教材和参考书来来回回也就这么几本。学了这三门核心的方法论之后，之后再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选field course，基本上就可以看做这些方法论在其他领域的应用了。如果对比一下社会学系的博士生课程的话这种感觉会更明显，以我对社会学的粗浅了解，直至今日社会学仍然存在结构功能主义、批判结构主义、个体功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等互不兼容的各种主义，不同的学校对于社会学博士生的培养模式也显得非常不同。
经济学中主义的消失应该来自于方法论上的统一。所有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家都接受相同的训练，使用相同的一套工具，讲相同的语言。以三高为代表的经济学标准训练给所有经济学家提供了一套标准的螺丝刀，大家都用这些螺丝刀来拆卸或者修补现实世界，区别主要在于我喜欢用一字螺丝刀而你喜欢用十字螺丝刀。而之前的种种主义基本都已经被吸收到了这套螺丝刀之中。比如新制度主义强调的「交易成本」，很大程度上就被近来经济学对于信息和网络问题的研究吸收了。
二
这个问题如果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来看会更加明确。
任何一个学科的出现主要都是为了解释某一些现象，在构建理论的过程中我们必然需要归纳出一些基本原理（公理），而这些原理自己又会演绎出一些推论。当我们把这些推论和现实情况做比较时，我们会很尴尬地发现有一些推论和现实没有办法符合上，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波普尔给出的药方是：一个科学理论必须要接受现实的检验，所谓科学的可证伪性。当一个理论的推论与现实不符合的时候，这个理论就被证伪了。然而事情没有波普尔想的那么美好，因为我们从来都不是在一个完美的环境里进行对比，我们对于现实的观测存在种种不完备。比方说我们观察到了某个物体在不受外力条件的情况下也改变了运动状态，这是不是证伪了牛顿的理论呢？现实很有可能是存在某个未知力场，比方说对于17世纪而言就是电磁力场。
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我们在发现理论和现实冲突时候面临的一个两难困境。我们可以增加附加条件来让现实的观测符合理论，也可以证伪理论另起炉灶。在这两者之间如何权衡并没有一个理性的标准可供参考，往往要依赖“美感”、“信念”等非理性的成分。事实上在漫长的科学史上，增加附加条件的情况要比抛弃理论的情况多到不知道哪里去了。用库恩的话来说，科学研究就是在一组「范式」约束下进行的解谜活动，这种解谜活动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要相信这些问题总是可解的（哪怕在必要的时候添加附加条件）。
而当两组人拥有不同的范式，却想解决类似问题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得出两个互补兼容的结论（解）。这时候我们称这两组范式的拥护者分别为XX主义和YY主义。而因为两组人范式不同，因而他们之间的争论往往会涉及到很多根本概念上的争论，而这种争论由于涉及形而上因而无法得出结果。这也就是为什么库恩认为多种不同范式长期共存时，这个领域的研究往往不能称之为科学。只有在范式统一之后，才能由基本理念之争进展到更加技术性和细节性的层面。
这种流变也体现在学生接受训练所用的文本上。在常规科学之中，由于大家对基本问题和技术工具有了共识，所以只需要读标准的教科书即可，而学术发表更多要求用短短的论文交代自己的边际贡献。而在范式未统一的「前科学」中，由于大家对基本问题和基本概念都还有很大分歧，所以学术讨论往往要通过专著的形式来实现，这样才方便交代自己是在什么语境下讨论这个问题，而学生也很难光凭阅读教科书就能进入到自己领域的研究之中。
我在UCSD交换的时候和我舍友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舍友是学电子的，他说他从进实验室以来读过的最久远的论文是90年代的，再古老就没有参考价值了。我回忆了一下，我读过的最早的好像是科斯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读六七十年代的论文也是司空见惯。而社会学的同学们似乎还需要自己读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专著。差别可见一斑。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经济学的确算得上社会科学中科学化程度最高的学科，但是这种科学化并非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范式的形成不但规定了研究的套路，同时也规定了哪些研究问题是“合法”的。比如在经济学里面，我们假定偏好稳定且满足一定的性质，但是这种偏好怎么来的我不管，它是不是真的稳定经济学也不研究。再比如福利经济学的问题，因为涉及到规范性的问题，很难像讨论「效率」那样有一个清晰的指标，所以也被排斥在主流经济学之外。正如慧航答案里面说的，现在单独搞一个主义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不但要搞出一个跟主流范式不一样的东西，还要被学术圈接受，还要别人follow，这太难了。但可能也因此，经济学错过了很多重要的议题。
三
然而经济学的去主义化还不止于此，事实上不但「主义」消亡了，连一般的理论文章都更少出现了。
来源：Hamermesh, Daniel S.. 2013. "Six Decades of Top Economics Publishing: Who and How?."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51(1):162-72.
上图是Hammermesh做的一个统计。可以看出理论文章的峰值差不多是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就急剧减少。与此同时实证的文章比例是增加的，但是使用二手数据的实证文章比例反而是减少的。另外还可以发现差不多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家开始做仿真，可能是因为计算成本这时候下降了很多。
这对于我这种对理论比较感兴趣的人来说其实不算是一个太好的消息。Krugman在纽约时报上发了一篇文章，叫<Who Killed Theory>，他自己是做贸易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的，但是他在里面对这两个都开始吐槽。贸易理论的问题是任何一个政策的正当性都能被证明，那这就没有什么指导意义嘛；经济周期理论的问题是这个和现实的观察完全不符合。当然他最后也很老谋深算地补了一句说这只是他个人的观察，因果关系的证明需要更多数据。
四
如果我们仔细看Krugman提出的这两点，就会发现经济理论在两个面向上面临的困境。
首先说第二个问题，理论和现实观察不符合的问题。经济周期理论里面有个很强的结论，说预期到的货币政策对实际变量不会有影响。这明显和我们的观察不一致。那么这个推论的理论根源在哪里呢？在理性预期。这么强的理性假设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是靠不住的，但是因为能大幅简化理论，所以还是沿用下来。但是做这种简化的一个后果就是推论经常跟现实对不上。那么这种理论究竟还有没有作用？
Rubinstein是做博弈的，他觉得博弈理论其实根本不能预测现实中的情况。那我们为啥还要研究博弈论呢？他的回答是因为体现了一种智识上的美。
“Game theory is about a collection of fables. Are fables useful or not? In some sense, you can say that they are useful, because good fables can give you some new insight into the world and allow you to think about a situation differently. But fables are not useful in the sense of giving you advice about what to do tomorrow, or how to reach an agreement between the West and Iran. The same is true about game theory…
…
[We do game theory] because it is interesting…I believe that intellectual thinking – philosophy or logic or game theory – is very useful in the cultural sense. It’s part of the culture, it’s a part of our perpetual attempt to understand ourselves better and understand the way that we think. What I’m opposing is the approach that says, in a practical situation, “OK, there are some very clever game theoreticians in the world, let’s ask them what to do.” I have not seen, in all my life, a single example where a game theorist could give advice, based on the theory, which was more useful than that of the layman… “
这种说法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有说服力？反正我觉得是说服不了我的，因为我觉得我看到的大部分博弈模型既不美又不有趣。我们需要这些模型是因为他们能给我们提供一定的现实洞见，而非虚无缥缈的cultural sense。
五
Krugman提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涉及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区别。经济学家由于占了经济二字的光，往往充当一些政策制定中的顾问角色。然而若要对现实施加影响，经济学家就无法只满足于当一个描述世界的实证主义者，而更多要进行规范分析。这就要求经济学家反思主流经济学范式后面或明或暗的价值观，而这恰恰是超出了经济学的标准训练的。
比如帕累托改善。帕累托改善意味着当社会中一部分人的状态变好时，另一部分人的状态至少没有变差。经济学家往往会认为如果一个政策可以造成帕累托改善，那就一定是值得追求的。这几乎是共识最高的准则之一。然而在一个重视平等的社会中，让富人愈富（哪怕穷人没有愈穷）并不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状态。
诚然，这种规范性的分析常常会导致价值观的辩论，因而也更难有一个统一的结果，所以经济学放弃了讨论这些问题。然而问题在于，经过经济学范式洗脑之后，新鲜出炉的经济学家往往会忘记这些价值观是存在争议的。而运用经济学范式背后的价值观进行政策建议，可能会与整个社会背道而驰。如果把规范性分析作为经济学的主要任务，那么经济学将变成是“科学的伦理学”。
现在经济学不愿意做这种价值观上的辩论，把更多的精力投在了「实证」上面。而计算机和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又为实证分析提供了大量的工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近些年来理论文章的数量会大量减少，因为相对于理论文章而言，实证文章似乎更加客观，容易摆脱假设和价值观上的争议。
然而正如第二节指出的，我们能看到什么变量其实也是由范式决定的。我们选用GDP指标时，就已经默认了总体经济状况可以由个体的等比加总得到。这本身就是一种规范性的假设。而如何在无穷的自变量中挑选，实际上也是受理论以及理论背后价值观的约束。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而且变得越来越科学。这是好事。但是只要经济学仍然和现实世界发生着联系，我们就必须找到背后的伦理学问题。面对它，而非避开它。
首发于2016年7月，见：http://kdzhang.com
链接：
反Abend（2008）：竞争出社会学theory的paradigm
当我们说社会学“理论”时，theory指的应该/是什么？（Abend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