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人类学及其他者：八十年代以来的理论（上）【王潇宇译】

王潇宇社会学理论大缸

黑暗人类学及其他者：八十年代以来的理论

Sherry Ortner 著

王潇宇译

[摘要]本文考察了自1980年代以来在针对以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作为经济和政治结构背景下出现的一些人类学新趋势。我首先将这一转向称作“黑暗人类学（darkanthropology）”，旨在说明该转向侧重于关注社会生活（权力、统治、不平等和压迫）的残酷层面，并且这些维度以抑郁与绝望形式体现出的主观经验。接着我评述了一系列明确或隐约地对该黑暗转向回应的著作，在“良善的人类学（anthropologiesof the good）”标题下，我同样阐述了有关操守和伦理的研究，包括“美好生活”和“幸福”。最后，我认为该转向可以成为一种特殊的关于良善的人类学类别，即以批判、抗争和行动主义为主的新人类学方向。

[关键词]人类学理论、新自由主义、马克思、福柯、福祉（well-being）、道德、批判、抗争

[译自]Ortner, Sherry B. 2016. “Dark Anthropology and Its Others: Theory since the Eighties.”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6 (1): 47–73.

[译者简介]王潇宇，江湖人称荧光棒，社会学本科生，目前在人类学领域深耕。[点击“阅读原文”进入他的个人网站]

至少对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著作来说，是不能超然于其立足的真实世界的形势。我们使用的理论框架以及选择去探讨的现象，都在我们研究内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中被无数方式所影响，即使研究讨论的是漫长的过去或遥远的他方。科研学者们数十年也一直在论证，即便是关于物理对象和远离人类事务力量的研究都不可避免会受到研究所处的历史环境制约。

本文讨论的对象是当代人类学的转变，其中包括被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政治秩序的滥觞（onset）。虽然我将在后文更具体地定义这个术语，但在此我需要简单说几句话。本文讨论的时代大致在1980年代中期到2010年代中期，期间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新的且更野蛮的资本主义形式在全球迅速扩张。在国内，美国经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被历史学家罗伯特·布伦纳（RobertBrenner 2006）称之为"长期下滑"的经济过程，最终导致2008年股市崩盘，与此相伴的是一场深度衰退。银行在获得纳税人钱财救助得以死里逃生后反而变得“太大而不能倒闭（toobig to fail）”，并又迅速向其高层管理人员派发巨额奖金。此外，美国贫富差距在这一时期进一步扩大，最终超过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前的程度，经济学家对这一趋势的扭转越来越悲观（Piketty2014）。与此同时，在国际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采取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从根本上冲击了世界上一些较小和较贫穷国家的经济（Ferguson1999；Duménil and Lévy 2004；Harvey 2005；Klein 2007；Ortner 2011）。

无可否认，我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特别是在向上转移财富及其对美国政治的影响，以及对深层次不平等的加剧方面，情况都非常极端。当然，国家和地方间的情况都有很大差异。王爱华（AihwaOng）警告我们，不要将新自由主义“视为潮汐……无论是对于支配国家还是较小的国家”（2006：12），而是敦促我们关注新自由主义进入不同时空后的复杂“组合”（Ongand Collier 2005）。除了我以上写的这些变动以外，目前局势还在世界上不同的地区继续恶化。人类学家们正同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抗争运动一起，开始对其的记录进行着创造性的调整，但无论如何，一些国家的形势确实比其他国家更为严峻。所以，我再次强调本文的讨论并不是假设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各个角落统一地展现，而是写就于在情形特别“黑暗”时期美国的案例。

本文并不试图影射是新自由主义导致了在美国和全球发生的所有不堪的观点。在种族和性别以及宗教和种族暴力问题上都有其自身历史和内在动因，尽管它们不能撇开与新自由主义形式的经济和政府的纠葛。

最后，本文并不假意指称在讨论期间人类学的所有发展，包括“本体论转向”（e.g.,Costa and Fausto 2010; Graeber 2015; Salmond 2014; Tsing 2015），“情感转向”（e.g.,Mankekar 2015; Mazzarella 2009; Rutherford 2016），以及转向“民族志理论”（da Col and Graeber2011）等。相反，本文专注于一系列三个我认为与对新自由主义问题的努力相互关联的研究领域：（1）我所说的"黑暗人类学"的兴起，包括理论与民族志;（2）所谓“人类学”和“良善（good）”之间辩证关系的讨论; 以及（3）“抗争”研究的复兴，我把它们作为一系列新的批判民族志和理论著作的总称。

黑暗人类学的功绩

正如我在之前的一篇论文（Ortner 1984）中所交代的，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人类学的主流一边被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Geertz）（如1973年）和他的学生组成的"文化主义者"所主导，而另一边则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由艾瑞克·沃尔夫（Eric Wolf）（如1982年）和他的同事（如Hymes 1972）领衔。主要由马克斯·韦伯、格尔茨及其追随者的关注点所启发的是关于文化的新思维方式——即文化如何为人们提供生活中的意义，以及人类学家将要如何去理解这些意义。另一方面，沃尔夫及其同僚则主要受到马克思的启发，较少关注人们的生活是通过何种途径被他们的文化所塑造，更着眼于经济与政治力量在地方和全球维度中扮演着何种角色。从文化主义者的角度来看，政治经济学者的努力是还原主义（reductionism）——人的动机被简化为“利益”，人们的生活被看作是机械力量的投射。从唯物主义者的角度来说，文化主义者的努力基本上是有效的——将文化视为文本，但是他们却忽视了由权力驱动人类历史的严酷现实。

至少在美国，文化主义者的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盛行起来。与此同时，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进路（approach）部分相似，新的批评正在形成，也坚持认为权力、不平等、统治和剥削问题的重要性。特别重要的是后殖民理论在跨学科层面上的兴起。在人类学中，早期非常重要的出版物是塔拉勒·阿萨德（TalalAsad）的文集《人类学与殖民地遭遇（Anthropology and the colonial encounter 1973）》。 20世纪70年代初，女权主义研究的兴起也被重视，并再次横跨广泛的学科，人类学该领域的主要作品是MichelleRosaldo和Louise Lamphere的《女人，文化与社会（Woman, culture and society 1974）》和Rayna（Rapp）Reiter的《迈向女性的人类学研究（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 1975）》。虽然有关种族的研究在一段时间之前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前进（可参见Szwed 1972），但是对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批判性研究中就已包含了强烈种族批判的维度。

这些新领域的从业者并不一定相互认同：政治经济学者往往忽视性别（如果不是种族）;殖民主义学者经常遇到政治经济学问题;性别学者并不一定与其他学者一致。但他们都至少隐约地同意，人类学必须开始关注权力和不平等的问题，从长远来看，大约从1980年代开始，他们就开始发迹了。在理论“祖先”（马克思，韦伯等）和当代研究最突出的领域（殖民主义，新自由主义，父权制、种族不平等等）的层面上，权力和不平等的问题已经成为主导的理论格局。因此我称之为“黑暗人类学”的兴起：也就是说，是一种强调人类经验的严峻和残酷的维度，以及产生他们的结构和历史条件的人类学。黑暗人类学（包括“黑暗理论（dark theory）”和“黑暗民族志（dark ethnography）”）的这种转变至少部分是对刚刚概述的内部批评的回应，同时也是对（至少我同意）在新自由主义支配下真实世界所遇到的相关问题日渐增长和恶化的回应。

让我们先来看看理论奠基者的转变。 1971年，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出版了社会科学著作史上空前的畅销书之一——《资本主义和现代社会理论（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理论是由卡尔·马克思的努力成就的，而埃米尔·涂尔干和马克斯·韦伯部分地回应了马克思的著作。对于在此之前社会科学的发展来说，这象征着一个重大的突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大西洋两岸马克思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被排除在理论范典（canon）之外。因为这里讨论的本文重点转移一部分，目前“马克思—涂尔干—韦伯”仍然可能被设置为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研究生核心课程的授课基础，但实际上我认为三位代表人物在界定关键理论问题上的作用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涂尔干主要是与静态功能主义观点相联系的，而且在其对权力和不平等的关注相对较小的情况下，他的影响力已经大大减弱，尽管有一些新涂尔干主义者（neo-Durkheimian）的趋势出现，这一点我之后再谈。关于韦伯的作品很大程度上主要与文化议题有关，实际上与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非政治文化概念相同，韦伯的影响力也在下降，尽管他关于资本主义的文化起源和支配类型的著作使他在混合层面上更具有活力。作为对比，马克思的影响在很多方面已有了很大的增长。他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一般模式的论述，强调经济剥削和阶级不平等，即便不立足于霸权取向（hegemonic）也被大家广泛接受，该观点甚至已在无数的新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范式下被开放和复杂化。此外，今天使用的文化观念的支配类型也来自于受马克思主义启发下的霸权概念，一种在受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念影响的人类学文化观念的政治研究正不断深化（R.Williams 1977）。与此同时，七十年代在英文人类学中几乎看不到受福柯影响的研究，目前却已占据主要的份额。福柯发展了一个深刻关注权力形式和构型（modality）的理论框架，他给了我们一系列有关权力的全新词汇，包括“治理术（govermentality）”，“生命政治（biopolitics）”，“主体化（subjectification）”等等，所有这些词汇都在试图去把握现代世界纷繁复杂又无孔不入（grosslyand subtly）的权力部署方式（Foucault 1977，1980，2008；see also Burchell，Gordon and Miller1991）。

马克思和福柯的著作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来界定和表达了转向“黑暗理论”的理论，“黑暗理论”要求我们十分完整地看待和理解世界的权力，剥削和无处不在的长期性（pervasive）不平等。福柯的一些著作是这个概念近乎完满的关于这个世界理论的典范，其中权力存在于生活的每个缝隙之中，而没有外在的权力（如1980年的《性史（Thehistory of sexuality）》）。当然，他的思想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一直演变，一些后期著作也摆脱了（主体）无能为力的问题（特别是自我技术（Technologiesof the self）[Martin，Gutman and Hutton 1988]）。不过我坦率地说，这是黑暗福柯，是《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and Punish ）》中全景监狱（Panopticon）的福柯；是权力毛细管（capillary power）的福柯；也是治理术（governmentality）多种表现形式下的福柯，这是他对社会文化人类学影响最大的理论。同样的敬意也献给马克思，虽然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一些乐观的方面，但他在今天的人类学理论中扮演的主要是最黑暗的马克思，他强调财富和权力的充沛是建立在对穷人和弱势群体的牺牲上，长期全面扩张的资本主义是一种残酷和反人性的社会经济结构。

如果理论奠基者的序列已经转向“黑暗理论”，那么民族志研究的许多主题和对象就会转向黑暗的事物。本文将主要讨论广泛转向研究新自由主义及其影响的范例。但是在谈这一点之前，还要重点对一切基于上述进路而激增的殖民研究进行简要回顾。

对于殖民地框架是如何改变人类学与当今世界的关系是很难夸大的。在我接受人类学专业本科和研究生训练过程中，据我所知“殖民主义”这个词几乎是没有被提到的。那个时代对殖民主义感兴趣的人类学家，如BernardCohn（1996），被认为是奇怪和边缘的人物。但是，在塔拉勒·阿萨德（Talal Asad），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以及后续许多其他人的努力之后，这个领域整体上已经转变了。不了解所谓的第三世界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殖民扩张历史的一部分（以及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来说）。透过殖民地被掠夺财富的历史，我们今天将世界区分为富国和穷国变得易懂。在早期的人类学著作中以“无时间”形式出现的许多社会和文化结构，在殖民历史的背景下闪耀出了不同的光辉（see,e.g., Mamdani 1996 on ethnic conflict；Dirks 2001 on caste）。殖民遭遇的微观史（Comaroffand Comaroff 1991, 1997 in Africa; Merry 2000 in Hawaii）讲述了西方（即传教和殖民）的渗透和统治对当地人民和文化的无情重塑，当我将人类学作为志业时，发现这些历史根本无法逃避，然而这只不过代表着在这里讨论的领域中诸多黑暗变革中的一个。

最终，后殖民和新自由主义框架将开始趋同，因为大多数后殖民主义者将通过一种或另一种机制进行新自由化。在这里，我转向谈论新自由主义现象。

新自由主义在世界和人类学之中

如果新自由主义（及其他）仰仗着黑暗理论而崛起，那我们也可以说新自由主义成就着黑暗理论：新自由主义及其影响已经成为研究的对象和理解其他人类学作品广泛的研究对象的框架（对于初学者，see Greenhouse 2010; Gusterson and Besteman 2010）。与殖民主义一样，很难夸大这些问题在这个领域占据支配地位的程度。接下来我将重点介绍自198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两个最主流的研究方向：一个以新自由主义为特定的经济体系，勾勒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北半球和南半球的影响；另一个则以新自由主义为特定的治理形式（formof governmentality），追踪不同背景下其各种各样的表现。我会分别看待这两个方面，但我在此强调，这不是一些难以分辨的区别，而且两种努力之间有很大的重叠。我也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对新自由主义进行详尽的分析，而是试图梳理人类学家在这个问题上所做的一些更为杰出的工作。

经济：掠夺性积累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根据以下基本定义展开了他对新自由主义简短但无法忽视的历史的描述：（摘自中译本）

新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即认为通过在一个制度框架内——此制度框架的特点是稳固的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释放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能够最大程度地促进人的幸福。国家的角色是创造并维持一种适合于此类实践的制度框架。（2005:2）

除此之外，这种制度框架还包括废除政府有关商业的限制; 降低劳动者的正当要求; 裁减劳动力本身的规模;许多公共产品和机构的私有化; 以及大力减少对穷人的社会救助方案。所有这一切的影响导致了国内和国家间极度不平等的加剧，一些富有的个体变得越来越富裕，大量的穷人越来越贫穷，中产阶级只有通过非常努力的工作和自我剥削才能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哈维将此描述为一种“掠夺性积累”制度（同上：159），财富在跨资本主义经济体及其内部进行向上再分配。

需要重点留意的是，新自由主义兴起在二战后北半球长期繁荣的背景下，这个时代使人产生了安全感，对未来感到乐观。在美国，这成就了“美国梦”的理想，任何人只要足够努力工作并拥有积极的态度，就可以为自己和家庭实现经济保障（see,e.g., Ortner 2006）。在全球范围内，通过“现代化”和“发展”方案的形式，南半球的穷国可以合理地从“更发达”的国家“输入”物质和技术资源。虽然这一切都是意识形态的，但仍然是以实际物质条件为基础：在北半球，经济蓬勃发展，不平等程度下降；在南半球，许多贫穷国家经历了一段经济增长期，并对未来抱有希望。

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的里根和英国的撒切尔上台后，一切就都开始改变了。在将国内制造业规模缩小并离岸外包以提高盈利能力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下，许多厂房和其他生产设施被关停，数十万人被迫下岗。同时，在以收缩和废除（至少是大幅削减）为重点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下，几乎所有的社会保障计划对处于不充分就业或失业的人和家庭而言，提供的资源都少得多。此外，这些理论是以接受来自世界大国对其他国家的贷款定价而施加的。许多个人和国家整体（又有很多变化）开始迅速失去过去积累的各种资源。

20世纪90年代初，人类学家开始记载国内外这一过程的发展，不仅包括消极的经济影响，还包括关于痛苦的新“感觉结构”的出现（R.Williams1977）。 1993年，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和同事们出版了一套大型文集《世界的苦难：当代社会的痛苦（The weight ofthe world: Social suffering in contemporary society）》。该书建立在对法国本地人和法国移民工人阶级的访谈上，以第一人称和学术性反思视角给读者呈现了新经济中生活的苦难。我从超过六百页的大多数非常令人不安的采访中挑选一个例子。布尔迪厄引用了工会官员对失业后果的表述：“身心十分痛苦，人们不断的遭受再遭受……失业分裂我们，并把我们最坏的个人主义、嫉妒、邪恶给释放出来”（Bourdieuet al. 1993：318）。1999年，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发表了一本谈论关于赞比亚是如何成为非洲成功实现现代化和发展最有前景地区之一的著作，当地全都被去工业化和新自由主义化了，致使社会上弥漫着一种早期承诺被全然毁灭的气氛。他描述了被当下许多赞比亚人称为的“堕落”，“被抛弃”（1999：236）以及断开和“被拔掉”与世界体系之间关系的情绪，除此之外，国际上主要的航线也都不再在当地停留。2013年，安妮·艾里森（AnneAllison）出版了名为《动荡的日本（Precarious Japan）》的持续性研究著作，叙述了日本各年龄段人民在经济和社会不安全的新形势下所遭受的痛苦。在她称为“普遍难民主义（ordinaryrefugeeism）”一章中，讨论了自杀率的上升，以及社会退缩（social withdrawal）的形式，包括“网吧难民（net caférefugees）”自愿的无家可归，以及现在众所周知的“茧居（hikikomori）”现象，还有在父母家中退避到自己房间后最终多年拒绝出来的青少年。

我们视线转回美国，人类学家首先考察了1980年代经济去工业化的后果。随着工厂和其他工业设施（如矿山）倒闭，成千上万的工人失去工作，美国工人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基本崩溃。几个民族志研究记录了工厂倒闭对工人阶级社区的影响。凯瑟琳·达德利（KathrynDudley 1994）关于克莱斯勒汽车工厂倒闭对威斯康星州肯索萨镇的影响做了深入研究，她的书副标题是一出车厂和希望都倒闭的戏剧：“线路的尽头”。克里斯蒂娜·瓦雷（ChristineWalley 2013）写了关于在芝加哥东南部威斯康星钢铁厂倒闭的个人民族志，及其对社区其他成员的影响。除此之外，她告诉我们她父亲在失业后日渐抑郁，最后拒绝刮胡子，换衣服甚至离开家（同上：128）。

20世纪80年代的工厂倒闭被视为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其中通信和运输技术的进步为市场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这意味着美国工业“不得不（havingto）”生产外包以在全球市场上竞争。然而，新自由主义似乎助长了除追求必要的利润之外的对工人阶级和穷人的蔑视态度，这种态度体现在国家产业的收缩和所有社会服务功能的缓缓退却，如前所述，新自由主义在社会不同的层面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在发挥作用。而且除了去工业化之外，我们还看到一种对穷人更残酷的战争，同样在一些时空背景下也以民族志的方式记录下来了。例如，简·柯林斯（JaneCollins 2010）研究了沃尔玛如何破坏整个社区，使其国内外的员工陷入贫困。她认为，这种破坏不是理性商业计划的偶然产物，而“一种在沃尔玛和贫穷之间整合的、有意的多方面关系”（同上：99）。布雷特·威廉姆斯（BrettWilliams）记录了一个主要对贫穷社区进行高利贷且在不能偿还债务时胁迫借款人的“侵略性和滥用债权收回行业”的兴盛。她得出结论：“不好的信用使你不再是一个人”（Williams2010: 230; see also Wacquant 2009 on “punishing the poor”）。

另外，为了对遭受灾害的贫困社区的新自由主义进行深入的民族志研究，我们可以转而关注VincanneAdams对2005年新奥尔良飓风卡特里娜前后的研究。摧毁许多贫困社区的洪水不是由飓风本身造成的，而是由于保护城市与周围水域的堤坝被破坏了。灾难的背景是对堤坝恶化的忽视，Adams告诉我们，联邦政府对像哈里伯顿（Halliburton）和黑水（Blackwater）这样的大型私人承包商的势力依附日益增加，他们将资金和注意力转移到了更有利可图的施工领域，这是使得堤坝非常脆弱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在飓风和大洪水之后，国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但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FEMA）同这类大型承包商一起，获得了进行紧急救援的许可，尽管后者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救援经验。Adams称这种救援为”二级灾难“（2013：1），因为几乎没有人得到他们所应许的帮助，而社区和生活却仍然被遗弃在废墟中。

总而言之，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穷人越来越穷，生活条件越来越恶化，越来越多地感受到抑郁和绝望。但即使对于中产阶级而言，也有一种如宿命般地位下降的感觉（Newman 1993），丧失憧憬，对现在和未来也有很大的不安全感。

这些黑暗的情绪还没有在公共文化——电影、电视、广告和印刷媒体上正式出现，但这些媒介必须包含在关于民族志的广泛定义中。值得注意的是，安妮·艾里森（AnneAllison）的“普遍难民主义（ordinary refugeeism）”概念实际上是来自于一部纪录片《网吧难民——漂泊的穷人》（Mizushima2007），该片在日本公映时引发了巨大反响。我自己最近的一本书《不好莱坞（Not Hollywood）》（Ortner 2013a）记载了在20世纪80到90年代美国独立电影的兴起。独立电影制作人自豪地专注于严峻的现实，反对他们所看到的好莱坞电影的幻象。在许多甚至大多数独立电影中，情感暴力是社会关系、阴暗和由抑郁主导的情绪的普遍形式，而欢乐的结局几乎不会于其中存在。最后，劳伦·贝兰德（LaurenBerlant）的残酷乐观主义（Cruel optimism）同样是从对公共文化的阅读中汲取的，此概念旨在深刻反思关于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关于“向上流动、职业安全、政治和社会平等以及活泼、持久的亲密”的“行将就木的幻想（frayingfantasies）”，以及这些因美好生活在不断恶化而带来的情绪后果（2011：3）。该书的核心主线就是标题“残酷乐观主义”，它被定义为一种关系——“当你的憧憬实际上成为你成长中的障碍”（同上：1），并指出人们仍然坚持着对旧秩序进行捍卫，尽管这在我们目前居住的世界中已不再起作用了。

重点是上文提到这些作品大多数并非完全消极，其中大多数都呈现出对于批判当地抗争和新秩序形式的迹象。例如，在艾里森《动荡的日本》中，我们被介绍给逆向贫困网络（Reverse Poverty Network）的共同创始人和Moyai的共同发起者YuasaMakoto，Moyai是一个对大多数无家可归者的下设支持中心，他们在回归正轨的过程中需要社会支持和实际帮助。而在《不好莱坞》中，我把纪录片电影制作人的政治活动写成了一章，他们不仅向我们展示了本文讨论的新自由主义的许多黑暗面，而且还展示了试图挑战这些趋势的个人和团体。在本文的最后部分，我也将更充分地讨论抗争和行动主义。

治理术：恐惧的共和

福柯的治理术概念一直很有成效，且在人类学中开辟了一些不同的进路。其中一条线是从他关于自由主体生产的论述中引申出来的——（看似）自由选择的个体成为在新自由主义世界中治理术霸权形式的表现（Rose，1996;Brown 2003）。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学家不太关心新自由主义作为经济政策的影响，正如上一节所讨论的那样，关于新自由主义在社会中的实现方式（新自由主义化），就是运用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效率原则，为自主创业的新自由主义主体们铺平道路（Ong2006; Foucault 2008; Urciuoli 2010）。调查的另一条线也是相当直接地从福柯那里引申的，即遵循了政府与人口调节之间的关系。因此，王爱华探讨了国家和其他机构在规范“移动主体”自愿或非自愿方面实施的治理术形式，无论是对于像中国商人般的精英，还是如东南亚家庭工人一样的“实质上的奴隶（virtualslaves）”（1999, 2006; see also Gregory 2007）。 Akhil Gupta（2012）解释了针对印度穷人所承受的“结构性暴力（structuralviolence）”是如何通过官僚机构的治理机制（governmental mechanism）而实现的。

然而，另一条通过人类学调查对治理术所下的宽泛定义较少受到关注：被罗杰·兰开斯特（RogerLancaster 2010：74）称之为“惩罚性治理（punitive governance）”，即国家对其公民的暴力形式的扩散。 Naomi Klein（2007）深入探讨了新自由主义与激进的国家组织性暴力间的联系，这里包括但不限于战争。她在《休克疗法（Theshock doctrine）》中主要讨论了极端暴力事件，认为不论是自治政府如新奥尔良州发生的自然灾害，或是整个国家如智利或波兰所经历的政治政变，都部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措施强加于政治战略的结果。她还观察到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措施与使用酷刑之间的广泛联系，她引用了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诺（EduardoGaleano）的话说：“如果不是电击带来的颤抖，这种不平等现象该如何保持？”（同上：7）。

在美国，国家对自己公民的这种暴力在监狱的增长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罗杰·兰卡斯特（RogerLancaster）将美国在福柯意义上称作“监狱国家（carceral state）”时写道：“惩罚性治理是新自由主义真正的文化逻辑”（2010：63,74）。兰开斯特引用统计数据展示“美国现在监禁率（每99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在铁幕之后）和被监禁的绝对人数（226万）排在世界第一”（同上：64），而非裔美国人在这些囚犯中占据了相当高的比例，他们遭受了贫困和种族的双重伤害。但是，一个监狱国家不仅仅是一个拥有许多囚犯的国家，它是一个“由臃肿的监狱系统支撑起的总体治理准则”（同上：63）。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另一面：从经典福柯主义者的图式（scheme）看来，新自由主义治理术通过表面上认可自由主体来运行，其声称保障这种自由的方式之一是通过监禁，而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就处决了那些据说有威胁的人——当然不仅仅是犯罪分子，而是在后9/11世界中所有被认为是"恐怖分子"的人。

如果像兰开斯特认为的那样，监狱国家“支撑着总体治理准则”，那么这也仍然支撑着一种普遍社会生活的逆向和反常模式。在洛杉矶的社会史（Cityof Quartz，译者注）中，社会评论家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1992年）有一篇名为“堡垒洛杉矶（Fortress L.A.）”的论述，他探讨了洛杉矶的新建筑，发现一种监狱审美（prisonaesthetic）已经占领了城市。他通过插图展示了建筑物和房屋如何变得更加像监狱，而监狱也正被“建筑本质化（architecturally naturalized）”（同上：256）。这本书的封面是洛杉矶市的中心大都会拘留中心（Metropolitan Detention Center）的照片，他称之为“后现代巴士底狱（postmodern Bastille）”（同上：257）。至于建筑物和房屋变得越来越像监狱，我们可以转而选择几项关于门禁社区（gated communities）的民族志研究。Setha Low（2010）记录了美国这类社区的兴起。我们了解到，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迁往门禁社区，以便从“犯罪（的社会）”中获得更大的安全感，而Low则以民族志的方式表明，这些社区的人们实际上感觉到更少而不是更多的安全：“门后的生活强化了居住在外面的人是危险的或坏的的观点。这种社会分裂一直存在，但墙和门又加剧了社会区隔”（同上：35）。特蕾莎·卡尔代拉（TeresaCaldeira）（2001年）对巴西圣保罗的门禁社区进行了研究。她称圣保罗为“墙城（city of walls）”，就像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用文字和照片说明的那样，一种“安全审美”遍布了整个城市（同上：291）。

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来说，是什么逻辑连接了监狱的增长和监狱化的建筑风格？和其他关于新自由主义的一切一样，都有自上而下（top-down）与自下而上（bottom-up）的逻辑。从国家和其他治理实体的角度来看，监狱的增长是对穷人和偏低种族战争的一部分：通过责备受害者（blame-the-victim）的逻辑，他们被定型为不负责任的新自由主义者（如果他们负责任的话，他们就不会贫穷），并对最轻微的不法行为处以监禁，有时甚至没有提示。另一方面，从下而上来看，就是从本土的观点出发，这种逻辑来自于更广泛的不安全氛围，这是由于工作的风险和与此相关的危险文化而产生。新自由主义下生活的不稳定性被推断为来自外来的贫困和种族化的威胁；门紧社区的历史性兴起印证了许多观察者的见解（e.g.,Caldeira 2001; Ortner 2013a）：不是犯罪率上升——事实上，这一时期的暴力犯罪率一直在下降，直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开始滥觞。在这个故事的尾声，我们注意到，监狱本身也不能逃脱新自由主义；许多美国的监狱已经私有化，现在是营利性企业。

最后，惩罚性治理可以被看作是已经包含了上一节讨论的经济理性，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同样是民族志上的。我刚才指出，虽然美国劳动力的衰退是代表着一种与全球竞争有关的必要的经济罪恶，但实际上在我根据各种例子讨论对穷人的战争背后有时似乎有一种更无理性，几近残酷的动机。但是，关于一种惩罚性的非理性裁员依然能够被看作是越过了职业等级应有的边界，例如卡伦·何（KarenHo 2009）对华尔街银行家的研究。何呈现了一幅华尔街投资银行一系列涉及与市场的起伏部分相关的周期性雇佣和解雇图景。相反，工作不安全的观念被深深的规范化，甚至被认为是使公司变得灵活和动态的一种方式。

事实上，新经济中的工人被迫适应工作不稳定的生活，失业是家常便饭，并且长时间作为“独立承包商（independentcontractors）”是正常的。理查德·塞内特（Richard Sennett，1998）把这称为“不长期（no long term）”的逻辑；今天的所有工作都很不安全，并且可以随时裁员。就像自我管理（self-managing）的人和监狱审美一样，这一点已经被普遍化到了整个文化。因此，大卫·哈维从引述利奥塔（Jean-FrançoisLyotard 1984）关于后现代状态的描述——即把后现代状况描述为“在职业、情感、性、文化、家庭和国际领域，以及在政治事务上”，“临时契约”取代了“长期制度”——发表了他的《新自由主义简史》。

未完待续，明天再推下半集。

感谢王潇宇赠稿。

（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第85期）

——美国社会学合辑：

第83期如何【精读细剖】ASR的理论论文？再来一次示范！（下）

第82期如何【精读细剖】ASR的理论论文？再来一次示范！（上）

第66期【美国社会学】的“实证范”真的是天生吗？福特主义的“共谋”

第63期历史社会学家真的【不引用】一手档案吗？对32本ASA获奖作品的分析

第62期如何【精读细剖】一篇AJS理论文章？来次示范吧！（下部）

第61期如何【精读细剖】一篇AJS理论文章？来次示范吧！（上部）

第60期百年《美国社会学学报》,只有54篇“历史”论文？！清单。

第51期活着的美国社会学理论家有三代？关注哪些议题？《ST》主编Emirbayer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