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菠萝专栏06|市场化的照顾工作：性别、阶层与亲密关系劳动

转载自公众号：食菠蘿不吐葡萄皮

原文参见《社会学评论》2019年第一期。

虽然还是不太会写文献回顾，但大概可以做个参考。

（为了配图临时在谷歌搜了一下care worker，不出意料绝大多数还是女性👇）

一、引言

“照顾工作”（carework）意指对他人的照料、看护和关怀，不仅包括对老、幼、病、残等依赖群体（dependent population）日常生活的协助和料理，也包括对家人或其他委托者的照料。学者一般将照顾工作的内容区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事务性的照顾劳动（care for），包括洗衣、做饭、打扫、喂食、清洁身体等实质任务，另一方面则是关系性的互动（care about），即以照顾对象为导向，关心对方的情感与诸种需求并及时做出回应，更为强调照顾关系中的情感与面对面互动（Abel & Nelson，1990；Glenn，2000；Duffy，2005）。以上区分虽非泾渭分明，但我们可以藉此理解照顾工作本身所蕴含的双元特质。

每个个体的生老病死生命历程都离不开他人的照顾，而照顾也在维系家庭和社会的联结与再生产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长期以来，照顾被视为女性的天性或禀赋，女人仿佛天生“细心”、“体贴”、“会照顾人”。这一观念深植人心，也被女性群体自身所内化。除了家庭中的照顾者角色，市场化的照顾工作例如育婴嫂、保育员、护理员也大多由女性承担。社会通常无视这类照顾工作所包含的专业技能和身心劳动，其道德意涵和情感价值被高度强调，但薪资报酬及社会地位始终相对较低。

西方学术界对照顾的研究兴起于1980年代，一方面随着女性主义蔚为思潮，学者们开始反思照顾背后所蕴含的性别框架及其对应的公/私区隔的意识形态如何历史性地生成（Laslett & Brenner，1989；Armstrong & Armstrong，2005），女性主义学者也提出不同于正义伦理（an ethic of justice）的照顾伦理（an ethic of care），对启蒙理性传统下的平等和社会正义进行反思（Gilligan，1982；Clement，1996；Kittay，1999）。另一方面，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推进，医疗、托育、养老等公共服务逐渐商品化，劳动力的全球迁移亦导致照顾资源分配的差异化。“照顾的市场化”引起了学界对于“金钱与情感”，“管理主义逻辑与照顾逻辑”等二元范畴对立与交织的讨论（Meyer，2000；Held，2002；Rodriquez，2014）。若进一步追问“谁能获得照顾”，“谁是照顾者”，“照顾者与被照顾者之间呈现为何种社会关系”，晚近的诸多经验研究则揭示了照顾资源分配背后的性别、族群、阶级、移民等社会议题，以及当地社会的文化脉络和制度结构如何影响照顾者之间的社会互动（Hochschild，2000；Ehrenreich & Hochschild，2002；蓝佩嘉，2008；Boris & Parreñas，2010）。“照顾”成为一个三棱镜，折射出宏观的政治经济结构及社会历史变迁，及其如何与私人家庭中的日常生活安排相联结。

在当代中国，原有的社会主义照顾体系被逐渐削减，而新的公共照顾体系则尚未完善。随着医疗、托育、养老等服务逐渐商品化，照顾越来越成为个体家庭的责任和需要以金钱购买的商品。而在家庭中一向扮演照顾者角色的女性，迫于工作与家庭的双重压力，也倾向于寻求诸种替代性的照顾安排，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基于多种差异身份的“照顾转包”，如由祖父母承担孙辈的日常照顾，即照顾的“代际转包”，或者由市场中的机构（幼儿园、养老院、护理院等）和个人（保姆、月嫂、居家看护等）承担有酬的照顾劳动，即照顾的“市场转包”。照顾的转包又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如公/私领域的协商划界，委托方、照顾者、被照顾者在文化观念和照顾实践上的冲突，以及照顾的质量与安全问题。尤其是近年来曝光的诸多社会事件，更反映出照顾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矛盾和集体焦虑的新的爆发点。

以往国内社会学领域的照顾研究大多将视野聚焦在家庭内部，对赡养老人、抚育子女多有讨论，近来则已有不少学者对市场化的照顾工作进行理论和经验探索（苏熠慧，2011；钱霖亮，2013；马丹，2015；苏熠慧、倪安妮，2016；佟新，2017；吴心越，2018）。本文试图对国内外社会学、人类学关于照顾工作的理论和经验研究进行一个初步的梳理。首先，我将从“照顾的性别框架”、“照顾工作的阶层化”和“亲密关系劳动”三个方面概述当前西方照顾工作研究的主要议题和分析脉络。其中，“照顾的性别框架”和“照顾工作的阶层化”着眼于照顾者的群体特征及社会处境，关注劳动力市场中的照顾工作者如何受到性别、阶级、族群、公民身份等多重维度不平等的交叠影响，从而揭示型塑当代照顾分工状况的社会文化框架和宏观社会经济结构。“亲密关系劳动”则主要考察作为一种特殊的劳动形态的照顾工作。不同于传统的商品生产活动，它所生产的是非物质性的服务，劳动过程同时包含身体和情感的投入。但不同于一般服务业，照顾又是一种亲密关系劳动，蕴含着公共与私人、经济活动与亲密关系、专业主义与情感依恋的多重张力。这一部分的考察有助于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劳动研究中拓展新的经验面向和理论潜质，同时也把日常照顾实践中的主体经验带回社会学的讨论。在最后一节，本文将延续这三个议题并结合中国当下现实，提出几个可供参考的研究方向。

二、照顾的性别框架

西方女性主义学者指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区隔，男女分属不同领域且受不同的价值和规范支配，这种“分离领域”（separate-spheres）的意识形态兴起于19世纪，并逐渐制度化成为一种社会文化霸权。前工业时代的经济基于家户生产，男性与女性，生产与再生产，成人与儿童，基本上同处一个日常生活空间。男女之间虽有性别分工，但比起现代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更为弹性化，在养育、照顾、家务劳动中存在更多的合作（Coltrane & Galt，2000）。随着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作场址从家庭转移到工厂，在西欧布尔乔亚阶级中首先出现了家庭形态的变化，男性外出工作成为领取固定薪资的雇佣劳动力。作为“养家者”（breadwinner），其首要任务是取得收入，维持家计，而无须直接参与其他的家务和照顾。同时，女性则留在家庭中承担家务劳动以及养育子女、照顾老弱的责任。这一经济形态和家庭性别分工的转型带来如下几点重要影响。

首先，在资本主义体制下，雇佣劳动成为主流并逐渐成为具有霸权性质的社会意识形态，它预设每个人都应该参与市场化的劳动换取薪资，成为经济上独立自足的个体，而依赖（dependency）则是对这种常态的偏离（deviance），相应地被污名化，成为个人能力缺乏或某种道德、心理缺陷的反映（Fraser & Gordon，1994）。家庭主妇沦为从属性、依附性的社会角色，虽然她们承担生育、照顾、家务劳动等大部分再生产活动，但由于不具备交换价值，这些再生产活动被认为处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体系之外，并不构成社会生产劳动的一部分，照顾劳动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受到忽视和贬抑（Jagger，1983：77~79）。

其次，虽然女性在家庭中的无酬劳动被贬抑，但女性的某些情感和道德特质又为社会所强调和推崇。如Barbara Welter（1966）指出19世纪的美国社会对女人的品性加以评判的四个标准：虔诚、纯洁、顺从、持家。其中，照料病弱的家人是女性的重要职责之一，当时的社会论述认为此类照顾经验能够磨炼女性的品德和心性，同时也能够提升其作为主妇的技艺，获得实现自我的成就感。这一建立在白人中上阶层主妇生活经验基础上的规范性话语，逐渐一般化成为对全部女性的普遍要求。此类性别形象和角色规范的建立也使女性陷入“爱”与“责任”的迷思，甘于接受剥削和自我剥削，这反过来强化了社会对女性的本质化想象，把对女性的职场排除正当化，使其受困于家庭中的经济依附地位（Laslett & Brenner，1989；刘梅君，1997）。

第三，公领域与私领域被赋予不同的价值意涵和性别气质想象。家庭之外的公共政治和生产领域总是与男性联系在一起，女性则属于私领域，生育和家事劳动让她们呈现出一种“自然性”，即服从于生存的必需性（necessity）。她们被认为不适于讨论、参与公共事务，只对私人生活及家庭日常领域的事务感兴趣。但如上一段所说，资本主义时代又将女性的“天然秉性”建构为美德，在充满动荡、算计的商品社会中，家庭成为温暖的天堂和港湾。例如19世纪的家事守则告诫中产阶级女性不要离开安全的家庭擅自闯入外面的危险世界，她们在有壁炉的房子中照料培养孩子，也守护着个人和社会的道德（Laslett & Brenner，1989；Hansen，1987）。这种公领域和私领域的分离蕴含了现代文化中诸多核心的二元对立，例如阳刚气质/阴性气质，工作/照顾，市场/家庭，竞争/奉献，经济理性/亲密关系等等。

“分离领域”的意识形态主要基于西方白人中产阶级家庭的经验，事实上底层、移民和少数族裔女性长期以来都需要外出劳动支撑家计，而世界各地的社会历史背景不尽相同，对公/私或内/外也有不同的组织和界定方式。但作为一个文化框架，它在当代具有普遍性的效力，型塑社会认知和角色规范：“男主外、女主内”仍然是在日常生活中具有支配性的性别分工模式。 

随着第二波女性主义的兴起，原先被局限于家庭的女性大量进入劳动力市场。但在职场中，她们仍然面临着兼顾工作与家庭的两难处境，一方面需符合“经济独立”、“事业自主”的现代女性角色要求，即便在大多数社会职场环境的设置仍然以男性为标准和主导；另一方面又要在性别身份的驱动下勉力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因此，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女性通过雇佣代理人来缓解事业与家庭之间的矛盾，在职业发展的同时维护自己好妻子、好母亲、好媳妇的形象。但无论是女主人的无酬劳动还是女性受雇者的有酬劳动，事实上处于同一个父权制结构的连续统，照顾仍然被认为是女性的天赋和本分，市场转包基本上只是复制了照顾的性别界线（蓝佩嘉，2008）。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通常强调照顾工作对女性的压抑。如同工厂劳动，照顾也是繁重、重复、令人身心厌倦的异化劳动，而且对多数女性而言，这并非出于自由选择，而是经济地位和意识形态力量迫使她们不得不承担的责任，这反过来强化了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劣势地位（Abel & Nelson，1990）。另一派女性主义者则抱着更为积极的观点，指出女性的照顾经验中蕴含着另类的伦理潜质。不同于男性的“正义伦理”预设独立、自主的个体通过抽象、非个人性的形式推理来建立普遍的道德原则，女性的“照顾伦理”承认关系在本体论上的根本地位，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责任和关联，认为只有回到特定的相互关系和道德情境中，才能设身处地地理解人的道德选择（Gilligan，1982；Noddings，1984）。而衍生自亲密关系和照顾经验的道德观是非契约性的，这种不对等和依赖关系中的信赖是“基于爱、恩情、慷慨、赠与的礼尚往来（gift exchange）”（吴秀瑾，2006：137）。照顾者也能从中获得情感、道德的满足，同时更能理解他人之需求，体谅他人之情感，更有能力维持亲密关系，乃至将关怀与责任伦理推及公共领域（Abel & Nelson，1990）。然而在具体分析中，我们仍然需要回到在地的社会脉络和情境，才能理解照顾关系的伦理属性，以及它对特定社会结构处境中作为照顾者的女性的意义。

三、照顾工作的阶层化

随着20世纪70年代欧美女权运动与其他新社会运动的汇合交织，女性主义研究者开始反思在社会压制体系的批判中性别作为单一社会范畴的局限性，转而关注女性群体内部的不均质性，“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分析的方法逐渐被更多的后续研究者所接受（苏熠慧，2016）。同样，只聚焦于照顾工作的社会性别特征也会让我们忽视它沿着阶级、族群等其他维度的分化与转包。经济全球化以及家务劳动的市场化则进一步加剧了照顾工作的阶层化。因此，研究特定社会脉络下性别、阶级、族群、公民身份等范畴的交叠影响，有助于我们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分析照顾工作与诸多社会不平等之间的交织与关联。

例如Nakano Glenn（1992）的研究聚焦“再生产劳动的种族分工”（the racial division of reproductive labor），指出由于美国的少数族裔女性长期受限于经济贫困以及教育、就业机会的匮乏，只能大量从事有酬家务劳动。在与白人雇主家庭的日常互动中，“种族化的女性”形象（racial-ethnic womanhood）被发明和不断重述，一方面主流社会认为这些“他者化的”少数族群女性之秉性、能力天生适合承担卑微的家务劳动，另一方面也仿佛正当地无视了她们本身作为母亲和主妇对自己孩子与家庭的责任。蓝佩嘉（2008）对台湾社会中东南亚帮佣的研究则使用了“阶层化的他者”的概念，指出性别、阶级与国族界线从结构到行动层面的互相缔结。台湾社会以本地公民为中心，以阶层化的制度划分不同种类的外籍工作者。相对于来自富裕国家的白人精英职业人士，“外劳”往往被建构为一个次等阶级的“他者”，被大众媒体标记上“道德低下”、“卫生不佳”、“具有犯罪倾向”等污名化标签。此外，来自不同国家家务移工的特点也在劳务中介的营销中被强化，凸显其族群刻板形象，如“聪明但刁钻”的菲律宾女佣和“愚笨但温驯”的印度尼西亚女佣。

其次，在不平等的身份区隔下，不同女性承担的照顾内容也有“高下之分”。例如白人女性一般承担精神性的、互动性的照顾工作，或扮演监督管理者的角色，包含较多的露面机会，而少数族裔女性从事的则是肮脏、枯燥、繁重的身体劳动，如洗衣、拖地、备厨等，这些劳动往往在被区隔的隐蔽空间中进行，即所谓的“后台劳动”（back-room jobs），因而更不容易被看见，获得的报酬也相对更低（Glenn，1992；Roberts，1997）。蓝佩嘉的研究也发现，有些雇主母亲会把换尿布、整理玩具等与肮脏和失序相联系的工作交给女佣，而把帮小孩洗澡，辅导功课，睡前讲故事等包含较多情感和教育性的内容留给自己，以强化自己的母亲身份并维持家中女主人的地位，蓝佩嘉称之为“阶层化的母职劳动”。

另外，老人、病患和残障人群容易遭到社会的歧视和排斥，甚至被视为需要隔离的“污染源”，因此对这类依赖人群的照顾往往被视为“肮脏工作”（dirty work）的一种，从事这类工作的人也被社会所污名化（Hughes，1958，1962；Anderson，2000；吴心越，2018）。“肮脏”作为一种社会建构，反映了主体对洁净与污秽的分类和划界。尤其当现代医学确立了“健康”与“正常”的身体样态，这些有缺陷的、衰弱的身体不仅被病理学化、异常化，其主体的身份也往往遭到贬抑。照顾工作者需要面对疾病、衰老甚至死亡等“身体负面性”（negativities of body）（Twigg，2000），与被照顾者的亲密接触也让他们蒙受社会歧视。因此，照顾依赖人群的工作往往由社会结构中的底层和边缘女性群体承担，如中国的下岗女工和农村进城务工者，港台地区的东南亚移工，欧美社会中的亚裔、非裔、拉美移民，她们扮演的角色往往被社会忽视，却是整个社会体系运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当我们把照顾工作放到更为宏观的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脉络中，一个普遍性的现象是：随着全球化的劳动力迁移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第一世界的富有国家越来越多地雇佣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移工承担照顾劳动。Arlie Hochschild（2000）针对这一现象提出了“全球照顾链”（global care chains）的概念，指出照顾资源分配背后的全球政治经济不平等。她认为保姆对雇主小孩付出的时间和情感正是从照顾链下游的孩子那里转移而来，这就是所谓的“情感剩余价值”（emotional surplus value）。Rhacel Parreñas（2015）则提出了“再生产劳动的国际分工”（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reproductive labor），她发现占据阶级优势的欧美国家女性从菲律宾家务移工那里购买低价的家务劳动，而后者又从菲律宾当地的贫穷女性那里购买更为低价的家务劳动，这里出现了两个国家女性之间的三层转包。全球资本主义在多种不平等体系之间创造联结，而这些阶级化、种族化的照顾转包既源于宏观尺度上的全球不平等，同时也在日常生活中维系和再制了这种不平等结构。

晚近的全球新自由主义力促商品、资本、信息与服务的自由流动，但经济空间的去国家化却与政治论述的重新国族化并行不悖（Sassen，1996）。家务移工正处于两条轴线的相交处，面对现代国家的国境管控以及社会治理，他们在迁移的两端都得不到完整的公民身份（Chang，2000；Parreñas，2015）。例如，家务移工目前在大多数国家都无法取得永久居留身份，只有必须定期更新的、若干年限内的停留签证，因此一方面无法享受所在国的公民权益和社会福利津贴，另一方面家人无法随迁，也造成长期分隔两地的跨境家庭以及移工在情感上的孤独、疏离。其次，照顾工作大多处于非正式经济地带，尤其是私人家庭中的雇佣关系往往不签署法律契约，并且由于照顾不被视为生产性劳动，在很多国家都不受当地劳动法规在最低工作、法定休假、社会保险等方面的保障。缺乏保障的工作条件和社会疏离让这些照顾工作者始终处于脆弱、动荡、内心彷徨无定的状态，甚至不少人在步入老年之后仍不得不从事看护工作以维系基本生活，在在揭示了新自由主义之下的生命险境（precariousness）（Parreñas，2015；Shaw & Byler，2016）

四、亲密关系劳动

Maurizio Lazzarato（1996），Michael Hardt（1999），Antonio Negri（1999）等社会理论家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情境下，劳动已经从物质性商品生产活动转变为生产知识、信息、服务等非物质性产品的劳动，生产与再生产、经济与文化无法再截然二分。照顾工作的市场化、产业化正是这一劳动范式转型的具体呈现。照顾工作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交往和接触，其劳动过程不仅包括身体的参与，也包括情感的投入以及关系性的互动。

本文开头提到，照顾工作包含事务性的照顾劳动与情感互动两个面向。Arlie Hochschild（1983）“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概念启发了一系列照顾工作研究，例如照顾工作者主动通过情感劳动引导被照顾者的配合与顺从（Rodriquez，2014），培训机构通过唤起照顾工作者的“母亲”身份和对家庭关系的想象，将社会中既存的性别规则导入情感劳动（苏熠慧，2016）。但私人情感的商品化使得照顾者自身的真实感受遭到异化，照顾中产生的情感联结也阻碍了他们寻求更高的薪资待遇或改善工作环境，因而成为爱的囚徒（prisoner of love）（England，2005）。后续研究者也纳入了Hochschild所忽视的照顾工作中情感自发生产与再生产的动态变化过程。如钱霖亮（2013）对中国儿童福利院的人类学研究揭示了“保育员妈妈”这一特殊“母亲身份”的建构过程。保育员们一方面控制、管理自身的情绪以便更好地照顾福利院中的儿童，另一方面也在日常劳动中再生产着各种情绪，乃至生产出她们自身对“保育员母亲身份”的认同。相较于中国，欧美国家的市场化照顾更受专业主义和组织管理学的规范，例如照顾工作者必须遵循高度程序化的照顾方式才能达到机构的成本效率要求，因此分享彼此的人生故事，收受礼物，以及照顾之外的身体接触等行为均被机构的规章制度所禁止（Stone，2000）。但照顾工作者并非被动接受这些规定，他们发挥自身动能性，在效率/情感、商品逻辑/礼物逻辑的双元性中进行协商，在制度规范的缝隙中发展互惠关系，维系情感联结（Ibarra，2000；Russ，2005）。

相较于“情感劳动”所获得的关注，照顾中的身体曾一度被忽视。但每日的穿衣、喂食、洗澡、清理便溺都是照顾工作的重要内容，照顾者如何以自己的身体去感知和照料对方弱小、衰老或患病的身体也是理解照顾实践中主体经验的关键。因此，只有将“身体工作”（body work）纳入考察，才能对照顾工作有更全面的理解（Twigg，2000，2011）。例如，成为一个专业化的照顾工作者首先需要通过密集的身体规训，包括将身份认同和专业知识具身化，监管自己的言语、行为，避免过度女性化及异性恋化的身体表现（Wainwright，Marandet & Rizvi 2011）。在劳动过程中，照顾需要以他人的身体为工作对象，但由于被照顾者身体状况及其需求的不可预知性，使得照顾工作者难以在空间和时间上形成标准化的操作，因而造成高强度的身体投入（Cohen，2011）。另外，照顾必然包含直接的肢体接触，甚至需要直面对方裸露的身体和生理过程，照顾工作者因而容易感到抗拒和不适，因此他们会相应地制造物质性或象征性的屏障，从而建立一种具有保护性的专业主义的距离（Twigg，2000；Jervis，2001）。而通过观察照顾实践中主体之间的身体性互动，研究者也揭示了照顾双方的不平等位置以及动态的权力关系（Twigg，Wolkowitz，Cohen & Nettleton，2011；Buch，2013）。

有别于其他同样包含情感与身体投入的服务业劳动，照顾工作是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劳动”（intimate labor），这一概念诞生于研究者对当代资本主义情境下亲密关系商品化的关注和讨论（Boris & Parreñas，2010）。根据Viviana Zelizer的定义，亲密关系是指“双方的交往互动必须依赖于具体、特殊的知识，以及至少其中某一个人提供关照（attention）才能进行的关系，第三方不能广泛、开放地获得这样的熟知、理解与关照。”（Zelizer，2007：7）从这一定义来看，照顾工作显然属于亲密关系的范畴，它涉及亲密关系中的知识，如个人的弱点和秘密、身体特征、共同记忆，以及亲密关系中的关照，如情感支持、私密性的对话和身体服务等（Zelizer，2007；Boris & Parreñas，2010）。

社会通常认为经济活动和亲密关系分属不同的领域，前者基于利益和经济理性，后者基于情感和私人联结，两者遵循不同的运作逻辑，一旦打破边界则会造成伦理失序和道德侵蚀，Zelizer称之为“敌对世界”（hostile world）的观点。当原先属于亲密关系领域的照顾进入市场，往往会引起道德和价值上的冲突和争议。“花钱购买照顾”一方面容易令家庭成员觉得“未尽本分”，例如把父母安置在养老院的子女仍会自责不够孝顺，老人也常常感到自己被家人遗弃；另一方面照顾工作者也经常面临“近似家人，实非亲故”的尴尬处境（黄宗仪、李纪舍，2011）。但“敌对世界”的观点也再次强化了家庭中照顾劳动的无偿性质，不仅妻子照顾丈夫、孩子是天然职责，越来越多的祖父母帮忙照顾孙辈也被视为理所当然，所以媒体报导的某些父母向子女要求“带孙费”的现象才会成为引起热议的社会新闻。

Zelizer反对这种经济活动与亲密关系二元对立的观点，指出在社会生活中金钱交易和亲密关系是互相交织共存的（connected world）。家人之间的照顾事实上同样伴随着礼物、金钱的往来，而雇佣的照顾工作者对照顾对象也会产生私人的联结和情感投注。研究者也发现，照顾的市场化并未弱化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结，反而强化了作为经济连带的亲属关系（蓝佩嘉，2010）。当面对社会经济和人口结构的转型，照顾的市场化虽然改变了原先的照顾安排，却也有助于维护“孝道”等传统价值（Zhang，2016）。因此更多学者主张超越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性，去探究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宏观结构性要素如何型塑亲密关系劳动的特点和动态，以及当亲密关系中的照顾进入市场成为有酬工作时，其工作状况与劳动者本身的价值产生了何种新的变化，人们又如何协商社会关系的界定以及相应的偿付方式（Boris & Parreñas，2010：19~21）。

五、中国现实与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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