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民族志/质性研究也“复制开源”，分几步？美国社会学界的最近辩论

让民族志/质性研究也“复制开源”，分几步？

美国社会学界的最近辩论

最近，中国的量化社会学研究，挺热闹，因为终于有短兵相接、自发单挑的学术辩论，主题是一项量化研究的复制性——虽然是发起于微信公众号而非社会学期刊上的comment paper

《复制<社会学研究>的一项研究的结果和感想》

《回应 | 对《复制<社会学研究>的一项研究的结果和感想》的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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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质性/历史/理论研究者，只能看热闹，因为似乎，质性研究，讲故事嘛，管他能不能复制呢？能复制还奇怪了呢！

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不管是费孝通及其学生辈（如沈关宝）在改革开放后重访江村，还是目前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在清河、定县等地重建积累性调查基地，又似乎通过拉长质性研究/民族志的纵深，想与老一辈学者重新对话。

——尽管，质性学者对“重访”，从不会作出复制性研究的质疑。当然，可以说的理解很多，比如历史变迁、物是人非等等。

究竟，质性研究/民族志，能否做复制性研究? 这是真问题还是假问题？如果是假的，为什么是假的？如果是真的，我们要怎么推进故事的可对话、可检验性？

当这一问题，涉及到法律/犯罪有关的民族志，就更明显。一方面，这一领域的民族志，往往要深入其中，匿名所有，才能获得一手资料。另一方面，大多法律与犯罪领域的民族志，都要面对“档案”，而非只是田野报导人的口述。正因如此，著名社会学家爱丽丝.高夫曼（Alice Goffman）在她的博士论文《全员在逃》（On the Run : Fugitive Life in an American City）出版后，就引起了美国社会学界的波动。一方面，对于探索黑人在警治与犯罪领域的突破，不少赞誉；另一方面，对其中伦理、可检验性，又批评很多（见台湾大学社会系黄克先老师在《导读》中的整理）。比如，Goffman为保护当事人，把所有田野笔记都烧了，并且把故事的时间顺序等也更改。而Goffman深入卷入黑人的犯罪故事，又招惹来她是否也有共谋罪的讨伐。

重要的是，这本书的批评人之一，是来自于法律界的重要人士：西北大学法学专家Steven Lubet教授。由于与法律/犯罪民族志研究会有交叉，他有时甚至按图索骥，按书中提供的时间与人物特征，找司法与警方求证，结果：根本没有民族志者学者所说的那些事故! 进一步，Lubet教授出版了专书，研究了几十个民族志的真伪，提倡“证据导向的民族志”（evidence-based enthnography），书名为：Interrogating Ethnography （《质问民族志》） 。

Steven Lubet并非对民族志都不满意。他颇为欣赏Desmond的著作《扫地出门》（ Evicted: 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因为Desmond不仅记录那些租客当事人说的事，而且找司法专家和档案，对照对证——当然，这也得益于Desmond有相当的grant。因此，Lubet教授，把大多民族志，看作在《全员在逃》和《扫地出门》这两本书所构成的光谱之中。

简单地讲，Lubet教授认为让民族志更按证据说话，更能够检验，也就要区分：“what I saw” (perception) and “what I was told” (hearsay).

大多民族志，是对报导人听之任之，在于后者。但他主张要重视前者，I advised greater skepticism of informants’ stories, increased use of documentary sources, and less reliance on generalizations and composites. 简直地讲，就是要看报告看档案，就算没有这些材料，也要请问相关领域的专家。

他主张的民族志的可复制性，是“四步法”：

1. 用档案材料或专家评估，和报导人所说之间，进行交叉对比；

2. 将匿名作为备选考虑，能公开/不匿名就公开；

Naming actual locations and subjects (with anonymity as the fall-back rather than the default practice) would allow for revisits and re-interviews.

3. 不要修改看似微小的细节，尽量保持准确性（性别、年龄、时间、地点等等）

And don’t make composites of people or change minor details; they are necessarily inaccurate.

4. 尽管像量化学者把自己的所有数据上传到hub等开源网站，不合实际，但至少要让别人可检查自己的田野笔记。

Finally, he writes, ethnographers should allow others to examine their field notes. Ok, it’s not practical that ethnographers post the full suite of their raw notes to SocArXiv, but they should certainly allow other researchers access to that data.

当然，不止Lubet一位教授（尤其是来自于法学专业）学者对民族志有这种批评。也有学者Colin Jerolmack, Alexandra K. Murphy于2019年在社会学方法论讨论的top刊物Sociological Resarch and Methods上发表：The Ethical Dilemmas and Social Scientific Trade-offs of Masking in Ethnography，批评伦理取向的匿名操作，实际上是强化了民族志学者的权威，并且可能夸大了个别案例的普遍性（比如著名的《中镇》研究），也让后来学者，去“重访”当年的田野点（如布洛维批评对象，Jack Katz教授的著名主张），带来了困难。

（布洛维）

社会学界当然也有回应，比如Dingwall就批评Lubet的作品，是“法律帝国主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布洛维教授，也回应说，Lubet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背后预设是怎样让经验自己说话，因为他忽视了以理论为驱动的民族志（不就是他自己搞的“拓展个案法”吗？），因此我们自己的interest（旨趣）当然会影响田野，哪来什么“中立的个人”。如果说像Lubet所主张的经验主义民族志，看重的是真假问题（falsehood），那么确实，有些民族志，面向理论的话，看重的是证伪（falsifcation）而已。更为重要的是，布洛维按他一直反对“自发的社会学”（布迪厄语），强调学术共同体和社会世界之间的区分：毕竟，要面向学术同行对话。

不过话说回来，最早用拷问式的语气来批评民族志学者，却是民族志学者大佬，Mitchell Duneier, “How Not to Lie with Ethnography”。

编译自：

Lubet, Steven. 2015. “Ethnography on Trial,” The New Republic, July 15.

Lubet, Steven. 2017. Interrogating Ethnography: Why Evidence Matt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ubet, Steven . 2018. “Are Ethnographers Ever Wrong?” Social Science Space, February 28.

Jerolmack, Colin and Alexandra K. Murphy. 2019. “The Ethical Dilemmas and Social Scientific Trade-Offs of Masking in Ethnography.”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48(4):801–27.

Burawoy, Michael. 2019. “Empiricism and Its Fallacies.” Contexts 18(1):47–53.

Ali, Syed. 2017. “Watching the Ethnographers.” Contexts 16(4):60–62.

（文/高行云）

(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第36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