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不是）记忆研究？
作者： 李岸东
（伦敦国王学院文化、媒体与创意产业系博士候选人）
感谢李岸东博士惠赐大作。
这是从接触记忆研究以来我一直都有的疑问，随着自己的阅读和写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在变化，所以一直觉得有写点什么的必要。前段时间写一篇会议论文终稿的时候，这种想法越发强烈。之所以写下这些，绝不是要充当学术大佬来个盖棺定论，而是想记录自己现阶段的想法和反思，也希望能对其他在这个领域刚刚起步的学术新人有所帮助。事先说明，不要被标题误导，我没有答案，只有前赴后继的新问题一个个冒出来。
记忆研究（memory studies）作为一个新兴的跨学科领域（interdisciplinary field），太多核心问题都还没有被定义。现在的现状是，这个领域像一个篮子，各种相关理论和概念都可以往里丢。当然，还是有几条脉络在的，但这些脉络究竟是记忆研究的脉络，还是某些研究社群和学科的脉络呢？我还是倾向于后者。当然，现阶段的百花齐放是好事。
我之所以有标题里的疑问，和我所处的位置非常相关。我硕士学传播学，传播学和媒体研究在记忆研究中的位置其实很微妙（后文会提到）。我的硕士毕业论文讨论了数字记忆与（非）档案化，算是另辟蹊径，所以虽然两位评阅老师都给了高分，但在答辩时几位答辩老师仍然提出了许多疑问，并大都表示“看不懂”。我的答辩经历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比同组的其他人久多了，老师们提出了很多问题，甚至一位老师劈头就来了一句“你的论文要大改！”，不过经过答辩以后，我觉得老师们可能还有些疑问，但至少不会觉得这是一篇佶屈聱牙、把玩理论的习作。最后修改意见也只是让我把文献综述更加精炼、集中一些。
在答辩现场我其实有些不服气，但随即又明白了问题所在。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学科分野如何导致互相难以对话。我的那篇毕业论文，只是以互联网为话题，实际上并没有落在“传播学”的理论篮子里。我所使用的理论、前提和想要挑战的学术思想，也不是传播学的那套范式，而是记忆研究领域的。所以在老师们不断质疑我的研究意义，我又不断解释时，我们并没有在相同的前提和背景下对话，所以会无法互相理解。与之相对，当我把毕业论文翻译成英文摘要发给我的博士导师，向她征求意见时，她只评价了一句话：“Your abstract reads really well.”
我的论文答辩可以看做是一次跨学科对话的场景。问题是，既然我落脚在了记忆研究，那么记忆研究和传播研究有什么不同？什么关键因素导致了它们的分野？既然我区分了传播学和记忆研究，那么作为一个跨学科领域，记忆研究与其他学科的结合何以可能？这些问题从答辩那时起就萦绕在我脑海。
要回答什么是（不是）记忆研究，可以有两个角度。第一个是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就是从学科建设来入手谈谈学术社群的“江湖”；第二个是理论发展的角度，从理论的视角来回顾、总结和描绘记忆研究的范畴。就第二点而言，已经有很多学者试图归纳总结，我也就不再赘述。中文文章可以参考钱力成、 张翮翾的《社会记忆研究：西方脉络、中国图景与方法实践》，媒体记忆方面可以参考李红涛、黄顺铭的《新闻生产即记忆实践：媒体记忆领域的边界与批判性议题》，相关英文论述都可以从这两篇文章的参考文献中按图索骥。这几年比较新的提法还有Ann Rigney把记忆研究分成人文学科的“文化记忆”研究和社科学科的“集体记忆”研究。
从第一点来说，记忆研究真的太新了。虽然西方学界对记忆的探讨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等古希腊哲学家，但记忆研究作为一个自觉的研究领域开始发展，还是近十几年的事。2008年第一本领域内的专门学术期刊《记忆研究》（Memory Studies）创刊，2016年记忆研究学会（Memory Studies Association）建立，都已经是千禧年后的事。不过，这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主要还是被历史学和文学所把持的，更具体来说，是被欧洲犹太学者所把持。德国学者阿斯曼夫妇光环耀眼，他们关于文化记忆的一系列著作也的确十分精彩，所以记忆研究在一开始就被priming了。
由此，记忆研究的话题从这个领域还没有组织化之前开始，就一直绕不开大屠杀（Holocaust）和德国。从这个话题出发所提出的新概念和新视角，也一直引领着记忆研究的方向。比如，如今在学科内享有盛名的一些学者，如Astrid Erll，Ann Rigney，Michael Rothberg，Anna Reading，都多少是研究大屠杀的学者，而且都有English literature或者German的学科训练背景。当然，除了阿斯曼夫妇，法国和英国的一些原典也是记忆研究的重要理论来源，但它们都没有形成知识社会学上的学术传承和抱团，或者并没有被纳入“记忆研究”的学术史叙事里（例外的是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和Pierre Nora的“记忆之场”。前者在阿斯曼夫妇的理论中被总结为“交往记忆”，后者作为“国族记忆”的代表屡屡被当成靶子）。如今的情形是，德国研究在记忆领域蔚为大观，成果丰硕。我在申请博士期间，其实最想去欧陆，毕竟那里才是记忆研究的理论发源地。然而，欧陆的领域内大牛学者，除了北欧的一些教授之外，基本清一色文学或历史学出身。出于语言和学科考虑，我最后决定不要以身犯险。
我不想让这篇文章成为百科式的背景介绍，或者对所谓学术霸权的吐槽，之所以说这么多，是想说明：标题中的问题对一些人来说，可能不成其为问题。比如对文学学者来说，他们并不像我这样存在“认同危机”，他们稳稳当当地站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文学与记忆研究形成重影。这又牵扯到知识社会学了：在国内的媒体与记忆研究在李、黄两位老师的带领下越来越热门，各种成果不断涌现的当下，传播学与记忆研究在某些话题下也逐渐形成了重影（最典型的是有关记者作为“阐释的共同体”的职业话语实践的各种研究，也就是潘忠党老师所说的“重新阐释‘元传播范本’”）。因此也许在国内，“传播学学者 or 记忆研究学者”也不是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只有当我硕士那会儿去到比利时第一次参加memory studies的国际会议时，才真切体会到我其实是处在两个领域的边缘交汇处。
另一些不将其视作问题的人是没有将自己定位为记忆研究学者、或者干脆将自己完全定义为记忆研究学者的研究者。前者大多是路过了记忆研究的十字路口，他们在本学科的研究与记忆话题交汇，由此而涉足记忆研究。对这类学者来说，记忆研究更多是提供了启发和看问题的角度，而不是学科建设上的那些大哉问。比如Barbie Zelizer，本身在新闻学领域已经功成名就，她是站在媒体研究的视角思考记忆研究，而不是反过来。Barbie在记忆研究学会的一次年会上，当着在场所有记忆学者说：“I’m not a memory scholar, I do research on memory.”当时在台下听会的我不禁为她捏一把汗——说得真直白！后来在另一个场合有机会和她私下交流时，我大赞她这番话对我的启发，她也笑着回应我说，90年代从事新闻与记忆的研究时，她一度以为自己会一辈子研究memory，但到后来她才发觉自己真正感兴趣的还是journalism。
除了Barbie这类学者外，后者（完全自认为是memory scholar的研究者）的教育经历大多本身就跨学科，由此对自己的立足点有足够广泛的知识储备。比如我的导师Anna Reading，她本科学文学，硕士学性别研究，博士学传播学，在学校教育中就已经具备了充分的跨学科背景。Anna明确介绍自己为Mnemologist，并且主张记忆研究在未来应当成为名为Mnemology的独立学科，而不仅是一个研究领域。对比大佬们而言，作为学术萌新的我，首先选择的还是扎根在记忆研究领域来钻研，自然就要在现实的各种碰撞中考虑个人两种学科背景的纠缠。
传播学与记忆研究在学科建设上有不少共通之处，因为他们都缘起于“跨学科”和具体的区域研究。首先，“跨学科”不必多言，John Peters多年前就说过，传播学更多是一个领域（field）而非学科（discipline），所有与传播有关的研究都可以交汇于传播学的十字路口。记忆研究更是在建制化最初就标榜为跨学科领域。其次，区域研究是一个特指的概念，专指美国上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主要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的区域性研究。这类研究具体而微，往往不太重视普适理论，而是意在理解所研究的区域，其兴起背景是冷战背景下美国渐渐成为与苏联比肩的唯二超级大国，带头大哥的心态使得美国开始关注自己的众位“小弟”，希望对这些区域有更深层次的了解。带有美国底色的传播学可以追溯到夏威夷的东西方中心传播研究所，是区域研究的一环；但既然区域研究有特指，在这里说记忆研究是区域研究，显然不妥。我这么说的意思是想说明记忆研究的也兴起于对特定区域特定历史的兴趣，即欧洲那些“暴力的过去（violent past）”。扬·阿斯曼说过，二十世纪后半叶之所以出现第二波记忆潮、记忆问题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那些曾经历过人类历史上极端暴力时代（二战）的见证者们正在慢慢离我们远去。
但是换一个角度看，传播学与记忆研究并没有那么像——或许也是因此，某些具体研究领域（之后我会再提到）很难实现“跨”这两者的相互理解。从“跨学科”上看，传播学的“跨学科”在于它在兴起时借鉴了不同学科的理论资源，但当学科建立之后，本学科内的内卷化却十分严重。有批评指出，传播学者用自家的理论、引自家的文章，对浩如烟海的人文社科理论却往往缺乏深度理解和融会贯通。此外，传播学（communication）是一个特指，主要指1960年代从美国公立高校兴起的应用型传播研究，刘海龙把这一支学术社群称作“客观经验主义”范式。他们主要用量化方法分析具体的经验材料，解决具体的问题，这使得很多人对美国传播研究的印象就是“量化”。虽然美国传播学界也不乏优秀的质化研究和所谓“诠释经验主义”范式，且本学科的学术领导权终究还是掌握在美国手上，但“美国传播学=量化”的事实也大致如此。在欧洲，其实不常听到communication这个表述，学者倾向于说自己从事媒体研究（media studies），以此区别于美国的量化传统。连自己学科内都如此泾渭分明，更不用谈“跨学科”了。而从区域研究的角度来说，此区域非彼区域。记忆研究对具体“暴力的过去”的关注，是出于人文关怀和实现和解与社会和谐（social harmony）的愿景，而传播学的“区域研究”，则是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有“为国家出谋划策”的意味。这种管理研究的视角如今已经被广为批判，但美国相当一部分传播学者如今在做另一种管理研究。这些研究的服务对象不再是政府和国家，而是商业公司和一些公共服务机构，比如广告、公关、科学传播、健康传播的研究。这类研究难说没有意义，但却会创造隔阂：以人文为主的记忆研究和以社科为主的传播学，天然会形成一种互相鄙视（俏皮的说法是从“鄙视链”到“鄙视环”）的状态。而这个议题具体到学者个人则成了态度问题，一些传播学者对其他学科的东西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了解，以致跨学科从一开始就没有发生。
而记忆研究学者实际上非常open-minded。比如业内一直强调将非欧洲（主要是西欧）背景的各种研究成果尽可能多地纳入学术视野，我导师在给我发offer时也特意提到“I think you would have a lot to offer drawing on emergent Chinese Memory Studies”。但是，跨地域的融汇比跨学科的融汇要简单，因为学术本身就追求普适性。案例不同，理论分析当然有具体的差别，但优秀理论的解释力使得不同地域多少可以触类旁通（虽然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中国这种体制特殊的weiquan国家的确和西欧有着非常不一样的记忆生态，但很多类比仍然是有效的，比如在reconciliation议题上类比欧盟和东亚，在transitional justice议题上类比德国和东欧，二战中的诸多traumatic memories更是可以类比Holocaust）。关键的问题仍然是，跨学科如何对话？如果从“跨学科”的角度为记忆研究划定边界？如果跨学科意味着无限外延，是不是只要和记忆有关的研究都能被称作记忆研究？这些问题，有的并不是以我现在的能力能回答的，有的我将在第二大点的论述中尽力阐明。
从第二点来说，记忆研究真的太杂了。所有有关记忆的研究，虽然未必自认为与学科意义上的记忆研究相关，但却都可能在某个时点被某些研究者借鉴，纳入记忆研究的范畴中。不过，我倒是认为“杂”是一件好事。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自传《椰壳碗外的人生》，回顾了他“比较”与“跨学科”的学术生涯，读这本书解开了我的许多疑惑。作为做东南亚区域研究起家的学者，安德森生于昆明，童年时辗转美国、爱尔兰、英国，从剑桥本科毕业后到康奈尔继续深造，最后在印尼离世。他的个人经历就是一部跨学科的口述史。安德森在伊顿公学和剑桥接受了英式的传统通识教育，他认为所谓跨学科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在学科有组织意义上的分野前，他年轻时所接受的教育本身就是跨学科的；或者说，当时根本没有清晰的学科概念，更无从谈“跨”，或许用“杂”来形容最合适不过。
“比较”是另一个颇有启发的点，安德森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成建制的学科里除了比较文学和比较政治学，鲜有“比较”的存在？这里的“比较”，在我看来更多是不同地域之间的比较。安德森从自己的东南亚研究中发现了“比较”视野的缺失，从而强调从不同地域的经验材料中开启新的思考。记忆研究中时兴的“跨国族记忆（transnational memory，我自己觉得这样翻译更加准确）”和“多向度记忆（multidirectional memory）”就是这种比较视野的体现。记忆研究非常强调跨地域的比较，我的博士研究与中国大陆和台湾相关，导师因此要求我关注“non-Chinese examples”，让我看一看其他地域类似的这类案例，于是我最近开始浏览不列颠岛与爱尔兰岛的冲突历史，果然豁然开朗，收获非常大。
“杂”和“比较”是跨学科的应有之意，体现了这个领域对各种思想观点的包容。前文已经说过，对理论脉络的梳理早已有珠玉在前，大家自己去啃文献就好，所以这部分我只简单聊聊自己的理解（更多是探索和疑惑的循环）。
之前，我习惯把记忆研究分成“作为案例的记忆（memory as cases）”和“作为对象的记忆（memory as objects）”两种。“作为案例的记忆（memory as cases）”关注具体的某一段记忆，而不关注记忆的本体论，这类研究讨论的是时空维度的记忆案例，比如过去的记忆如何影响当下；当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如何影响我们对过去的叙述；应当如何回忆过去；集体记忆如何在文学、传媒、社群、博物馆中被再现和塑造；日常生活中的记忆实践等。大屠杀记忆、创伤记忆、后共产主义记忆、跨国族记忆（transnational memory）、性别记忆、非暴力抗争（non-violent struggle）记忆都是这类研究的代表。这类研究虽然着眼于具体案例，但同时也注重理论的建构。扬·阿斯曼总结了文化记忆理论的三个主题：如何回忆、身份认同和记忆的传承，这三点也正是将具体案例理论化的三个方向。要提炼出这三个主题的理论框架和普遍规律来，不能空谈，离不开对案例的细致考察。
“作为对象的记忆（memory as objects）”关注记忆的本体论，即“记忆”这个现象是什么。这类研究通俗地来讲就是比较玄。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哲学的研究，从现象学和技术哲学的角度来理解记忆这件事，代表学者是保罗·利科，往上还能追溯到胡塞尔甚至柏拉图的“蜡板说”。第二种和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息息相关，研究媒介技术如何改变我们记忆的模式。媒介生态学视角的“作为对象的记忆”研究，借鉴了许多媒介生态学的经典理论，最典型的就是麦克卢汉，因此这个视角也多少有些技术决定论的影子。这类研究的代表学者有Memory Studies的创刊主编Andrew Hoskins、Jose Van Dijck、Joanna Garde-Hansen以及我的导师Anna Reading，最有代表性的研究领域是数字记忆研究（digital memory studies）。但是，我总认为这类研究也越来越有内卷化的倾向，以致于传播学者也未必能理解这些研究。内卷化的一个特征是越来越多原创理论开始墙里开花，比如Andrew Hoskins就是一个非常爱创造新概念的学者。圈内在大量引用他的同时，也可能使得圈外人摸不着头脑，毕竟各种似是而非的新概念要消化起来的确不简单。一个例子是，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就属于digital memory studies，这本是记忆研究里最接近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大量陌生理论却也让答辩老师摸不着头脑，可见跨学科之难。总的来说，两种“作为对象的记忆”研究都将“技术”放在核心位置进行考察，虽然两者对“技术”一词的理解并不相同。
我这个方便自己理解的分法，有点类似Astrid Erll在《Memory in Culture》中的分类：她试图用“文化记忆”这个概念来连接与统摄个人、集体、文化层面的记忆，将文化记忆分为“文化的”记忆和文化的“记忆”两类，前者大致相当于“作为案例的记忆”，后者大致相当于“作为对象的记忆”。这两种记忆研究未必互斥。不少学者在谈到其中一种时，必定也需要论及另一种。比如文化记忆理论在理论层面上重点讨论了“作为对象的记忆”。阿斯曼夫妇认为文化记忆产生的前提就是书写文化的出现，个人、社会、文化维度的记忆会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且媒介形态变迁也是文化记忆发生转变的关键动因（相关论述可见扬·阿斯曼《文化记忆》、阿莱达·阿斯曼《记忆的三个维度：神经维度、社会维度、文化维度》以及两人合作的《昨日重现——媒介与社会记忆》）。而在实际研究中，文化记忆却往往被用来解释或诠释“作为案例的记忆”。
有关媒体的“作为案例的记忆”研究，加上媒介生态学的“作为对象的记忆”研究，合在一起差不多就是媒体记忆研究的全貌。前者偏社科，与媒体研究结合得非常好，或者说已经充分被新闻学研究吸纳了。通过Barbie Zelizer和Carolyn Kitch等学者在这个领域的深耕，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关注作为记忆社群、阐释社群的新闻业，国内的媒体记忆研究也基本围绕“作为案例的记忆”展开，主要关注“媒体的记忆”和“记忆中的媒体”。但是，偏人文学科的后者似乎难以被媒体研究所吸纳。除了前文我解释过的这个领域本身的内卷化之外，我想许多新闻传播学者也不会认为这类研究“很重要”，reasoning是这类研究实现跨学科的关键难题。我的硕士论文答辩是一个亲身事例，我花了大量时间反复回答“你的研究为什么重要”、“为什么要研究这个”这类问题，但似乎还是没有说服一些答辩老师；而在比利时的记忆研究学术会议上，同一篇文章，却没有人质疑研究的意义。Wulf Kansteiner对我说，你的研究100%是记忆研究。
将记忆研究分成“作为案例的记忆”和“作为对象的记忆”，看似简单明了，但是，随着对这个研究领域的逐渐熟悉，我也发现了自己这种归纳的不足：一种新兴的、面向未来的记忆研究，很难被归入这两个分类中。Andreas Huyssen早在2000年就提醒记忆研究学者，如今社会和学界对“记忆”日益高涨的兴趣，也许会限制我们对未来的想象能力。这与1990年代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宏大叙事的终结息息相关，与之一同没落的还有依靠宏大叙事来维系的、面向未来的革命理想和乌托邦想象（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欧洲中心主义的判断）。Ann Rigney指出，当宏大叙事远去，随之解构的是我们的纪念文化：民族国家时代纪念激昂的胜利，比如巴黎凯旋门、柏林勃兰登堡门和布鲁塞尔滑铁卢的雄狮；战后时代和后冷战时代纪念创伤与暴力，比如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古拉格群岛。在这种语境下，记忆研究如果只面向过去、不面向未来，只面向伤痕、不面向希望，就会滑向悲观主义。由此，记忆研究出现了“未来”导向的新发展。颇具代表性的研究领域有：行星记忆（planetary memory）和环境记忆（environmental memory），借用地质学“人类世（antropocene）”的概念来建构新的想象，唤起人们对环境污染、人口增长和气候变化的感知；未来记忆（future memory），以乌托邦为方法探索新的想象未来的方式，或者通过“过去的未来（futures past）”研究我们的期待视域（horizon of expectation）以及想象的社会框架（social framework of imagination）；非暴力抗争（non-violent struggle）记忆也多少能算未来导向的延伸，因为这种研究取径呼吁研究者重视暴力、创伤、冲突之外的人类抗争记忆；Emily Keightley和Michael Pickering的“记忆性想象（mnemonic imagination）”概念，更是直接将过去现在与未来、回忆与想象打通，试图突破人们对“想象”这个概念的惯性思维。这类姑且称作“记忆与未来”的研究，是我导师当下研究的重点。它对我的分类法带来的挑战在于，这类研究虽然与具体案例紧密相关，但却是一种先导性的、应然层面上的研究，所以很多时候并不遵从归纳法的逻辑，即不需要基于经验性的案例得出理论。这种面向未来的“应然研究”还可能包含“作为对象的记忆”，比如前文提到的记忆性想象，就是对记忆和想象的本体论分析；一些文章还涉及到胡塞尔对“未来”的现象学分析。所以，这类研究与我的两种分类都沾边，但又无法完全归入这两类，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记忆研究之“杂”。
未来对于我的个人成长而言，也正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如今我的博士论文基本方向大致敲定，也觉得自己渐渐开始“跨”上道了。出于未来教职的考虑，我不希望离开自己传播学的背景太远。但事实是，随着阅读的深入，我的研究兴趣越来越人文，越来越走向人文关怀和社会和解，也便越来越远离“媒体与传播”的主题。我的导师曾经做过一些有影响力的digital witnessing和memory assemblage的研究，这些是与新闻传播学联系更为紧密的“作为案例的记忆”，但现在她的研究兴趣已经转向更偏人文的未来记忆和数字记忆（按她自己的话来说是“全球数字记忆 globital memory”）。以后的路还长着，未来完成博士论文、跨学科之后蓦然回首，我会如何定义自己在学术市场中的位置呢？朱光潜有句话我很喜欢：“慢慢走，欣赏啊！”这也是我一贯的态度，乐在其中便好。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感谢作者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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