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历史研究的定性与定量之争：剑桥人口与社会结构学派的启发
文/高行云
Carus, A. W., and Sheilagh Ogilvie. 2009. “Turning Qualitative into Quantitative Evidence: A Well-Used Method Made Explicit.”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2(4):893–925.
A.W.Carus曾是著名的人文社科方面Open Court出版公司的经理（1982-2011），已在1981年拿了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博士，但又在2009年在芝大又读了个哲学博士。他在自述时说，自己一开始接受历史学训练，但对于历史学越来越不满，开始转向经济学、认知科学。这时遇到了芝加哥大学的一批哲学家，如Howard Stein。他是卡尔纳普(Carnap）的学生，逐渐把科学哲学教给他，开启了自己对历史学的重新思考。
Carus也是著名的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家Carnap的全集主编之一。本次荐读的这篇文章，是他借用Carnap等人的科学哲学观念，分析经济史研究中的“定量”和“定性”关系的问题。
众所周知，“经济史”已经成为“经济学系”的重要研究领域。William Sewell曾分析过经济史如何在1950年代后，逐渐从“历史系”中淡出的过程。经济史研究也是量化史学的重镇。因此，从“经济”和“史”两方面，产生了分歧：
一种是想更加经济学取向，全面量化
另一种是更加历史学取向，拒绝量化
Carus认为，并非没有化解这种对立的方法——“微观范例”（micro-exemplary）取向值得思考。
Carus指出，那么拒绝量化、只支持定性的经济史学者，忽视了一个问题：如果“范畴”或“参数”（如产权、法律等），就不可以理解过去的定性档案。如果没有跨社会/文化的“比较”，就不可能那些范畴或参数在个别社会中的意义。即使对于那些反对量化的历史学者，他们也清楚：日常语言往往是含糊的，不得不依靠上述这样能够“澄清的”语言。在这个路径中，已经蕴含了“统计”的思维。
Carus也指出，定性学者也有值得参考的地方。他们认为，要让社会说自己的声音、用自己的术语。历史学家要像人类学一样的参与观察一样，看看当事历史参与者如何理解他们所处的制度、情境等。
这场争论的本质，是概念来源之争：是来自第三人称，还是第一人称？
How far precise concepts from ‘other systems of thought’ should encroach on ordinary language within the historical enterprise as a whole.
因此，在历史学界，定量学者往往被称为“第三人称的“唯物论者”，定性学者往往被称为“第一人称”的“历史主义者”。
Its mode of concept formation, therefore, is both immanent and imposed
历史主义者的代表，像“概念史学”一样（如Reinhart Koselleck ），编辑大量的词典，对一些重要的概念考古，希望了解历史本身。
唯物主义者的代表，像“年鉴学派”一样，受到涂尔干的结构主义影响。在当代，更是以“新经济学史派”（克里欧计量学者，cliometricians）为代表，对人口结构尤其关注，不考虑主观态度，也不考虑宏大结构在地方层级上的微观影响。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一本期刊：Cliodynamics。历史社会学家Jack Goldstones也是这方面的代表。
Carus想介绍一个流派，如何结合了定性与定量的历史研究：
流派：The Cambridge Group for the History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代表人物：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和Peter Laslett。
观点：this approach to r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village communities, especially its close integration of rigorous quantitative study with a qualitat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institutional and social framework in which villagers interacted
方法：从量化角度使用定性证据（using qualitative evidence quantitatively）
这一流派对于农村、人口等方面的研究，虽然会着力探讨“微观史”，但是却是希望将这些微观作为“子范畴”，用于识别和示范宏大过程的运作，如国家形成、市场改革。
Peter Laslett在对诺丁汉郡的研究就表明，他们会首先“泡”在档案里，不用现代/理论的范畴，围绕个别村落档案，接着通过跨时段、跨社区、跨国家的比较，形成了the Laslett-Hammel household classification。这种分类法虽然被批评，但已经在四五十年里被广泛应用。在这个应用过程中，不可避免在处理历史的定性档案里会遇到“不连贯”、“可信度”的问题，此时的理论概念或框架作用，在于去澄清。
例如，这一派在做英国农村人口史研究中，会看到如果教会渗透力较强，那么传统价值应得到普及，其结果之一是私生子比例会很低。但是，如果你想说明，中世纪英国这些村庄的私生子比例“较高”，就不得不去思考：如何“高”与“低”通过比较得出：如英国和法国、不同阶段。前面对于渗透与价值的理解，是定性学者会做的，但后者的比较与量化，又是定量学者会做的。
如果你发现，虽然中世纪英国的私生子比例较高（定量比较得出的结果），但教会和家庭的传统价值依然很强（最初的定性理解），那么在矛盾情况下，就要回到定性脉络，重新回到那些你“泡”的档案，重新理解当时历史人物更细致的意义线索了。在“重建意义线索”的过程，你可能经常会发现自己的词汇不用了，这样还要求助了既有的理论框架概念而非“深描”的经验概念。此时，你不用担心理论框架在“套用”到历史情境，而是依照历史情境、主动地挑选最接近你的理论概念。你也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概念，是“想当然的自然概念”。渐渐地，“临设”（ad hoc）、为数据而描述的那些经验概念，会逐渐被替代为形式化语言里的那些理论概念。
这是Soioclogical理论大缸第462期推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