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劳动节专文|英国第一代职场女性的失语一生
文/高行云
首发时间：2021年5月1日
1 当第一代职场女性来临
如果看早期的社会学分层研究，会惊讶地发现一件奇怪但不得已的操作：如何测量女性的社会阶层或地位？
20世纪70/80年代，英国社会学界就产生了这样的讨论，是因为在当时的女权主义运动与政策立法的推动下，职场女性越来越多。而在此之前，社会学对于女性社会地位测量，多数是依据她们丈夫的收入等指标——毕竟，大多成年女性即使有工作，也基本是在结婚后放弃工作，成为全职太太，没有再进入劳动力市场。
纵观这四五十年，英国第一代职场女性正在走向人生暮年。我们要如何从她们的职业人生，反思女性在职场中争取力量的可能性呢？
杜伦大学商学院教授Jackie Ford等学者，最近在Work, Employment,and Society期刊2021年第1期发表了一篇文章，以人力资源领域和律师行业为例，总结了这一代职场女性的经历。
值得先了解的是，在英国，即使经历了四五十年的第一代职场女性奋斗，这两个行业的性别不平等依然存在。然初入律师职业群体中有超过60%的是女性，但只有30%的律所合伙人是女性。同样的，在人力资源部门，往往超过80%的初级职位由女性担任，但高级职位仍以男性为主，甚至男女薪酬差距超过20%。
2 如何横跨四五十年，理解职场的性别不平等？
Jackie Ford教授等人提出了四点反思：
第一，变革女权主义，是个人的责任，还是组织的责任？
尽管英国早在四五十年前就开始有女权主义思潮也运动，但“改变”的责任是谁的？在推动变革时，往往还是强化成女性个人如何改变，而忽视了在组织层面上如何改变。因此，职业规范、职场期望，并没有改变，仍然是以“养家糊口=男性”为预设。
不要忘记，组织也是性别化的。
第二，职场的道路，将是光滑直线的期望，还是粗砺复杂的期望？
由于职业职场的组织责任没有得到重视，因为男子重视有偿就业，妇女优先考虑家庭——仍然是默认的方式。理想的是工人，是不受外部责任的束缚、随叫随到，男性也希望自己的工作是更加线性的发展。
但是女性呢？由于组织是性别化的，女性越成长、越在职场往上拿，越要经历非线性、复杂、多维的职业道路。这条道路，往往是高度粗砺的、复杂的和不可预知的。尤其是当承担起照顾的负担的时候，不可能像男性那样的职场想象——如此光滑、如此直线。
第三，职场的需要，不仅是男性工人，还是“年轻的”男性工人
如果翻开大多的职场组织的性别研究，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年轻受访者身上，而忽略了从了解老年群体。我们不能仅仅关注阶层+性别、种族+性别等常见的交叉性，也要关注“年龄+性别”的交叉性。
正如《乘风破浪的姐姐》节目的热播，姚晨和海青在电影颁奖礼上为中年女性演员的呐喊，年龄歧视总是和女性结合在一起。
也许“老男人”可能被理解为成熟，可是“老女人”被赋予过什么样的正面意义吗？
第四，在“呼吁、退出与忠诚”的选项中，女性缺乏自己的呼吁、自己的语言。
职场的规范形塑了我们的语言表达。职场妈妈可能面临要么忠于组织、要么退出职场的选择时，甚少可能的是发展出自己的、基于女性、替代性的语言。同时，职场与组织常常以“性别中立”为掩饰，实际上背后需要大家遵守的仍然是男性语言与规范。
为什么职场轨迹一定要是单维的、光滑的、直线呢？
为什么职场的性别规范一定要男性化呢？
如果基于女性的职场轨迹是合理的，会有什么样规范保障呢？
我们可能发现，一些在职场往上走的女性，最后不得不让自己符合男性规范、只能使用男性语言说话。让女性说自己的话。
3 英国第一代职场女性的声音：早期、中期和晚期
最后，让我们看看英国第一代职业女性在职场初期/青年期（1970/80年代）、职场中期（1990/2000年左右）、职场晚期/中晚年期（近年）。
这些第一代职场女性，大多是1950/1960年代出生。她们早年接受家庭观念与学校教育，仍然可能是婚后或分娩后放弃有偿工作，一些参与者也经历了类似的期望。但是，当女权主义思潮与社会政策变革来临的1970/80年代，有一些女性选择了转向。
一位受访者Jo说，自己15岁离开学校，17岁结婚，20多岁就厌倦了做全职母亲，于是找了这份工作，并作为40人团队中唯一的女性工作。但遗憾的是，上司告诉她：“别把目光放得太高了”，可能又没有人告诉我究竟哪些事情我不能做。
四五十年前的职场男性化，是今天难以想象的。就像另一位受访者Mary说，自己特别害怕过平安夜，因为在当时会有个如同性骚扰一样的活动：
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很害怕过平安夜，因为其中一位领导会过来打扮成圣诞老人，所有的女人都得一个接一个地排队，坐在他的膝盖上，得到一个吻和一份礼物。这是今天是难以置信了！
在多数受访者来看，她们经常经历厌女性行为的记忆，经常记得这样的话：
* “所有好的工作都是男性的。”
* “你不够坚强、不能工作。”
* “想进入管理层？门都没有！”
甚至，在这份研究中也发现第一代职场女性，在受男性规范支配的职业中，自己仍然处于少数，几乎没有抵抗力，更缺乏表达挫折感的语言，无法表达所遇到的歧视，只寄希望于自己必须比男性同事更努力、更好地工作。
到了职业生涯中期，新的问题出现了——生育。
在努力成为“理想工人”时，围绕生殖育沉默是显而易见的。大家避而不谈，只是害怕它的后果。一位受访者Jenny说自己在做律师时，在她怀孕时被裁掉了。仍然是上面那位Jo，她说自己在四十多年前，经常面临生育即解雇的风险。因为当她告诉雇主“我怀了孩子时，别无选择。在我离开的28周，我不会回去，没有产假工资，只呆在家里了。”
职业继续按照男性规范建设，妇女没有语言可以抗拒，她们只有面临的问题：做母亲，就是给自己创造职场的玻璃天花板。
一位律师+母亲Julie这样回忆自己当年经历：
当我的儿子很小的时候，我好有几次都认为：我是一个垃圾妈妈！我是一个垃圾律师！因为我要么只能擅长一个或另一个，没办法兼顾起来。
实际上，在律师等行业还算幸运，因为这些受访者在怀孕后离开了长期工作，仍然但也不得不选择担任自由职业者，以兼职的方式接案子。不过，她们对于自己没法后来重返有薪全职工作表示遗憾。
因此，在忠诚、退出与呼吁的三个选项中，第一代职业妈妈只能在忠诚作为沉默，以退出表示遗憾，对于呼吁，既缺乏规范的认可，也缺乏运动与抗争的力量。
停止。
到了职业生涯晚期呢？
上面的那位Mary，说自己到了“这个阶段是我这辈子最自由的阶段，”因为自己的孩子稳定长大了。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职业生涯中期的照顾负担仍在继续。在20名参与者中，有16人经历过对长辈老人的护理责任，再加上事业的苛刻要求，日子未必好过。同时，自己仍然要面临自己人到中晚年，精力衰弱、情绪负担加重的难题。
一位受访者Monica就说：“我有一个哥哥，但如果我的父母有问题，我就会接到电话，而我却一个人——甚至不假思索——会去处理这件事。”
更需要理解的是，女性到中晚年，面临的“年龄歧视”更多起来，最直接的是“外貌”。
外貌，往往是这些女性受访者经常提及的一点。如果职业生涯早期担心的是性骚扰、中期担心的是生育照料，晚年的自我担忧会和外貌联系起来。一位人到中晚年的职场女性说：
在我30岁的时候，我从未化妆过。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必须付出一些努力了。因为看上去一团糟！我不想被看起来像个老妇人一样。如果我看起来像个老妇人，我绝对会在公司被排挤在一边。
解读文献来源：
Ford, Jackie, Carol Atkinson, Nancy Harding, and David Collinson. 2021. “‘You Just Had to Get on with It’: Exploring the Persistence of Gender Inequality through Women’s Career Histories.”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35(1):78–96.
* 这是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的第541期推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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