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著《学做工》的作者新出了专著，研究能考上大学的中国学生是什么样的
文/高行云
首发时间：2021年6月7日
1-《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作者，目光投向中国
2-为什么高考不止是人生命运的考试吗？
3-为什么高考也承载了中国国家现代化的文化想象？
4-想通过高考，为什么要接受城市梦和消费梦？
5-为什么农村的孩子考上大学、会迷失自我？
想到这两天开始的高考，不得不联系到那些竞争和压力，和高考相关的艰苦与荣誉。高考之中，总有淘汰者、总有幸存者。
但是，站在社会的角度看高考，这也从来不仅是一场考试。
正如我们看到衡水中学前阵子的“土猪论”的演讲，高考形塑了超级中学、中学文化、地方产业、社会流动以及——中国的现代化。
以学校文化研究闻名、著有众所周知的《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子承父业》一书的Paul Wills教授，在前几年来到北京师范大学，惊讶地发现来上他的课的学生，是通过高考的幸存者，但多有一些“苦难”与“奋斗”的高考记忆，又充满了对于城市、未来的美好想象，于是在2019年出版了一本著作：Being Modern in China（Polity,2019）
Wills教授《学做工》这本名著，讲的是二战后英国，一群工人阶级的孩子们没有形成一般想象的向上流动、成为白领。为什么呢？他们更加认同自己的工人阶级文化，在学校形成了自己的非正式团体、更早地离开学校去车间打工，而这一切的轨迹都是他们出于文化认同做出的自主选择。
高考与中国的文化现代化：城市梦与消费梦
那么，这位教育社会学、文化研究大家，也想了解，中国的高考、中国的学生是什么样呢？高考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
作为文化研究学者，Wills首先构画了中国的现代化的三条轴线所交叉的“象征秩序”：城市梦、消费主义和互联网梦。最重要的是，如果打造一批又一批建设更加进步的现代中国，要将这些理念灌输到那些从小学升到中学再升到大学的学生中去。
究竟，这些准备和迎接高考的学生，如何再生产了这套中国的现代化“三轴线文化”呢？更进一步，那么“通过高考”和“没有通过高考”的学生，究竟对理解和应用这套文化现代性，有什么不同吗？
Wills教授希望他的学生们写下自己的高考记忆，然后将其作为素材，自己开展分析。他发现两波学生有不同的文化现代性体验：
1. 通过高考的学生：在中学阶段完成现代性的文化想象
2. 没有通过高考的学生：在中学阶段没有形成现代性的文化想象
但是，更为悖论的是，我们对于现代性的想象是进步的、享受的、繁荣的，实际这些想象在中学阶段的学生身上呢？
1. 通过高考的学生的“延迟满足”：他们对于消费、城市与网络之梦被高考压制和拖延了，并没有真正在enjoyment，更重要的是没有形成自己的“个性”与“品味”。
2. 没有通过高考的学生“当下的个性满足”：他们反而在中学阶段就已经形成自己的个性与品味，并参与到现代性的文化享受之中，在消费、互联网体验中感受进步。
Wills教授的田野材料，这样反映了那些能够通过高考的学生的“想象人格”：
不管学生是否被学习内容所吸引，学校都鼓励学生要去“热爱学习”。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好学生，这是首要条件。你要呆在课桌边，好好听课，完成作业——但这一切，可能都是装的，其实你不知道什么是热爱。结果是什么？你从学生的脸上，看不到微笑，只能看到他们想要的分数。不过，光有这些“表面功夫”，可能还不够让别人觉得你是“好学生”。你还得下“深层功夫”。这个功夫就是，你得打内心里、情感上去想象一种美好的未来。这个未来是现在刻苦学习的结果。只有这样，你才能由内而外地表达出你是“热爱学习”的。
正如前面所说，以城市+消费主义为导向的现代中国梦，在灌输到这些中学生的高考梦的时候，会消解掉他们自身的农村文化。
一位来自农村的女生，到了她们省的精英高中读书，又高考到了北师大读书，这样说到自己的经历：
看看周围，我找不到同样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现在，我到了北京师范大学，也许我可能今后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但我是迷失的。我不知道我的归属何在。我失去了我的认同。我确实热爱和想念我的家乡，它是如此美丽和安静。但是，我知道我不能回头了。我开始和我的老家有点格格不入，但我又如何清楚，我并不属于这里、不认同北京。
我想，很多中国年轻人和我一样吧。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了，以及不知道我们是谁。
没有通过高考的孩子们：他们的文化想象出错了？
那么，这位教育社会学、文化研究大家，也想了解，中国的高考、中国的学生
Wills也展现了那些没有考上大学的孩子们，如何形成了自己的“反文化”，比如爱打扮、讲潮流反而被认为和成绩下降联系起来。一位同学这样和Wills教授描述自己的弟弟的经历：
我弟弟上中学的时候，他喜欢穿新奇和时尚的衣服。他还把头发染了颜色。因此，他没法考得好成绩。不幸的是，他还在初中就退了学。而我不是，我刻苦学习，是个老实服从的人，所以才能到现在拿到博士学位。
重点的是，在一位考上大学的学生眼中，他的想象是“时尚的及时享受”和“刻苦学习”是对立的。然而，这种“刻苦”还是文化的另一对立面：“smart”（杀马特）。
回想下我们的中学同学，那些学习不好、考不上大学的同学也是有点“杀马特”。一位报导人这样和Wills教授说起他的中学经历：
互联网的流行在中学里创造了新的群体。这些学生“杀马特”，他们总是对学习的日常生活特别厌倦、感觉无聊，并且积极地创新自己的文化、想要逃避这个真实世界。这些“杀马特”孩子经常是学习不好的“坏学生”。他们的审美品味也和我们不一样，他们更时尚。确实，他们可能是现实世界的“失败者”，但却是象征上的创意者。他们也相互自封是“杀马特主席”、“杀马特董事长”等等。
但是，Wills教授的报导人也不乏是兼职在农民工学校兼职任教的老师，所以他们反应确实有《学做工》里的那样的学生反文化，比如抽烟、经常相互开玩笑、总是笑呵呵，但是Wills教授的田野材料也反映，其实在中国的中学想形成了类似于英国的那种“反文化”，相当困难。很多报导人都说，学校是如何压制这些“坏学生”的文化形成，比如分班制度、户口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Wills教授在《学做工》中注意到性别差异与性别文化在“工人阶级为何子继父业”中扮演的角色一样，他也注意到中国的性别差异如何在中学文化中起到了的作用。Wills教授尤其倚重他的一位女学生Dorothy（化名）写的很多日记。他也一样讨论了“为什么女生要到大学才允许留长发、能化妆，而上中学的时候要尽量短发、去性别化？”“为什么女博士会被鄙视？”等性别/教育的议题。
* 这是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的第555期推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