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世界大学排名又公布，不妨反思美国高等教育的新自由主义模式

中译本：

詹姆斯·H·米特尔曼 著，2021，《遥不可及的梦想：世界一流大学与高等教育的重新定位》，马春梅、王琪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原书：

James H. Mittelman, 2018, Implausible Dream: The World-Class University and Repurposing Higher Educ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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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美利坚大学杰出学者和名誉教授，国际研究协会2010年国际政治经济学杰出学者奖的获得者，赫尔辛基高级研究学院的荣誉研究员，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成员。

美国拥有一众出色的大学，因此，有太多其他国家的大学管理者们着迷于常青藤联盟（Ivy League）和其他美国精英大学。美国以外的一些高等教育系统的发展轨迹表明，他们已经开始在某些方面模仿美国的模式，尽管这种低估其他国家和地区独特历史的做法并不可取。这些高等教育系统沉湎在世界一流大学的幻想中，因为新自由主义范式已为他们创造了一个风靡全球的最佳实践故事。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一直是美国组建“国家—社会—经济”关系的主要纲领。这是由经济学家提出的一种哲学，尤其以诺贝尔奖（Nobel Prize）获得者，芝加哥大学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Hayek）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为代表。这种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已在一些国家中日益盛行，这些国家的学生通常受到了芝加哥学派及其信徒思想的影响。根据定义，新自由主义是一套以放松监管、自由化和私有化为中心的理念和政策框架。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与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共同推广了这一思想，并率先将其作为公共政策落地实施。在这一基础上，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结合到一起，这种组合不仅在市场上，而且在社会政治上都处于最重要的位置。在动荡的金融证券时代，资产泡沫、不良贷款，以及大银行和投资机构的倒闭都破坏了经济稳定，引发了2008年全球危机。在大学生活中，教育金融化广泛地蔓延开来，越来越多关于支付能力和学生债务的问题证明了这一点。

    这段复杂的历史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代初期（1636—1789年）；世俗化和专业化时期（1790—1944年）；大众化时期（1945—1994年）；以及在911事件前后的技术扩张时期（1995年至今），每一个时期都由塑造这段历史的社会力量所推动。

改革中方方面面的因素都交织在一起。本章分析了四个方面的因素：社会经济阶层、行政权力、监管调控和全球影响。我们将一一识别这些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例如，一方面，美国无与伦比的卓越表现中深刻的自我封闭思想，而另一方面，美国大学面向全球舞台的外向性定位，这两方面是矛盾的。在某些方面，民族主义和全球化是截然不同的力量，但随着教育全球化的发展，这两股力量也在靠拢。

    这张跷跷板根据不同社会力量的平衡来回倾斜。它随着政治重心起伏，一头是种族中心形式（ethnocentric）的爱国主义（patriotism）和国家忧虑；另一头是今天世俗职业尤为强调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追溯这些变化会使美国大学的主流叙事变得更加复杂。 

美国叙事

    美国的民族主义言论不乏著名的传播者。前哈佛大学校长博克称赞“我们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无与伦比”持这种观点的人远不止他一人Bok， Higher Education in America， 410.。哥伦比亚大学的前教务长乔纳森·R·柯尔（Jonathan R. Cole）有关研究生教育和研究型大学的著作令人印象深刻，他描绘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历程，认为研究型大学的出现造就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知识生产体系和高等教育系统”。在书中，柯尔就具有高度选择性的研究型大学提出了这一观点。他认为，“我们最好的大学是……天之骄子。”为了避免他关于美国卓越地位的观点，柯尔认为全世界的学术进步对所有人都是有益的（在本书第七章第五节中进行了讨论）。哥伦比亚大学美国研究教授安德鲁·德尔班科（Andrew Delbanco）也在他广受赞誉的《大学：过去、现在和将来》（College：What It Was， Is，and Should Be）一书中大力宣传美国大学人文科学的学习体验，为美国的卓越表现提供了凭。

    美国高等教育“例外论”（exceptionalism）的倡导者们自豪但绝没有自满。他们认识到这种自夸背后的系统缺陷。出于对其卓越地位日益增长的挑战和威胁的担忧，他们对这些夸赞进行了调整。他们表达了对国内趋势以及来自海外机构和政府激烈竞争的担忧，海外机构和政府都在寻求实力雄厚的大学，希望借用他们的经济优势和声望。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詹姆斯·阿克斯特尔（James Axtell）赞扬了美国高等教育的成就，但他指出联邦政府的慷慨是有代价的。为了阐明研究型大学为获得军事和企业赞助而付出代价的问题，他追溯了斯坦福大学在学术上声名鹊起的过程。阿克斯特尔强调了若干有害的倾向：设定知识议程的自主性下降，外部资金扩大了“贫”“富”院系之间的差别，博士生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可能吸引外部资助的论文选题。尽管阿克斯特尔对美国精英大学赞赏有加，但其深刻的论述也表明，这些趋势已经导致了从基础研究向应用研究的转变以及大学对人文学科和其他“软”领域支持的下降。

    在美国高等教育正经历着公共财政紧缩的同时，德国、俄罗斯、中国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的政府却在努力提升本国大学水平，增加对大学的投入。此外，在人才回流的逆转下，越来越多在美国获得了博士学位的留学生选择回国，原因是国内有更好的机会，他们的专业技能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在2001年9月11日之后，随着《美国爱国者法案》（USA Patriot Act）和《公共卫生安全与生物恐怖主义应急准备法》（PublicHealth Security and Bioterrorism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Act）的出台，留学生面临着严格的移民限制，也受到了某些政治右翼势力的敌视。与此同时，与应用研究相比，美国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水平不断下降，这种迹象表明了政府的立场，即在未来，基础研究的成本将由私人承担，不再是一项公共投资除了前面引用的文献外，作者还与杜德施塔特进行了电话讨论。。总之，尽管一些观察人士称赞美国的精英大学，但同时也对这些大学与私营企业和军队的密切合作表示担忧。

    那些把美国大学誉为世界第一的教育领袖们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另一半则缺乏说服力。因为美国大学的故事具有偶发性，而且是分散的，所以最好通过追踪历史发展的链条并破译宣传运作的方式来进行分析记录。

    的确，美国研究型大学称霸全球排名。例如，在2013年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美国大学在前20名中占据了17席。但是，如果将前200名的排名数据与前几年进行比较，你会发现，相对于海外大学，美国院校在全球排名中的地位可能正在下滑。一方面，在2014年U21大学联盟全球高等教育系统实力排名（Ranking of 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Systems）中，美国大学系统遥遥领先，紧随其后的是瑞典、加拿大、丹麦、芬兰、瑞士、荷兰、英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等经济和人口体量小很多的国家。中国正在这项排名中迅速崛起，2014年比2013年的排名上升了8位.这些数据由墨尔本大学的研究人员整理所得。。不过，如若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排名结果则大相径庭。排名前十的国家依次是瑞典、芬兰、丹麦、塞尔维亚、新西兰、英国、加拿大、中国、葡萄牙和荷兰，美国跌至第十五位。同样，爱尔兰都柏林高等教育管理局（Higher Education Authority）的政策顾问艾伦·哈泽尔科恩（Ellen Hazelkorn）通过观测系统整体水平发现，大约6%的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出现在了三大主要全球排名的500强中，而爱尔兰约22%的公立高等教育机构位列其中。与爱尔兰相比，美国在教育方面的支出占GDP的比例高出不少，而且美国的顶尖大学只招收了一小部分学生。

    问题是，在美国拥有大量资源的情况下，为什么美国的大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时反倒会失去他们的地位？这并不符合通常从美国教育系统顶层所投射出来的卓越叙事？除了哈佛、普林斯顿和斯坦福等一百多所顶尖研究型大学，美国其他一些大学也在努力应对毕业率低、持续的财政削减、学生债务过高、支付能力不足之间的连锁效应。这些大学的校长们抗议道，在当前环境下，他们大学的资金捉襟见肘。

    未来，改良派将为应对全球化挑战重新确定美国高等教育优先事项并更新教育系统。现在，我要从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路线出发，找出这些行动的真正意义。

社会经济阶层

    美国大学反映了他们的历史和更大的社会趋势，我们可以从中来把握新出现的大学模式。从殖民时期招收新教男孩开始，到19世纪和20世纪中期公共供给的增长，招生对象变得多样化但仍然受到限制，再到最近几十年里更加复杂、分化的系统，这是一段漫长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高等教育机构已经通过《莫里尔法案》为公共教育出让土地的举措蓬勃发展起来，大众教育也随之扩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收入差距的扩大，大学系统日益分化。在这个系统中，一端是经费充足的大学，他们绝大多数是私立大学；而另一端则是经费匮乏的大学，由于公共资助减少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少大学资源流失惨重。

    可以说，大学更像是反映社会状况的镜子。在21世纪的前十年里，当美国的社会流动性相对于加拿大和许多西欧社会的垂直变化而言较低时，美国的大学可以提供入学机会，抑制富人更富的趋势。从理论上讲，大学有潜力为大量弱势群体提供重新定位自己的知识。

    在20世纪后半叶，密歇根州立大学等一些美国公立高等院校将资助标准从按需资助改为择优资助；到21世纪，这种做法被其他机构纷纷效仿。这种转变是为了吸引分数更高的学生，从而提升大学的排名；同时也吸引了来自富裕家庭（潜在的大额资助者）以及支付更高学费的州外和海外申请人。根据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Piketty）的说法，发达国家的资本回报率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哈佛大学学生家长的平均年收入约为45万美元，他们在美国的收入阶层中排在前2%。这种高收入反过来又为他们的子女带来直接和间接的教育福利，这是其他阶层难以获得的。当然，一些资金雄厚的精英大学会为来自中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提供奖学金，但其他阶层的学生人数依然是少数。关于这一点，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指出，他所在的哈佛大学为贫困学生设立了免学费项目。他还引用统计数据表明，2010年，在美国最顶尖的大学中，67%的一年级新生家庭收入进入了收入分配的前四分之一，而仅有15%的学生来自收入分配位于后半段的家庭。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那些就读于具有相对选择性的私立院校、享有慷慨财政政策的学生身上，这些私立院校希望跟上竞争对手的步伐并支持他们继续免税的理由。

    和哈佛大学一样，其他精英大学也在努力提高学生群体的经济多样性。例如，斯坦福大学为父母年收入和资产低于12.5万美元的学生减免学费，为低于6.5万美元的学生提供免费食宿。但其招生整体上依然明显向富裕家庭倾斜，这些家庭的孩子成长于拥有高学历人群和一流学校的社区。他们受益于家庭资源在学前教育、家庭教师、SAT备考课程、课外活动、学术课程夏令营和全球旅行上的投资。这些活动整体上有利于家庭背景优越的申请人，并在提升申请人的高等教育资格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多年来，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和马萨诸塞州的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College）等机构一直在经济鸿沟不断扩大的趋势中逆行。1837年，欧柏林学院由长老会（Presbyterian）的牧师们创立，是美国第一所定期招收黑人学生和女性学生的高等教育机构，一直因在招生和实现多样性方面采取平权行动的政策而闻名。阿默斯特学院将更多资源用于助学金而不是贷款，为没有资格获得佩尔助学金（Pell funding）的低收入国际学生提供奖助学金，接收大部分来自社区学院的转学生，优先考虑那些SAT分数较高的弱势学生。虽然这些措施可能起到催化的作用，小型学院已经将其采纳，但总的来说，这些措施在美国属于反常现象。就其本身而言，这些小规模院校案例对国家教育领域的影响甚微。

    随着美国高等教育经费的减少，学费自1986年以来上涨了500%。平民百姓受到的影响最为明显。2013年，借款人平均负债2.51万美元。学生贷款总额飙升至1.2万亿美元，是10年前的两倍多。学生们支付更高学费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支出不断缩减。对全美50个州而言，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到2015年，生均拨款从大约9000美元下降至7000美元左右，这是30年来的最低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们正在逐渐远离人文学科，基于以下原因：大学扩招，更多弱势学生的入学，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进入了社区学院；加之实践领域的就业机会减少以及大学决定减少人文学科的招生人数。越来越多学生选择商业和经济学之类的学科，这些学科将为他们在利润相对丰厚的金融和咨询领域带来更好的职业前景。

    总的来说，大学贫富不一让学生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鉴于高昂的学费、学生债务以及父母的收入分配，尽管美国大学系统承诺了平等的入学机会，但并没有朝着平等方向发展。历史数据显示，美国大学的分层已经越来越严重。机会均等仍是一种愿望，这是一个崇高的理想，一个梦想，而不是一种现实。政治领袖和管理层的领导者们正在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

行政权力

    在学术生活的决策中，行政权力相对于教师权力正在上升。行政人员以公共资金的减少为契机，着手开展大学治理改革。他们的理由是需要更大的自主权，以改善人事管理和获得灵活性。在威斯康星（Wisconsin）等州，州长还主张限制公立大学教师工会，削弱终身教职制度。甚至，还有一些州的立法委员支持零资助。

    总的来说，行使监管本身就是不透明的。政界、理事会和大学校长的权力受到质疑，弗吉尼亚大学校长特瑞萨·苏利文（Teresa Sullivan）的罢黜事件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也暴露出了外部和内部管理者（大学外部和大学内部）之间的争夺，尽管勾结共谋也时有发生。管理者们的规范价值观和在哲学上的坚持变成了教育政策的差异，正如围绕苏利文事件的争议所证明的那样。

   2012年，理事会要求苏利文校长制定一个战略规划，“审视我们存在的目的和理由”并提供“我们未来的路线图”。校长特别委员会、指导委员会和七个工作组，以及包括学生、教职员工、校友和其他人士在内的一万多人参与了这次活动，目的是争取获得理事会的通过，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排名，弗吉尼亚大学在公立大学中的排名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并列排在第2名，在全美所有大学中排在第23位。。弗吉尼亚大学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把握大学的多重使命并使其切实可行。从根本上讲，这是关于计划由谁制定，内容是什么以及如何运作的问题。

    由于不满苏利文校长的表现，由弗吉利亚州州长任命并经州议会批准的校董会成员们迫使她辞职，但在遭到教职员工抗议和校友、学生及捐赠人反对之后，校董会恢复了她的职务。人们普遍担忧，校董会在向校长制定具体目标时已经逾越了法定界线，而且未能遵循其治理要求。认证机构美国南部院校协会委员会（Southern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and Schools Commission）指责校董会损害了大学的诚信，并对这所著名大学发出了为期一年的警告。从本质上讲，这些事件表明，行政权力正被社会影响更广泛的深层矛盾撕裂，其崛起并非不受限制。这些矛盾集中体现了嫁接商业模式所造成的破坏，这种商业模式强调在大学的长期目标上取得短期的功利主义成果。虽然苏利文和批评她的校董会成员都支持市场文化，但他们主张对此采用不同的战略，争论也围绕着采用哪种商业模式和谁的主张而展开。

    在另一个案例中，在德克萨斯大学系统校长弗朗西斯科·G·西加罗亚（Francisco G.Cigarroa）的支持下，德克萨斯州长里克·佩里（Rick Perry）试图罢免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校长威廉·C·鲍尔斯（William C. Powers）一事在2014年发展到了紧要关头。这场“战争”的起因是他们对大学宗旨的不同看法。州长佩里认为大学应该做到：公开资产负债表，显示每位教师筹集的资金和支出的数额；完全基于学生评价发放教师奖金；提供一种1万美元的学位，对学位授予标准不做具体规定。对于州长、校长和直言不讳的理事会成员小华莱士·L·霍尔（Wallace L.Hall Jr）而言，大学办学的重点应该是效率和顾客满意度，而不是鲍尔斯校长所倡导的教师自主、研究卓越和本科教学的学术价值观。面对公众对罢免校长的强烈抗议，双方达成一致，同意鲍尔斯在一年后退休。和弗吉尼亚大学的境况一样，德克萨斯大学系统的冲突吞噬了价值观、治理和预算。

    许多大学校园正在利用一种分权预算的形式，提供奖励、培养创业精神、刺激资金短缺的学术单位之间的竞争。大学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收入和成本上，批评家们称，这将大学推向以赚钱为底线的使命。

在这种形势下，大学的支出模式正在迅速改变。专业及行政人员的招聘速度超过了全职教师的增长速度，也超过了学生人数的增长。大学设立了副校长（vice president）、助理副校长（assistant vicepresident）、副教务长（deputy provost）及其助理等新职位。教辅职位包括财务运营主管（director of financial operations）、风险管理人员（riskmanager）、人力资源协调员（human resources coordinator）、招生干事（admissions officer）、计算机分析师（computer analyst）、顾问（counselor）、体育教练（athletics coaches）和保健员（health worker）。非营利社会科学组织美国研究学会（AmericanInstitutes for Research）的“三角洲成本项目”（Delta Cost Project）报告指出，1990~2012年，公立高等教育机构中全职教师和学术人员的数量占专业和管理人员的比例下降了40%，私立大学教师与管理人员的比例甚至更小一些。在这期间，全职教师的薪水多年来一直保持平稳，但从2013~2014学年开始出现了上涨趋势。

对于非教学类工作岗位的激增，大学给出的理由通常是国家拨款的紧缩和大学期望值的提高。高等教育机构越来越多地被要求为学生提供心理和职业辅导等服务；提供广泛的课外活动，以弥补大学前教育的不足；应对来自家长和决策者的压力；遵守联邦和州内的复杂法规，涉及学生隐私、不当性行为以及残障学生住宿等；搭建新的技术平台；筹集更多的资金来补偿公共补贴的减少；应对越来越激烈的海外竞争。大学需要更多的管理人员来应对这些任务数据的爆炸性增长。值得关注的是，这就像美国国球“棒球”运动中“统计数据”的泛滥一样，容易出现一种由自利的技术专家维护的非官方监管形式。但大学不应该类似于大型体育竞赛，后者是追求丰厚利润的行业。在学术界，专业和行政职位数量的扩张究竟是过度还是处于合理范围，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当然，这种争议可以转移人们对大学办学宗旨的关注。

    一个大学校长的主要职责不仅仅是确保学校的正常运转；校长必须让学校走在正轨上，去实现教育的宏伟目标。校长应该促使学生和公众思考学习的意义。作为教育领袖，校长可以启发民众深入思考超脱性的问题和点燃深切的情怀。校长讲坛是一个激发想象力的舞台，是一个用崇高话语设置议程的场所。当世界挣扎在技术、环境和社会经济转型的阵痛中时，校长呼吁学生注重遵守原则和社会公正，这并不是过度说教。然而，更多时候，大学校长的当务之急是流于世俗的；经济事务使他们忙得不可开交，并支配着他们的行程表。

大学的首席执行官们因他们的工作获得了丰厚的报酬。大学的高层管理人员的薪水接近七位数，董事们根据他们所分析的市场需求制定薪资架构，但批评人士谴责这些薪水过高，因为大学正值预算紧缩、学费上涨、学生债务不断增加的时期。理事会表示，如果一所大学要在与同行机构和其他行业比较中获得竞争力，就必须提供高额的高管薪酬，因为在同行机构和其他行业中，首席执行官与员工的薪酬比率远超过高等教育行业。2014年，私立大学年薪百万美元的校长人数达39人。算上签约费、离职金以及遣散费，2015年有五位公立大学校长的工资数超过了百万美元。2013年，当E·戈登·吉（E. Gordon Gee）从俄亥俄州一所公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卸任校长一职时，有报道称他从这家免税机构获得了一笔600多万美元的酬劳。

许多校长的名义底薪除了遣散费外，还包括递延薪酬和他们在理事会的额外收入。此外，当高等教育机构在为履行其财政义务而苦苦挣扎时，高体能运动教练们却拿走了高达数百万美元的薪酬：2014年，阿拉巴马大学（University of Alabama）橄榄球教练尼克·塞班（Nick Saban）的工作合同显示，他在接下来八个赛季里的年薪高达690万美元。密歇根大学的橄榄球教练吉姆·哈勃（Jim Harbaugh）的薪水更高，据报道，其2016年的薪水为900万美元，他是72名年薪超过百万美元的教练之一。他们所在的大学解释称，这是对学校收益、市场竞争和将品牌转化为国家实力的合理工资补偿水。

2010年，营利性大学首席执行官们的平均年收入为730万美元。2011年，斯特雷耶教育公司（Strayer Education）的首席执行官罗伯特·S·西尔伯曼（Robert S. Silberman）将4100万美元收入囊中，其中包括股票期权Tamar Lewin， “Senate Committee Report on ForProfit Colleges Condemns Costs andPractices，” New York Times，July 30，2012.。营利性大学属上市公司和私营股份公司所有，为美国12%的大学生提供了教育机会。其中最著名的凤凰城大学，在美国和海外多地开设教育项目。美国思而文学习系统有限公司（Sylvan Learning Systems， Inc.）在拉丁美洲和中国拥有自己的校园网络。这些大学为军事基地的现役军人和退伍军人等非传统学生提供教育服务，但因他们从佩尔助学金中中饱私囊，侵吞纳税人的钱款，加上违规招生和谎报数据而受到公众的严密监督。2016年，拥有7.2万名学生和1.2万名员工的科林斯学院（Corinthian Colleges）因被指控欺诈行为而破产。现在，皮尔森教育（Pearson）和希维斯塔学习（Civitas Learning）等外部公司正在销售“课程礼包”（courseinabox kits）和“控制面板”（dashboards）等新型营利性产品，皆由薪水低廉的临时或业余教师提供。与此同时，传统大学也在发展自己营利性的、基于网络的附属公司。这些在线课程与从企业界引进的营利性工具保持一致。

但是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大学真的需要向校长支付高于教学和研究人员五倍、十倍甚至更高的薪水吗？2012—2013学年，全职男教授的平均收入是9.1994万美元，女教授收入为7.3982万美元。而且，校长真的需要接受大幅加薪吗？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格雷戈里·范韦斯（Gregory Fenves）从教务长晋升为校长时，他拒绝了将年薪从42.5万美元增加到100万美元的提议，最终接受了75万美元的年薪，这是主动降低管理人员薪水的罕见案例。

高管与教职员工之间明显的薪酬差距带来的问题是，薪酬差距可能会削弱共同体意识。高层管理人员与其他员工的薪酬比率会影响士气。过高的薪酬比率象征着偏离高等教育宗旨的市场价值，与大学使命背道而驰，危及大学核心原则；影响了高等教育的精神，滋长了优胜劣汰的风气；也关系到学术劳动力的其他变化。

在理事会和校领导的授意下，管理高层收回了对终身教职的授权并减少了预算。越来越多教师职位空缺面向临时工作人员：短期合同的全职讲师、兼职教师和研究生助教。终身制教师（含终身教授和预备终身教授）的比例从1975年的56.8%下降到了2011年的29.8%，合同制教师的比例从13%上升到19.1%。与此同时，兼职教师的比例从30.2%人跃升至51.1%。其余的教学工作由研究生助教完成。在此期间，非终身制的临时教师比例从43.2%激增至70.2%。后者的比例远远高于当前临时工在美国整体劳动力的比例（40%）。1975—2011年期间，临时教师职位的总增长率达到91.5%。

    虽然有关这些趋势的数据因来源和类别的定义而有所不同，但学术劳动力市场的总体格局却引人瞩目。报告称，1969—2009年，终身制教师在全体教师中的比例从78.3%下跌至33.5%（比例逆转），鲍恩（Bowen）和托宾（Tobin）指出，“教师队伍结构的这种转变确实是革命性的，而且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此外，可以支持他们观点的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现在，终身制教师队伍与临时教师的比例已经发生了逆转。终身制教师的比例已经从70%缩减到30%，而现在70%是临时教师。

   美国高等教育的教学人员已经成为一个更加分化的贫富体系。2011年，终身教授占教学骨干的20.7%，他们享有工作保障、稳定收入及福利；其余79.3%的教师则一无所获。由于没有合同保障，大学的临时教师受到越来越多的审查。2014年，美国国会众议院教育与劳动力委员会（U.S. House Committee on Education and the Workforce）发表了一份题为“在任教授”（TheJustinTime Professor）的研究报告，详细介绍了一百多万名兼职教师和其他非终身制教师的状况。一门三学分课程的平均报酬约为2700美元，为了谋生，兼职教师通常要教好几门课，频繁地往返于不同的大学。他们的年薪在5000美元到5.5万美元之间，其中许多人的家庭年收入低于联邦贫困线（三口之家1.953万美元，或四口之家2.355万美元），不得不依赖配偶的收入，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需要申领食品救济券。许多兼职教师享受学术生活，他们每学期要教五门课，自己承担往返学校的交通费用，把汽车当成办公室。他们挤不出时间开展研究和发表论文（这对于获得全职教师职位至关重要），也得不到去参加会议的资助。他们很难享有办公时间，与学生进行课外讨论，或者腾出时间写推荐信。

在内务委员会（the House Committee）组织的在线论坛上，一个兼职讲师的辛酸经历是这类故事的缩影：

    在这（大学从教）期间，我们失去了家。以我的微薄工资和妻子的收入，我们再也付不起房贷了。我们搬去和一个朋友同住，现在上下班要耗费两个小时，还要加上一小时的校际通勤。我每天开车三个小时，一周五天辗转在各大学教课。我没有办公室，所以我经常随身携带所有工作。成堆的牛皮纸夹放在我那辆破旧的汽车后座上。由于没钱保养，车基本上快报废了。这是一辆破旧的尼桑车，一箱油需要60美元，我每周得加2~3次油。我要为儿子支付保育费，让他健健康康地出院，还要负担两个儿子的抚养费。我一门课挣3000美元，一学期能挣1.5万美元。

    这段剖白不只是对个人困境的描述，它还表明，大学不仅仅是热爱教学和致力于教师与同事和学生知识交流的家园，而且也可能是疏远那些不受保护的知识工作者的场所。兼职教师朝不保夕的生存状态欺骗了背负沉重学费和债务的学生们，因为许多学生都在寻求细致且有爱心的导师。

    为了支持临时学术工作者，2009年，新教员多数基金会（New Faculty Majority）成立了。这个维权组织致力于制定标准并向大学施压。组织的领导者与大学的管理者们召开会议，提出低成本的具体方法来更好地支持兼职员工，并介绍同行机构采取的补救措施。此外，兼职教师工会的举措与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美国教师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Teachers）和美国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Union）的一些既定战略相吻合，以获得健康保险、退休福利、合理的工资、基本的机构支持和全职合同。总体目标是改变这种使部分教师在大学中沦为二等公民的制度。2016年美国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National Labor RelationsBoard）做出裁定，要求私立大学与代表研究生助教的工会进行谈判后，政府和管理人员现在必须筹集新的资金或重新分配现有收入，以改善临时员工的工作条件。

    剥夺教师任期保护和共同治理可能影响判断，限制政治声音。这在一个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已经威胁到学术自由的国家尤其令人担忧，学术自由可以保障教师和学生追求知识的权利与责任，不惧迫害，不考虑背景或取向。直到今天，麦卡锡式事件仍在重演，我的亲身经历足以证明。

    在我获得终身教职以及后来成为正教授和大学管理者之前，我曾感受过临时工作制度对知识自主的限制。我早年在一所精英大学担任助理教授，合同为期一年。当我按要求在核心课程中教授“当代文明”（ContemporaryCivilization）课程时，问题出现了本章关于学术自由的段落呼应了米特尔曼的“谁在国际研究中管理学术自由？”一文的观点，参见Mittelman，“Who Governs Academic Freedom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当注意到这门课程指定的阅读书单没有包括任何一位非西方作家的著作时，我决定保留规定的文献，同时另外补充了发展中国家作家的著作。学期快结束时，负责“当代文明”课程的一位资深教授告知我不要再指定额外的书目。为了避免冲突和达成共识，我指出，我的教学大纲已经包含了各教学板块的老师们都希望纳入的文献。我捍卫的观点是，学生应该学习“当代文明”，而不仅仅是“西方文明”，并建议扩大阅读范围，关注世界的多样性。

    在我被另一所私立大学任命为教授兼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后不久，我又遭遇了一次学术自由上的打压。这次攻击是由一名政府官员发起的，他用纳税人的钱聘请了一位顾问，针对我负责的一个课程单元（a unit）撰写了一份报告。报告声称我们的课程存在缺陷，反映了自由主义的偏见，并在冷战后期助长了“投降主义”.。这份声明谴责和平主义解决冲突的战略决策，其中包括非暴力、谈判和让步。报告认为，关于外国文化的教学有违美国的价值观并鼓励了“道德相对主义”（moralrelativism）。另一项指控是我们的课程忽略了圣经的创世观念、产前公正和胎儿的权利。

    面对最重要的捐赠者“不解决问题就撤资”的威胁，校长和理事会没有试图捍卫我们的课程、出版物和教师。相反，校长发布了一项禁言令，禁止教职员工公开评论这一争议，并要求成立监督委员会，检查教学计划，推迟教师任命，校长没有回应立法委员对这一问题的质询。

    校长声称，他正在学校的财政健康和学术自由的原则之间“走钢丝”。分管学术事务的副校长要求我以书面形式回答校长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为什么学院优先考虑全球冲突分析和国际发展这些有问题的主题？为什么国际关系学院会聘用非美国公民？为什么国际关系学院总是关注第三世界国家？

    最后，学校对其首席执行官（也是一位政治官员和学校的私人捐助者）肆意侵犯学术自由进行了无力的辩护，甚至向这些势力低头并与之合作。在试图确立中立立场并与学校核心管理部门谈判后，我递交了辞呈，表达了我对削弱大学自由不当行为的痛心疾首：

    学术自由的核心是对思想自由和多样化思想的追求。……我完全不同意您公开宣称的在保守派的捐赠和学术自由原则之间“走钢丝”的立场。大学校长的首要职责是捍卫追求思想的权利不受侵犯。

    我援引这些事件并不是因为我的经历有趣，而是为了说明学术自由可能受到不同方面的威胁：国家、捐赠者、大学管理者以及学者自己。尽管我没有提到最近引发争议的一系列学术侵权事件，但我的观点是，学术自由依然“脆弱”。学者们有责任维护不同意见、批判性思维，以及他们工作和学习所在机构的自主权。虽然欢迎来自外部团体的意见，但大学首先应对自己负责。保障这种问责的方法（尽管有瑕疵）是通过多层系统相互制衡：对委员会涉嫌不当行为的调查、自主学习、学术手稿的同行评议、招聘和晋升的多级评估、学生评课、机构审查委员会的研究监督、财务审计、申诉程序、向监察员提出申诉和通过监管机构进行认证。问责和认证相辅相成，两者是监管的两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