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来信 | 杨治宜：“绿林”疫影——危机时代的非常与日常

3月17日，下午一点，春阳慵暖地洒在落地窗外的绿草和湖水上。柏林瓦萝街（Wallotstrasse） 19号的林德別墅（Villa Linde）底层餐厅里，高研院的访问学者们秩序井然地履行每天的仪式：共同用餐。微笑和低语像平静的浪花卷过静谧的知识之海。然而因为实行错峰就餐，加上几位身体不好的老学者主动自我隔离，和往常相比，不但人数减少大半，而且原本的四、六人桌都改成了二人桌，桌与桌之间按照柏林市周日颁发的新规定严格保持一点五米距离。我知道，在席卷全球的病毒狂潮消退之前，这将是我在林德别墅的最后午餐了。这场天人之战正酣，没有药物和疫苗的武装、再次成为“裸体动物”的人类，惟有以退守为战斗。四点钟，我将乘高铁回法兰克福家中，坚壁清野，切实履行“社交疏离”。

柏林高研院每年从全世界邀请大约四十位高级研究员，一般是已经在大学拿到终身教职的学者，以人文社科为主，另外每年一位作家、一位作曲家。高级研究员的驻地时间一例十个月，即每年九月至次年六月。此外大概还有二十人左右的博士后，驻地时间长短不等，专长都是“生命科学”，即生物学和医学。本来，高研院的规定除了驻地工作生活外，只有两项：周一至周五每天一次聚餐（周四晚餐，其余午餐），以及周二的讲演会。也有不定期举办的下午、夜晚的讨论会，凭兴趣参加。因为以思想自由为宗旨，所以并没有任何对发表和科研成果的规定，每位驻院学者只需在学年内就自己正在研究的课题做一次讲演即可，“不成熟”的想法是最好的。因为听众来自各个领域，但又都是顶尖聪明、有各自知识背景和想法、善于提问的学者，因此必须深入浅出，这事实上是开拓思维、把问题讲透的极好训练。每次讲演会两小时，一小时讲座，一小时问答，而问答时间往往不够。据说这也是为什么理科学者仅限于生命科学的主要原因，因为和“精尖专门”的数学、物理、化学等领域相比，生命科学和人文社科学者比较容易对话。现在，经过一冬的黑暗，明媚的春天终于来到，学者之间也日益熟稔，正是可以结对遨游的时候，却迎来了这场世纪之疫。

林德别墅（Villa Linde）

默克尔总理的电视讲话，把这次疫情称为德国二战以来最大的挑战。这可能并不为过。莱比锡书展在开幕的前一周狼狈取消；足球比赛一个州一个州地相继取消；各种贸易展会、国际会议、文化活动都接二连三地取消了；原定在波士顿3月23日举行的美国亚洲学会（AAS）年会取消；现在，就连东京奥林匹克夏季运动会也要延期到明年。我们习以为常的计划、日程、集会，忽然显出其现代性的奢侈。疫情新闻，成了唯一的新闻。不断爆炸增长的数字、社交媒体上意大利医生和基层官员们的呼吁、淹没一切的灾难影像文字与声音……空空荡荡的高铁穿过阳光舞蹈的绿野。我打开随身带的书，恰是《周作人诗全编笺注》。知堂早年是新文化健将，五十生辰之后，忽然复古，自嘲为“打油诗”。“燕山柳色太凄迷，话到家园一泪垂。长向行人供炒栗，伤心最是李和儿。”驰名汴京的李和儿炒栗，是和平时代的寻常物事。而对靖康乱后、接受了江山半壁的既定秩序、出使北廷的南宋使节而言，一颗李和儿的炒栗却用最切实的温度和香味勾起他们无限的故国悲思。微物寄寓的是“正常”的重量。我忽然仿佛有些明白，为什么知堂在日军压境、国土沦丧之际不愿意离开北平八道湾的苦雨斋。越是面临无常与无情，人越不愿意放弃建立起来的日常秩序，且总不免有幸免的幻想。原本已经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的钱钟书，最后也因为苦思上海的书斋，而回到沦陷区，退守“默存”，从而事实上接受占领和沦陷的秩序。我想，原因种种，但是对内心智识世界之秩序的依赖、对个人选择的自由权之固执，至少是他们成为“合作者”（collaborator）与“妥协者”（accommodator）的原因之一罢。至于道德的判断，不在历史现场的我，不愿意轻易仲裁，正如在柏林电影节品酒论英雄的德国人，恐怕也不曾想到两周后他们会去超市抢购厕纸吧。秩序的坍塌如此之快，资本和生命的对垒从来没有今天这样明晰，所有被疫情危机挑战的社会都必须重新审视其价值观。“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all that is holy is profaned, and man is at last compelled to face with sober senses his real conditions of life, and his relations with his kind.” (“一切固定的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都被亵渎了。人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真正的生活地位、他与同类的关系。”——《共产党宣言》)

华特别墅（Villa Walther）

我开玩笑把高研院所在Grunewald区译为“绿林”区，因其形近而义反。德文的“绿”是grün，“林”是Wald，所以就连德国人，不小心也会把Grunewald看成Grünewald。而高等别墅区Grunewald的居民恰是“绿林好汉”的反面。高研院设在这里，和二战及战后的历史密不可分。话说普鲁士首相俾斯麦开疆拓土之际，野心勃勃地要把柏林建设成新巴黎，因此建了条欲与香榭丽舍比肩的Kurfürstendamm大街，只有富人才有权沿街建房居住，这使得沿街的房产成了身份象征，全德国有权有势的都来争相斗富。大街尽头的这片无数湖水点缀的狩猎森林，因此别墅林立。林德別墅建于1901年，为林德家庭所有。1936年，第三帝国柏林防空署从它当时的主人手里买下了这座房子，用为总部。战后，四国分占柏林，这座别墅成了英国占领军的俱乐部和高级军官公寓。1978年，英军把别墅交还给柏林参议院，条件是不得用于商业用途，因此两年后高研院成立。林德别墅附近高研院的房子还有三座，供访问学者及家人工作起居。这些建筑的历史都同样复杂。我所居住的华特别墅（Villa Walther）因其建筑师Wilhelm Walther得名。作为皇家建筑师的华特，担纲建造了附近不少豪华别墅，一位富有的俄国贵族因此请他建一座尤其气派的房子，作为自己的柏林落脚点。忽然一战爆发，随即革命勃兴，俄国贵族赖账不来，华特也因此破产。一个工厂主把房子买下，改造为公寓。纳粹时代，别墅成为第三帝国财政部的产业。在战争后期的柏林大轰炸中，六成被毁，直到1980年柏林市才把它修复成高研院的访问学者公寓。优雅精致的雅飞别墅（Villa Jaffé），里面有单人公寓、办公室、我们的德语课堂和电影俱乐部。它的第一任主人是Edgar Jaffé，慕尼黑大学经济学教授，马克思·韦伯的朋友和同事。1919年卖给了犹太实业家Oskar Grün，后来归他的女儿和女婿Georg Braun所有。今天，别墅门前人行道上，有三块黄铜制成的踏脚石，上面有名字和生卒日期、地点。德国人都知道，这意味着房子原本的主人是犹太人，二战时被逐出。大多数此类纪念石上的人名，都死在集中营。“绿林”区的犹太人倒是大多“善终”在第三国：无他，死神从来不是公平的，“国家社会主义”也同样遵循资本的逻辑。Braun一家1939年流亡到了上海，Georg和他的太太都很快相继去世了，他们的儿子Herbert在上海做进出口生意，后来去了以色列。这些被迫背井离乡的犹太精英，对德国有着复杂的情感。今年的一位驻地学者是以色列的宪法学家。他说来柏林高研院的最大动力是要学德语，因为这是他祖母的语言。他的祖母本是德国共产党，罗莎·卢森堡的战友，后来却嫁入豪门。他们在战前便流亡到了巴勒斯坦，但始终没有办法融入中东的沙漠。他祖母终其一生只会讲德文，苦苦思念着寒冷的柏林。她的多数家人都在战争中消失了。

雅飞别墅（Villa Jaffé）

这样历史复杂、用于文教的建筑，德国境内比比皆是。我所任职的法兰克福大学的主楼名为IG Farben。这是因为它本是同名的公司总部。IG Farben在全盛时代是全球最大化工企业。纳粹时代与帝国合作，使用犹太奴隶劳工；毒气室所用的“沙林毒气”也是它光荣提供的。然而战后，法兰克福被炸为废墟，唯独这栋淡黄色大理石盖成、扇面排开的雄伟大楼却幸免轰炸，屹立不倒。这是因为它蒙艾森豪威尔将军的青眼，将在战后成为他的办公室。（说起来，我申请法兰克福教职时的试讲，就是在艾森豪威尔办公室，原样装潢、功能调换为讲演厅而已；但当时并不知道。）两德统一、美军撤退后，把这栋建筑交给黑森州，州政府送给法兰克福大学，成为人文学院的主楼，是以有了我们的“西区”（Westend）校园。校园绿地中心有一个小小的玻璃陈列室，放着一张书桌，是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犹太学者阿多诺的原物。阿多诺同样在战时流亡美国，但始终与美国文化格格不入，于是在战后选择回到德国。他的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作诗歌是野蛮的”，原义是质问用德语写作诗歌、从而为德国文化增添荣誉之举的合法性。但这一质问同时也是自问，因为他的思想也同样成为战后德国哲学的重镇。

法兰克福大学主楼 IG Farben Haus

战后的德国，是个伤痕累累的国家。战后的柏林，迄今还是个伤痕累累的城市。东柏林尤甚，不少居民楼的墙上还刻着深深的子弹痕，单元与单元之间是炸弹毁灭的空地，而柏林最时髦的俱乐部往往并不光鲜，墙上每每保留着战争的裂缝。离高研院不远的Grunewald轻轨车站，保留着一道废弃的铁轨：十三号站台。这是当年柏林的犹太人一车一车被运往各处集中营的地方。今天，铁轨两边铸着每次发车的日期、人数、终点。最后一次发车是在希特勒自杀、德国投降的一个月前。我想象着，那些恪尽职守的帝国官吏在窗外的柏林被轰炸成废墟之际，还在账簿上一笔一笔认真做着发车记录，仿佛这是世界上唯一的工作。车站背后的“魔鬼山”（Teufelsberg），本来是片平地。战后柏林的妇孺们用双手清理出来的废墟碎石，都堆积在那里，于是成了座小山，而且居然是柏林和莫斯科之间的最高点。冷战期间，美国国土安全局（NSA）在这里建了一座可以监听全苏联境内电话的窃听塔。今天，人去楼空，灰墙冷瓦盖满色彩斑斓想象奇诡的涂鸦，成了艺术家的殖民地、游客打卡的好去处。柏林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综合体：这里，黑格尔以其辩证理性的穿透力奠定现代思想的基石，也通过其哲学后裔马克思揭曙了世界革命的时代；这里，高级纳粹们在湖畔别墅愉快用着早餐之际决定用毒气室来“最后解决”所谓犹太人问题；这里，默克尔向那些被驱逐和被凌辱的难民振臂一呼“我们可以！”；这座用其前市长的话来说“贫穷但是性感”的城市今天被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视为精神家园。狂热、理性、残忍、同情、自由之想象、平庸之罪恶：柏林用它冷静的“酷”承认人性的不完美、历史的非道德。它是一座拒绝遗忘的记忆之城。

Grunewald 车站十三号站台

回到法兰克福的家里，炉香花静。原本一月底以来我每天在微信上问候父母安好的日常，变成了父母担心我们、不断询问的日常。因为川普、内坦尼亚胡这样的民选威权型领袖忽然要关闭边界，开放遥遥无期，美国和以色列的访问学者们都狼狈地席卷家当火速回国。讲演会和讨论会，所有高研院的“群智”活动都移入虚拟空间。我们的跨洲界视频讨论会忽然成了斋居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亮点时刻。海豚回到威尼斯的运河，法兰克福的上空也忽然少了飞机的呼啸。将来，类似Zoom这样的网络视频会议公司或许将会成为环保人士的最爱、地球的救星吧。因为医疗保障、福利保障充分，德国人并不十分焦虑。联邦政府放开了坚持多年的“零赤字”政策，准备动用储备来维持经济，并特别宣布其中500亿欧元专项补助文化艺术从业者。不少健身房、瑜伽俱乐部、舞蹈教室都开始在线上直播，并开通了捐款频道，好让自由职业者渡过难关。户外两人以上的集会都被禁止了（家人除外），但是我本人没有看见警察巡逻。德国是相对守规矩的国家，一旦规则明确，绝大多数人都会自觉执行。旅馆不接待游客，但是开车出游是可以的。我和先生遂周末登山去。莱茵河畔的酒庄古堡，春寂无人，恰是明媚的时候。

这次欧洲各国抗疫，策略明显体现了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的差别。东欧感染者虽少，一声令下，民众都自觉禁足了。我先生是斯洛伐克人，据他看来，是大家都知道自己国家的医疗系统薄弱，所以就不以身试险了。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都比较戏剧紧张：意大利的市长们在社交媒体上声竭力嘶呼吁，西班牙学习中国用无人机监控，而法国直接让军队上街强制禁足。德、奥、瑞士、荷兰则尽量用加大检测力度、诉诸民众理性来降低死亡率，医院也尚运转有序。这里没有英雄也没有悲剧。我想，这和战后德国的政治性格有关。联邦德国政治，历来以“乏味”著称。默克尔堪称乏味政治的集大成者，她的竞选口号干脆就是一个名词：“中坚”（Die Mitte）。但在危机时刻，她的冷静沉着就成了德国人民的中流砥柱。她的政治生涯里唯一一次“放飞自我”，大概就是2015年难民危机中间大声疾呼的一句“我们可以！”（Wir schaffen das!）吧。这句话激怒了右派，又振奋了左派，于是她后来不得不退守中流时遭到左右夹攻。但我想，默克尔最大的政治失误，恰恰也是她人性最闪光的时刻。周日刚给她注射过肺炎预防针的医生，周一也被确诊了，导致她主动隔离，我希望她一切安好。西方大量政客名流确诊，这在中国是没有见到的。虽然中国政府惯性的不透明策略要为初期疫情爆发负责，但起码在境内而言，病毒绝大程度上被严防死守堵在了湖北，又用举国之力得以控制，这的确是大政府的优势。这次欧洲各国各自为营，让苦苦挣扎的意大利、西班牙伤透了心。欧盟新主席Ursula von de Leyen是德国前国防部长，有五个孩子，还是医生，说多国语言，公众形象干练优雅，但她对这次疫情的应对显然是不合格的。疫情过后，欧盟的统一将面临更大挑战。

Grunewald轻轨车站背后的“魔鬼山”（Teufelsberg）

今天的这场危机，我们身处其中，尚不能预测走向何方。但在未来的历史学家眼里，想必是对全球秩序的大考验，体现出人性之最丑恶和最伟大的。今天的世界，所有我们习以为常的固定边界都已经千疮百孔。这不但包括国家、种族、经济体甚至物种的边界，也包括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的边界。权威和自由，忽然成了亟待重新厘清的议题。也许是因为德国特殊的历史经验，对中央政府的权威极其小心，这次也始终不愿意强制实行全国禁足的政策，只有素来有孤立主义传统的巴伐利亚单独禁足。尽管如此，德国学者还是极端忧虑在灾难后，很多非常时期的手段将成为日常，进一步削弱自由主义在欧洲的力量。当然，来日大难、口燥舌干，在人命关天、防疫优先的今天，所有这些忧虑都大约显得太书生了吧。面对自然和历史，人类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问题只能按紧要次序解决。

而在法兰克福“苦居”的我，现在最要紧的，是在非常时期保持日常，读懂知堂“庵中黑一团”的谜语。

3月26日于法兰克福

责任编辑：周敏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