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命脉襄阳城，是如何被蒙古大军攻破的？ | 短史记
作者丨宋杰
编辑丨吴酉仁
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襄阳是南北对抗双方激烈争夺的热点区域。它沟通南北、承东启西，是连接江汉平原和南阳盆地的重要交通枢纽；襄阳城北临汉水，与樊城隔江相对，川流湍急，难以泅渡，这种地形、水文条件，也有利于军事防御。附近低山丘陵间多有可耕的平地，土壤肥沃，利于垦殖，还能为前线的屯军提供充足的粮饷。
古代围绕襄阳展开的南北战争中，持续时间最久、对王朝更替影响最为重要者，要数蒙古灭宋之役。
一、南宋三大军区的概况
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正月，蒙古军队攻陷蔡州，灭亡了残存的金朝政权，开始直接与南宋王朝接壤对垒。六月，南宋出师收复了东京汴梁、西京洛阳，史称“端平入洛”之役。但随即遭到惨败，两京复失，“兵民死者十数万，资粮器甲悉委于敌”。从此揭开了宋蒙战争的序幕。
南宋自“绍兴和议”以来，基本上以秦岭、汉水及淮河为界，与北敌相持，至端平年间也无显著变化。其防御战区主要有三。
（一）两淮战区
两淮即淮南东路与淮南西路。
南宋建都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仰仗附近的太湖、宁绍平原的财赋民力。自北宋以来，这里就是全国物产最为丰饶的地区， 这一经济、政治重心所在地区的安全保障，实在于江北的淮河沿岸地带。北敌如若占据淮南，兵临大江，则滨江的建康乃至身后的国都临安即受到严重威胁，所以南宋的有识之士都主张着重守淮。南宋后期朝廷竭力加强这一地区的防务，兵力为十余万人，并随着战事的加剧有逐渐增多的趋势。这一防区的军队是宋兵中战斗力最强的。
（二）京（荆）湖战区
宋代荆湖地区，大约相当于汉水、桐柏山脉以南，南岭以北，三峡以东，两江（长江、赣江）以西的全部地区。其中，江汉平原是其主要的农业耕作区。江汉平原的北方门户是襄樊与其东邻的信阳（今河南省信阳市）。
南宋嘉熙年间（1237—1240）京湖战区有十余万兵马，此后有所减少。其兵力分布较为分散，前线军队部署在京襄地带，以襄阳为主。另有部分兵力部署在以江陵府为主的地区，这是京湖战场的腹心地带，既可以北上支持襄阳、信阳和枣阳等地的战事，又能够扼守川东三峡门户，为四川盆地的战斗提供援助。
（三）川陕战区
南宋时期，四川是朝廷岁收的重要来源之一，几乎占据全国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绍兴和议之后，宋金划秦岭为界，南北对峙，南宋保护四川盆地的防区主要是在秦岭以南，今川、陕、甘三省的交界地带。防卫重点是汉中盆地以西的“蜀口”。
与两淮、京湖战区相比，南宋后期驻蜀的兵力相当薄弱，而且逐年减少。据魏了翁讲，宋蒙战争爆发时，四川“官军才六万余人，忠义万五千”。就战斗力而论，南宋初年的蜀兵相当强劲，到后期则远不如两淮和荆襄的守军。
简言之，宋蒙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南宋的主要防御兵力集中在两淮战区。由于距离国都临安和太湖平原较近，还能够得到后方人员财力的充分支援。京湖战区的守备力量平平，且将帅、士卒不和。蒙古在灭金过程中，曾邀南宋出师相助。宋帅孟珙乘机收编了不少归降的汉族兵将，部署在襄阳的外围防线上，号为“镇北军”。他们与原来的南宋军人互不信任，矛盾很深，双方的仇视与敌意愈演愈烈，为日后的叛离埋下了祸根。川陕战区兵员少，防备破败松弛，距离江南腹地又远，难以获得支援，在南宋的防御体系当中最为薄弱，这也是蒙军首次南征时入川比较顺利的原因。
二、窝阔台进占成都平原，得襄樊又放弃
端平元年（1234）蒙古灭金之后，窝阔台汗于当年七月召开王公大会，商讨进攻南宋的方略，得到众臣的拥护。次年六月，蒙古大举征兵，向西域、秦巩、南宋和高丽四路出击。
其中，对南宋的作战由四皇子曲出统率，人马分为三路，即四川、荆襄和两淮。大体而言，蒙军自端平二年（1235）开始伐宋，至淳祐元年（1241）窝阔台病死而罢兵，前后历时六年。东路的两淮战区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四川方面最为顺利，占领了成都平原等重要经济区，迫使宋军退守川东的山地；中路的京湖战区曾经占领襄樊、随枣等重镇，深入江汉平原，使宋军在这一地域的防务遭到严重破坏。
但是，蒙军统帅没有认识到襄阳地区的重要军事价值。仅将邓、均、唐、襄等地的人民牲畜劫掠迁徙到洛阳，而未长期驻守该地，将其建设为攻宋的前方基地。傅骏曾评论道：
♦ 窝阔台像
三、蒙哥受挫于钓鱼城，忽必烈绕开襄阳
宋淳祐十一年（1251）六月，蒙哥被蒙古诸王推举为大汗，他在镇压了内部叛乱之后，开始部署新的攻宋战役。蒙哥委派其弟忽必烈掌握漠南汉地的军政大权。忽必烈接受汉族谋士姚燧的建议，在枣阳、光化等处修筑城堡。蒙军还在四川的利州、阆州立城戍守，为久驻之计，并将陕西诸军大部陆续调入四川内地，驻扎在成都等心腹要地。史家言：“自是蒙古兵且耕且守，蜀土不可复矣。”
有鉴于此前在两淮、四川战场受地形、水文条件阻碍的教训，蒙哥准备施行绕道西南，再北上攻宋，与淮蜀京湖正面战场形成腹背夹击的计划。宋宝祐元年（1253），他派遣忽必烈自甘肃临洮南下，经川西松潘等地远征云南。蒙军在十月渡过大渡河、金沙江，十二月攻占大理，又招降吐蕃诸部。宝祐四年（1256），蒙军自云南北上。次年，蒙军南下攻占交趾。这样，就完成了对宋朝施行南北夹攻的战略构想。
在攻宋战争准备基本结束时，宝祐六年（1258）二月，蒙哥开始大规模南征。蒙哥的计划是由他所率领的西路主力入川后东出三峡，与忽必烈自京湖地区南下的中路军、兀良哈台自云南与广西北上的南路军在鄂州会合，然后顺江而下，直捣建康与宋都临安。
十月， 蒙军西路主力入川；十二月， 破隆州、雅州。开庆元年（1259）正月，围攻重庆。蒙军占领了川西、川北和川东的大片领土，但被天险山寨钓鱼城（今重庆市西北）所阻。由于水土不服，军中流行疾疫，士气和战斗力大受影响。七月，蒙哥病死，蒙军撤围北还，四川战事陷于停顿。南路的兀良哈台进至潭州（今湖南省长沙市）受阻，攻城不克，无法前进。八月，忽必烈领蒙军渡淮，进入京湖地区，沿路宋军未战即溃，蒙军经黄陂到达长江北岸。九月，忽必烈渡江围攻重镇鄂州。由于守军坚决抵抗，鄂州久攻不下，宋朝援兵纷纷赶来，忽必烈又急于回师争夺帝位，于是和南宋权臣贾似道签订和约。蒙军北撤，宋“愿割江为界，且岁奉银、绢匹两各二十万”。
蒙哥在此次战役中已注意到自己的水军很弱，故将主力调离淮水、汉水流域及长江天堑，企图从西路入蜀后东出夔门，但是这一计划仍有明显的缺陷。劳师远征云南，战线过于漫长，耗费了巨量人力、财赋，却因为路途遥远而不能对南宋腹地构成致命威胁，也无力实现北进鄂州的计划。蒙军主力长期被牵制在钓鱼城的山险之下。忽必烈孤军渡江，兵员和粮草的补给都有很大困难，随时有被敌人截断归途的危险，只是由于宋军主帅贾似道畏惧怯战，才得以全师北还。当时蒙古方面对此也有不同意见，说明他们都已看出蒙哥制定的进攻战略前景黯淡，后来的失败不足为怪。
♦ 蒙哥像
在蒙哥征宋的战役里，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忽必烈率领的中路军没有走襄樊一途沿汉水南下江陵，而是经河南信阳出义阳三关进入江汉平原。为什么蒙军不像以前那样出唐、邓而攻襄阳，却采取了躲开此地、另择道路而行的策略呢？
其主要原因是南宋加强了对襄樊地区的控制与建设，使它再次成为京湖战区前线的重要作战基地。淳祐十年（1250）春，朝廷任命李曾伯为京湖安抚制置使、知江陵府，兼湖广总领、京湖屯田使，他到任后先修复废弃的郢州城池，驻军屯守，次年又占领襄樊。他和立功将士官兵都得到了进官给赏。此后，李曾伯继续发展襄樊地区的经济，重整当地的防务。首先是抓紧修复废弃的城池。其次是请求批准襄樊驻军将家属移到当地居住，拨给田地与路费。再次是大兴屯田。部署在京湖战区的兵马也有所增加。经过南宋军民数年的大力建设，襄阳“赖城高而池深与兵精而食足，士百其勇，将一乃心”，重新成为京湖前线的军事重镇，并在随后的多次战斗里成功抗击了蒙军的进攻。
正是由于当地的防御坚固，指挥得当，军民一心，加上城池及山水之阻，蒙军在进攻时屡屡受挫，才迫使忽必烈采取避实就虚的战略，躲开襄樊而从信阳南下江滨，去攻打鄂州。
四、降将刘整向忽必烈献计
南宋景定元年（1260），忽必烈在上都开平继承了蒙哥的大汗宝座。
在攻宋具体战略计划方面，窝阔台和蒙哥时期虽然都分兵两淮、京湖、四川三路，但是进攻的重点始终在四川。原因是四川远离南宋的统治中心临安，防御力量相对薄弱，而京湖、两淮是南宋重点防御地区，又多江河湖泊，不利于骑兵。
景定二年（1261），南宋泸州守将刘整降蒙，他在景定四年（1263）向忽必烈建议于襄阳附近以开榷场为名修筑城堡，获得成功。咸淳三年（1267）十一月刘整再次朝觐时，又献计说：
他总结了以往蒙古攻宋的战略得失，主张以重兵进攻襄樊，在中路取得突破，然后既能西应巴蜀，又可顺流东下，直取临安。他对忽必烈说：“攻蜀不若攻襄，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可唾手下也。”
在此之前，大臣郝经和郭侃先后提过类似的建议，并没有引起忽必烈的重视；而刘整由于对宋军的兵力部署及作战方略非常熟悉，“东南之兵势、地势如指诸掌”，所上的条陈很有说服力，所以元世祖采纳了这项计策，决定以襄阳作为进攻的重点，并任命兀良哈台之子阿术为都元帅，与刘整共同指挥这一军事行动。
♦ 忽必烈像
五、蒙军围攻襄阳的具体策略
主攻方向确定之后，围绕着如何夺取防守坚固的军事重镇襄阳，元朝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最重要者有五项。
（一）筑围立垒，封锁交通
修筑围墙、城堡壁垒及各种路障，阻断襄樊与后方的水陆交通线。即准备采取长期围困襄阳、持久作战的方针，抛弃过去游牧民族抄掠袭击而不久驻的传统，也不使用快速猛攻坚城的战术。因为城防坚固，采用围困而不急攻的做法可以大大减少兵将的伤亡。其筑垒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建立立足点。
刘整了解襄阳守将吕文德有勇无谋而贪利的性格，故在景定四年（1263）六月向忽必烈建议：
忽必烈听从了他的建议，派遣使者送礼于吕文德，并提出开设榷场的要求，果然得到了同意。使者又以保护榷场安全为由请求构筑防御工事，吕文德上奏朝廷获准。于是在七月间，蒙古“置榷场于樊城外，筑土墙于鹿门山，外通互市，内筑堡壁，蒙古又筑堡于白鹤。由是敌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时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炽。文德弟文焕，知为蒙古所卖，以书谏止，文德始悟，然事无及，徒自咎而已”。
鹿门山在汉水东岸，临荆襄大道。蒙军在此构筑壁垒后，取得了进逼襄阳的立足点，又对该地和后方的陆路交通构成威胁，“咸淳五年，蒙古将张弘范军于鹿门，自是襄、樊道绝，粮援不继。”
2、在外围各地修筑壁垒。
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八月，蒙古征南都元帅阿术“观兵襄阳，遂入南郡，取仙人、铁城等栅，俘生口五万”，次年，阿术与刘整在襄樊“筑鹿门、新城等堡”。
3、建筑长围、阻断汉江。
即将防御工事的修筑由点扩张到线，把襄樊城池与后方的水陆交通彻底截断开来，使其守军无法获得粮饷器械和兵员的补充。咸淳五年（1269）正月，忽必烈派遣重臣史天泽与枢密副使呼喇楚前往督战。根据史天泽的主张，在襄阳城外“筑长围，起万山，包百丈山，令南、北不相通。又筑岘山、虎头山为一字城，联亘诸堡，为久驻计”。另外，主帅阿术“继又筑台汉水中，与夹江堡相应，自是宋兵援襄者不能进”。
咸淳六年（1270），蒙将张弘范又在襄阳城东“戍鹿门堡，以断宋饷道，且绝郢之救兵”。他还向史天泽建议彻底断绝襄阳城通过万山和汉水与后方的联系。至此，蒙古方面通过数年的工事修建，完成了对襄樊地区的严密封锁。如宋将李庭芝所奏：“襄围不解，客主易位。重营复壁，繁布如林。遮山障江，包络无罅，旷岁持久。”加上救援的宋军在数量和战斗力上均无优势，所以屡屡失利。
（二）聚重兵于襄樊，又分偏师牵制
为了在襄樊地区形成兵力上的绝对优势，忽必烈多次向该地区增调援军。除去各处守垒的兵将，阿术和刘整部下的机动部队就有五万之众。花费的资财人力更是为数浩繁。如胡祗遹所称：
在集中兵力围攻襄樊的同时，忽必烈又分派诸将率领偏师在两淮、京湖和四川多个方向发起佯攻，以分散和牵制南宋各地的军队，使其难以抽调兵马支援襄樊。襄阳被围之后，南宋多次组织援军输送物资，和蒙军发生激战，但很少获得成功。
（三）大造战船、兴练水军
襄樊地区水网交织，蒙军的骑兵、步兵优势得不到发挥。
咸淳六年（1270）三月，阿术与刘整计议，认为必须建设一支强大的水军，来抵消南宋仅有的军事优势。忽必烈批准他们“造船五千艘，日练水军，……得练卒七万。”这一举措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弥补了蒙军的固有缺陷，随后与宋朝水军作战时连连获胜，使襄阳战局发生了变化。此后，宋朝水师再不敢逆汉水来攻，只是在咸淳八年（1272）派遣襄、郢、山西民兵三千人在勇将张贵、张顺率领下乘舟突围至襄阳，送去紧缺的盐、衣等物资，但在返回时受到蒙军水军阻击，“阿术追战至柜门关，擒（张）贵，余众尽死。”
（四）断浮桥以绝襄、樊之联络
蒙军虽然以重兵长期围困襄阳，隔绝其后方的供应，却未能迫使守军投降，原因是“城中粮储多，围之五年，终不下。”蒙将阿里海牙还认为，襄阳与樊城互为唇齿，“宜先攻樊城，樊城下，则襄阳可不攻而得”。
获得批准后，蒙军于咸淳八年初开始对汉水以北的樊城发动猛攻。南宋的樊城主将牛富坚守内城达数月之久。宋军原先在汉水中树立木桩，用铁链连锁以架设浮桥，周围还有战船保护，借此作为联系襄阳、樊城的交通孔道，危急时可以通过浮桥来支援。元将张弘范向阿术建议先毁浮桥，再攻樊城，此计得到主帅赞同。“阿术以机锯断木，以斧断锁，焚其桥，襄兵不能援。”
在断绝了襄、樊两城的交通之后，元军向樊城发起猛攻，守军由于寡不敌众而被攻陷，“城破，（牛）富率死士百人巷战，死伤不可计，渴饮血水”，直至最后牺牲。在烧绝浮桥的战斗中，蒙古的水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五）重炮的使用
在攻取樊城和襄阳的战斗里，蒙军还使用了当时先进的攻城武器“回回炮”。
忽必烈因为襄阳久困不下，向西域诸蒙古汗国征发炮师，得到著名工匠如阿老瓦丁、亦思马因等人，这些人带来了“回回炮”。“回回炮”在进攻樊城时功效显著。一般认为“回回炮”是石炮，即抛石机，但《元史·刘整传》记载：“时围襄阳已五年，……以回回炮击之，而焚其栅。”炮弹会使木栅燃烧，周宝珠据此认为可能也有火炮。
咸淳九年（1273）二月，樊城攻破之后，蒙军“移其攻具以向襄阳。一炮中其谯楼，声如雷霆，震城中。城中汹汹，诸将多逾城降者”。襄阳主将吕文焕见势穷援绝，被迫出降，经历数载的襄樊保卫战至此宣告结束。攻占襄阳后，经过了一年多的恢复准备，蒙军于咸淳十年（1274）六月再次南征。其主力部队从襄阳沿汉水而下，攻郢州、鄂州，再顺长江直取建康。沿途攻战势如破竹，连败宋朝水师、步兵，在德祐二年（1276）二月进入临安，俘虏了宋恭帝。
蒙古灭宋战争中的围攻襄樊之役，前后历时六年。蒙军耗费了巨额的财赋和人力，才攻陷了这座号称“京湖之首”“天下之脊”的枢纽要地，打开了进军江南的大门。此后，蒙军“乘破竹之势，席卷三吴”，顺利地实现了预期的战略计划。襄阳对于江南政权的屏蔽作用，在这次战争中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正如顾祖禹所言：“观宋之末造，……东南以襄阳存，以襄阳亡。”
本文节选自《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宋杰著，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年出版。原文较长，有删节。大小标题系编辑所拟。已获出版方授权。 作者简介：宋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九章算术〉与汉代社会经济》《先秦战略地理研究》《中国货币发展史》《汉代监狱制度研究》《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汉代宫廷居住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