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在1895年，被日本看了个精光 | 短史记

原创言九林短史记-腾讯新闻

作者丨言九林

编辑丨吴酉仁

说一说甲午战争前后的电报问题。

众所周知，甲午之战及马关议和的困窘，皆与清廷电报泄密有直接关系。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的回忆录《蹇蹇录》里，便披露了汪凤藻（清廷驻日公使）、李鸿章（北洋统帅、赴日和谈代表）与总理衙门之间的诸多往来密电。

陆奥宗光写成《蹇蹇录》一书的时间，是1895年底，也就是《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此时的清廷，绝无可能对外界公布与战争、和谈有关的密电。陆奥宗光能够看到清廷的内部密电，只能说明这些密电已经泄露了。

♦ 陆奥宗光回忆录《蹇蹇录》

而且，泄密情况非常严重。比如书中写道：

“（1894年）6月26日，李鸿章曾指示汪凤藻说：‘获悉俄国沙皇已经命令驻日本的公使，由他代表俄国向日本提出日中两国同时自朝鲜撤兵、然后再商议善后对策的劝告，具体情形如何，请在探明之后报告。’此外，袁世凯也从朝鲜发电报给汪凤藻，询问道：‘东京的形势如何？俄国公使调停的情形如何？请速告知。’另外，在6月27日，汪风藻发电报给李鸿章称：‘俄国公使昨日会晤了日本外务大臣，提出了撤兵之后商议善后之策的劝告。’6月30日又电告：‘据俄国公使所言，已向日本外务大臣提出了两次劝告，但对方都强词夺理，未允诺撤兵，但了解到其曾表示日本政府不会主动开启战端，此外，该公使昨日接到俄国京城的电报，命其再次向日本提出劝告，今日应该也会面晤日本外务大臣，其情形容稍后再次禀报。”①

此时距离两国正式宣战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陆奥宗光能看到李鸿章给汪凤藻的指示，能看到袁世凯给汪凤藻的电报，还能看到汪凤藻给李鸿章的汇报，且引用资料的时间相当集中（6月26日、27日、30日）。这些迹象显示，清廷这条线路上的电报泄密，不是一封两封，而是全面被人截收破译。自然，这也就意味着在之后的战争过程中，清廷的军事调动与和战决策，只要在汪凤藻、袁世凯与李鸿章等人使用的这条电报线上提及，日本方面便会了如指掌。

♦ 陆奥宗光

不过，《蹇蹇录》一书基本上没有提及清廷军事部署方面的密电。

这可能有两点原因。第一，陆奥宗光是外相，精力主要放在外交方面，对截收破译所得军事方面的密电关注度不够，印象不深。第二，李鸿章没有向汪凤藻介绍军事部署的必要，所以有价值的军事机密不多；但汪有向李鸿章报告其在日本探听到的军政消息的义务——陆奥宗光在《蹇蹇录》里便嘲笑了汪凤藻，说他的能力不足，虽积极奔走探听，但根本无法正确分析所得到的的信息，所以传递给李鸿章的日本政情判断往往是错的②。两点原因里，第二点可能是主要的。

最严重的电报泄密，发生在马关议和期间。

按照陆奥宗光的描述，日方基本掌握了李鸿章与总理衙门之间的电报往来，知晓他们所有的商议与决策。比如书中写道：“他（李鸿章）在几天以前就和北京政府电报往返，想预先得到该国政府的训令，以避自己专断之责。但北京政府照例办事颟顸，训令中不得要领，因而他现在不论对内对外，已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③——日方体察到了李鸿章的内外交困，依据便是可以看到李鸿章与总理衙门的所有电报交流。

再如，陆奥宗光提到，李鸿章给总理衙门的电报里有“倘彼犹不足意，始终坚执，届时能否允添，乞预密示，否则只有罢议而归”④这样的词句。据此，日方判断李鸿章正在“向北京政府具陈目前迫切的形势”，而且已经做好“不得已而采取专断的权宜措施”的心理准备。意即：这些电报让日方意识到，李鸿章有可能接受比他公开提出来的“修正案”更坏的议和条件。

♦ 李鸿章

再如，1895年4月11日李鸿章致电总理衙门，称日方“语已决绝”，希望得到如何应付的明确指示；随后总理衙门回电：“倘事至无可再商，应由该大臣一面电商，一面即与定约，该大臣接奉此旨，更可放心争论，无虞决裂矣。”陆奥宗光说，参照这两封往还电报，“可知李已察觉日本的决心不可动摇，故请北京政府给予最后训令，北京政府亦迫不得已而许李鸿章以权宜签字的权限。”意即：他们据此已经摸透了清廷的谈判底线何在。所以，无论李鸿章之后在谈判桌上如何诉诸情与理，乃至于向伊藤博文失态哀求，希望减少一点赔款“赠作归国的旅费”，日方的基本态度皆是置之不理——尽管陆奥宗光觉得此时的李鸿章仍有“据鞍顾盼”的气概，但在绝对的情报劣势面前，这种气概毫无用处。⑤

清廷的这些密电，究竟是怎么泄露的呢？

1967年出版的《机密日清战争》一书中，收录有陆奥宗光的秘书官中田敬义的一段口述资料，介绍了清廷电报被破译的全过程。据中田敬义讲，破译清廷电报者，是当时日本的电信课长佐藤爱麿。事情则须追溯到1886年的“中日长崎事件”。当时清廷军舰前往长崎港维修，清军水兵与日本警察发生了流血冲突。冲突过程中，清廷使用的密电本被日军获得：

“其时有个人叫吴大五郎，截获过中国的电报。中国是没有拼音字母的国度，所以把字典中除去不常用者外，在常用字旁注上一、二、三、四等数码，作为运用。这是一种很小的字典，亦即对方（清廷）之电本，日本外务省存有此书。”

这个意外遗失的密电本，成了清廷电报后来被破译的重大隐患。据中田敬义披露，1894年6月22日，陆奥宗光给清廷驻日公使汪凤藻送去了一份信函。这封信函原本是以英文起草，后由日本外务省的工作人员译成日文，再由中田敬义负责译成中文。也就是说，送到汪凤藻手里的是一份中文文件，而汪凤藻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圈套：

“次日（6月23日），汪凤藻向总理衙门发出了长篇电文。佐藤电信课长以为，这个电文肯定就是昨天（陆奥致汪凤藻）之公函。经过多方研讨，终于发现了其中电码编排规律之机密。此种密电码，中国方面尔后迄未变卦。于是，彼方之电文我便当能完整解读，十分便当。我方发布宣战公告在8月1日，也恰因对方在同日发布。甚至在（马关）会谈之时，我方（对破译）也运用得十分便当。这件事，言谈之中可能有所传播，文字记载则没有。我想，这类事大约很难公开，是一件知道了也要善自隐瞒的事。甲午战争论功行赏之时，我奉陆奥之命作了调查，对佐藤爱麿给予了特赏。别人皆未赐与年金，而佐藤则授与三等勋并赐与年金。”⑥

需要注意的是，清廷此次电报被破译，与当代谍战影片中的“密电码破译”可能略有不同。

当时，清廷使用“1234567890”这10个数字作为笔划代号来输入汉字，如“军机处”三个字的编码分别是6511、2894、5710。田中敬一提到，清廷遗失在长崎的密电本“把字典中除去不常用者外，在常用字旁注上一、二、三、四等数码，作为运用”，便是此意。换言之，日本政府在长崎获得的密电本，是汉字编码本，而非后世俗谓的电报密码本。

♦ 甲午年描述中日战争的媒体版画

长崎事件后不久，约1888年前后，清廷开始使用两种不同的汉字编码本。一种叫做“商码”，供民用；一种叫做“署码”，专供总理衙门使用。民用汉字编码属于公开的明码；官用“署码”则局限于总理衙门和督抚将帅，是一种半公开的编码。甲午战争前夕，陆奥宗光等人之所以要施展圈套重新破译清廷的电报，而不是直接拿长崎事件中获得的密电本来用，便是因为总理衙门的“署码”发生了变化。所谓“发现了其中电码编排规律之机密”，指的应该是破译了总理衙门专用的汉字编码本。⑦

唯一略可庆幸的是，当时还是有线电报时代。所以此次电报编码泄密造成的损害，主要集中在“汪凤藻-李鸿章-袁世凯-总理衙门”（也就是东京-平壤-北京）这条线上——1871年，丹麦公司铺设了从海参崴到长崎再到上海的海底电缆。1882年，日本铺设了从长崎到釜山的海底电缆。1886年，清廷铺设了从天津到平壤、仁川等地的电报线。甲午战争期间，清廷与日本关闭了东京与上海之间的电报通信。于是，从日本经朝鲜至中国的海底电缆，便成了两国间电报通信的主要路径。

汪凤藻自日本发电报回国，实际上是在使用日方提供的有线电缆，当日方破译了汉字编码本后，汪电报里的内容便形同明文。因为电缆连通朝鲜与天津，所以袁世凯与李鸿章发给汪凤藻的电报内容，也同样形同明文。

甲午之战结束后，日本政府小心翼翼地将破译清廷电报一事隐藏了起来。陆奥宗光1895年底写成的《蹇蹇录》，也延迟了三十年才公开。清廷直到灭亡，也不知道自己在1895年已被日本政府看了个精光。

技术的落后，往往源于观念的落后。这次电报泄密事件，看似技术事故，实则可以视为清廷多年来观念陈旧、不思变革造就的恶果。

早在1869年，当传教士丁韪良试图将电报技术输入清廷时，在总理衙门供职的某位翰林，便曾不屑一顾地说道：

“中国四千年来没有过电报，固仍泱泱大国也。”⑨

此后，清廷先后经历了1874年日军侵台、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和1879年中俄伊犁交涉事件。每一次都因为前方与中枢之间的信息传递太慢，而坐失良机损失巨大。现实教训让清廷渐渐意识到抵制电报入境是自绝生路。但即便如此，也还是拖到1883年，才勉强允许电报线进入通州，然后再由马匹将信息传入城内。待到电报线被允许直接进入总理衙门，已是1898年，也就是甲午战争结束的三年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