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才是西汉军功老臣的真正掘墓人 | 短史记

原创言九林短史记-腾讯新闻

作者丨言九林

编辑丨吴酉仁

这两天文史圈最大的新闻，是汉文帝刘恒的霸陵被找到了。今天的短史记，简单说一说汉文帝这个人。

公元前180年，在吕后尸骨未寒的情况下，以周勃和陈平为首的军功集团，联合刘姓诸侯王势力，猝然发动政变，血洗了吕氏家族，以相国吕产为首的诸吕被集体诛杀。

次年，即公元前179年，军功集团迎接代王刘恒入京，奉之为帝，史称汉文帝。

刘恒是汉高帝刘邦的第四个儿字。此前为了躲避吕后的迫害，一直刻意隐匿自己的存在感。政变之后立何人为帝，当时有很多选择。齐王刘襄是刘邦的长孙，参与了诛吕政变；淮南王刘长是刘邦的小儿子，也有资格。但齐王刘襄与淮南王刘长皆拥有力量不俗的外戚，这让刚刚血洗了吕氏的军功集团颇为犹豫。最后由周勃与陈平联合提名，迎立存在感很低的代王刘恒继承帝位，理由是“代王乃高帝活着的儿子中年纪最长者（高帝八子，当时只有刘恒与刘长在世），素来仁孝宽厚；太后薄氏家族也素来谨良”——所谓“谨良”，实际上是指薄氏家族势力薄弱，不足以对军功集团构成威胁。

周勃、陈平等人自以为此举得计，殊不知他们选中的代王刘恒，是一个比齐王刘襄、淮南王刘长更危险的人物。军功集团迎回了自己的掘墓人。

♦ 汉文帝像

刘恒即位后的首要之务，当然是安抚军功老臣。在诸侯王看来，尤其是在参与了诛吕政变的齐王刘襄等人眼里，刘恒入京为帝是典型的摘桃子行为。刘恒很难获得诸侯王的拥护，是件一目了然的事情（济北王刘兴居等“诛吕功臣”，后来确实举起了反旗）。所以，能否处理好与军功老臣之间的关系，是刘恒能否坐稳帝位的关键。

这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重新认可军功老臣对朝廷政务的控制权。也就是恢复由军功老臣担任丞相的历史惯例。

军功老臣们就此事暗示过刘恒。《汉书·陈平传》记载，文帝即位后，陈平便称病不出。文帝亲自到府中探问原因，陈平解释道：“高帝时期，周勃功劳不如臣；诛杀诸吕后，臣的功劳不如周勃。臣愿意以丞相相让。”这段话意味深长——虽然陈平在吕后时代做过右丞相，但吕后晚年废除了左右丞相制度，改以吕产为相国。也就是说，此时的陈平，其实已没有丞相的头衔，但他却说要把丞相之职让给周勃，显见是在提醒文帝，该恢复由军功老臣出任丞相的旧例了。心领神会的文帝随即下诏，以周勃为右丞相，以陈平为左丞相。此后直到文帝去世，汉帝国的丞相一职皆由军功老臣们担任。

但刘恒也不是软柿子。他在长安的代王府邸（不是皇宫）即皇帝位时，年已二十三岁，正值壮年。之前在外藩做了整整十五年的代王，手下有成熟的执政团队。该团队的核心人物是代国郎中令张武、代国中尉宋昌和刘恒之舅薄昭。即位当晚，刘恒入住未央宫，以宋昌为卫尉，镇抚长安的南北军，以张武为郎中令控制宫内宿卫。然后下诏大赦天下，以诏书的形式承认“诛吕安刘”的合理性。如此种种，显然皆是刘恒与军功老臣们谈判博弈后的结果——关于这种博弈，《史记》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刘恒初至长安，大臣们群集渭桥迎接，周勃要求与刘恒私下谈话，结果遭到拒绝。文帝不与周勃私下接触，将立场站得很稳，也就提升了谈判的砝码。

♦ 周勃像

郎中令与卫尉，是西汉宫廷最重要的两个职位。郎中令领导宫中郎官，负责皇帝的贴身警卫工作。卫尉守护各殿门，负责皇宫的警卫工作。刘恒一入长安，便能将这两个职位抓到手里，显示他有很强的把握关键的能力。

不过，掌握了长安城的南北军和宫廷郎官系统，仍不能说刘恒在长安已获得了安全感。吕氏家族当年也掌握着南北军和宫中宿卫，仍不免被军功老臣们突袭血洗。所以张武反对刘恒进京继承帝位的理由便是“长安诸大臣皆是高帝时代的将领，长期带兵，多谋狡诈”。张武的话里透露出一种对军功老臣的畏忌，但刘恒另有解决之道。

文帝二年十月，一道诏书突然落在长安的军功列侯头上。诏书说：“朕听说古代分封，诸侯上千，各自守护土地，按时纳贡，民众不会觉得劳苦。如今列侯们大部分住在长安，离封邑很远，以致于吏卒百姓需千里迢迢运输贡赋到长安来，费时费力。列侯们也没有机会教育训导自己的百姓。故此，朕下令列侯离开长安回到封邑。只有在朝中担任职务者可以例外，可以改派太子回封邑。”

诏书炸蒙了军功老臣。文帝讲了一个无从辩驳的事实（列侯们住在长安确实劳民伤财），占据了一个无从辩驳的道德制高点（爱惜民力）。但军功老臣们也知道文帝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军功集团当日能够成功发动突袭血洗吕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军功列侯们大多住在京城，既便于串联，还拥有自己的私丁。关于串联一事，《汉书·陆贾传》透露了一些信息。内中称，陆贾将周勃与陈平串联到一起后，陈平又资助陆贾，让他去串联城中的其他军功列侯。

文帝不执着于丞相之类职务的归属，将用力点放在“列侯就国”上，显示他是个很善于抓重点抓要害之人——这项办法的提供者是贾谊，文帝是理解者和采纳者。与该政策相呼应，贾谊还提提供了一些配套策略，比如将位于王国之内的侯国封邑，全部迁至由中央朝廷直辖的地方州郡，以切断军功列侯与诸侯王在地理上的联络，强化朝廷对侯国的监视与控制。

显而易见，这些政策足以让在“诛吕安刘”事件中不可一世的军功集团，沦落为一个个彼此隔绝的小国封君。他们串联的难度与政变的成本皆大幅提升，再也不能威胁到未央宫内的皇帝。欲留在长安者需要在中央朝廷有正式职务，或获得皇帝诏书特批，又进一步增加了皇权的分量。相当于迂回瓦解掉了整个军功集团。

为了让政策付诸实施，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十一月，刘恒又发布了第二道催促列侯离京的诏书。内中说：“朕之前有诏书让列侯回国，结果众人留在京城不走。丞相你乃是朕信任的忠臣，请丞相为朕带头，让列侯们归国。”此时的丞相正是周勃。为了逼迫周勃带头，文帝解除了他的丞相职务。十二月，被解职的周勃怏怏离开了京城，返回自己的封邑绛国。京城列侯见周勃已去，也只好陆续离开。据《汉书·周勃传》记载，回到封地的周勃常年战战兢兢，“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绛侯勃自畏恐诛，常备甲，令家人持兵相见。”绛国位于河东郡境内，遇上郡守与郡尉下来巡视，周勃就会非常紧张，担忧会被人趁机做掉。这种惶恐不安、常年将家丁武装起来的做法，反给了刘恒清算他的机会，终于被人诬告成有意谋反，一度锒铛入狱。

周勃尚且沦落至此，其他军功老臣的境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需要注意的是，“列侯就国”之策并不能瞬间解决军功老臣，但它给皇权提供了血腥相杀之外，另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血腥相杀见效虽快，震荡也大。刘邦与吕后毕生皆在挥刀，最后吕氏家族自己也倒在了血污之中。“列侯就国”见效虽慢，震荡也小——献策者贾谊本就很反对用杀戮解决问题。文帝四年，周勃被人诬告谋反下狱后，贾谊上疏责备文帝，说他不该让狱吏虐待周勃，应该礼待大臣。此前，因不满“列侯就国”之策，周勃攻击贾谊颇为用力。贾谊为周勃鸣不平，看似以德报怨，其实是希望文帝朝的政治斗争要有底线。

♦ 贾谊像

于是，后人见到的文帝时代是这样的：文帝一面长期坚持“列侯就国”，将军功老臣们逐出长安城；另一面又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严格遵循旧例，由军功老臣担任丞相执掌政府。即便到了文帝晚期，有影响力的第一代军功老臣皆已亡故，文帝也还是于思虑再三后放弃了让外戚窦广国担任丞相的念头，改任军功之臣申屠嘉。他选择继续用时间来消耗所剩无几的军功老臣——“列侯就国”已足以保证长安城的安全，也足以确保军功二代中不会出现领袖人物，文帝知道自己不必着急。

打压诸侯王，采用的也是相似的手段。文帝时代，长安与诸侯王之间有过多次战争冲突。解决问题的思路同样来自贾谊。贾谊提供给文帝八个字：“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允许诸侯王继续分封子孙，让大王国变成无数小王国。贾谊提供此策的时间，是刘恒即位初年，此策被付诸实施，则已是文帝十五年以后的事了。之所以推迟至此，是因为刘恒在等待一个契机，等时光磨损至“高帝时大臣余无可见者”的程度。军功老臣们凋零至七七八八，不再需要维持诸侯王的力量来牵制，便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之时。熬至军功老臣集体没落，才启动贾谊的削藩之策，刘恒的隐忍功夫可见一斑。

汉景帝时代，军功集团不再执掌朝堂，丞相首次由无军功者担任；汉武帝时代，以“推恩令”之策与“酎金失侯”之圈套，将列侯与宗室一网打尽。这些历史结局，其实都始于汉文帝时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虽然司马迁在《史记》里高度赞扬文帝，批评景帝与武帝。但景帝与武帝的所做所为，很大程度上也是文帝之政的结果。文帝从来就不是武帝的对立面。

（来源：腾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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