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前百姓不敢求富，变法后贫富差距扩大 | 短史记

作者丨刘子健

编辑丨吴酉仁

今年是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

王安石变法的理论和行动，远远超出法律和政府政策的变革，实际指向了制度变革。“役法（职役）改革”便是一个值得分析的个案。

一、变法之前役法沉重，百姓不敢求富

职役经常被误解成力役/ 徭役。

其实，职役指的是为地方政府服务。在汉代，它是地方领袖之责，他们以其得到证明的能力和公众的尊重，被从人群中挑选出来，并得到正式的政府任命。在地方官的监管之下，这些乡官在当地拥有相当大的社会声望和行政权力。有能力的人会被政府提升为文官，不少人能做到三公九卿类的高官。

不幸的是，之后的几个世纪里，这些乡官的地位衰落了。到宋代，甚至连“乡官”一词也被人遗忘了。他们的位置被当地政府征调或分配的役员所取代，职役不再是受人尊敬的职责，而是伴随着屈辱和经济破产的痛苦的摊派。

宋代地方政府的服役人员规模巨大。其中，州及以下地方官府中的办公人员人数众多。最为人熟知的，是那些被统称为衙前的人。他们在吏的直接领导下，处理税收、仓储、运输、官衙维护、办公用品供应及大量杂务。根据服役人员各自的职责，他们有许多具体名称，略举如下：帖吏、书裱使、客使、通应官、廷子、斗子、解子、库子、掐子、承符、人力和手力、散从。一个大的地方官府，可能有超过一千名此类人员。宋朝全国的服役人员，总数肯定超过一百万。确切地说，离开他们，政府管理根本无法运转。此外，还包括乡村的里正、户长和乡书手，这类人员的主要职责为收税。耆长、弓手(或弓箭手)和壮丁，则承担警卫职责。

这些群体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衙前。他们可以分成两类。主动请求在地方官府服役、并将之视作职业的，被称作长名衙前。他们不领俸禄，从官府监管的作坊(坊，主要是酒坊)、集市(场)和渡口(津或津渡)收入中，获取服役的补偿。另一类则不是自愿服役，而由政府征调。他们被称作来自乡村的官府差役(里正衙前和乡户衙前)，或被征调的官府差役。

这两类官府差役的处境大为不同。

经验丰富的职业差役，紧靠在胥吏身边，有相似的机会挣取或非法获得丰厚的收入。相反，被征调的差役则叫苦连天。他们不知如何在官府中行事，也不知如何提供所需的服务。他们不懂得贿赂胥吏以帮助自己并分配到比较轻松的任务，也不懂得如何避免被职业差役欺骗。他们总是被摊派更沉重的负担，被迫为贪得无厌的官僚提供社会事务、私人宴请和个人奢华方面的供应。

这类人遭受的无休止的痛苦，带来了许多弊端。许多人会故意使自己变穷（编辑注：当时的政策是衙前须由富户担任，官府通过资产清查来划线，过线者便是富户，便会被纳入到摊派名单之中），或假扮成穷人，希望借此逃避服役。他们采用的逃役办法包括：虚报财产，不进行人口登记，表面上甚至实际上将家族分为几个独立的家庭。其他手段更为悲惨，如杀婴、自杀，或把寡母、寡祖母嫁出去。有些干脆逃亡，到大城市中以贸易、手工业为生，或为僧为盗。

这种情况不会长期被政府忽视。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建议削减州县数量以整合地方政府，进而减少职役的征发量。这一措施从全国超过一百万的服役人员中清除了23622 人。皇祐三年(1051)，韩琦推行了一项名为“五等法”的小规模改革。根据负担的轻重，将职役分为五个等级；根据财富的多少，被征发人员也被划为对应的五个等级。

类似的改革尝试并未减轻多少痛苦。正如司马光所指出的，富室仍然由于被征发服役而破家，其结果是鲜少有人想要致富。

♦ 司马光上奏宋英宗，说“乡户衙前”导致民间百姓“不敢求富”，为了不被选中担任衙前，然后得一个家破人亡的结局，他们宁愿做穷人。

二、变法派与反变法派，到底在争论什么？

王安石推行了一场根本性的改革。原本由相对富裕的家庭轮流分配征发服役的差役法，被新的募役法所取代。

募役法的要点如下：

募役法的这五个特点，构成了对整个新政提出批评的基础。遗憾的是，反对新政者上台后也束手无策。他们想不出更合乎需要的政策，只好恢复改革前的制度。（来源：腾讯新闻）

本文摘选自《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刘子健著，张钰翰译。世纪文景出品，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出版。已获出品方授权。原文较长，有删节。大小标题系编辑所拟。

作者简介：刘子健，祖籍贵阳，生于上海，曾就读于清华大学、燕京大学，1948年赴美。1960年入斯坦福大学任教。1965年，入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美国宋史研究界顶级学者，国际宋史交流领袖人物。著有《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两宋史研究汇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