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有没有让司机跪着开汽车？ | 短史记

说一说“慈禧让人跪着开车”这个传言。

此说流传甚广，基本情节是：

♦ 影视剧中“慈禧让司机跪着开车”的桥段

袁世凯确实给慈禧送过汽车。其中一辆现在还陈列在颐和园内。但“慈禧让司机跪着开车”之说，却是没有史料依据的谣言。

据裕容龄（中国驻日本公使裕庚之女，1904-1907年间，做过慈禧的贴身女官）1957年出版的《清宫琐记》，袁世凯先后两次向慈禧进贡车辆。第一次是“一对三轮自行车”，慈禧很喜欢这种车子，曾“骑着这辆车在院子里绕了一小弯，太监们扶着，我们在后面跟着”。但“太后骑三轮”在王公大臣们看来实属不雅，故以“如有失闪，大家都担当不起”为由劝慈禧不要再骑，“慈禧听了很生气，对我们说：你们看，连我骑个自行车都有人管着”。

第二次进贡的是汽车。具体时间是1904年4月份前后。《新闻报》当年有这样一条报道：“解呈汽车述函  京函云：北洋大臣贡献皇太后之电汽车八辆，已委都司王某敬谨解送到京。其车皆用黄龙幔遮护。闻雕镂之精工及铺陈之华丽，皆萃合中西之长，为向来陈设所未有。此次幸园，即拟乘用。”

报道里提到的“北洋大臣”，便是指袁世凯。

♦ 《新闻报》当年的报道

但慈禧没有坐过这批汽车。据裕容龄回忆，其中缘故是担忧坐汽车比较危险：

“大内又有新式交通机关二。其一即为短距离之轻便铁道一线。起点于宫门之入口处，而止于太后寝宫之外。一切机关俱完全。特较平常者略小耳。建筑此线者，为一中国新党官员，其欲使太后知铁道之便利与其利益。藉此以诱起太后兴筑中国铁道之计划。然太后殊不喜坐此出游，则以汽机声太震荡及车座太偪仄耳。又其一则为汽车是也。大内所有不下十余辆，皆为中国之出洋官员所进呈，藉博主上之欢悦者也。中有一辆作黄色，绘以双龙，玻璃室内设宝座一，则为太后御用之汽车。”

♦ 袁世凯进贡给慈禧的汽车。这是后来的复原品，与卡尔女士描述的“绘有双龙”且有“玻璃室”的御用汽车样式不同。

“然太后从未曾出座一试。则此中有一难解决之问题焉。故事，宫监在太后前不准有坐，而驾驶汽车则非坐不可。如是，则太后乘汽车时，其座前必有一汽车夫坐于其侧。岂非与故例大相抵触，而有失主上之体统乎？故宫中诸人商量甚久，终莫能决。然太后亟欲一试以为快，虽破旧例亦非所恤也。特终为他人所谏阻。盖除与故例抵触外，尚惧有意外之危险也。故当予在大内时，太后始终未尝一试。然予意太后之志极坚定，终有偿此宿愿之一日也。”

♦ 左起，瑾妃、容龄、慈禧、德龄、容龄之母、隆裕

那么，“慈禧让司机跪着开车”这种说法，究竟来自哪里呢？

据笔者推测，很可能来自对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回忆录的一种曲解。

芮恩施于1913-1919年间，出任美国驻华公使，1922年在美国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1923年去世。198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芮恩施回忆录的中文版，题为《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913-1919年美国驻华公使回忆录》。

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芮恩施1913年才来到中国，没有机会接触慈禧。他的上述文字，显然得自道听途说——卡尔女士关于慈禧的回忆录在美国有颇多流传，芮恩施来华担任公使，搜集与中国有关的资料时，很可能看过卡尔女士的书。但卡尔女士未提及礼部参与过慈禧坐车问题的讨论，现存史料中也见不到礼部讨论此事的证据。“礼部”云云，当是出自芮恩施个人的“想当然”。

♦ 芮恩施（1869~1923）

除此之外，芮恩施的这段回忆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1）据回忆录原文，“慈禧让司机跪着开车”并非史实，而是芮恩施个人的一种设想。芮恩施说得很明白：“我想，如果他们能有更多的时间的话，也许会想出一种叫司机跪着驾驶这辆御用汽车的办法。”意即“慈禧让司机跪着开车”这件事情并未发生。遗憾的是，1982年芮恩施的回忆录中文版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后，“慈禧让司机跪着开车”这一芮恩施的假想，却被曲解成了一种“史实”，出现在了各类历史读物之中（据笔者的有限所见和检索，在此之前，中文知识界几乎找不到“慈禧让司机跪着开车”之说）。

（2）在卡尔女士的回忆录里，慈禧是一个愿意打破旧例去尝试乘坐汽车的人。她没能坐成汽车，是因为周边之人担忧汽车有危险竭力阻止。而到了芮恩施的笔下，慈禧愿意打破旧例的情节被略掉了，她没能坐成汽车的原因，也变成了她仍坚守在陈腐的旧例之中。这个变化，或许可以用“纣王陷阱”来解释——论语中，子贡曾感慨：“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纣王做了很多坏事，但没坏到传言中那种程度。然而，正因为他做了很多坏事，所以天下的坏事慢慢地就全归到他头上了。慈禧太后的情况其实也是如此。她在人生的晚年以强化皇权为第一要务，有许多阻碍时代变革的举措（她连废除科举都不愿意，最后是由地方督抚们联合起来借着日俄战争的奇耻大辱相逼，慈禧才勉勉强强答应）。她给自己挖了个“纣王陷阱”，然后跳了进去。所以，在芮恩施的印象里，她就应该是个死守旧例不许汽车夫坐在前侧的顽固之人。

回到慈禧没能坐成车的真实原因——被身边之人以安全性不足为由阻止——还能见到另一个有意思的事实：许多“守旧”行为的背后，均有着切实的利害考量，不是脑子跟不上时代才守旧，也不是为了守旧而守旧。对伺候慈禧之人而言，最大的利益是慈禧身上任何意外都不要发生，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他们必定想尽办法阻止慈禧在生活中接触新鲜事物。正如当年光绪身边的太监们竭力阻止光绪骑自行车一样。

类似的案例还可以再举一个。1921年前后，溥仪决定在紫禁城内安装电话，结果内务府众人群起反对。溥仪的外籍教师、英国人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认为，反对者的理由是：“如果皇上装了电话，随便什么人只要知道了皇上的电话号码，就能打过来聊天，那样有失皇上的威严；除此之外，如果让某些革命党、反对派知道，他们也许会打电话过来侮辱谩骂皇上。”

庄士敦是个外国人，不了解紫禁城的游戏规则，所以他将内务府明面上的说辞当了真。反倒是他的学生溥仪，深知内务府的“保守”另有切实的利益考量：

光绪骑不成自行车，慈禧坐不成汽车，溥仪装个电话身边人群起反对，其内在逻辑，大体是一样的。 （来源：腾讯新闻）

①裕容龄，《清宫琐记》，北京出版社 , 1957年，第79页。

②康有为，《大同书》，甲部第二章“天灾之苦”。

③（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913-1919年美国驻华公使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89页。

④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24页、第119页。

⑤卡尔女士著，陈霆锐译：《慈禧写照记》，中华书局1917年版，第176-177页。

⑥庄士敦著、富强译，《紫禁城的黄昏》，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152页。

⑦《解呈汽車述函》，《新闻报》1904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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