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外交官的「奇袭日本本土计划」 | 短史记
说一说宋育仁在甲午年的“奇袭日本本土计划”。
宋是四川人，生于1857年，卒于1931年，是光绪十二年（1886）的进士，1894年被派往英国，担任清廷驻英使馆二等参赞。宋抵达伦敦，是该年旧历五月。稍后，中日甲午之战便爆发了。
甫闻中日战事爆发，宋便自伦敦上书军机大臣翁同龢与孙毓汶，提出过一套御敌主张。稍后，听闻日军兵锋已进逼鸭绿江，宋又给在南书房工作、有机会与皇帝日常接触的张百熙写信，希望张想办法将自己从伦敦召回京城，以便更迅捷地向朝廷贡献自己的御敌之策。友人王闿运说，宋是一个性格“狷介”之人，“有忧生之嗟，忤时之虑，多所谋画，视人太高”。就宋在甲午年的忧思与行动而言，这个评价可谓中肯。
◆ 宋育仁像
据宋本人所写《借筹记》，其“奇袭日本计划”，始于甲午年底。
当时，宋因对国内局势忧心如焚，已“决意辞职回国”。适逢南洋大臣张之洞有借款事宜交托给驻伦敦使馆，宋便暂缓回国留了下来。期间得以结识了使馆的翻译官王丰镐，透过王，又认识了一位“英国水师候补兵官哈格雷甫”。这位哈格雷甫告诉宋，他在七月份的时候，曾通过驻伦敦使馆向清廷秘密献策，大致内容是“请密购师船一旅，募兵送华，且战且前”，具体操作办法是清廷代表与怡和洋行签订借款合同，怡和洋行再与哈格雷甫签订合同，这样就能避开英国“局外中立”的立场。但此事始终没有回音。宋育仁翻查了使馆的往来电报，发现清廷驻英公使龚照瑗确实在七月份的时候，将哈格雷甫的建议报告给了北洋，但北洋没有回复。之后，龚照瑗又发电报给北洋，说该建议已经作废。但龚没有把作废之事告诉哈格雷甫。
于是，宋育仁决定绕过驻英公使龚照瑗，自己干。
他先是与哈格雷甫商议，但怡和洋行不愿贷款，事情黄了。然后，他又通过王丰镐与一位“前美国水师副将夹甫士”搭上了线。这位夹甫士介绍了三个人给宋育仁。一位叫做“麦福尔”，是英国人，前海军军官，据说能招募到海军兵将；一位叫做“康敌克特”，据说是开银行的，愿意借款给清廷；还有一位叫做“庵洁华特”，据说是英国的候补议绅，有政界资源，能帮着出谋划策。通过这些人，宋育仁获知：南美洲的智利、阿根廷两国，之前互相争战，购买军舰置办了海军。如今两国不打仗了，这些军舰就成了负担。智利有“大轮一艘，快船二艘”，阿根廷有“大快轮二艘”。经麦福尔沟通，两国愿意同时将这些军舰出售给清廷。
据此，宋育仁拟定了一个宏大的计划：康敌克特联络银行借钱，麦福尔联络旧部招兵买马，庵洁华特负责打通英国政府的关节（让他们不找麻烦），再将智利、阿根廷这些军舰买过来（按宋育仁的构想，将耗费二百万英镑，购入兵船十艘，邮船二艘），然后再配上英国与法国生产的“鱼雷炮船大小千艘”，便可以组成一支强大的海军。澳大利亚是英国的殖民地，距离中日战场最近，可以用澳洲商会自发组建军队保护商务权的名义，让这支海军在澳大利亚集结。然后再请出以前在北洋海军任过职的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担任统帅，以商会舰队的名义，挂着英国旗帜北上。如此，便可实现“潜师袭倭”直捣长崎的计划。
没成功的原因，据宋育仁自己讲是这样的：他最初与这些洋人接触时，“托言总署有密函，令谋此策”，谎称自己是奉了清廷总理衙门的秘密指示来办这件事情。等到借钱买船募兵等事项商议妥当之后，宋才将此事汇报给军机大臣翁同龢与孙毓汶、总理衙门大臣廖寿恒与张荫桓，以及唐景崇、张之洞等人。这之后，为了推动计划，宋又找过出使俄国大臣王之春（王1895年途径欧洲）、驻德公使许景澄。宋育仁最先得到的，是总理衙门的回复：“恐难成，不办”。他又通过王之春，将希望寄托在了南洋大臣张之洞身上（王与张关系密切）。南洋的回复是：
这个回复虽然答应替宋育仁将计划汇报上去，但也委婉地将皮球踢给了总理衙门，因为南洋的汇报对象就是总理衙门。张之洞对宋育仁的真正期望，是要他替南洋完成一笔100万英镑的借款。
稍后，南洋方面再次来电转达朝廷旨意：中日两国和议已定，袭击日本之事不必再提。至于重整海军，须从长计议，“王之春所报各船，并未声明钢甲薄厚、尺寸长短，但凭商人之语，未足以昭凭信”，这笔借款就此作罢。不过，张之洞也让王之春转告宋育仁：《马关条约》赔款太大，恐有变数，所以“船事仍勿断”，不妨继续与洋人联络，以备万一。后来没发生万一，宋育仁只好感慨：“潜师之谋乃废不用，伤心绝望。”
以上内容，全部出自宋育仁本人撰写的《借筹记》一文（见钟永新《中日甲午海战宋育仁＜借筹记＞故实》所附点校之《借筹记》）。在回忆文章的末尾，宋说，自己记下这些事情，“不敢示人，亦自写伤心怀抱云耳”。
宋育仁在“奇袭日本本土计划”中表现出来的真诚毋庸置疑。这一点，由他不惜滞留欧洲、耗费大量个人资财来办这件事，便能得证——宋于1894年底辞职，至1895年秋才登船归国，这长达八个月的时间里，宋要自己负担一切生活与工作费用，其中仅电报一项就耗费了“六百余金”。
但宋显然低估了计划的复杂性。
首先，向智利等国购买军舰，是甲午年各方皆在关注的一件大事。宋作为一个小小的使馆二等参赞，不可能成为此事的主导者。
最早策划操办此事者是李鸿章。甲午年七月十三日，李鸿章一度获清廷批准，可定购“智利二轮”。李将此事交给了驻英公使龚照瑗（与李关系密切）来办。但十一天之后，七月二十四日，龚照瑗致电总理衙门，说智利悔约了，船没买成。悔约的主因，是日本参与了竞买，智利遂欲待价而沽（日本后来确实买入了智利军舰）。宋育仁在《借筹记》里说龚照瑗向北洋报告过购舰计划，后来又向北洋报告说计划作废，原因便在这里。此事后来出现转机，李鸿章又致电龚，让他与智利方面接洽，询问全部七艘快船多少价；若只买其中“行速炮多”的四艘，又是多少价。借款等事，也仍由龚照瑗在负责执行。（见李鸿章：《寄伦敦龚使》，光绪二十年七月十六日亥刻；《寄伦敦龚使》，光绪二十年九月十四日亥刻。）
李鸿章的计划，可能来自德国前陆军军官汉纳根（Von Hanneken，曾在北洋海军任职）和他的岳父德璀琳（Gustav von Detring，天津海关税务司，英籍德国人）。甲午年，总理衙门曾向汉纳根与德璀琳问计。汉纳根的改革建议之一是北洋海军“近八年中未曾添一新船”，器械方面已落后于时代，须斥巨资购买新式军舰，可购买的对象包括：（1）“智利国现有快船六艘，皆新式新造”；（2）“德国佛尔根厂所造一艘，英国阿姆士脱郎所造一艘”。他建议以这8艘军舰为主体，雇佣外国海军将领士兵一同来华，“另派一洋员为全军水师提督”，组成一支新的海军。（见《汉纳根条陈节略》）
宋育仁的“奇袭日本本土计划”，其实也包含在汉纳根的计划之中。汉纳根当时似乎有意让英国海军军官泰莱（w. F. Tyler ）负责指挥新舰队。据泰莱说，是他致电汉纳根，让其向清廷建议购买智利的巡洋舰，因为那是“世界最捷之舰”，他自己则有能力招募到足够的海军士兵，然后，“予将以此舰扰乱敌人后方海陆”，也就是袭击日本本土的重要港口，迫使日本海军将吉野、浪速等速度较快的军舰从战场召回，“以防守诸煤港”。（见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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