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着好好的「年」不用，唐玄宗非要自己骗自己 | 短史记

原创言九林短史记-腾讯新闻

作者丨言九林

编辑丨吴酉仁

说一说唐玄宗的“改年为载”。

自秦汉时代至今，中国人始终以“年”来总括十二个月的四季循环，帝制时代用的是年号，如建安三年、洪武十年、康熙二十年之类；帝制崩溃后与世界接轨，用的是公元纪年。这当中的例外，是唐玄宗在天宝三年正月突然宣布：自该年起，唐王朝弃年用载，天宝某年统统改为天宝某载。

上千年的用法，唐玄宗说改就改。

如此这般折腾的原因，唐玄宗委婉地写在了诏书里。内中说：“（朕）未明求衣，日昃忘食，励精为理，思致離和。历观载籍，详求前制。而唐虞之际，焕乎可述，用是钦若旧典，以协惟新，可改天宝三年为载。”——意思是：朕这些年来，天没亮就穿衣起床，太阳要落山了还顾不上吃饭，废寝忘食兢兢业业，只为励精图治。朕翻遍了典籍，详细参考前代的治国经验，觉得上古唐虞时代（即尧舜时代）是最棒的。所以，为了向唐虞时代的尧舜学习，朕决定此后不再用“年”，天宝三年改称天宝三载。

为什么向尧舜学习，就要将年改成载？

因为按古书《尔雅》的说法，“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一岁两岁是夏朝的用法，一祀两祀是商朝的用法，一年两年是周朝的用法。一载两载，据说是尧舜时代的用法。

♦ 唐玄宗

尧舜是传说中的理想君王，是帝制时代的读书人构建出来的最美好的政治符号。唐玄宗在诏书里先夸自己一通，然后说要向尧舜学习，显见是将自己视为当代尧舜，将天宝时代视为唐虞时代的再现。他命令天下人弃年用载，实是在用这种方法，让天下人时刻意识到他李隆基便是当代尧舜——类似的手法王莽也用过。为了让天下人皆意识到自己是当代周公，王莽走“复古”路线大规模更改了官职名称与地理名称，给天下人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唐玄宗没有王莽那般激进，也比王莽聪明，他知道年份是民众日常交流与书写的必要元素，只要改年为载，便足以时刻提醒民众：天宝时代是个独一无二的时代，是个直追上古尧舜之治的时代。

另据唐人杜光庭的《历代崇道记》，“改年为载”这件事还与一个叫做田同秀的投机分子有关。

此人本是一个从七品下的王府参军，得知唐玄宗改元天宝，便计上心头，冒出来说自己在长安的丹凤门上空见到了玄元皇帝（即道教中的太上老君李耳，《道德经》的作者老子），这位玄元皇帝还告诉他，有灵符埋在了尹喜的故宅里——传说中，老子骑青牛出函谷关，被关吏尹喜拦下，在尹喜的要求下才写下了《道德经》。明眼人一听便知这田同秀是个骗子。但唐玄宗对一切有利于己的祥瑞来者不拒，真派了人随田同秀去函谷关寻找尹喜的故居，然后一顿乱挖，果然挖出一张灵符，上面还写着“天宝千载”字样，恰呼应了刚刚才宣布的改元天宝（有说法称改元天宝是因为挖出了天宝灵符，这是搞错了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唐玄宗对这一结果非常满意，先兴致勃勃地给自己加了尊号，叫做“大唐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然后又给田同秀升了官，由从七品下提拔为五品。

田同秀的骗术很拙劣。他之所以能够成功，全赖唐玄宗愿意受骗，愿意骗自己，愿意让他的骗术成功。

既然唐玄宗愿意受骗，那么挖出天宝灵符就得是件大事，就得全国上下都要宣传到。于是，在天宝二年就有了这样一幕：“引浐水抵苑东望春楼下为潭”（将浐水引入长安造一个人工巨潭）的大型享乐工程于该年竣工，唐玄宗前往望春楼观赏新潭，负责该工程的官员准备了数百艘新船，在船上摆满了各地特产珍货，由陕县县尉崔成甫领头，“居前船唱《得宝歌》，使美妇人百人盛饰而和之，连樯数里”——所谓《得宝歌》，就是将当时的民间流行歌曲《纥体歌》的歌词给改了，改成歌颂唐玄宗挖到太上老君的灵符。唐玄宗站在高高的望春楼上，看着下面新造的巨潭里全是清一色的漂亮新船，听着崔县尉领唱、数百美妇人和唱《得宝歌》，心情想必十分愉快。

♦ 《资治通鉴》中田同秀诈骗唐玄宗的记载

也有让唐玄宗不太开心的事。同样是在天宝二年，冒出了一个叫做崔以清的骗子。此人也想投机，却又不够聪明，竟原封不动照抄了一遍田同秀的骗术。崔以清说，他在洛阳的“天津桥北”上空也见到了玄元皇帝，玄元皇帝告诉他，在“武城紫薇山”也藏有灵符。唐玄宗倒也能忍，没戳破蠢兮兮的崔以清，反再次派人跟随崔去了一趟紫薇山。一番乱挖后，果然又挖出了相同的灵符。

一模一样的骗术，第一次玩，是骗子与被骗者心照不宣；第二次再玩，可就有将被骗者当猴耍的味道了。东都留守王倕大概就是这种感觉。他将崔以清抓了起来，一番审讯后，崔以清全盘交代，说所谓的老君下凡是编的，所谓的灵符也是他自己埋的。《资治通鉴》里说，王倕将情况汇报给唐玄宗，唐玄宗的反应是“亦不深罪，流之而已”——该砍脑袋诛九族的大罪，只轻轻判了个流放。之所以轻判，是因为唐玄宗本来就知道崔以清是骗子，也因为唐玄宗愿意被骗，他担心严惩崔以清会阻吓这类骗子，会减少自己被骗的机会。

杜光庭说，田同秀之事发生后的第三年，“帝见灵符有‘天宝千载’之字，天宝已应改元之号，遂改年为载。”——天宝元年，是唐玄宗甘愿被田同秀骗；天宝二年，是唐玄宗甘愿被崔以清骗而被王倕给搅和了；天宝三年，是唐玄宗再次捡起田同秀制造的灵符“天宝千载”，宣布改年为载——下令改元为载的诏书倒是没提灵符，大概是崔以清事件让灵符之说变得有些尴尬。

♦ 《资治通鉴》中崔以清诈骗唐玄宗的记载

但世上之事，是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便是别人；只要我不觉得受愚弄，受愚弄的便也是别人。改年为载一事正是如此。人人都知道唐玄宗不可能因为改年为载，就变成当代尧舜；也明白天宝时代不可能因为改年为载，就变成唐虞盛世。但唐玄宗不管不顾下了诏书，众人也就只好抛弃“年”，将“载”字全面用起来。今存唐人写于天宝年间的诗文著作，大多称“载”而不称“年”，李白、杜甫这类知识分子也不例外。李白文章里的“惟十有四载”，指的是天宝的第十四个年头，杜甫诗里的“皇帝二载秋”，指的是至德（唐肃宗年号，当时尚未恢复“年”）的第二个年头。

用“载”，意味着认同唐玄宗是当代尧舜，认同天宝时代是唐虞盛世；反之则可能被解读成不认同。天宝时代的官场与谋求进入官场的读书人，都很明白这当中的利害。

其实，生活在开元天宝时代的底层百姓，日子并不好过。有学者计算过当时一个五口之家的产出与负担，结论是：假如每丁授田三十亩（多数达不到），那么“全家五口每日需口粮七升二合，全年共需口粮二十五石九斗二升。但缴纳租税后只剩下二十二石二斗五升，还缺少三石六斗七升，也就是说每年还缺少一个月以上的口粮。”这还没有算上种子、农具、衣物、婚丧嫁娶等开支；也没有算上租庸调正税之外的苛捐杂税。

所以，开元天宝时代，也是一个百姓大逃亡的时代。按唐朝人杜佑的估算，当时有约四分之一的唐朝百姓，因不堪重负脱离了编户齐民的身份，将自己藏了起来。他们或抛弃原籍的房宅田产去外地谋生，成为游荡无定的“客户”。或逃至官府鞭长莫及的偏远之地——开元二十九年（741），唐玄宗在诏书里提到，江淮之间有许多百姓为了躲避税赋徭役“深居山洞”，藏到了官府控制不到的深山老林。或荫庇到贵族与官员门下，成为他们的奴仆。（参见《四分之一的唐朝百姓，将自己藏了起来》）

不过，对唐玄宗而言，开元天宝确实一度是个很美好的时代。他可以大兴土木，将温泉宫扩建为华清宫，将“五王宅”改建为兴庆宫，他在长安、洛阳修建的行宫各有1000多个房间。他还征召民夫在骊山建了一座会昌城。他可以去泰山封禅，从准备到结束前后花了长达一年的时间，封禅队伍自洛阳出发，绵延数百里，沿途州县为供给上万名王公大臣及其下属，以及数万匹骏马，苦不堪言，破产者不计其数。他还可以让全唐王朝的人都来给自己过生日，每年的生日，他都要在长安或洛阳不惜财力举办大规模的庆祝活动。为了满足口腹之欲，他设置了“检校进食使”，让各地进献美食，“水陆珍馐数千，一盘之贵，盖中人十家之产”，一道菜的花费便等于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他也可以让一支多达七百人的团队专门负责给杨贵妃织锦，可以将贵妃兄弟姐妹的府邸修筑得如同皇宫。给安禄山修豪宅时，他的旨意也是“但穷壮丽，不限财力”。

只是，这些专属于唐玄宗的似锦繁华没能维持太久。“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叛军攻入长安，唐玄宗仓皇逃入蜀中。756年，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强行将唐玄宗“尊”为了太上皇。758年，返回长安住进兴庆宫的太上皇李隆基，只能眼睁睁看着儿子李亨宣布改载为年，恢复了“年”这一经历了上千个春秋的传统用法，也撕下了他那“尧舜之治”的最后一块遮羞布。

（来源：腾讯新闻）

①《唐大诏令集》“改天宝三年为载制”。

②《旧唐书》“礼仪志”。

③《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天宝元年、天宝二年。

④杜光庭《历代崇道记》。

⑤刘乃和：《中国历史上的纪年》，海豚出版社2012，第109-111页。

⑥封常曦：《唐代纪年为什么一度用“载”》，《咬文嚼字》1997年第9期。

⑦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卷三六“改年为载敕”，第463页。卷三0三“田同秀”，第34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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