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古代「不控制粮价」的救灾故事 | 短史记

忽然想起唐宋时代的几则历史故事。

第一则发生在唐宪宗时代。

河南洛阳人卢坦被任命为宣歙观察使，也就是去宣州、歙州等地（皆在今安徽境内）做最高行政长官。卢坦到任后，发现当地正深陷在因旱灾带来的饥荒之中，粮价不断上涨，许多百姓吃不上饭。有人大声疾呼，要新任行政长官采取措施抑制粮价。

卢坦拒绝这样做。理由是“宣州地狭谷不足，皆他州来。若制其价则商不来矣。价虽贱则无谷奈何？”——宣州是耕地有限产粮不足之地，吃饭问题主要靠周边地区的粮食输入；如果官府实施了抑制粮价的政策，那周边地区的粮商就会裹足不前。没有粮食进来，粮价再低又有何用呢？百姓的日子只会更苦。

卢坦的判断是对的。“后米斗及二百，商人舟米以来者相望。坦乃借兵食，多出于市以平其价，人赖以生”，当宣歙地区的米价上涨到两百文铜钱一斗时，周边地区的粮商蜂拥而至。粮食总体量上来后，卢坦再借用军粮对市场实施刺激，米价很快便落了下去。

王夫之后来在《读通鉴论》里评价说，如果卢坦为了邀取个人名声，响应民意呼吁做了强制管控粮价的事情，便相当于“拒商贩于千里之外”，只会给本地那些坐拥大批粮食的“豪民”提供发灾难财的好机会。市场被摧毁后，这些豪民可以“挟持人之死命以坐收踊贵之利”，结果将是更多的百姓被饿死。卢坦不追求虚名，是宣歙百姓的幸运。

第二则故事发生在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

这一年，六十二岁的范仲淹在杭州做最高行政长官。江浙地区遭遇天灾发生了饥荒，许多百姓饿死，很多人流离失所。杭州的情况也很糟糕。

范仲淹出台了许多政策来应付饥荒。比如：（1）官府开仓放粮赈济灾民。（2）利用杭州人喜好佛事的风尚，号召地方富商举办竞渡比赛之类的娱乐活动。竞渡比赛需要雇佣人力，佛事活动有慈善义举，可以解决部分饥民的工作和吃饭问题，“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大增就业者数万”。（3）大兴土木。范仲淹先是劝说各寺庙主持，称饥荒之年劳动力成本最低，正是拿出庙产来雇工修建寺院的好时机。然后又身体力行，大修衙门的官舍、库房和宿舍。这股大兴土木之风让寺院之类的有粮者自愿拿出了钱粮，给饥民提供了很多工作岗位。

其中，最让舆论无法理解的政策是故意抬高米价。当时杭州的米价已涨至120文每斗——正常年份苏杭地区的米价大概在每斗50-80文。范仲淹拒绝以行政手段控制物价，反下令将杭州的米价提升至180文每斗，相当于正常年份的两至三倍。“众不知所为”（搞不懂范大人要做什么）之际，范仲淹又命人沿江张贴榜文，“具述杭饥及米价所增之数”，将杭州的灾情和杭州官定粮食收购价高达180文每斗的信息尽可能扩散出去。结果是“商贾闻之，晨夜争进，唯恐后，且虞后者继来。米既辐凑，遂减价还至百二十”——粮商们收到信息后，争分夺秒往杭州运粮。粮食总体量上来后，范仲淹才将官定粮食收购价调回到120文每斗，也就是与其他灾区的粮价齐平。

据《梦溪笔谈》记载，范仲淹在杭州的所作所为引来了监察官员的弹劾。弹劾的奏章里说他“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不好好拯救灾民，反大搞娱乐活动，大兴公私工程，将百姓折腾得死去活来。惟沈括认为，“是岁，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这一年两浙地区惟有杭州太平安定，百姓们不用流离失所，这全赖范仲淹的政策得当。

三年后，五十五岁的包拯因丧子之痛向朝廷“乞便郡”。宋仁宗命其回到家乡庐州做地方行政长官。那时节的庐州也正陷在饥荒之中，包拯想起同僚范仲淹在杭州的所作所为，遂将之照搬过来：“亦不限米价，而商贾载至者遂多，不日米贱”，庐州百姓少遭了许多罪。

♦ 故宫南薰殿所藏范仲淹像

第三则故事发生在宋神宗熙宁年间。

当时的吴越之地，因旱灾与蝗灾发生了严重饥荒。“米价踊贵，饿死者十五六”。吴越各州官府普遍派人在街市和交通要道上张贴榜文，禁止市场提升米价，并悬赏鼓励举报。唯一的例外是越州。该州最高行政长官赵抃“独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价粜之”，不但不禁止粮食涨价，还在交通要道上张贴榜文称，只要有米运入越州，不管价格多少，越州官府照价全收。

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说，赵抃此举造成的结果是：“诸州米商辐辏，米价更贱，民无饿死者”——各地米商蜂拥往越州输送粮食，当地米价很快便降下来了，很多百姓们免于被饿死的命运。

♦ 赵抃像

第四则故事发生在南宋咸淳年间。

咸淳七年（1271），以体恤民情、正直敢言著称的黄震被任命为抚州的最高行政长官。当时的抚州境内正遭逢春荒。黄震忧心灾民，尚在赴任途中便颁布公文，着手处理赈灾事宜。他的主要赈灾手段是劝谕抚州境内的“富户”，也就是家有余粮者，拿出粮食来分给灾民。为达成此一目的，从这年三月到七月，黄震针对境内富户连下了约二十道榜文。

在第一道榜文里，黄震说：自己初来乍到，“惟欲安富恤贫，使彼此相安而共济；决不敢从事一切抑价，劝分置场拘数”——我只追求穷人与富人都能好好过日子，绝不搞全面的价格管制，绝不会将富人们控制起来要他们按规定数额吐出粮食来救灾。目前抚州的米价已经比较高了，家中有粮者不妨将粮食拿出来卖掉，既可以赈济民众，自己也可以挣到钱。等到粮价平复回落，那时候再想卖就迟了，不但没人买，还会召来乡邻们的怨恨。

结果收效甚微。于是，在第二道榜文里，黄震有些生气了，开始批评抚州百姓，说他们中有些人“利在増价，密售客贩，反不恤邻人之告急者”，看到别的地方粮价更高，就把粮食偷偷卖给粮商，无视邻居已经没饭吃了。他警告抚州的富人：“天生五谷，正救百姓饥厄；天福富家，正欲贫富相资”——苍天赐下五谷，是为了让百姓免于饥饿；苍天让你们致富，是为了让你们资助穷人。如今你们不肯拿粮食出来分给灾民，那苍天还要你们这些富户做什么呢？

正式进入抚州境内后，黄震发布了第四道榜文，公开与境内富户做了一个约定：“今与富室约：不敷数、不抑价、不置场，并不留片纸在官，以贻将来吏胥按籍搔扰之患”——黄震向富户们承诺，官府不会摊派具体的出粮额度，不会用官定价格来收粮食，不会强行指定卖粮之地，也不会让他们在官府留下任何书面材料。不留书面材料，衙门的胥吏们日后要骚扰压榨他们，就少了依据。在第五道榜文里，黄震又说：只要富户们把粮食拿出来投放到市场上，官府必有重赏。投放二千石者，由黄震出面为其举办表彰大会；投放一万石者，由黄震给朝廷写奏折为其申请官衔。黄震说，自己以人格担保，决不食言。

即便如此，抚州市场上仍见不到有富户站出来卖粮。

最后，黄震只能诉诸暴力手段。他在第七道榜文里宣布：若十日之内，被点名的富户仍不将粮食投放市场，“轻则差官发廪，重则估籍黥配”，不但要派官差去强行撬开他们的粮仓，还有可能要将他们抓起来刺面治罪，发配边疆。此后，黄震便开始利用榜文，不断对富户进行点名，然后由官府派人前去查封粮仓。这场查封粮仓的运动，一直持续到“新稻将熟”的七月份。

♦ 黄震像

上述故事中，同样是救饥荒，同样是不抑制粮价，卢坦在宣州成功了，范仲淹在杭州成功了，包拯在庐州成功了，赵抃在越州也成功了。惟独黄震在抚州失败了，他的不抑粮价政策没有得到市场响应，最后只能诉诸暴力手段。

何以如此？

道理其实并不复杂。卢坦、范仲淹、包拯与赵抃，这四人不抑制粮价的主要目的，皆是为了吸引外部市场将粮食输送进来。范仲淹与赵抃利用交通要道大作广告，便是为了吸引外地粮商。黄震虽然也说不抑制粮价，但他的目的恰好相反，是想要诱惑本地富户将粮食拿出来。殊不知，在两宋时代，外地粮商与本地富户的处境是大不相同的。

外地粮商四方奔走，遵循市场法则的召唤向灾区输送完粮食挣到大钱后，可以拍拍屁股走人，既不必担忧被灾区的地方官秋后算账，也不必担忧灾区的大小胥吏会因此盯上自己的家产。本地富户则不然，他们跑不了和尚也跑不了庙，一时冲动受了黄震的诱惑将粮食卖到市场上，固然可以挣到一笔钱，后患却是无穷。

首当其冲者，是地方官可能会秋后算账。底层饥民买不起高价粮食，自然得由官府出资去买然后再施赈，这对官府而言相当于受了损失。在官府看来，让自己遭受财政损失的“罪魁祸首”，便是高价卖粮的本地富户。

其次，本地富户高价卖粮，必定要承受本地舆论的恶评，士绅的体面很容易荡然无存。

再次，也是最可怕的事情，即便地方官不秋后算账，即便该富户不在乎舆论风评，他也得顾及另一个问题：两宋时代摊派给民间的许多负担，比如衙前差役，比如劝分额度，皆是以资产等级为依据。某户人家被官府评定的资产等级越高，需要承受的负担就越重，很多人户因此倾家荡产。为逃避这种命运，那些没有官场背景的富户通常不愿让人知道家有余粮（有些人甚至不愿求富）。响应黄震的号召高价卖粮，便相当于露富，相当于将把柄塞到官府手中。黄震当然也明白这一点，所以才承诺“不留片纸在官”，以防衙门的胥吏们日后拿着卖粮资料，以摊派各类负担为名，去祸害这些富户。但这种承诺没有吸引力，因为在灾年开仓卖粮不可能偷偷摸摸无人知晓，有没有纸质文件留在官府并不重要。

也就是说，在一种畸形的、缺乏安全感的权力格局下，市场法则其实已经失效。无论黄震如何承诺“不抑粮价”，如何承诺“不留片纸在官”，抚州本地的富户都不会愿意主动将粮食拿到市场上去。惟有超出抚州之外，在这种畸形权力格局影响不到的地方，“不抑粮价”的政策才有可能激活市场法则，才有可能给灾情带来真正的帮助。（来源：腾讯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