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播出的以三国时代为背景的古装谍战剧《风起陇西》里，给蜀汉政权虚构了一个情报机关，叫做“司闻曹”，专职收集曹魏的军政情报；也给曹魏政权虚构了一个情报机关，叫做“间军司”，专职收集敌国的军政情报。两国之间的谍战，便围绕着这两个机构展开。电视剧的情节，自然是不必较真的。但三国时代也确实有情报机关，只不过与电视剧的情节不同，这些真实存在的情报机关，其主要职责是对内监控百官和百姓，而非对外搜集敌国情报。
曹魏集团的情报机构是由曹操建立起来的。最早叫做“刺奸官”，有刺奸令史、右刺奸掾、刺奸主簿等诸多名目。这些情报官员的主要职责，是监视带兵武将的动态，防止他们倒戈向其他势力。当时与曹操争雄的其他诸侯势力也多设有相似的情报机构，比如吕布军中也有“刺奸官”，建安三年曹操率军围攻下邳城时，吕布军的一名刺奸官张弘叛逃到了曹营。到建安九年曹军击败袁氏集团入主邺城时，刺奸官已在军中大规模配置开来。因刺奸官已成为怨声载道的存在，曹操又“发明”了该机构的另一用途，那就是把那些需要肉体消灭的政治对象任命为刺奸官，然后再随便找个由头将之诛杀，用他们的死来平复军中将领们的怨气。比如与袁绍家族有亲戚关系的高柔，曹操“欲因事诛之，以为刺奸令史”；再比如确定以曹丕为继承人后，曹操要处理曹植的党羽丁仪，做法也是“转仪为右刺奸掾，欲仪自裁”。除了刺奸官之外，曹操还设置了另一套特务机构叫做“校事官”，后来又叫抚军都尉。其重点监控对象最初也是军队将领。《魏略》里说，“始太祖欲广耳目，使卢洪、赵达二人主刺举，洪、达多所陷人，故于时军中为之语曰：不畏曹公，但畏卢洪；洪尚可，赵达殺我。”——卢洪与赵达，是当时曹操很信任的两名特务头目，他们让许多军队将领掉了脑袋，所以军队中流传着“不怕曹操只怕卢洪，不怕卢洪只怕赵达”的俗语。
后来，校事官的监控范围越来越大，内外百官与普通百姓皆是其监控对象。比如曹操当时有禁酒令，尚书郎徐邈“私饮至于沈醉”，在非公开场合喝酒，结果就被情报人员汇报给了赵达，赵达再汇报给曹操，徐邈差点因此丢了性命。再如曹丕时代重用情报头目刘慈等人，结果“校事刘慈等自黄初数年之间，举吏民奸罪以万数”。有人劝曹操不要搞这一套，不要放任赵达这些情报头目作威作福，要善待文武官员。曹操的回复是“卿知（赵）达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举而辨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你没我了解赵达这些人。他们是恶人，但我要监控百官和百姓，我要掌握每一件事的动向，就只能用他们这些恶人，因为你们贤人君子干不了这种事。曹操后来为平息统治集团内部的愤恨情绪杀了赵达等人，但“校事官”这套制度却一直传承了下去。孙权设置的情报机构也叫做“校事官”，有可能是直接袭用了曹魏集团的名称，其职责也与曹魏的“校事官”一样，主要针对内部的官员与百姓。之所以设置这种机构，是因为孙氏家族自孙坚时代开始，便与治下的世族长期存在冲突。尤其是孙策，在夺取江东的过程中对当地崇奉儒学的世族实施了血腥杀戮。孙权上台后听从张昭等士大夫的建议，与江东世族和解，将之纳入到了统治集团当中。但孙权内心对江东世族的疑惧从未消失；许多人基于曹魏势大这个现实，也对孙吴政权能否长久存续没有信心。历史原因与现实因素纠合到一起，使得孙权在称吴王之后，决定在政权内部广泛设立情报机构，实施特务统治。孙权时代有名的情报头目是吕壹、秦博、钱钦等人。史料记载，这些人全部出身低微，时人称之为“小臣”“小人”。在这些人的监视和举报下，上至丞相顾雍、陆逊等，下至普通百姓，全都过得战战兢兢。《建康实录》里记载说：“时典校事吕壹专威福，帝任之，群臣无敢言。”据《三国志·吴书》记载，太子孙登、丞相陆逊与太常潘濬等，皆曾苦劝孙权疏远吕壹这些情报头目，都没有效果。直到吕壹的所作所为，开始严重威胁到孙吴政权的统治基础，事情才出现转机。时为嘉禾年间（232-237年），孙吴政权铸造“一当五百钱”——这是一种典型的靠货币滥发来攫取民财的暴政。大将朱据的军队，按制度应该拿到“三万缗”这种新钱，结果却对不上账。吕壹于是率情报机构，在朱据军中对掌管财务的官员实施严刑拷打，将人活活打死了也没查出结果。朱据出面给被打死的官员置办棺材厚葬，吕壹又把朱据牵扯进来，说他是吞没公款的同党。孙权一再勒令朱据老实交待，朱据被逼到走投无路的地步，只能“藉草待罪”。过了几个月之后，有人查出来说这笔钱是被铸造工王遂给偷取了，与朱据毫无关系。孙权于是“大感寤”，仿佛现在才知道吕壹干尽了坏事，发出了“朱据见枉，况吏民乎！”的感叹，然后将吕壹给拿下了。所谓朱据尚且被冤枉，“况吏民乎！”，实际上是孙权亲口承认他的情报机构和特务系统不但针对文武官员，也针对底层的“吏”和百姓——其实，大臣步骘上书孙权告诉过他：在吕壹的主持下，情报机关吹毛求疵，没问题搞出问题来，小问题搞成大问题，已到了“使民跼天蹐地，谁不战栗？”的地步。孙权很清楚这一点。他之所以直到朱据事件发生才抛弃吕壹，是因为两个因素：（1）朱据是孙权的女婿，又出自江东世族吴郡朱氏，他的冤案很容易引起孙吴政权内部所有官员的共情。（2）朱氏有不少成员在军中担任要职（如朱桓、朱异等），朱据本人是军队高级将领，他的冤案很容易在孙吴军中引起共情。官僚集团和军队的向心力是孙吴政权最紧要的统治基础，既然有充足的证据还朱据清白，孙权为了平息众怒，只能抛弃吕壹。但是，吕壹之死只是吕壹个人退出了孙吴的政治舞台，监视文武百官及百姓的校事制度仍继续存在。直到孙权死后，诸葛恪以太傅的身份辅政，才“罢视听，息校官”——所谓“视听”就是监视文武百官和百姓的耳目；所谓“校官”就是情报机构和特务人员。遗憾的是，诸葛恪的时代很快就结束了。孙皓上台后，马上又恢复了这套制度，大臣陆凯上书说“夫校事，吏民之仇也”，也没能阻止得了孙皓的决心。而且，孙皓的所作所为较之孙权有过之而无不及。《吴书·孙晧传》里说，孙晧很喜欢召集群臣办宴会，“无不咸令沈醉”，每次都要将与会者灌到烂醉。同时，他会在宴席上布置一群“黄门郎”，这群人不喝酒，其职责是将醉酒官员说的话全记录下来交给孙晧。孙晧用这些酒后醉言来检测群臣的服从度与忠诚度。不能通过检测者，轻则治罪，严则杀头。这种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背后，若隐若现的是孙皓比孙权更没有信心，所以他才会对特务情报系统情有独钟，又将之全面恢复了。因为“国不置史”，我们无法确切知晓蜀汉政权内部有没有设置针对文武官员和百姓的特务机构。《三国志·蜀书》中有三段记载颇值得重视。第一段见于《彭羕传》，内中说：彭羕因为失宠于刘备，被任命到外地做官而心生不满。马超与他聊天问道：“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谓卿当与孔明、孝直诸人齐足并驱，宁当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你是有大才能的人，主公一向很看重你，说你与诸葛亮、法正是一个级别的，怎么会将你外放小郡做官呢？彭羕发牢骚说“老革荒悖，可复道邪！”——那老兵头子昏庸荒唐，没法说。又说“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定也”——如果主公让你做将领在外带兵，让我为谋臣在内筹划，夺取天下并不难。马超默然不答，随后将这场谈话原原本本告密给了刘备。彭羕因此丢了性命。史书称，马超之所以要告密，是因为他“羇旅归国，常怀危惧，闻羕言大惊”。“常怀危惧”四字，显示马超生存在一种高压环境下，他很担忧自己与彭羕的这些话会传入刘备耳中，然后引发误解，所以选择了主动告密。这种忧惧，有可能来自某种体制化的监控，而非个别人的偶发性举报。
第二段见于《周群传》。内中说蜀郡人士张裕在谶纬预测方面比周群还厉害，因为私下里向人分享自己对刘氏何时将彻底失去天下的预测而被告发，“人密白其言”，结果被刘备新账老账一起算砍了脑袋。这显示蜀汉政权内部当时存在告密之风。
第三段见于《简雍传》。内中说，蜀汉政权禁止百姓酿酒，然后“吏于人家索得酿具，论者欲令与作酒者同罚”，基层胥吏在执行时不仅抓捕酿酒者，还挨家挨户搜酿酒工具，要将有酿酒工具者一并治罪。简雍看不下去，趁着与刘备出游的机会，指着路上的男男女女讽刺说：“这些人都欲行淫，应该赶紧抓起来；因为他们都有行淫的工具，和百姓们有酿酒的工具是一个性质”。简雍是跟了刘备数十年的老臣，所以敢这样开玩笑。刘备听了这玩笑，才下令不追究有酿酒工具的百姓。家藏酿酒工具都会被查出来，显示在刘备时代，益州百姓受的是高压管控。危惧、告密和与高压管控，皆隐约指向了某种体制性的东西，只是我们无法知晓这体制性的东西是否属于类似“校事官”那样的情报特务机构。《魏氏春秋》里记载，有“益州从事”名为常房者，认为牂牁太守朱褒“有异志”，于是“收其主簿案问，杀之”，然后朱褒反过来又带兵攻杀了常房，向成都报告说常房谋反。诸葛亮接到汇报后，“诛房诸子，徙其四弟于越嶲”，试图以此安抚朱褒。但朱最后还是叛变了。这位常房做的事情，与曹魏、孙吴两国的“校事”大体差不多，都是在监控文武官员的忠诚度。常房的命运，也与曹魏和孙吴两国的那些情报头目差不多，做了高层人物的政治牺牲品。此外，东汉顺帝时代，益州所辖十二郡国共计一百五十二万余户，七百二十四万余人。到蜀汉政权灭亡之日，则仅“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 。这个数据也告诉我们两个事实：（1）因为穷兵黩武，蜀汉人口不断减少，最后恶化至94万纳税人要供养10万军队。这要求蜀汉政权必须极尽搜刮之能事。（2）要极尽搜刮之能事，便需要对内以超强的力度去控制百姓，所以蜀汉政权的官吏规模才会扩张至4万人，相当于1名官吏对应管控7户百姓。据此，我们有理由推测，这4万官吏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与“校事官”同性质的对内情报特务人员。前文提到的常房，很可能便是其中之一。比如《晋书·王濬传》里说，司马昭派军队灭蜀后，任命王濬为巴郡太守。王濬到任后发现“郡边吴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养”——巴郡与孙吴接壤，当地百姓生了男孩都不肯养育，或抛弃或杀死。这显然这是蜀汉时代暴政的遗留。王濬在巴郡太守任上严惩杀子现象，减轻百姓徭役，让生育子女的家庭可以喘息，结果“所全活者数千人”——根据《晋书·地理志》的记载，巴郡当时“统县四，户三千三百”，只有三千多户人口。如果史料没有夸大王濬的仁政效果，“户三千三百”对应“全活者数千人”，可以说蜀汉政权统治末期的巴郡已是一处人间地狱。要以94万纳税人养活10万军队和4万官吏，底层百姓只能活在地狱里。而且，蜀吴两国结盟多年，巴郡虽是边境却并非前线。边境百姓们困苦至这种程度，要防止他们用脚投票，必然需要某种制度化的东西。所以，我们在史料中能看到，孙吴政权当时在边境地带设有“刺奸屯”，在内中配置官兵，便同时具有警戒敌军来袭（可以放烽火）和控制境内百姓外逃的功能。蜀汉政权也在边境地区设置了“屯候”，功能与孙吴的“刺奸屯”是一模一样的。曹魏则广泛实施军屯与民屯，同样可以起到防止民众逃跑的功能。综而言之，在与三国时代相关的史料里，我们能见到情报机构，但见不到职责主要对外的情报机构。![]()
（来源：腾讯新闻）本文史料基本引自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的注引，故不再一一赘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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