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元朝并不禁止百姓拥有日常刀具，也没有搞过“十户一刀”这种制度。翻开《元史·刑法四·禁令》可以看到，元代是不允许民间“擅造军器”的（其他朝代如宋明清也不允许），连神庙的仪仗都只允许用土木纸彩制造，“用真兵器者禁”。各都城中的百姓不许造弹弓也不许玩弹弓，抓到会被杖责七十七，外地郡县不管。只有给官府做事的巡逻者、捕盗者可以持有弓箭，其他人都不行。只有从军的汉人（指居住在原金国汉地及四川云贵一带的百姓）可以持有兵器，其他人也都不行。民间百姓私藏全副甲，要被处死，不成一副要鞭笞五十七后徒刑一年，哪怕只是零散甲片无法穿着，被发现了也要鞭笞三十七。枪刀弩私藏十件者处死，五件以上者杖责九十七后徒刑三年，四件以下者杖责七十七后徒刑两年；所藏不堪使用者也要鞭笞五十七。私藏弓箭十副者处死，五副以上者杖责九十七后徒刑三年，四副以下者杖责七十七后徒刑两年；不成副也要鞭笞五十七。一副按一张弓加三十支箭算。“诸民间有藏铁尺、铁骨朵，及含刀铁柱杖者，禁之。”
显而易见，铁尺、铁骨朵是武器，不是日用器具。“含刀铁柱杖”应该释读为“含刀的铁柱杖”，也是含有刀刃的铁制柱杖，自然也是武器，不是日用器具。有人可能会有异议，认为“含刀铁柱杖”也可以释读为“包含刀具和铁制柱杖在内”，据此便能得出元朝政府不允许民间百姓拥有刀具的结论。翻开该篇可以见到，为了确保兵器的生产原料不出现短缺，并扩张政府的税收，元朝政府对铁和铁制品的产销实施了国家管控。没有朝廷发放的铁引凭证而私自贩铁者“杖六十，钱没官，内一半折价付告人充赏”，要打六十杖，没收所得收入，其所贩之铁的一半会折算成钱用来奖励举报者。伪造铁引凭证，罪同伪造官府印信。管理人员打击私铁买卖不力，导致市面上有私铁出售者，初犯鞭笞三十，再犯加等，三犯就要降职丢官。商人拿到铁引凭证后，不按凭证上日期出售，凭证和铁不在一处，凭证规定的卖铁量之外另有夹带，该商人的铁皆会被没收。铁已经卖掉了，商人却不在十日之内去官府上缴凭证核实账目，要鞭笞四十，如果拿着过期的铁引凭证继续卖铁，那就罪同私自卖铁。“凡私铁农器、锅釜、刀镰、斧杖及破坏生熟铁器，不在禁限。江南铁货及生熟铁器，不得于淮、汉以北贩卖，违者以私铁论。”
意思是，民间日用的铁制产品，如铁农具、铁锅、铁釜、菜刀、镰刀、斧头、铁杖等，以及那些已经坏掉了的铁器，商人们可以直接卖，不需要官府发放的铁引凭证。只是有一条，江南地区的铁货和铁制品，只能在江南地区卖，如果运到淮河、汉水以北去卖，那就罪同贩卖私铁。允许商人卖刀镰和斧杖给民间百姓，自然意味着政策允许民间百姓拥有刀镰和斧杖。所以，《元史·刑法四·禁令》里被严禁的“含刀铁柱杖”不是“刀具和铁柱杖”，而是“含有刀刃的铁制柱杖”——其实，在《元典章》中，这种“含有刀刃的铁制柱杖，是被称作“带刀子拄棒”的。比如《元史·汪泽民传》记载，汪泽民担任平江路总管府推官期间，发生了一桩案子，一个叫净广的僧人与某僧人有矛盾，久不往来。突然某天，某僧邀请净广饮宴，净广的弟子想要谋取师傅的钱财，且痛恨师傅经常殴打自己，于是在某僧的居所将师傅净广给杀了，然后跑去官府报案。某僧受不了刑讯逼供，屈打成招。案子送到汪泽民这里后，汪重新验看了凶刀，“刀上有铁工姓名，召工问之，乃其（净广）弟子刀也”——这是一把刻有铸刀匠姓名的刀子，汪泽民将铸刀匠叫来一问，知道了这把刀曾卖给净广和尚的弟子。案子因此峰回路转，找到了真相。如前文所言，元代律法严禁民间百姓拥有兵器，只有军人和给朝廷服务的差役例外。僧人显然也没有资格拥有兵器；铸刀匠也不敢将刻有自己姓名的兵器卖给僧人。显见净广和尚的弟子手里的这把刀其实是日用品性质。汪泽民没有追究铸刀匠，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再比如，《元史·王初应传》里记载，王初应是漳州长泰的一名普通百姓。元武宗至大四年，王初应与伯叔父王义士一同前往刘岭山砍柴，“有虎出丛棘中，搏义士，伤右肩，初应赴救，抽镰刀刺虎鼻杀之，义士得生”——王义士在砍柴过程中遇上了老虎，被伤到了右肩，王初应拿着镰刀跟老虎搏斗，将之杀死了。此事被地方政府视为孝行上报，所以《元史》中会有记载。王初应能用镰刀杀虎，说明《元史·刑法三·食货》中不禁止百姓拥有镰刀的记载是准确的。镰刀不禁，其他日用刀具当然也没必要禁。类似的史料也见于《元典章》。如《刑部卷之三》记载，元成宗大德元年，江西百姓王文才因弟弟王柳仔作贼，偷盗他人蔬菜、稻谷、棉絮等物，觉得自己也连带没有面子遭人耻笑，遂“用斫柴刀将王柳仔斫伤身死”。可见元代百姓是可以拥有砍柴刀的。《元典章》中记载了许多以刀子杀伤人命的案子。如元仁宗延佑元年发生在福建顺昌县的“冯崇等剜池杰眼睛案”，作案的凶器是篦刀。元仁宗皇庆元年发生在池州路东流县的“霍牛儿扎死妻阿常案”，是一对夫妻在逃荒途中发生口角而引发，凶器是随身携带的“小尖刀”。皇庆二年发生在建宁路的“李孙砍死妻蔡佛姑案”，作案的凶器是家用的“木柄铁斧”。这些都是常见的日用刀具，所以审理案件的相关卷宗中，并无追究凶器是否违禁的内容。如果凶器不在常规用具的范围之内，便有必要界定其是否属于兵器了。如至元五年，顺元路发生了“刘黑儿捉奸杀死奸夫刘猪儿案”，卷宗提到，刘黑儿掏出来杀奸夫的是一把“无柄拔刀”。基层官府的判断是“不合将无柄拨刀，不行纳官，罪犯”——这把刀子的形制不在日用品范畴，私人不可拥有，应该上缴给官府，所以杀奸夫的刘黑儿有罪。但省部一级的裁断意见是“拨刀无鑚柄，难作军器定罪”，意思大概是说这把刀没有钻柄把手，所以也算不上是军器，刘黑儿当场捉奸杀死奸夫，就不做任何追究了。综上，元朝的法律并不禁止百姓拥有菜刀、砍柴刀、镰刀等日用刀具。而且，以元朝政府的基层控制能力，即便他们想这么干，也是做不到的。元朝政府当然也知道这一点。《通制条格》卷二十七记载，至大四年，河南行省汇报说，他们从“贼人”杨梦翔等人处搜出两股“铁禾叉”。河南行省认为，若不严禁民间百姓拥有“铁禾叉”，恐怕会对统治不利。刑部讨论商议后答复说：“铁禾叉系农家必用之物，既非兵器，难以禁治”——要把基本农具从农民手里抢走，这太不现实了，只会徒增骚乱。刑部清楚这一点，所以没有响应河南行省的请求。至于“每十户共用一把菜刀，菜刀还要用铁链锁在房柱上”这种传闻，就笔者的有限所见，大约出现于晚清民国时期，如民国年间刊行的《新河县志》的“传说”篇里称当地流传一种说法，“相传元代蒙古人于各地分驻防守，恐民作乱，监视极严，十户为甲……十家共切菜刀一，亦由甲主收存”。此说大规模流行开来，则大概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编纂出版的各类普及性历史读物。如1955年由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上册中称，“元朝为了严防南人反抗，……并规定五家共用一把菜刀，夜间不许人民点灯”。可惜的是，这类材料皆不能给出此说的史料来源。当然了，廓清元朝不禁菜刀这个事实，指出元朝不存在“十户一刀”这种荒唐之事，并不意味着元朝百姓不会因为刀具问题而遭到压迫。如前文拿来举例的“刘黑儿捉奸杀死奸夫刘猪儿案”中，刘黑儿使用的刀具不是兵器，却仅因不是常见的日用刀具形制，便差点被地方官府以私藏兵器之罪给严办了。刀具与百姓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朝廷界定刀具与兵器的标准又很模糊，如果官员与胥吏们要以此敲诈勒索百姓，如果有人要以此报复举报他人，都很有可能酿成冤案。刘黑儿能逃过一劫，只是他的运气比较好。![]()
（来源：腾讯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