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政和年间，开封城内有个机构叫后苑作，后苑作里有个小人物叫杜公才。后苑作的全称是后苑造作所。按《宋会要辑稿·职官》的记载，这个机构在正常状态下，应该负责宫中及皇族婚娶物品的制造。它的下面共设有“七十四作”，包括缕金作、腰带作、琥珀作、雕木作、乐器作、裁缝作等等。皆是为皇宫及皇族的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然而，在宋徽宗时代，后苑作的工作范围扩大了。因宋徽宗穷奢极欲导致“内外之费浸以不给”，后苑作也开始承担起了给皇帝搞钱的任务。当时，后苑作的头目是宦官杨戬，杜公才是后苑作里的一个小小“使臣”，地位大体相当于胥吏。♦ 《清明上河图》里衙门前慵懒昏睡的差役
据《九朝编年备要》，小胥吏杜公才跑去给上司杨戬出了一个搜刮民财的坏主意：“京西旧多旷土，宝元康定间时轻其赋，募民垦辟，地无遗利。政和初，始议増税，民已不能支。未几，后苑作使臣杜公才献言汝州有地可为稻田，乃置稻田务，主以内侍杨戬，皆按契劵而以乐尺打量，其赢则拘入官。而又并河东北三路，皆括之。于是大扰，农民困敝，仅能输公田钱，而正税不充矣。”（［宋］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十八）
大意是：因黄河泛滥决堤改道之类的原因，京西各州以前有很多荒地。宋仁宗宝元、康定年间，以低于常规水平的赋税标准招募百姓前来垦荒，将这些荒地全利用了起来。到了宋徽宗政和初年，朝廷对这些土地实施增税政策，百姓们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然后，在后苑作里做事的小人物杜公才给上司杨戬献策说，汝州的耕地其实可以变成官营稻田，于是朝廷重设了“稻田务”这个机构——该机构始设于五代，后唐、后周都搞过，是专门从事水稻生产的官营机构。北宋初年也在汝州搞过，具体做法是官府成立机构，招募农民来耕作，并设置“团长”来管理这些农民。究其实质，“稻田务”相当于官营农场，里面的农民相当于官营农场的劳工。后来，因官营农场的经济效益太低，远不如将土地交给农民自由耕种然后征收赋税划算，汝州的“稻田务”大约在宋仁宗时代被取消了。旧的稻田务已经取消，其管理的田地也早已分配给了百姓。重建稻田务需要有官营土地，这些土地从哪里来？当然只能从百姓们身上搜刮。搜刮的方法是“皆按契劵而以乐尺打量”——契劵就是土地凭证，乐尺指的是宋徽宗新颁行的“大晟乐尺”。旧尺子丈量出来的1亩地，用这种新尺子丈量约等于1.0849亩，也就是有8.49%的面积会多余出来。所谓“其赢则拘入官”，正是指用新尺子多丈量出来的这8.49%的面积，就直接归官营“稻田务”所有了——与旧“稻田务”要参与经营不同，新“稻田务”只负责针对这多量出来的8.49%的面积征收新的“公田钱”。宋徽宗搞的那个“大晟乐尺”，与一个叫做魏汉律的小人物有关。此人本是蜀地的一名黥卒，因见宋徽宗自号“道君皇帝”，遂转行去做方士，与当时的权臣蔡京搭上了线。魏汉律鼓捣出一套“理论”，说皇帝代表天意，以前的夏禹就是“以身为度”，用自己的身体作为制定度量衡的标准。如今大宋正值盛世，也该用宋徽宗的身体来制定新的度量衡，于是测量了宋徽宗的手指尺寸，以之为依据重新制定了所谓的“大晟乐尺”。杜公才与杨戬，正是窥准了大晟乐尺比旧尺要短这个“漏洞”，且知道无人敢公然反对大晟乐尺，才会想出这种刻剥百姓的“好主意”。《九朝编年备要》说他们先在汝州搞试点，然后又推广至“河东北三路”。《宋史·食货上二》说他们在汝州试点成功后，又在“府畿”施行，将新政策从“稻田务”改名为“公田”（这就更加名正言顺了，稻田务是官营农场，含有经营之意；公田则只对应收公田钱而已，没有其他任何成本）；再然后，实施范围又扩张为“南暨襄唐，西及渑池，北逾大河”，也就是整个北方的主要农耕区都被覆盖到了。所有百姓的耕地都必须接受新尺子的重新丈量，多出来的就是属于朝廷的公田，就得给朝廷缴纳公田钱。交完这笔公田钱后，百姓们往往连常规正税也交不起了。《九朝编年备要》记载说，“时内侍张玉营缮所亦效后苑公田所为，取足无算”，由另一个宦官张玉主管的“营缮所”也照搬了后苑作这套东西，从百姓们身上榨取了无数钱财。后来杨戬死了，在宋徽宗的主持下，后苑作与营缮所的汲取业务全部并入到了另一个机构“西城所”，由宦官头目李彦负责主持，“其纵暴病民又甚于前矣”，西城所的规模与权力更大，对百姓造成的伤害也更大。《宋史·食货上二》说，“尽山东、河朔天荒逃田与河堤退滩租税举入焉”——连山东、河朔之地的荒田、逃田（百姓不堪重负弃地逃亡）与河堤滩涂等，也都成了搜括的目标。杜公才是个满肚子坏水的小人物，宋徽宗时代正是极适合他“发挥才能”的舞台。据《宋史·杨戬传》，为了谋求个人的荣华富贵，杜公才还给杨戬出过另一个增加政府收入的坏主意：“有胥吏杜公才者献策于戬，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转究寻，至无可证，则度地所出，增立赋租。始于汝州，浸淫于京东西、淮西北，括废堤、弃堰、荒山、退滩及大河淤流之处，皆勒民主佃。额一定后，虽冲荡回复不可减，号为西城所。”
意思是：杜公才对杨戬说，可以立法去查验百姓的田契。北宋不禁止土地自由买卖，百姓们手上的田产往往经历了多次转手。查验田契时专门追溯这个转手经过。甲能证明手里的田地是从乙手里买的，那就再追究乙；乙能证明田地是从丙手里买的，那就再追究丙。这样一层层追上去，追到拿不出证明了，那就自然“证明”该土地以前属于“公田”，要按新政策缴纳公田钱。这套办法始于汝州，后来扩张至京东西和淮西北。搞到最后，连废堤、弃堰、荒山、退滩与河流积淤之地都要给朝廷交公田钱。而且一旦确定了公田钱数额，以后哪怕这些荒地、滩涂被冲掉了，消失了，公田钱是不能免的。由小人物杜公才开启的这项暴政，实施到最后已不止局限于耕地，连水面也成了所谓的公田，要向西城所纳公田钱。《宋史·杨戬传》里说，山东平原上的“筑山泺”，是古代“钜野泽”的遗留，它绵亘数百里，横跨济、郓数州，许多百姓靠着这片水泽求生，西城所却将水泽收归公田，“立租算船纳直，犯者盗执之”，设立租赋标准按船收钱，谁不交钱就按盗贼的标准抓起来处置。这个“筑山泺”有可能是宋人笔下“梁山泺”的一部分，或者就是“梁山泺”的另一种称呼。宋人记载，“梁山泺”也位于山东平原的济州与郓州一带，其形成与黄河决口有关——自后晋至北宋神宗时代，黄河发生了三次大决口，决口让汴、曹、单、濮、郓、澶、济、徐等州的诸多水系汇为一处，造就了周围达八百余里的“梁山泺”。据宋人李光《庄简集》记载，在宋徽宗时代，这八百里梁山水泊也要交公田钱：“（王)子献为京东转运使，将梁山泺收入西城所，遍诣州县，自济、兖、郓、濮、兴仁、广济等处，为之骚然，迫胁官吏，抑勒细民，有不承佃者，便枷项送狱，人人惴恐，莫保性命。蒲、鱼、荷、芡之利皆日计月课，纤悉无遗，遂致泺傍之人无所衣食，强者结集为寇盗，弱者转徙乎沟壑。”
意思是：在京东转运使王子献的积极控制下，所有依赖梁山泊为生的百姓都要给西城所交税；有敢逃避公田钱者会被枷锁起来送入大牢。湖泊所有出产都在课税范围。其结果是梁山泊周边百姓中的强者沦为盗贼，弱者死于沟壑。这些史实告诉我们，南宋开始流传的“水浒故事”（《水浒传》成型于元明时代，但水浒故事在南宋民间便已有流传）选定以梁山泊为主要活跃舞台，绝非偶然。
靠着杜公才提供的那些坏到流脓的主意，杨戬在敛财方面深得宋徽宗欢心。他大约死于1121年，也就是靖康之变的六年前，死后获赠太师与吴国公头衔。小胥吏杜公才的卒年不详，《宋史》仅记载他靠着这些坏主意被提拔成了观察使，追逐到了他想要的荣华富贵。在所有的水浒故事里，都见不到杜公才的身影。这意味着，民间记忆已将这个作恶多端的小人物遗忘了。![]()
（来源：腾讯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