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去北宋京城搞事业，多半要倒大霉 | 短史记
作者丨言九林
编辑丨吴酉仁
最近热播的古偶剧《梦华录》，用了元曲大家关汉卿的杂剧《救风尘》里的人物名，讲了一套与《救风尘》关系不大的新故事，大体可以将之总结为：
“赵盼儿、宋引章和孙三娘等女子携手北漂，前往东京开封搞事业，这里没人在意出身，只要努力奋斗就可以有一席之地，于是三个女人将一间小茶楼经营成了东京最大的酒楼，收获了事业，也收获了爱情。”
其实，觉得北宋的京城开封，适合当时的底层人追梦，适合搞事业，是一个极大的幻象。
在开封城内做买卖，“行会”这一关就非常麻烦。
北宋的开封城内，大概有一两百个行会。这些行会不是民间自发形成的商业自治组织，而是普遍受到官府的强力主导与控制。其存在的首要目的，不是维护商人利益，而是满足官府需要。用宋人耐得翁在《都城纪胜》中的话说就是：
宋代制度，行户须按官方定价向官府提供商品与劳役服务（比如吹拉弹唱，比如木工瓦匠）。扼要来说，“官府科索”的一般方式是：先强制要求商人无论经营什么，都必须成立在官府注册的行会，当官府需要某种商品或者劳役服务时，便通过相应行会，去强迫会内成员承担采购义务，或直接提供劳役服务。所谓“不以其物小大，但合充用者，皆置为行”，就是这个意思——不管卖的东西是什么，不管价值如何，只要官府用得上，就得成立行会，以方便官府来“科索”。
北宋的开封城，是行会管控最严厉的地方。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
大意是：开封城与地方州军一样，所有商品皆有行会，官府需要什么，就责令相应行会提供。不同的是，开封城内府衙众多，对行会的科敛勒索规模是地方州军的十倍以上，很多人因此赔得很惨。连最底层的小贩和贫民也很难幸免。
赔得惨的主因，是官府的采购价通常远低于市场价，也就是“贵价令作贱价，上等令作下等”。北宋的开封、南宋的临安皆是如此。南宋理宗年间，“官司以官价买物，行铺以时值计，十不得二三”，官府的采买价格还不到市场价的十分之二三，且“迁延岁月而不偿”，一年两年五年十年拖欠着不给，最后商人们只能“迁居以避其扰，改业以逃其害”。拖欠采购款也是两宋的常态，知开封府蔡襄曾上奏宋仁宗说，官府向“内东门市行”的商人采购，却“累年未偿价钱”，这些商人完成了采购，却长期拿不到官府的采购款。
所以，在宋神宗熙宁六年，开封城肉行里的徐中正等二十六户屠户，联名向朝廷请愿，“乞出免行役钱，更不以肉供诸处”——他们愿意直接给朝廷缴纳一笔“免行役钱”，只求朝廷别再让他们给各个官府衙门供肉了。宋神宗召集相关部门讨论此事，也承认这套行会制度确实非常扰民，皇帝还举了个例子：“近三司副使有以买靴皮不良决行人二十者”——近靴行里有二十名商人被官府严惩，原因是官府认为他们采购的靴皮不好。靴子的质量标准，全由官员张嘴说，行会商人没法反驳，当然只能认栽。肉行的商人们，大概率也会遭遇相似的问题。试想，他们给衙门送肉，肉价已经很低了，又不能拿到现钱，还很容易被衙门里的官员、胥吏刁难，或者说送来的肉变质了不新鲜，或者说送来的肉短斤少两。这种要命的采买生意，谁会愿意做呢？但皇权无远弗届，不做又不行，所以这些肉行商人宁愿直接给官府交“免行役钱”。
不止是肉行。在熙宁年间，开封城内的米行和麦行也曾向朝廷诉苦，说“岁供稌禾、荞麦等荐新，皆有陪费”，他们要负责给朝廷的各类祠祭活动提供最新鲜的粮食，每次接这种生意都要亏本。在熙宁七年，还发生了米行商人自杀事件：“米行有当旬头曹赟者，以须索糯米五百石不能供，至雉经以死”——旬头大概是指当时的米行实施了按旬轮流的行头制度，也就是每过十天就轮到下一个人做米行的行头，这期间官府有采买需求，会去找当值的行头，由他来组织行内商人完成采买工作。这位米商曹赟很不幸，在轮值期间接到了官府采购五百石糯米的要求，他搞不定这件事情，于是上吊自杀了。
有些时候，会发生官府需要某种稀有的货物或服务，而开封城内又没有相应行会的情况。官府的常规做法，是强迫经营其他货物的商人，去成立新行会，然后再将采购任务摊派到他们头上。这种做法常闹得开封城内商户怨声载道。熙宁六年，朝廷终于出台规定：“官司下行买物，如时估所无，不得创立行户”——官府有采购需求，而无商人经营该货物时，禁止官府强行设立行会。
也不止是采购。有时候，行会还得替官府卖东西。用什么价格卖，当然也是官府说了算。至于按这个价格卖不卖得掉，那就不是官府愿意操心的事情了。
比如宋真宗曾命人将宫内的一批“无字号、不及色额”（非品牌货、质量不怎么样）的器物首饰拿出来，交给开封城内的相应行会出售。可想而知，给皇帝卖东西，卖价只能高不敢低。宋神宗时，河北路要筹措青苗法的本钱，于是将朝廷调拨给河北的绢，摊派给下属各州、军城市里的行户，要他们在半年之内卖掉，然后将钱交上来。官府的定价是每匹绢“一贯五百三十文至一贯六百文”，远高于当时的市场价。于是，整个河北路的行户们就都倒了大霉。高于市场价本就难卖，绢的数量多限时紧，又意味着会有大批的绢同时进入市场，会进一步拉低绢的市场价。资产雄厚的大商人（其实河北路没啥资产雄厚的大商人），自然可以先垫款给官府，然后将绢放在仓库里等时机。资产很有限的“近下等第人户”，就只能咬紧牙关低价将绢卖掉，然后“破卖家财方能贴赔送纳了当”，哪怕破产也要用自己的家产将缺额补足，只求免遭到官府的严惩。
既然行会存在的首要目的是便利官府的科敛盘剥，那么，在北宋官府的立场，自然是很希望保持行会内商户的数量和规模。毕竟，商户减少即意味着可供科敛盘剥的对象与规模也在变少。在行会商户的立场，也希望将尽可能多的商人纳入行会。毕竟，会内商户越多，分担科敛盘剥的人就越多。故此，王安石曾对宋神宗说，开封城内“每年行人为供官不给，辄走却数家，每纠一人入行，辄诉讼不已”——每年都有行会内的商户因承担不起官府的盘剥，破产关店离开行会；每年也都有行会强迫商户入行，为此还经常闹纠纷。
这两方面的力量加起来，开封就成了一座不允许商人游离在行会之外的城市。
王安石告诉宋神宗，在未实施“免行役钱”改革之前，开封城内的行会要向所有从事本行业的商人收取“行例钱”。他举了一个亲身所知的例子：“臣曾雇一洗濯妇人，自言有儿能作饼，缘行例重，无钱赔费，开张不得”——这洗衣妇人的儿子，只因为交不起饼行的“行例钱”，就没法在开封城内做饼卖。洗衣妇人觉得自己的儿子很可怜，但饼行却会觉得自己收“行例钱”天经地义。官府的科敛盘剥是直接摊派到饼行的，由行里的饼贩集体承担，如果放任其他饼贩不入行而在开封城卖饼，那饼行商贩的利润就会下降，就会承担不起官府的科敛盘剥——只要不破产，官府通常不允许商户退出行会。
实施“免行役钱”改革之后，小商贩游离在行会之外的空间就更小了。以前，监督小商小贩、强迫他们进入行会交“行例钱”的，主要是对应行会的商户。商户的力量有限，没法覆盖到开封城的每个角落，尤其是很难监管到那些走街串巷、没有固定摊位的小买卖人。“免行役钱”改革实施之后则不然。这笔钱是上交给官府的，每个在开封城内做生意的人都得交。交了钱的商户看到没交钱的同行走街串巷卖东西，会认为损害到了自己的利益，会积极举报；官府接到举报，会认为自己少了一笔收入，也会积极出动严厉处理。所以，时人郑侠在给宋神宗的奏章里说：
意思是，“免行役钱”改革启动后，以前不在行会里的人，现在不能上街做生意了，法律不允许他们与缴纳了“免行役钱”的商户争利。除非他们前往官府登记加入行会，把免税钱给交了，才可以在街市上做生意。不去官府登记加入行会而擅自做生意者有罪，举报者有赏。所以现在开封城的情况是：提着瓶子走街串巷卖茶水的，必须加入茶行；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粥的，必须加入粥行；卖麻鞋的、梳洗头发的，都得加入相应的行会。否则就不能营业，就是犯罪。
《梦华录》的赵盼儿们，要想在开封城里开茶馆、经营酒楼，要过的第一关就是加入茶行、酒行，来承接官府的种种科敛盘剥。而且，开封城内的行会内部是有等级制度的。以茶行为例，王安石曾对宋神宗说：
意思是：开封城内的茶行，长期控制在十余家大商人手里。外地茶商带着茶叶来到京城，必须先设宴与这十余户大商人搞好关系（否则茶叶会卖不掉），请他们给自己的茶叶定个价格。当然了，卖给这十余户大商人的茶叶是特别的低价，是绝对不敢奢求有利润的。外地茶商的诉求是剩余的茶叶可以被定一个高价，然后再从茶行的“下户”们那里，将利润赚回来。
也就是说，赵盼儿这些底层人来到开封，要开茶馆就必须先入茶行——连提瓶子走街串巷卖茶都得入茶行，更不用说坐地开茶馆了。入了茶行，也只能是里面的“下户”。她们只能从茶行的渠道买茶叶，买到的又一定是高价茶叶。茶叶成本高了，她们的茶馆也就很难与那些有背景的大商人的茶馆竞争。
开酒楼的情况更复杂。
宋朝政府为了谋利，在开封城推行了“榷曲法”，对酒的生产与买卖实施了垄断政策。简单说来就是搞酒水专卖，所有酿酒者必须向政府购买酒曲配额。购买酒曲配额的这笔钱叫做“曲钱”。只有买了配额，才可以酿酒和卖酒。为便于监管，北宋中期的开封城大约只有70家酒楼可以酿酒，这类酒楼在当时被称作“正店”。没有酿酒资格、只能向官府或正店买酒的小酒馆，则被称作“脚店”。赵盼儿这类底层人开酒楼，显然只能从“脚店”做起。脚店没有酿酒资格，只能去正店购买，其酒的品质和价格自然也就没有了优势。而且，开封城内的正店酒楼通常走的是“近亲繁殖”的路线，也就是正店会用自己的人去开设多家脚店。这种模式对新入行的从业者来说，显然是很不友好的。
开封城内老牌正店对新入行酒馆的敌意，不仅仅源于行业竞争，更多来自畸形的商业环境。
为了尽可能谋取更多的利润，北宋政府在酒类专卖这件事情上的一贯做法，是多造酒曲强行摊派给酒户，根本不管酒户是否能把这些酒卖掉，根本不管开封城内的酒类消费力上限是多少。宋神宗时代官员周直儒的话说就是：“曲数过多，酒数亦因而多。多则价贱，贱则人户折其利”——官府只求大量摊派酒曲，然后收曲钱，酒户只好大量酿酒。市场上的酒太多卖不掉，就只好降低酒的价格。更要命的是，北宋政府还制定有“月输不及数，计所负倍罚”的惩罚措施，意思是这个月通过卖酒给官府提供的收入如果没达到指定目标，欠多少就要加倍罚款。在京城之外的淮南、两浙、荆湖地区，甚至发生了“因民有吉凶事，辄出引目，抑配沽酒”的事情，谁家有个婚丧嫁娶，负责酒类专卖的官员就会出动，强行向百姓摊派买酒配额。
长期这样搞的结果，自然是酒户们普遍亏本，经常出现“蹶产以偿”的现象。许多正店酒楼的经营者，将家产全卖了也交不上政府摊派的曲钱。比如，宋仁宗年间，“京城富民刘保衡开酒场，负官曲钱百余万，三司遣吏督之，保衡卖产以偿”。这位刘保衡本来是位有钱人，只因误入了开封城的酒行，欠下官府百余万，最后被官府逼着将家产全卖了来还账。元丰三年，因为开封城的酒户们长期亏损，实在还不上欠朝廷“旧曲钱及倍罚钱”，宋神宗只好下诏“展限半年”，将还款的最后期限再延长半年。
显而易见，在这样一种畸形的商业环境下，开封城实际上长期处于酒类生产严重过剩的状态。多一家酒楼，便意味着其他酒楼的销售额要被摊薄，众酒楼的生存状态会进一步恶化。
综上。赵盼儿这些底层人来到开封搞事业，要应对行会、应对官府，应对这种畸形的商业环境，其结局大概率好不了。当然，如果有雄厚的官场背景，又另当别论。（来源：腾讯新闻）
（本文史料主要来自《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与《宋史》，不再逐一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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