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阎晶明：《野草》的发表、出版与传播史

《箭正离弦：<野草>全景观》 ，阎晶明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09

阎晶明

《野草》的发表、出版与传播史

《野草》是鲁迅作品里的异数，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小小奇迹。由于读者似乎并未做好准备，它的出现甚至并没有立刻引起“热烈反响”。对于《野草》的反应慢热，很多人归究于《野草》的不好懂，甚至读不懂，但或许是因为它的出现太突然，很多人还反应不过来。

《野草》鲁迅著

北新书局1927年7月初版

一本书有一本书的命运，《野草》的命运有不少特异之处。

《野草》是鲁迅惟一一部散文诗集，这显而易见；

《野草》全部在北京宫门口居所的“老虎尾巴”完成，《题辞》除外；

《野草》的所有文章，均发表在《语丝》周刊上，包括《题辞》；

《野草》24篇作品发表时作者署名全部为“鲁迅”；

《野草》最早被翻译成英文，然而并没有出版，鲁迅为此写下的“序”却成了后人理解《野草》的重要基点。

《野草》的集中出版，经历了作者署名的更改，以及《题辞》的“失而复得”；

《野草》是出版时鲁迅为所有文章加注上写作日期的作品集。

……… ………

《野草》的写作、发表、出版经历，一句话，《野草》的传播史同样是一个值得展开记述、观览的世界。

在讨论《野草》的写作、发表、出版、翻译等流变之前，似乎首先应该探讨一下，为什么叫《野草》？鲁迅的每一个作品集，无论极普通，抑或很特殊，都会讲清楚这书名的由来和道理。《坟》《热风》《呐喊》《彷徨》《华盖集》《而已集》……但似乎对《野草》却没有做过类似的说明。还有一点也很特别，其他的作品集，杂文、小说、散文，都是在作品结集出版时才去“制造”一个书名。这书名既可以与作品的整体格调有关，如《呐喊》《彷徨》；也有可能与鲁迅编辑成书时的心情有关，如《华盖集》；也可以与鲁迅写作这些作品时的处境有关，如《且介亭杂文》；也或者就是对作品“基本面”的一个概括，如《朝花夕拾》《故事新编》。但《野草》，是在发表第一篇作品《秋夜》时就立下的“总标题”，是预先设计好风格（当然同时又有多样性）、体例（尽管并不强求统一）的“系列”作品。由于在《语丝》一家周刊上推出，又有“专栏”味道。但它的发表并不定期，并非每期都有，又有时同一期上刊登两到三篇，说明并非是协商好的专栏。由于《野草》总名目开篇就已推出，作为作品集出版，定名《野草》实在自然不过。但这个系列在开始发表时，“栏目”状态并不稳定，第一篇《秋夜》发表时，《语丝》头版的目录里并非《秋夜》，而是《野草》。作品呈现的第四版方可见出《野草》其实是总名，下面是“一《秋夜》”。第二次发表时，目录成了“《野草》（二至四）”，版位上总标题还是《野草》，下面的作品又变成了“二  影的告别”，“三  求乞者”，“四  我的失恋”。从《复仇》开始，作品名成了主标题，副标题成了“野草之五”。这才把发表的格式确定下来。当然，中间也有过变化。

这还没有触及到为什么叫《野草》。只是可以肯定，《野草》是鲁迅进入写作这一“系列”之前就设计好的总名称。关于为什么叫《野草》，其实早已有人探讨过。因为别的结集名称都由鲁迅自己说明过，理解的分歧就不会太大。惟有《野草》，说法不一，这是鲁迅为后人留下的又一个谜。

我见过的解释里，有两种说法比较受人关注。

一是“野有蔓草”说。这一说来源于《诗经》，暗示了鲁迅对许广平的爱情。

“野有蔓草”语出《诗经·郑风·野有蔓草》：

在郊野之地，青草更青处，邂逅一位眉清目秀的女子，愿与她同行欢乐。无论从字词的直接选用“野草”，语义上也有“吸取露”的含义，还是后来的果真有许广平出现的故事走向，这样的八卦好像并不算得过分，聊备一说似乎也是有道理的。以草木与人作比较，比附“无情”与“有情”之难耐，似也是文学比兴中的基本手法。钱锺书《管椎编》里的《硕人》一节就提到了“野有蔓草”。《隰有苌楚》一节里又细述了自古就有以羡草木无情故可以无忧，“而人则有身为患，有待为烦，形役劳神，唯忧用老，不能长保朱颜青鬓，故睹草木而生羡也。”指出“浪漫诗人初向往儿童，继企羡动物，终尊仰植物。”且中外皆然，连席勒都有诗曰：“草木为汝师”。

《管锥编》钱锺书 

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

以钱锺书的开放式解释，鲁迅以“羡草木”而生悲情是有可能的。但我以为，这样的感伤都写在了《腊叶》里。腊叶也是植物，它虽无情无识，但也有青葱渐褪的悲苦，即使努力保存，也只能“暂时相对”。这里，腊叶虽为草木，倒不是人的对立面了，反而成了人的自况。这自况也因此具有双重效果，终将衰老、干枯，是所有生命不可避免的终结，但因其都会衰老、干枯，人也正不必为自己衰老而过度悲哀，这又是不幸中可以欣慰的地方。但无论如何，草木面前思考人生是一致的。

也是据此，我以为就《野草》而言，把“野草”理解为“野有蔓草”的“压缩”，是一种硬贴、硬套式的注解。创作《野草》系列，起点是在1924年9月，那时，鲁迅与许广平并无单独来往的文字记录。他们真正的公认的交往，起始于1925年3月，通信的起始时间也是那时。

1927年8月19日，鲁迅与许广平摄于广州西关

前排左起：何春才，鲁迅

后排左起：许广平，廖立峨

北京通信中，他们之间在文字上探讨的，仍然是以学校的风潮、现实的世相、人生的意义这些话题为主，内里时有个人化的表述，但委婉的说法是时时可以看出的。直到1925年6月29日，鲁迅在信中就喝酒的权利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而且把对“‘某籍’小姐”（应指许羡苏）的微词也引入其中，通信的私密性有所加强。到北京时期的最后一封信，即7月29日，过问到“天只管下雨，绣花衫不知如何？放晴的时候，赶紧晒一晒罢，千切千切！”那就可知私密的完全化了。以鲁迅的态度和方式，以其谨慎和“慢热”，说是1924年9月就以“野草”为名开始了单向度的情意表达，那是把鲁迅看成狂飚社成员高长虹了。从二人通信开始，《野草》的作品都以“我梦见”开头（北京通信结束后又不再继续“梦”系列），应该是写作时顾虑到了许广平这个特殊读者。这当然仍然是猜测。不过，“梦七篇”和《两地书》的北京部分在时间上的完全重叠，应该不完全是巧合。《两地书》北京通信时间是1925年3月11日至7月29日，“梦七篇”的时间跨度是4月23日至7月12日。下一篇《这样的战士》就到年底了。

《野草》之名由来的第二说，是《浅草》说。早在20世纪40年代，杜子劲就在《鲁迅先生的<野草>》一文中，探讨了《野草》书名的根据。他也认为，鲁迅唯在《野草》里没有提供一篇序文，让读者失去了“了解书的来源最确当的说明”。但《一觉》可以看作是《野草》的一篇跋，“是一篇后序”。这篇文章里，鲁迅叙述了受赠《浅草》的经历，“由那《浅草》联想到生长在沙漠中间的‘草’，这就成为《野草》的命名的来源了吧！”仔细琢磨，杜子劲此说并非妄言。的确，在充满阴冷氛围、悲凉意境、虚空色彩的《野草》里，那寄托于青年身上的理想主义火花，从来没有消失过，它们有如岩石缝里的小草，顽强而不为人所注意。也或者，如浪花，如烈焰，想看清，但又总不能确定。而且，按照“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的描写，说它是“浅草”也是有道理的。但这出现在“后序”里的意象，恐怕还不是鲁迅在差不多两年前的写作之初会去定义的。鲁迅大概也不会因一本刊物去为自己的一次系列写作做名称上的靠拢。《野草》的《题辞》摆在书的前面，《题辞》也是全书中唯一提到“野草”概念的作品。但它是所有作品发表之后才完成的。这个“前序”其实是比《一觉》还要晚的“后序”。

按照以上思路，我以为理解《野草》书名还可以找到一个旁证。这就是1931年2月18日鲁迅在致李秉中信中的一句话。鲁迅致信的原因，是回复李秉中关于自己是否愿意到国内或国外某个地方去养病，休息一段时间。说到这个话题，又是一篇大文章了，这里不能展开，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锡金先生的一篇旧文《鲁迅为什么不去日本疗养》，颇有看点。这里只看鲁迅决定不去任何地方疗养的自述吧。全信如下：

其中的“野人怀土，小草恋山”，足以让人想到《野草》书名。这当然比《题辞》还晚了四年，更不能当作书名的由来了。但假设我们认为鲁迅也是经历了“初向往儿童，继企羡动物，终尊仰植物”的“浪漫诗人”的情感过程，且这一过程在《野草》写作之初就“完成”了，那么，把野草理解成小草和土地的关系，那种怀恋中又可哀的复杂感伤，是不是也有几分道理呢？毕竟，《野草》里也有一句：“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总结起来，有一个话题呼之欲出。即如何理解《题辞》。为了理解《野草》之名的真义，且不要管时序的先后。“野有蔓草”说与“吸取露”之间，“《浅草》”说与“根本不深，花叶不美”之间，“野人怀土”说与“憎恶”论之间，字面上的勾连也是各有其表。的确，理解《野草》，不能离开文质皆美的《题辞》。

《题辞》作于1927年4月26日，其时鲁迅正在广州。广州国民党当局的“清党”行动，共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二千余人，其中的二百多人遭杀害。鲁迅任职于中山大学，因营救被捕学生无效，愤而辞职。刚刚过了十天，从北京逃离到厦门，从厦门又逃离至广州的鲁迅，深感身处于同样甚至更加险恶的环境当中。《题辞》于是成了这样一篇“奇特”的文章：既在精神气质上贯通于《野草》正文的23篇作品，在文体上也颇具《野草》风，同时又映照着作者写作此文时的心境。《题辞》在文学语言上凝聚了《野草》语言风格的主要特征。这里到处是“对立”概念的组合，从“充实”与“空虚”开始，一个接一个，一组接一组。这里也有急促的递进，“过去的生命”——“死亡的生命”的递进，引出了生命“曾经存活”“已经朽腐”“还非空虚”的递进。这里还有《野草》里常见的重叠，如“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这里甚至还有《野草》里独有的语言上的“回转”。如“天地有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它和《野草》诸篇正文在艺术上完全是同构的，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艺术上的定力却依然可以保持。

《题辞》的开首是心境的折射，但它却是在广州回忆厦门时的心境，是两地心境的揉合，且已升华和虚化，或称“野草”化了。鲁迅自己后来解释说：“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这时，我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这也就是我所谓‘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接下来是对野草的书写。野草虽小，但与之相关的世界却十分辽远、阔大，这也是《野草》全书的品格。《野草》是独属于“我”的，是“我”的“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所生长出来的，是生命的转化。野草，“用野草作装饰”的地面、地面下的地火，构成了共生关系。一旦地火产生的熔岩喷出，“我”的生命转化而成的“野草”，“我”身外的也许自以为更高大一些的“乔木”，统统都将被烧成灰烬。“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这份洒脱，可以理解为是浪漫主义，也应当理解为是一种战士情怀，还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哲学上的通达。终究还是因为有开始时对生命的理解。活着的生命以沉默证明充实，死亡的生命以曾经存活证明充实，已经朽腐的死亡的生命也因其朽腐本身，证明着“它还非空虚”，总之还是一种充实。野草也一样“直至于死亡而朽腐”地经历着这一切。生命的轮回、不灭，就是生命价值的体现。

说到生命的价值，“我”却也并不妄自高估，它就是一丛野草的价值。接下来我们读到的，是《野草》正文中的核心状态：临界。“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说明它们不单单是“对立”组合，而是统一为一种临界的状态。而接受、面对这一丛野草的，是“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这就让人想起鲁迅对《野草》各篇的自述，有为“爱我者”而写，也有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惊异于青年之消沉”“有感于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而作。这也是鲁迅的写作观，写作中的“理想读者”，既有让“爱我者”愉悦的向往，也有令“正人君子”“深恶痛疾”的诉求。即使这丛野草即将面对死亡进而朽腐，那也是它作为生命的见证。在这个意义上，超越、超脱就是发自骨子里的境界，忘我式的洒脱也是一种彻底的自信与达观。所以就有这样一个意外的、漂亮的结尾：“去罢，野草，连着我的题辞！”

至此，无论我能否表达清楚，但我自己认为似乎可以理解为什么称之为《野草》了。它是生命的见证，它也不畏惧死亡，即使朽腐也是曾经存活的证明。它也许比不上乔木高大，一旦遇到熔岩的喷出，乔木、野草不过是一同烧成灰烬。“我”并不畏惧，还因为“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宁愿烧成灰烬，也决不去做地面的装饰，而愿意以自身的毁灭暴露、揭示现实的丑陋。更何况虽是死亡直至朽腐，也一样是生命的轮回。这是野草的决绝，也是野草的品格，还是野草坦然、欣然的大笑与歌唱。“蔓有野草”，太卿卿我我了，“浅草”的启发太窄了，“野草”应该裹挟、包含、囊括这些要素，但“野草”的内涵远远大于、高于、深远于这些要素的含义。《题辞》是《野草》里的一篇，作为后写的“序言”，它又是对《野草》所作的散文诗的评论、概括、总结。而这总结，早在开笔创作《野草》时已经酝酿，野草的根与叶，已经在作者的心中扎根、生长。

宫门口西三条二十一号住宅里的“老虎尾巴”，对鲁迅的意义实在太重大了。从许钦文等人记述可知，鲁迅为有这么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十分兴奋。“老虎尾巴”与《野草》的关联度又最为特殊。《野草》里的第一篇《秋夜》，也是鲁迅迁居后，在“老虎尾巴”里完成的第一篇创作类作品。而且应该可以肯定地说，《野草》正文里的23篇作品都是在“老虎尾巴”里完成的。

鲁迅日记里对《野草》创作的记录只有一处，而这一处的意义也实在是重要而奇特。《好的故事》文末标注的写作日期是“1925年2月24日”。但此文发表却是“1925年2月9日《语丝》周刊第十三期”。这一“魔幻”结果只能是原文标注有误。也就奇了，正好在1月28日的日记里有一句：“作《野草》一篇。”这一篇又恰恰既不是前一篇《风筝》，也离后一篇《过客》尚远（3月份）。那就正好是《好的故事》了。而且这一天是旧历新年的正月初五，与作品描写的“鞭爆的繁响在四近”恰好能对接上。这唯一的一处记录，还真是恰到好处。《野草》各篇的写作日期就全部确证了。

在写作地点方面，能否下论断说《题辞》外的全部正文均创作于“老虎尾巴”？直到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厦门，创作《野草》时的鲁迅寓所是确定的。但这里也有过讨论。这就是创作《淡淡的血痕中》时的4月8日，以及创作《一觉》的4月10日，鲁迅究竟是住在避难地，还是已经到家中？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等近50位文化界人士受到段祺瑞执政府的通缉。3月25日上午，鲁迅还“赴刘和珍、杨德群两君追悼会”。26日《京报》就披露通缉密令消息。从29日开始，鲁迅曾入山本医院、法国医院、德国医院等处避难，家人也曾有到东安饭店躲避的经历。这种动荡一直持续到5月6日，可见形势严峻与各种传闻四起。就避难而言，还不说鲁迅的名字在通缉之列，即使与事件关系不大的文化人，也多寻找避难之所。徐志摩1926年4月26日致胡适信中就提到，连他的夫人陆小曼，也是在“北京最恐慌的几日，她去北京饭店躲着”。而且还透露并抱怨道：“北京这一时简直是不堪，也不用提了。最近的消息，是邵飘萍大主笔归天，方才有人说梦麟也躲了。我知道大学几位大领袖早就合伙了在交民巷里住家——暂时不进行他们‘打倒帝国主义’的工作。何苦来，这发寒热似的做人。”这一天正是《京报》主编邵飘萍被奉系军阀枪杀的日子，恐怖的氛围可想而知。

刘和珍、杨德群烈士

4月8日是鲁迅回家居住的日子，按理说，得出《淡淡的血痕中》是在家创作并不难，但确凿的结论需要更加严谨的推断。比如孙玉石先生在一篇谈林辰先生治学精神的文章里，就曾举关于《野草》研究的例子谈到，鲁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里说《淡淡的血痕中》一文时，曾解释道：“段祺瑞政府枪击徒手民众后，作《淡淡的血痕中》，其时我已避居别处。”那么，写作地点该信日记，还是该信自述？这的确并非不需要讨论。林辰又对两天后的《一觉》里关于窗外景物的描写，如白杨、榆叶梅等向许寿裳先生求证。许寿裳在信中指出：“《一觉》中所谓‘四方的小书斋’‘白杨’及‘榆叶梅’，都是‘老虎尾巴’窗内外的景色，并非说临时避难的处所。”但他仍然不能肯定，直到从《华盖集》的《北京通信》里发现其中也有榆叶梅的描写。至于鲁迅“已避居别处”的说法，据林辰的考据，应该是时间相隔太久后的“记忆讹误”。（以上记述，参阅、转述自孙玉石《一部“颇尽了相当的心力”的鲁迅传记——读林辰先生的<鲁迅传>》）

这样，我们才可以确信，《野草》最后的两篇，是创作于家中而非避难处了。当然，也有读者会提出这样的疑问：既然是8日回家，那说不定是在离开医院时所写呢。这可就不大符合鲁迅的写作习惯了。诚如鲁迅的青年友人荆有麟说的，鲁迅“写作的时间，又完全是在静夜之后，所以《野草》里边，充满了严森之气，不为无因的。”（荆有麟《鲁迅回忆断片》）这也就可以得出开始时就端出来的结论:《野草》的全部23篇正文，都是在“老虎尾巴”一处完成的。

文学创作有时就是这样，写作环境与作品样貌之间，似乎也有微妙关联，一旦环境改变，作品品质也难维持。就比如这“老虎尾巴”，因为能写幻化出《秋夜》那样震人心魄的景观，可见它之于鲁迅的重要性。但待到离开北京，先赴厦门，后到广州，又欲离开，正不知该去何处时，想到令他曾经兴奋的、创作了全部《野草》的北京的“老虎尾巴”，也不过只是一间“突出在后园的灰棚”（“灰棚”是鲁迅为此间所起的“别号”），诗意难觅。

《野草》里的24篇作品全部发表在《语丝》周刊上。鲁迅与《语丝》可谓关系密切。这份周刊1924年11月17日创刊于北京，主要创办者是孙伏园。先后由北京大学生新潮社和北新书局出版、发行。基本上坚持每期8版，但也有增加为10版、12版、16版时，最多如第五十四期达40版之多。1927年10月22日，在出版至一五四期后，《语丝》被奉系军阀查禁，同年11月迁往上海，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发行。从第四卷第一期也就是1927年12月17日开始，由鲁迅主编。1929年起鲁迅又推荐柔石主编，之后又是李小峰。1930年3月终刊。两地共计出版五卷二六〇期。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期刊当中，《语丝》的生命力可以说是最顽强的。鲁迅与《语丝》的渊源之深，可以通过《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全面了解。必须为“语丝派主将”“指导者”等“不虞之誉”做声明，就可知其渊源之深了。关于这其中的故事，可以读鲁迅文章以及其他当事人言谈详细了解，我们先知道一下《野草》的发表情况。

《语丝》

《野草》全部23篇正文，发表于《语丝》第三期至第七十五期之间。《题辞》则发表于第一三八期。总跨度近三年时间。

《野草》各篇在《语丝》发表情况信息汇总：

（1）第三期    1924年12月1日

       第4-5版 《秋夜》  

       写作时间：1924年9月15日

       目录标题：野草    

      正文标题顺序：野草——鲁迅——一  秋夜

（2）第四期    1924年12月8日

      第7-8版  《影的告别》《求乞者》《我的失恋》

       写作时间：1924年9月24日（《影的告别》《求乞者》）

        1924年10月3日（《我的失恋》）

        目录标题：野草（二至四）    

        正文标题：野草——鲁迅——

        二  影的告别

        三  求乞者

        四  我的失恋

（3）第七期    1924年12月29日

       第5-6版    《复仇》《复仇（其二）》

       写作时间：1924年12月20日

       目录标题：复仇

       正文标题：复仇—野草之五——

       其二——《野草》之六——

（4）第十期    1925年1月19日

       第3-4版  《希望》

       写作时期：1925年1月1日

       目录标题：希望

       正文标题：希望——鲁迅—— 野草之七——

（5）第十一期  1925年1月26日

       第5-6版  《雪》

       写作时间：1925年1月18日

       目录标题：雪

       正文标题：雪——鲁迅—— 野草之八——

（6）第十二期  1925年2月2日

       第3-4版  《风筝》

       写作时间：1925年1月24日

       目录标题：风筝

正文标题：风筝——鲁迅—— 野草之九——

（7）第十三期  1925年2月9日

       第4-5版  《好的故事》

       写作时间：1925年1月28日（出版时误标为1925年2月24日）

       目录标题：好的故事

       正文标题：好的故事——鲁迅—— 野草之十——

（8）第十七期  1925年3月9日

       第3-5版  《过客》

       写作时间：1925年3月2日

       目录标题：过客

       正文标题：过客——鲁迅—— 野草之十一——

（9）第二五期  1925年5月4日

       第5版  《死火》《狗的驳诘》

       写作时间：1925年4月23日

       目录标题：死火  

                    狗的驳诘

       正文标题：死火——鲁迅—— 野草之十二——

       狗的驳诘——鲁迅—— 野草之十三——

（10）第三十二期  1925年6月22日

       第4-5版  《失掉的好地狱》《墓碣文》

       写作时间：1925年6月16日（《失掉的好地狱》）、1925年6月17日（《墓碣文》）

       目录标题：失掉的好地狱    墓碣文

       正文标题：失掉的好地狱——鲁迅—— 野草之十四——

       墓碣文——鲁迅—— 野草之十五——

（11）第三十五期  1925年7月13日

         第3-5版  《颓败线的颤动》《立论》

        写作时间：1925年6月29日（《颓败线的颤动》） 7月8日（《立论》）

         目录标题：颓败线的颤动  

                      立论

         正文标题：颓败线的颤动——鲁迅—— 野草之十六——

         立论——鲁迅—— 野草之十七——

（12）第三十六期  1925年7月20日

         第1-3版  《死后》

         写作时间：1925年7月12日

         目录标题：死后

         正文标题：死后——鲁迅—— 野草之十八——

（13）第五十八期  1925年12月21日

         第5版  《这样的战士》

         写作时间：1925年12月14日

         目录标题：这样的战士

         正文标题：这样的战士——鲁迅—— 野草之十九——

（14）第六十期  1926年1月4日

        第5-6版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腊叶》

        写作时间：1925年12月26日

        目录标题：野草

        正文标题：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鲁迅—— 野草之二十——

        腊叶——鲁迅—— 野草之二十一——

（15）第七十五期  1926年4月19日

         第3-4版  《淡淡的血痕中》《一觉》

        写作时间：1926年4月8日（《淡淡的血痕中》）1926年 4月10日（《一觉》）

        目录标题：淡淡的血痕中  一觉

        正文标题：淡淡的血痕中——鲁迅—— 野草之二十二——

        一觉——鲁迅—— 野草之二十三——

（16）第一三八期  1926年7月2日

        第1版  《题辞》

        写作时间：1926年4月26日

        目录标题：（此时《语丝》已不设目录栏）

        正文标题：野草题辞  （鲁迅的署名在文末，同《鲁迅全集》）

从上述统计可见，全部《野草》24篇，共用了16次发表。其中3篇集中发表的1次，2篇集中发表的6次，其余为每次发表1篇。有意思的是，《语丝》作为一本“小众”刊物，编排上有不少随意性。当然这种随意性也是在发表过程中摸索规律、调整做法的过程。比如，目录和正文之间，在标题排列上就有好几种做法。第一次目录上只显示《野草》，正文显示为“一 秋夜”，第二期目录是《野草》（二至四），正文同第一次。再往后，则目录直接显示作品题目，正文则以副标题形式标明序列号。但也有特殊处，第六十期发表《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腊叶》两篇时，目录上的标题又回到首次时的《野草》。

另外，由于《语丝》并不是一份文学刊物，《野草》除《题辞》位列当期头条外，正文各篇既非专栏形式连续推出，也没有一篇作为“头条”发表。只有《死后》发表在当期的头版二条。这个序列中比较有内在看点的是《复仇》。《复仇》和《复仇（其二）》同一天写成，同一天发表。我们在作品集《野草》里所见，是《复仇》《复仇（其二）》。而在《语丝》上则是《复仇》《其二》，当然副标题分别是“《野草》之五”“《野草》之六”。也就是说，如果阅读《语丝》的话，更多感觉是一篇文章的两个片段，或由两节组成的一篇文章。这样理解，更有助于理解鲁迅通过《复仇》的“无戏可看”，《其二》的残酷“看客”，表达他独特而多重的“复仇”观。我还见过海外学者寇志明认为，《复仇》发表时原文是繁体的“復雠”，将此简化为简体字“复仇”，从视觉上对理解文章的旨意造成了淡化。原标题是两两相对或二人并立，与《复仇》里的意象组合非常接近，改为《复仇》，就无此“意境”了。

在《野草》的发表与出版之间，可说的话题很多。这里，我不妨先就词句上的改变来举几个例子。查阅《语丝》，发现有不少语言、字词其实与后来的出版成书还是有差异，而且不在少数。可举例为证。1927年7月的初版《野草》，与后来的《鲁迅全集》大体相同。更明显的差异在《语丝》发表与结集成书之间。所以这里就拿最初的发表和最新的《鲁迅全集》（2005年版）作比较了。

如《希望》，在《语丝》和《鲁迅全集》之间，至少有如下不同。

（文字有下划线者，为修改之处）

《语丝》：“我的心分外的寂寞”。

《全集》：“我的心分外地寂寞”。

《语丝》：“然而我的心很平安，没有悲欢，没有爱恶，也没有颜色和声音。”

《全集》：“然而我的心很平安，没有爱憎，没有哀乐，也没有颜色和声音。”

《语丝》：“我早先岂不知我的青春已经逝去了，” 

《全集》：这一句的结尾是“？”

《语丝》：“虽然是悲凉飘渺的青春吧”，

《全集》：把“飘”改作“漂”。（文中后面一处亦改）。

《语丝》：“难道连身外的青春都已逝去”。

《全集》：“都已”改作“也都”。

《语丝》：“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我放下希望之盾，我听到petofi sandor(1823-1849)的‘希望’歌：”

《全集》：“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我放下了希望之盾，我听到petofi sandor(1823-49)的‘希望’之歌：”

《语丝》：“但是可惨的人生！”

《全集》为：“但是，可惨的人生！”

《语丝》：“然而现在没有星月光，没有僵坠的蝴蝶以至爱的翔舞。”

《全集》：“然而现在没有星和月光，没有僵坠的蝴蝶以至笑的渺茫，爱的翔舞；”

《语丝》：“现在没有星，没有月光以至爱的翔舞，”

《全集》：“现在没有星，没有月光以至笑的渺茫和爱的翔舞；”

《语丝》：“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全集》：“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一篇作品里至少有12处改动。

《秋夜》里“他高到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全集》版没有“高到”二字。“闪闪的【目夹】着几十个星的眼，冷眼。”《全集》将“星”改作“星星”。词句都更顺畅了。其他如《雪》的开头一句，《语丝》发表时为：“暖国的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灿烂的雪花。”《全集》为：“暖国的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坚硬”由原来的修饰“灿烂的”，加一“的”字，使之并列修饰“雪花”。结尾形容“朔方的雪花”，发表时的“便蓬勃地乱飞”，《全集》改成了“便蓬勃地奋飞”。“在无际的旷野上”，《全集》改成了“在无边的旷野上”。

这些都应是关键字词的修改，《野草》里，类似由发表时的“的”改成出版时的“地”，以及标点符号修改，那可就不在少数了。有的可能属于排版原因所致技术性错误。如《好的故事》最后一句“在昏沉的  ……”，显然是漏掉了一个“夜”字，因为还留着空格。在接下来的第十四期，专门就《好的故事》的文字错误做了“更正”。除此处掉一“夜”字外，还指出其他三处排印错漏。即应为“乌桕”却印作“乌”，“打桨”却印作“打浆”，以及“缕缕的胭脂水”应是“如缕缕的胭脂水”才对。《求乞者》两段并列着“一个孩子向我求乞”，发表时的第一处原为“小孩子”，此应属为求一致的修改。《这样的战士》里“绣出各色好花样”，《全集》改为“绣出各式好花样”。《淡淡的血痕中》“使领者可以哭，可以歌”，在《全集》中将“领者”改为“饮者”。

可见，对照一下《语丝》，从《野草》问世的起点出发考察，可以讨论的话题还真的不少。马马虎虎是做不了学问的，而我上述的这种以“举例”为由所做的说明，其实离严谨还有相当的距离。但我相信，有心的读者一定知道这是可以做文章的“富矿”，正好去下手劳作。这方面，至少可以推荐孙玉石的著作《<野草>研究》、龚明德的文章《鲁迅<野草>文本勘订》，他们各自都做了较为学术的论证，更可参阅。

值得提及的是，《语丝》在经办者的努力下居然“一纸风行”，成为当时的一大重要文化阵地。尤其在北京大学等大学的文科学生当中，这也可以想见《野草》的社会反响起点很高，尽管很多文学青年声明自己并不能完全看懂。《语丝》一开始是由包括鲁迅在内的几位主创者筹资创办的，在上面撰文不用说稿费了，就是印刷发行，都是自掏腰包凑的。第一期只印了2000册，后来在参与其中的几位青年的四处推销下，居然一路上涨，可以实现收支抵销了。鲁迅说“《语丝》的销路可只是增加起来，原定是撰稿者同时负担印费的，我付了十元之后，就不见再来收取了，因为收支已足相抵，后来并且有了赢余。”这“赢余”就是语丝社成员“聚餐会”的主要来源。编辑兼做发行，其精神也十足可感。第十三期刊尾，发表有一篇孙伏园写给同人李小峰的信，叫做《亲送<语丝>记》。其中可以见出“夹着《语丝》沿街叫卖”是大家共同的责任，而且还叙述了一则小小的故事。是说在“虎坊桥33号有一位叫阎进兮的读者”，屡次来信责问收不到《语丝》，而孙伏园说，寄去的《语丝》，邮局总是说查无此人并贴条退回。孙伏园于是决定“为了语丝的缘故，也为了好奇心的驱使的缘故，我一定要亲自送去”。结果，登门后才发现这不过是一家杂货铺，字号是“瑞宝信”，“好像是与《语丝》不会发生什么干系似的”，孙伏园探问再三，店中人居然也都说“全铺中没有姓阎的”，孙伏园却依然追问是否有寄住的人。结果店铺的人四处去找，果然找出一个新来的学徒，且姓阎。于是终于可以把《语丝》送到这位读者手上了。有此敬业精神，《语丝》影响力的逐渐扩大，势所必然。从“杂货铺”也有读者看，《语丝》除了在北京大学等知识青年中有影响外，在社会的普通大众中也自有追逐者。只是不知道，这位学徒阎进兮，是否在深读着鲁迅的《野草》。

关于《语丝》和《野草》，可以展开的画幅还有很多，容我再举例来说明一番。但仍然是“举例”式的，不完备、不彻底的“扫描”。由于《野草》的全部作品都发表在《语丝》上，由于《语丝》本身就是鲁迅一手“拉扯”大的，所以讲清楚《野草》的发表与传播，必须得了解《语丝》的背景。然而前已说过，这实在又是一篇大文章。仅就鲁迅的《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提供的信息，就够分析出一本专著的。这里就只能取一端简述，且与《野草》相关。

这一端却又为什么是周作人呢？这还要联系到《语丝》的源起，更要联系到周作人是北京时期《语丝》的实际主编。

1924年，鲁迅和小乡友孙伏园往来甚多。作为晨报记者，孙伏园还随鲁迅在这年夏天访问了西安。可是有一天，因为鲁迅的原因，孙伏园在晨报干不下去了。鲁迅的记述并不是流水账式的顺序，但我只能这样剪切来尽可能还原。

“那位留学生”，正是“现代评论派”徐志摩、陈西滢阵营里的刘勉己。他擅自抽掉《我的失恋》的原因，据孙伏园《京副一周年》有详细的记述：

简要地说，因为孙伏园的辞职，才有了《语丝》的创刊。多位当事人的记述证明了这一点。鲁迅的记述是：

这十六人就是《语丝》的主力军阵容。据陈离著作《在“我”与“世界”之间——语丝社研究》描述，“十六人名单”也是有多种“版本”，很难厘清。而且“撰稿人”和“聚餐会”也是一笔糊涂账。就《语丝》上的作者名单而言，鲁迅、周作人、孙伏园、钱玄同、顾颉刚、川岛、章衣萍，等等，都是其中的活跃作者。鲁迅无疑是《语丝》的热心支持者，更是其主力作者，“仅仅在《语丝》创刊后的一年中，鲁迅先生所写成的诗、小说、散文，登载在《语丝》上的就有四十三篇”（川岛《忆鲁迅先生和〈语丝〉》）。这当中，《野草》诸篇就应在一半左右。

回到鲁迅、周作人及《语丝》话题。首先是孙伏园辞职晨报的原因。鲁迅所记是因为《我的失恋》，但比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更早的1925年11月23日《语丝》第五十四期上，周作人就有《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其中有说：“当初你在编辑《晨报副刊》，登载我的《徐文长故事》，不知怎地触犯了《晨报》主人的忌讳，命令禁止续载，其后不久你的瓷饭碗也敲破了事。”

孙伏园的《京副一周年》晚于周作人文章半个月发表，而且回应也确实提及了两件事。他说：

正如陈子善先生所认为的，孙伏园辞职晨报，“主要原因也即导火线是鲁迅《我的失恋》‘抽去’不能发表，次要原因是周作人等人的《徐文长的故事》被叫停”，并且认为，“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次要原因却消失得无影无踪，鲁迅《我的失恋》不能发表成了孙伏园离开《晨报副刊》唯一的原因。这是不符合史实的，应该澄清。”（陈子善《<京报副刊>序言》）

此说当然有理。不过，其实鲁迅和周作人二人的记述，也都是只提自己的原因，而忽略了对方。我以为这个忽略在双方都是故意的，刻意的。不是他们不愿意，而是兄弟失和后造成的，也是共同恪守的“回避制”导致的。轻易不要提及对方，以免产生新的误会，甚至也不去主动、公开、直接纠正对方错、漏，似乎也是二人之“信守”。于是就造成了这样的各执一词。孙伏园与兄弟二人的关系都要呵护好，所以必须是都得讲，“一大半”“一小半”之分已经很追求实事求是原则了。诚如陈子善先生所言，孙伏园辞职的主因和导火索是《我的失恋》，加之前有《徐文长的故事》，更下辞职决心了。这样理解应该与事实大体相符。这笔账真要说得很清楚可能也没那么容易。周作人在1962年出版的《木片集》里有一篇文章《<语丝>的回忆》，文中提到《语丝》的创办，就必须得提到孙伏园的从晨报辞职，称“孙伏园失了职业”，但原因呢？周作人却避而不谈。这是信守了二人原则，还是又是一种深曲所在，各人自己判断。

说起兄弟二人的互相回避，那也是当时很多共同朋友都是心知肚明的事。这回避从行动上看主要是鲁迅，为了避免与周作人见面，他几乎回绝了“圈里人”（借当今说法）的聚会邀约。这方面有多人记述回忆。而且鲁迅自己也说，他对于《语丝》名字的由来，只知随意翻书找出两字其一，却不知是一次成功还是废了重来最终决定其二。因为是主力成员在茶楼里创意完成的，“但我那时是在避开宴会的，所以毫不知道内部的情形”。陈离著作还帮我解开了一个疑惑，为什么兄弟二人回避见面却总是鲁迅“避开宴会”？“语丝社”的班底如周作人、孙伏园等都是新潮社成员，刊头上的办刊“地址”都标明是“北京大学第一院新潮社”（第六十五期始改“北京大学第一院语丝社”），周作人十分活跃且是事实主编的局面下，鲁迅选择主动回避更可理解。郁达夫就说过：“而每次语丝社人叙会吃饭的时候，鲁迅总不出席，因为不愿与周作人氏遇到的缘故。”（《回忆鲁迅》）

虽然亲兄弟可以不见面，《野草》与周作人文章频频在《语丝》上“碰面”，却简直有如影随行之感。《语丝》前八十期内，鲁迅发表文章而与周作人（或开明、岂明）名字并列是常数。80期内，鲁迅共发表小说、杂文、散文诗56篇，周作人则翻倍都不止。他们共为作者，自然也理应互为读者。这其中有没有关于《野草》的蛛丝马迹呢？按照“回避制”原则，似没有公开的反应，但周作人式的“深曲”表达却也有让人感受到的时候。比如，鲁迅在1925年2月9日《语丝》第十二期发表了《好的故事》，描写在梦中见到家乡的美景，无论背后的深意何在，直接的观感就是歌颂家乡的山水。再联系到此前的两期连续推出《雪》和《风筝》，也都是身处北京怀念故乡风土。这三篇作品相加，鲁迅的情感选择十分清晰。“主编”周作人自然不会没有读到，其中的风景甚至人和事，不是没有感触，尽管他从未说起过。（关于“风筝”故事之乌有的说明，那是鲁迅的身后事了）。但在《语丝》的第二十七期上，有一则周作人与读者相互间的通信。信中的内容是竭力贬损“江南”的风景，而且是以同意读者“废然”来信的呼应口吻。此时是同年4月18日，时隔《好的故事》发表不过一个多月。读者“废然”在信中是就《语丝》二十四期里萧保璜的《鸟的故事》发出的感想，认为这篇看似“极优美的小品文字”，“看完以后，毫未感到优美，只有感到不快！”并列数江南之种种令人“感到不快”处。我们当然不敢妄猜“废然”的有无，甚至有无周作人的“设置”，但周作人的回信完全与读者同一立场别有意味。他说道：“萧君文章里的当然只是理想化的江南，凡怀乡怀国以及怀古，所怀者都无非空想中的情景。若讲事实一样没有什么可爱。”“我们对于不在面前的事物不胜恋慕的时候，往往不免如此，似乎是不能深怪的。但这自然不能凭信为事实。”周作人还在信中把自己的体验带入，说他自己生活过的五个地方，浙东、浙西、南京、东京、北京，“以上五处之中，常常令我怀念的倒是日本的东京以及九州关西一带的地方”。说到自己的故乡绍兴，“在我的心中只联想到毛筍杨梅以及老酒，觉得可以享用，此外只有人民之鄙陋浇薄，天气之潮湿，苦热等等，引起不快的追忆。我生长于海边的水乡，现在虽不能说对于水完全没有情愫，但也并不怎么恋慕，去对着是什刹海的池塘发怔”。周作人进而总结道：“我这种的感想或者也不大合理亦未可知，不过个人有独自经验，感情往往受其影响而生变化，实在是没法的事情。”曲笔之绕，用意之深，不能不让人产生联想。而萧保璜的那篇《鸟的故事》，本身就与《好的故事》只一字之差，而且是以写给“开明”即周作人来信的方式发表出来。有趣的是，这封信里对于江南的赞美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叙述法：作者寄居北京，感觉环境十分丑恶，内心十分苦闷，于是只能在梦中怀念自己的故乡“江南”了，江南的美妙春色、令人心醉的鸟声，都让他无限眷念。几乎就是一副“文青”式的《好的故事》的仿写。

若说周作人给读者“废然”的回信，就是对鲁迅《野草》里的“故乡三篇”的评论，显然证据不足，但若说写这封信时脑子时有《野草》的影子闪动，那是非常合乎逻辑的推导，也较为符合周作人的为文风格。或者，鲁迅才应该是作者想象中的对应读者吧。

关于周作人对《野草》，直接的评论的确没有，但我在前一章里曾引用过何满子引用过的周作人的一段话，可以推断他其实是非常关注《野草》的认真的读者。这里不妨再引用一次。周作人的文章里是这样说的：

我在前面谈体会道：“何满子认为这是周作人对鲁迅的指桑骂槐。顺着这一观点，我以为内中‘据说成了没有影子的人’似是暗指《影的告别》，‘把灵魂卖给上帝的’又似联想到了《复仇（其二）》。何满子认为，到最后，‘不相信灵魂的人’才是周作人为自己几年后投敌写下的夫子自道，我也以为有道理。”写到此处，我依旧认为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甚至可以看作就是周作人对《野草》的“深曲”式评论。

我在前面的谈论中本来还举了一个例证，说明周作人对《野草》的格外敏感，一是他即使到了晚年遍写鲁迅作品里的人物，但绝少提到《野草》。第二是他总结鲁迅创作成就时，故意不提《野草》。后来发现我的记述有误，周作人是总结到了《野草》的，所以就把这后一材料式例证删去了。今又考察，发现并非是我全错，实在是周作人做文章太有机巧，迷惑了我们。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关于鲁迅》一文最初写于1936年10月24日，离鲁迅逝世刚刚过去不到一周时间。文章发表于《宇宙风》，并收入《鲁迅先生纪念集》当中。在这篇总结鲁迅生平的冷静的文字里，总结鲁迅一生的“学问艺术的工作”可分为两部，“甲为搜集辑录校勘研究，乙为创作”。而在创作里，又明明白白写着：“一、小说：《呐喊》《彷徨》。二、散文：《朝华夕拾》，等。”一个“等”字，是否含有对《野草》的记忆和刻意抹去的意思呢？只有读者自己去做判断了。我之所以以为自己阅读有误，故在文章里删去，是因为同一篇文章，后又收入周作人的另一集子《鲁迅的青年时代》，这一集子里，却明明白白地把《野草》列在《朝花夕拾》后面了。而写作《鲁迅的青年时代》系列时的五六十年代，周作人已经是以“戴罪之身”“吃鲁迅饭”的人了，鲁迅的文坛地位与周作人的声誉，早已成天上地下之别，再不提《野草》，肯定是说不过去的。这个修订也真是意味深长。

所以，我执意认为，周作人一定从一开始就是《野草》的认真的读者，不过他所读出的内容，恐怕与所有的“爱者与不爱者”都大为不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但尽管如此，我还想重申不下，《野草》里没有一篇是专门写“兄弟失和”的，《风筝》里的“小兄弟”是周建人，这一点是周作人也强调过的。《野草》是诗，是哲学，是现实的种种在鲁迅内心世界的“杂合”。但如果阅读《野草》是通过《语丝》来进行，周作人就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

《野草》的最末一篇于1926年4月19日在《语丝》上发表后，或者，作为“序文”的《题辞》最晚在1927年7月2日的《语丝》上刊发后，《野草》的发表就算事实上终结了。但《野草》的传播其实才刚刚开始。因为《野草》题材、主题、体裁、艺术手法等诸种原因。很多阅读鲁迅的人还未能对《野草》做出及时的评论。即使如常在鲁迅身边且参与《语丝》编办事宜的川岛也承认，《野草》的稿子拿来和发表以后，我们都喜欢读，也都称赞说写得很好，然而许多篇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我们却弄不明白，又不好篇篇都去问鲁迅先生，就只好这样的不懂装懂了。

我们说《野草》从创作伊始就有整体的、系列的设想，“野草”是从《秋夜》开始就成为“冠名”，但《野草》里的《一觉》是否就是鲁迅计划中的终结篇，甚至就是“跋”呢？这却不一定。从鲁迅后来的言谈中可以感觉到，他其实还有继续做下去的想法，既是为《语丝》，也是为《野草》。1926年6月，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厦门。但心中常惦着《语丝》，11月7日写成的《厦门通信（二）》里，他对《语丝》的李小峰说：“我虽然在这里，也常想投稿给《语丝》，但是一句也写不出，连‘野草’也没有一茎半叶。”直到1927年1月16日已经踏上离厦入穗的航船，他仍然在信中对李小峰谈道 ：“至于《野草》，此后做不做很难说，大约是不见得再做了，省得人来谬托知己，舐皮论骨，什么是‘入于心’的。”（鲁迅致李小峰《海上通信》）“入于心”是对刚刚与之决裂的高长虹的愤恨发泄。但鲁迅不做《野草》恐怕未必是因为这个原因。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这种时候再继续系列写作，以鲁迅对创作的要求，应该是不会了。

1927年1月2日，鲁迅摄于厦门南普陀

于是，《野草》的结集出版就推上了“议事日程”。

就在暗夜的船上写的这封“通信”里，已经透露出出版正在推进的信息。已经是“北新书局”“老板”的李小峰，是《野草》的出版者。鲁迅说：“但要付印，也还须细看一遍，改正错字，颇费一点工夫。因此一时也不能寄上。”可见李小峰已经在催稿了。到了4月，鲁迅显然已经编定了《野草》，且写了《题辞》，可以“付梓”出版了。4月28日的日记记有：“寄小峰信并《野草》稿子一本。”这就应该是《野草》的书稿。5月1日写成的《朝花夕拾小引》即“宣布”：“前天，已将《野草》编定了。”

果然，初版《野草》不久就由北京的北新书局正式出版了，它被纳入由鲁迅主编的“乌合丛书”。我手上的影印本初版《野草》，扉页上明确标注着：“一九二七年七月印行”。孙玉石《<野草>研究掠影》也说“《野草》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出版。同年八月又再版印刷。”

然而，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先生在鲁迅逝世后所做的《鲁迅先生年谱》里，却写着鲁迅1927年“十月抵上海。八日，移寓景云里二十三号，与番禺许广平女士同居。同月《野草》印成。”书上标7月“印行”，“年谱”又说10月“印成”，这是怎么回事？许寿裳难道连“七月”二字都没看到吗？情形也许是这样的——即如今天也会这样——，版权页上的时间是出版时间，真正“印成”书，极有可能略晚一段时间，如两三个月，当然也有早一点就让作者拿到手的情形。也就是说，二者虽不一致，却可能都符合实情。而且，查鲁迅日记，最早有赠出《野草》的记录，还就是在10月。见14日记有“寄立峨《野草》一本，《语丝》三本”。鲁迅携许广平这个月的3日刚刚抵达上海，“午后”刚到，即“下午同广平往北新书局访李小峰”，且“夜过北新店取书及期刊等数种”。速访是否是为了《野草》？取的书是否包括刚刚见到的样书《野草》？

其实图书、期刊标注的出版日期和实际“印成”的日期有差异，从前和现在都并非新鲜事。比如《语丝》吧，刊头的出版日期注明是“每星期一出版”，事实上呢，据川岛回忆，开初时每期“在出版前两天——每星期六已经印好”，川岛、孙伏园、李小峰三个人，每周日一大早西装革履地跑到东安门大街的真光电影院以及东安市场去叫卖、兜售。因为每次只能卖出大约两百份，又都是坐人力车去，收支失衡，且认为零售太多反而影响订阅，所以他们也就不再去了。对我们来说，除了继续感慨五四青年的敬业精神外，也可以了解一点他们的出版策略了。当然了，10月才“印成”的《野草》，怎么又在8月就再版了呢？这个答案我也得继续去寻找。

《鲁迅全集》的《野草》扉页上明确写着：“本书收作者1924年至1926年所作散文诗二十三篇。1927年7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初版，列为作者所编的《乌合丛书》之一。作者生前共印行十二次。”龚明德认为，“《野草》具有版本学、文本学意义的文本只有三个，即《语丝》的初刊本、北新初版本和鲁迅的‘自选’本。”“自选”本，是指1933年上海天马书店印行的《鲁迅自选集》，其中收入《野草》里的七篇作品：《影的告别》《好的故事》《过客》《失掉的好地狱》《这样的战士》《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淡淡的血痕中》。龚明德强调，在版本学意义上，初发、初版、“自选”之间的比较可能更有价值。事实上，初版本和现行《鲁迅全集》之间已基本一致。主要的变化在初版对《语丝》版本的改动。

说到北新书局出版《野草》，其实同《语丝》有着直接联系。因为北新书局就是在《语丝》基础上创办的，创办者李小峰同样也是《语丝》的主要成员。李小峰，这位北大哲学系毕业的青年，却有志于从事经营出版事业。在鲁迅眼里，他和孙伏园、川岛一样，“都是乳毛还未褪尽的青年”，鲁迅从他们“自跑印刷局，自去校对，自叠报纸，还自己拿到大众聚集之处去兜售”的行为中，看到了“青年对于老人，学生对于先生的教训。”李小峰在《语丝》发展的基础上创办北新书局的想法，自然得到了鲁迅的支持。鲁迅所译的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就成了北新书局的第一本出版物。由于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鲁迅的小说集《呐喊》自第三版开始，也不再由周作人主持的新潮社出版，而交由北新书局印行。《呐喊》是当时众多读者渴欲读到的新文学作品，北新书局的前景当然一片大好。可以说，北新书局就是在鲁迅的大力支持和实际贡献的前提下发展壮大的。尽管在1929年鲁迅与李小峰因为版税拖欠原因几乎诉诸法律，但鲁迅因为多年感情、朋友调停，以及对李小峰身上的难得的“傻气”的良好印象，在协商解决的前提下，始终保持着与北新书局的合作。

回到《野草》。离开北京的一年内，鲁迅先后奔波厦门、广州、上海，目睹了更多难耐，经历了更多愤怒，产生了许多新的愤懑之情，再加上不停地安顿生活，以及与许广平的相携，《野草》的写作已不大可能继续。前述的在厦门和赴广州船上与李小峰的通信中，鲁迅均已表达了有心无力的无奈。1926年11月21日致韦素园信中抱怨道 ：“我在此也静不下，琐事太多，心绪很乱，即写回信，每星期需费去两天。周围像死海一样，实在住不下去，也不能用功，至迟到阴历年底，我决计要走了。”这封信还特别谈到《野草》。主要意见，是《野草》已决定将由北新书局出版，不能另做计划。“《野草》向登《语丝》，北新又印《乌合丛书》，不能忽然另出。《野草丛刊》亦不妥。”至少此时已决定了《野草》的出版意向。

北新书局的主要出版物由《未名丛刊》和《乌合丛书》构成。“未名”主要出译著，如《苦闷的象征》，此系列后移交未名社出版。“乌合”则以创作为主。内收鲁迅的《呐喊》《彷徨》《野草》，许钦文的《故乡》，高长虹的《心的探险》，向培良的《飘渺的梦及其他》，淦女士的《卷葹》等。鲁迅亲自为两种丛书撰写广告，此广告最早刊发在1926年7月未名社出版的台静农所编《关于鲁迅及其著作》版权页后。整整一年后的初版《野草》，在版权页后也附上了这则广告。标题为《未名丛刊与乌合丛书》，下有：“鲁迅编”。正文如下：

在此后面还附录了两种丛书目录并带广告语。“乌合丛书”依次计有：《呐喊》《故乡》《心的探险》《飘渺的梦及其他》《彷徨》《野草》六种。《野草》的广告语：“《野草》可以说是鲁迅的一本散文诗集，用优美的文字写出深奥的哲理，在鲁迅的许多作品中，是一部风格最特异的作品。”在六种书中，鲁迅的《呐喊》《彷徨》并无推荐语，只有作品的基本信息。而许钦文、高长虹、向培良作品，包括《野草》，都有内容、风格上的介绍。至少其他几位的广告语均出自鲁迅，许钦文《故乡》的封面，是鲁迅亲自选择陶元庆关于绍兴“目连戏”题材画作，以迎合作品内容。高长虹《心的探险》更是由“鲁迅选并画封面”，可谓用心良苦。然而，高长虹不久与鲁迅反目闹腾后，这广告语“长虹的散文及诗集，将他的以虚无为实有，而又反抗这实有的精神苦痛的战叫，尽量地吐露着。”也成了话题。

说实话，《野草》的广告语倒不像出自鲁迅的手笔，除了“可以说”三字外，其他就更不像了。《呐喊》《彷徨》没有广告语，一是因为并非初版，且早为众多读者所知，不需要再评价。二是鲁迅自谦，不做自我推销。但是，《野草》是例外，它是初版，又是一般读者所陌生的散文诗，且连川岛等人都“读不懂”，广告推荐是必需的，毕竟北新是创办者，甚至鲁迅这样的作者筹资、垫资创办的，有“经营压力”（借今语）。那这则广告就很有可能是李小峰这样的书店“老板”所写，当然应该也是鲁迅所认可的。

《呐喊》1930年北新书局版

鲁迅于1927年10月3日由广州抵达上海，日记上并无此前见到《野草》样书的记载。当月又有赠人一本的记录，由此似乎可以推断他是到上海以后从李小峰处得到样书了。一直到1928年3月，日记方有寄赠《野草》的记录。这里的原因恐与初版《野草》的封面有关。初版《野草》封面由孙福熙设计，这不是关键，关键是封面上的作者署名为：“鲁迅先生著”。这自然不符合通常的出版格式。鲁迅对此也很不满。1927年12月9日致川岛信中说：“《华续》，《野草》他日寄上《野草》初版，面题‘鲁迅先生著’，我已令其改正，所以须改正本出，才以赠人。”（下划线者，原为更小号字，此引时再加以下划线标识）这就可以知道，鲁迅对初版是颇不满意的。毕竟人在“暖国”，无法过问。日记里只有寄廖立峨一本，因为廖是追随鲁迅从厦门大学转至学中山大学，直到鲁迅离穗还去帮忙并送别的青年学生，鲁迅对其关照有加，情形似是特殊。廖后又跑到上海来找鲁迅，并带着数名家人长住不走，终致鲁迅与其断绝往来，这是后话，也是另话。

北京的北新书局于1927年10月20日突遭奉军查封，《语丝》也被查禁。北新书局的“总部”就此也从北京移到了上海。鲁迅正好定居在沪上，于是应约担任了《语丝》主编。同时，《野草》的重印也可就近操作了。1928年1月重印的《野草》，已是“上海北新书局”版本。最突出的变化在封面，将“鲁迅先生著”改成了“鲁 迅 著”。鲁迅此后所赠人者，当是此一版本。

《野草》在鲁迅在世时印行过十二版次，这次数的累加最主要说明了鲁迅固有的名声，以及《野草》逐渐产生的影响力。照学者的话讲，版本学的意义并不大。这当然主要是对研究者而言，对众多读者来讲，认真读《鲁迅全集》就完全可以了。要理解《野草》，关键的是深读细读作品本身。当然，梳理清楚版本流变，对《野草》如何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株“乔木”，也是十分有用的。有些逸事也值得记录，如“鲁迅先生著”的署名问题。

《野草》各版本当中还有一些变化也需要深读的朋友了解。比如说，通常我们会说《野草》由24篇作品组成，这是把《题辞》也算作其中一篇。有时我们会说《野草》是23篇文章的合集，这时候就又把《题辞》当作“序文”来对待了。由于《题辞》本身具有强烈的散文诗品质而非一般的出版说明，当然可以作《野草》正文中的一篇了。但它在创作时间、创作地点上又同其他正文有很大距离，所以作为“序文”也是合理安排。我们看《鲁迅全集》，以及以《全集》为“模板”的《野草》单行本，《题辞》和《秋夜》等在目录上是并列位置，即目录之后连排24篇作品。但在初版本上，《题辞》“独立”位列于目录之前，是当作“序文”来对待的。

这当然是个小小的排版技术因素，但在鲁迅在世时，却并不这么简单。因为这“序文”在后来的版本中“不翼而飞”了。鲁迅1935年11月23日致邱遇信中说：“《野草》的题词，系书店删去，是无意的漏落，他们常是这么模模胡胡的——，还是因为触了当局的讳忌，有意删掉的，我可不知道。”这显然是应答读者的疑问。确切的原因，鲁迅或真不知道，或是故意隐晦地说,鲁迅这时对北新书局以及李小峰的印象，已非北京时期。真实原因，概因“政治”。据《鲁迅全集》注释，《题辞》“在本书最初几次印刷时都曾印入；1931年5月上海北新书局印第七版时被国民党书报检查机关抽去，1941年上海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鲁迅三十年集》时才重新收入。”按照鲁迅生前《野草》印行十二版，而第七版抽掉《题辞》可知，《题辞》在这十二版里正好“存活”了一半，此后就“将遭践踏，将遭删刈”了。写作《题辞》时，正值广州发生‘四一五’大屠杀后不久，险恶环境下的悲愤心情成了《题辞》的主旨。 “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三闲集序言》）所以当《野草》印行时，即使后面的文章尚可通行，《题辞》也得拿下。鲁迅在广州时，因廖立峨介绍，结识了青年学生何春才，鲁迅住在白云楼时，何春才曾多次去拜访。“他听鲁迅说，写《野草·题辞》时，白云楼下有荷枪实弹的警察在放哨，天地在黑暗笼罩之下。他问‘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鲁迅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你注意到这点，就懂得一半了。’”（陈蔚良《兴宁何春才与鲁迅先生的交往》）

当然，以更加精细的专业方法去梳理《野草》的出版流变，复杂性可能还有不少。比如，雪苇早在1942年写成的《<野草>的<题辞>》一文中，就对《野草》版次和《题辞》的“抽掉”提出过有别于上述分析的看法。一是在版次方面，他认为“按《野草》初版当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初印一千册；再版于同年八月，加印三千，封面均为‘鲁迅先生著’字样。”又进而说，“三版完全改观，改‘鲁迅先生著’为‘鲁迅著’。”而关于《题辞》的“抽掉”，他记述自己“再归上海，更买五版的《野草》，展开一看，赫然没了《题辞》，使我非常的惊奇。”《鲁迅全集》明确解释是从第七版“抽掉”，而雪苇却非常肯定地表示：“但从此记住：《题辞》之被抽，不始自四版，定始自五版。”这是不是因为雪苇是按照“上海北新书局”的版次计算，而算入他所说“北京北新书局”的“二版”呢？

比这一“技术性”因素更特殊的观点，是雪苇认为，《题辞》的“抽掉”是鲁迅自己所为，原因是《题辞》的内容。雪苇认为，“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这是鲁迅在写作时对革命形势的乐观判断，但其后的形势发展却证明，“‘地火’并未喷出，而是给出卖了！”鉴于革命形势并未立刻发生从低潮到高潮的变化，反而更加黑暗，鲁迅一定是认为“留着《题辞》，将不是自己的坦白，而是自己的束缚和诽谤”，“《野草》仍须生存”，而《题辞》却变成了“书生式的坦白”，“故抽掉它，是完全必要和刻不容缓的”。雪苇这种善意的靠自己的猜想和判断“想通了问题”，却与鲁迅反复强调的不知为何被“抽掉”，再三要求也没用的自我表述，以及学界后来的公认明显不符，故以聊备一说记之。

到今天，《野草》的出版已经超过了90年。我唯一参加的一次《野草》主题学术会议，就是2017年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的《野草》出版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本书的缘起也是那次会议。时光荏苒，《野草》的全貌呈现在一代代读者面前，且可以发挥最大的想象去表达各自对《野草》的理解。时代是进步的。这是《野草》之幸，是读者之幸。

在鲁迅关于《野草》的自述文字里，有一篇文章是引用率最高的，这就是《<野草>英文译本序》。这篇文章作于1931年11月5日。在收入《二心集》前并未发表过。若干年来，每当人们为《野草》里的某一篇作品的理解产生疑惑，或产生争论时，鲁迅的“作者意图”就成了各自的理据。而此篇序言几乎为所有研究、评论、介绍《野草》的人们引用过。作为一篇序言，它是鲁迅应一位并不熟识的译者所写的。开头的一句就是：“冯Y.S.先生由他的友人给我看《野草》的英文译本，并且要我说几句话。”这位“冯Y.S.先生”，就是译者冯余声（亦称冯余生），他当时是左联成员，因为到上海时间并不久，与鲁迅的交往应该不多。此前的11月2日，鲁迅日记有“上午得冯余声信，即复”，可判断冯的来信就是希望作者写一篇序言的请求。鲁迅在三天后的5日即写了这篇宝贵的序言。6日即有“与冯余声信并英文本《野草》小序一篇”，任务已经完成。

但这并没有成为《野草》“走向世界”（借今语）的开端。因为这本英文译本的《野草》并没有出版。简单查阅可知，冯余声者，本名冯菊坡，广东顺德人，生于1899年，1930年到上海参加左联时，也不过30岁刚过。他少年时就读于广州一所英语学校。这应该是他翻译《野草》的基础前提。但这位冯菊坡者最厉害的恐怕还不在英文。原来，他是最早的广东共产党员之一，入党时间是1921年8月。他不但担任过广东中共组织的主要负责人，还出席了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1927年，国民党当局发动“四一五”政变，鲁迅在白云楼上写下《野草·题辞》。而这一年秋天，鲁迅与许广平坐船途经香港北上上海时，冯调任中共香港市委书记。这渊源也可算是曾经同城，而且神交了。

冯余声的译文是怎样的，似乎没什么留下来的痕迹。他肯定是鲁迅的热心读者和热情追逐者，他另外还译有鲁迅的文言小说《怀旧》就是证明。冯的译文毁于战火，这是一件让人想来十分痛心的事。1933年11月5日，鲁迅在致姚克信中说道：“《野草》英译，译者买[卖]给商务印书馆，恐怕去年已经烧掉了。”这就是指1932年1月的“一·二八”淞沪抗战。那场惨烈、悲壮的殊死战斗，留下很多话题。而1月29日上午，日军飞机轰炸上海并炸毁商务印书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而《野草》的英文译稿并鲁迅的序，就应当毁于这次轰炸。1926年4月，军阀的飞机在北京城上空投掷炸弹，遂使有了《野草》的终末篇《一觉》的开头。六年之后在上海，《野草》的英文译稿又毁于日军的飞机轰炸。这不能不让人想到《野草·题辞》里的那些话：“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但正如“于无所希望中得救”是《野草》的精神格调一样，毁于战火的译文，一样在灰烬中燃烧着、寄寓着野火烧不尽般的热情。“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更不用说毕竟这次翻译出版的努力，为后世留下了作者本人关于《野草》最完整、最“系统”、最清晰的意图阐释。它的珍贵和重要，在某种程度上不亚于英文译本的问世。

完整的英文版《野草》没有在鲁迅在世时出版，但今天，《野草》走向世界早已不是什么新话题。

外文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杨宪益、戴乃迭翻译的《野草》，应该是最为通行，也可称权威的英文译本。此前，戴乃迭个人署名的译本也曾经在国内出版。杨、戴译本足以见出翻译《野草》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需要面对的挑战和难点实在太多。即使不说翻译，即使在专业的研究领域内，对《野草》的理解就一直分歧不断，各说各理且互相辩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李何林就梳理过关于《野草》的种种分歧意见。做翻译的人即使理清楚了这些分歧，又如何从中辨析并找出恰切的词汇、语言来谋求“共同认可”呢？以我极其初、浅的水平读杨戴译本，随时能感受到这种困难和挑战。我当然不敢说自己想“指正”前辈大家的译文，而是说通过翻译这个小小的窗口，也能看出理解《野草》之难。让我试着举例谈一点感受吧。

在《野草》里，有些反复出现的概念如何用英文词汇对位是个突出难点。比如，“空虚”“虚空”“虚无”，这三个词在《野草》里到底含义何在，为什么要用三种不同表述？我在分析《野草》的诗性与哲学时已经按照自己的理解“强行”分析过，在我看来，这三个词义相近的概念，在《野草》里似乎可以找出它们各自代表的意义重点。“空虚”是曾经“实有”然而幻灭，“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空虚”是本来就是完全的乌有，“你还想要我的赠品。我能献你甚么呢？无已，则仍是黑暗和虚空而已。”“虚无”则是以为有然而事实上却无。“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我至少将得到虚无。”仔细品味，应该感受到三者之间微妙的区别。

再来看杨、戴译文。

Nothing成了“虚”“空”“无”的基本概念。这的确很难区别。但我至少以为，把《复仇（二）》里的“十字架竖起来了，他悬在虚空中”的“虚空”译作mid-air，似乎只表达了物理究竟上的“半空中”的意思，但鲁迅要在“虚空”里传递的受难者精神层面上的悲悯与肉体的悬空之间的反差，以及在这种强烈反差中要表达的对看客们的悲悯与仇恨，就被淡化了。也许，与之近义的vacant/void或许都是可以纳入参考的词汇。英译本将《影的告别》里的“我不如彷徨于无地”中的“无地”也译作nothingness,至少让人对“无地”与“虚空”之间更大的差异产生混淆。原文比较明显地表示，在黑暗与光明之间彷徨、徘徊，无法做出坚定的抉择，是“影”要表达的内心与处境的矛盾、迟疑。“无地”就是明与暗之间的临界状态，nothingness可能未必是最佳选项。

《野草》里，对立概念的组合以至一组对立概念的排比随处可见。这其中最多见的就是“明与暗”了。如何理解“明”与“暗”，也是理解《野草》非常重要的关键词。比如最集中的《影的告别》里，表示这种光的明与暗对比的概念有四种：黑夜、光明，是最强烈的对比，黄昏、黎明，是介于黑夜与光明之间的过渡时刻；从黄昏到黑夜，从黎明到白天，这是有严格分界的。然而偏偏那个影却正处在“明暗之间”，他不愿意这样彷徨，他要决绝地走向黑暗，但他不得不彷徨在明暗之间。这个“明暗之间”，就是处在光明与黑暗之间的中间的、尴尬的、难耐的位置，是一种临界状态。而英译本将“明暗之间”译作between light and shade。但shade应是一个昏暗的、灰暗的状态，还没有达到黑暗的程度。Shade本身就有“明暗之间”的倾向。所以我以为，“明暗之间”就应该直接译作light and darkness更能体现是两种强烈对比中的中间状态。事实上，杨、戴译本对《题辞》中的“明与暗”的翻译就选择了light and darkness。而在《求乞者》里，“我至少将得到虚无”的“至少”被译作at last,我则情愿认为，那不过是at least的排印错误。当然译文中将“得到虚无”的“得到”译作receive，也是可以讨论的。因为receive就是“收到”“得到”某物，而get则有“收获”“感受”等更具情态含义的词义。从鲁迅表达的“我”因为不愿意装出一副可怜，假装一种可惨的状态而去求乞，注定什么都得不到，但“我至少将得到虚无”，因为“不屈服”，所以注定求乞失败，这种“虚无”（nothingness）的得到，更是一种“虚无感”的体验。所以，也许get是一个更能接近原意的词。

有些翻译，可能是原文设置的天然障碍，很难用类似原文那样精炼的词语准确传递出作者的创作意图。比如《雪》的开头，“暖国的雨，从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英译本译作The rain of the south has never congealed into icy, glittering snowflakes。首先，译文漏掉了原文“坚硬的”（solid）一词。这恰好如当初在《语丝》发表时一样，“坚硬”只是作为“灿烂的”修饰存在而作“坚硬灿烂的”。更重要的是关于“暖国”一词的理解。因为接下来又有“江南的雪”。“江南”被译成south of Yangtze。问题在于，south 与south of Yangtze之间，哪个更南，这是一般读者尤其是英语读者很难分辨得出来的。但如果把“暖国”直接换成“岭南”去翻译，似乎又离直译太远。我以为，加一个warmly也许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虽然也不能完全表达原文的含义。我在前面的分析中已经说过，暖国、江南、朔方，鲁迅通过这三个概念，借用“雪”的意象，在一篇短短的文章里涵盖了全中国。

可见，经过必要的、明确的精确度区分，使作品的理解更加容易，是翻译中必须要面对的难题。再比如《腊叶》里有一句“将坠的病叶的斑斓，似乎也只能在极短时中相对。”而译文把“在极短时中”译作for the shortest time（最短的时间）。然而“极短时”和“the shortest time”之间还是明显差别的。“病叶”是鲁迅的自况，能以斑斓的色彩献给“爱我者”是其愿望。但又深知可以相对的时间非常有限。所以“极短的”是一种担心，“the shortest”就是一种判断了。此处还是用比较级更妥。有些翻译是否精准，则取决于读者各自的理解了。比如《颓败线的颤动》的结尾，当“我”要从梦中走出时，用了这样的机巧：“我梦魇了，自己却知道是因为将手搁在胸脯上的缘故；我梦中还用尽平生之力，要将这十分沉重的手移开。”英译本将“搁在胸脯上的”手译成复数即hands。然而我以为，一般地认为，是一只手无意识地搁在胸脯上造成的压力使做梦的概率增加，而不是两只手都捂在胸口上。复数不但使动作更多“自觉性”而非做梦成因，更使“要将这十分沉重的手移开”失去了根据。两只手都压在了胸脯上，又如何去“用力”“移开”呢？

不管怎么说，就像有无可能区分“空虚”“虚空”“虚无”，如何区别“暖国”“江南”，如何理解“明与暗”的对比度一样，《野草》的翻译面临着众多艰难的问题。有些句子可能是怎么翻译都未能尽其意，苦心孤诣也难有止境。比如“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译作Despair， like hope， is but vanity ，已十分准确，但又觉得与鲁迅要表达的深意之间仍有距离。再比如《这样的战士》里的第一句：“要有这样的一种战士”，译作There will be such a fighter ，很近原文了吧，可是总感觉还是欠了点意味。“要有这样的一种战士”，重点在于“要有”和“一种”，“要有”是一种理想，也许现实里还没有出现这样的战士，但也可能已有，强调应该有。“一种”是类别的强调，不是一个，也不是一群，而是“一种”。就此而言，目前的翻译似乎还不解渴，但又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翻译。有些句式，比如“暖国”，可能必须通过译者创造才能找到恰当表达，然而那很可能又需要注释，中断了对作品的阅读。有些词语或句式，可能连中文都不确定，更何况翻译成他国语言呢。比如还是在《这样的战士》里，“无物之阵”这个词如何翻译的确很难，总不能译成“风车”。说是“无物之阵”，其实又是“有物”的，“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结尾又有“但无物之物则是胜者”。我看到英译本把“无物之阵”和“无物之物”都译成了Nothingness，这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的确很难翻译。如果说《野草》给中文世界的阅读者，包括，甚至尤其是专业的阅读者留下许多谜团、分歧和争论，它带给译者的难点就更多了。但有一个现象很奇特，理解难度极大的《野草》，在海外鲁迅研究界比如日本、欧美鲁迅研究者中，却是一个论说的重点。这倒也是很耐人寻味的情形。

2020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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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素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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