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李广益：旗语殷殷——论舒群抗战创作中的认同书写

李广益

在驰名中国现代文坛的“东北作家群”当中，最受学术界乃至文化界关注的当属萧红、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这一方面是其文学成就使然，另一方面也和他们之间富有传奇色彩的感情纠葛以及凝聚其中的知识分子心灵史有关。但在传记和影视反复聚焦的这几位作家之外，“东北作家群”的其他成员亦不乏值得称道的创作与人生。这其中，舒群便是一位早年获誉、史有令名，而其创作成就和意义却没有得到充分认识的作家。

1913年9月20日，舒群诞生于黑龙江省阿城县（今哈尔滨市阿城区），本名李书堂，笔名黑人、舒群。[1]李姓这个姓氏看似普通，背后却隐藏着整个家族颠沛流离的苦难历史。李家本是吃“铁杆庄稼”的镶黄旗人，随清军入关后定居关内，世代从军，舒群的祖父便是一名驻防山东青州的军官。衰败的清王朝在辛亥革命的炮声中轰然坍塌后，各地旗人顿失护持，不仅没有了旱涝保收的口粮，还不得不面对“驱除鞑虏”“反满兴汉”的革命动员点燃的怒火。在朝不保夕的惶恐中，祖父决定举家逃亡，回归千里之外的白山黑水。一家人虽然历尽千辛万苦回到了满族的发祥地，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老姑被卖，祖父惨死途中，连血脉所系的满姓，也因逃亡时刻意的隐姓埋名而湮没于历史之中。

在舒群的幼年，一家人为了糊口辗转于阿城、一面坡、哈尔滨之间。不过，虽然舒群家境贫寒，他的成长环境却并不像内陆僻壤那样闭塞。晚清以降，东北边地既有汉、满、蒙等多个民族杂居，又被俄、日等列强染指，是一个社会状况复杂、文化异常多元的交汇之地。沙俄所修筑的中东铁路，意在侵吞东北，客观上却也繁荣了东北经济，冲击、改变着当地风习。这些不可替代的人生经验和文化视野，加之“九·一八”事变后舒群投身抗日斗争、参与第三国际情报工作而奔走于北满各地的耳闻目睹，为其抗战书写提供了异常丰富的素材。他根据自己的成长经历和东北沦陷后的痛切体验写下的一系列小说，生动地呈现了东北各个族群在历史转折中的错综关系和复杂心态，在白雪黑土之上描绘出色彩斑斓的认同景观，以文学的方式诠释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作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一部分的国际广度和历史深度。

舒群小说处女作《没有祖国的孩子》发表后，评论家普遍注意到，小说中的国旗是汇聚认同的焦点。周立波有如下评论：

梅雨、周扬等人也纷纷指出，舒群对国旗意象有着巧妙的运用。[3]事实上，舒群的多篇小说都将国旗作为推进情节的抓手和引发高潮的关键。国旗是国家的象征，它的消失意味着国家沦亡：“这城的旗杆，失去了祖国的旗子，我……我失去了一切的自由。”[4]取而代之的是侵略者的旗帜，“红色旗面的中间，缝补着一个白色的圆球”[5]。这面旗帜不仅飞舞在东北的大城小镇，还深入到乡间：“孩子们拾着树枝，/赤着足，破了衣，/我问孩子，孩子默语，/遥指远山的日本旗。”[6]傀儡政权“满洲国”的“国旗”，“在地图与万国旗中，我们从来也没有见过”[7]，也在刺刀的庇护下粉墨登场：

认同的碰撞和争夺，很自然地围绕国旗展开。小说《肖苓》中，曾经要求学生牢记“读书救国”的张训育员，在敌军到来之前忙不迭地烧毁国旗，引起了学生的不满：

更为激烈的斗争，发生在短兵相接的军事领域。《松花江上的支流》讲述的便是不甘心为虎作伥的爱国军人奋起反抗的故事。哈尔滨沦陷时，江星军舰随整个江防舰队，未发一枪一炮就投降了。“它的无能的懦弱的主人，也让它不幸地随着主人做了俘虏，以最大的耻辱，耻辱了它，舰尾失去了国籍，——舰尾空留一条不悬旗子的旗杆，寂寞地伴着两条赤裸的绳段。”[10]以马平为代表的众多水兵反对投降，要求抗战，舰长却一味贪恋权位，甘当日寇走狗，并严厉地责罚“破坏军纪”的舰员。然而，人心自有向背，投敌者为了表白忠心而举行的“隆重的升旗礼”最终变成无情的讽刺：

效忠“满洲国”的江防舰队被派去镇压松花江两岸的吉林救国军，用引以为自豪的炮火杀害自己的同胞。马平等人终于无法忍受这种耻辱，联合其他水兵发动起义，处决了附逆求荣的舰长和敌人派来的“指导官”。舰队的其他军舰闻讯赶来，江星军舰不幸未能逃脱追击，受创累累，行将沉没。决心与舰同亡的水兵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用再一次的升旗礼洗雪了耻辱——

从城市到乡村，从学校到军营，中国人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着侵略者企图消灭的国旗。这正说明，中国人不再“只知有家，不知有国”，而具有了民族国家意识，高度认同国家的象征符号——国旗。诉诸大众情感的象征，也就是“纪念日以及应该留存于记忆中的时代，公共场所以及纪念碑式的道具，音乐及歌曲，旗帜、装饰品、雕像、制服等艺术的设计，故事与历史，精心策划的仪式，以及伴随着行进、演说、音乐等的大众示威行为”[13]，对于民族国家的构建和巩固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从1862年中国的第一面国旗黄龙旗投入使用开始，经过数十年的国家建设，虽然实质性的国家能力尚有诸多欠缺，形式上的象征体系却已渐趋完备，并内化于国民认同。对于“九·一八事变”发生时的东北民众来说，几年前的“东北易帜”仅仅意味着政权在中国内部的易手，五色旗与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所号召的民族国家认同一脉相承，是以悬挂了没几年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被废弃时，孩子们怀念这面旗帜的情绪“像本能一样的自然”，而试图分裂中国、营造“满洲认同”的伪满国旗则遭到冷遇。[14]

既有的象征符号系统严重地阻碍着“心的征服”，侵略者和傀儡政权必然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用各种手段予以拔除。“满洲国”不仅大力推广“五族共和满地黄”的“国旗”，还编写了新的“国歌”，强迫学生们学唱。但无论是肖苓将“人民三千万，无苦无忧”的歌词唱成“人民三千万，如猪如狗”，还是《孤儿》中的烈士遗孤小村愤然直言“谁还念亡国奴的书！”，都显示了东北青少年对殖民奴化教育的反感和抵抗。同样，广大东北人民视“九·一八”为耻辱日，“满洲国”却在这一天大肆庆祝，试图将其强行改造成“纪念建国”的节庆。《做人》反映了亡国的人们对这场丑剧的普遍抵制。一家报社被分配了五张庆祝典礼的入场券，除三个外勤记者之外还余下两份，

显然，工人所说的“人”，并不是指自然的生物人，而是有其民族国家认同的社会人。无论工人与编辑、记者在经济、社会地位和文化程度上有怎样的差异，他们同样具有中国认同，而这种认同是其人格、尊严与良心的一部分。参加庆典，同样会让他们的人格遭受侮辱。与之呼应，小说的标题《做人》号召，不要做一个苟且偷生、人格残损的奴隶，而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反抗奴役，追求自由。

和有形的象征相比，无形的语言更是认同的天然载体，其份量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个方面，舒群贡献了相当精彩的《沙漠中的火花》，其独特之处在于将目光投向了同样遭受日寇欺凌的蒙古族同胞。日军侵占内蒙后，贴出蒙文告示，宣称“顺天安民”“想造东亚乐土”，于是“注意建设，招募工人”。贫苦的蒙人阿虎太和朋友萨达尔图为了糊口应募做工。他们很快发现，侵略者为了遂行殖民统治，做了精心的准备：

“小狼”的话隐藏着许多玄机。首先，殖民者会说被殖民者的语言，而且字正腔圆，这并非文化“亲善”所致，彰显的是“狼”的野心和耐心。其次，蒙人不是中国人，这既是“小狼”的言下之意，也是日本政学两界长期以来基于本国的侵略企图反复论述的观点。最后，“是同你们一样的工人”，但“要听他们的话才好”，不外乎利用民族矛盾“分而治之”的殖民手段。但诡谲之处尚有更深一层：

这些衣着举止异样颇多、兢兢业业为寇前驱的“中国人”，引起了阿虎太的怀疑。当他和一个名叫“赵德”的“中国人”被派去刷洗墙上的“天下为公”标语、重新涂色时，一场唇枪舌剑的对决终于发生：

这一幕多少有些滑稽：“中国人”非要用蒙古话交谈，“蒙人”却建议两人都说中国话。不过，如果说中国人不识中国字还可辩称自己是文盲，中国人讲中国话还不如久居“中国地方”的蒙人，这就越发蹊跷。最可能的情况是，“赵德”及其同伙其实是冒牌的中国人，他们的蒙古话和中国话都是为了卧底而学的。这种可能性不久之后便被证实，因为赵德等“中国人”饮酒作乐时用阿虎太完全不懂的语言高谈阔论。看似粗豪愚鲁的阿虎太，就这样通过关键性的身份标识——语言，洞悉了敌人的奸诈。

《舒群年谱》，史建国、王科 编著

作家出版社2013-9

身份认同固然系于象征和语言，却又每时每刻体现在人的行动当中。当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中国的土地时，许多不曾受过良好教育、也不能游走于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的民众，讷于言而勇于行，和肖苓、马平、阿虎太一样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事迹。在舒群的笔下，涌现了与借宿的游击队员兄妹相称并随游击队逃亡的农家少女（《农家姑娘》）、为了掩护抗日战士惨遭日军奸杀的蒙古姑娘（《蒙古之夜》）、临终前在孩子的手腕上写下力透皮肉的“东北好男儿 马革裹尸归”的母亲（《婴儿》）、被强征入日军辎重队后拼死逃脱的东北青年（《血的短曲之五》）、不堪暴虐与敌人同归于尽的马车夫（《奴隶与主人》）等人物群像。而在《青年》《老兵》等另一些作品中，一些人心安理得地苟且事敌，另一些人则逐渐摆脱了麻木、颓唐和彷徨，走上坚决抵抗的道路，两相映衬，益发彰显了人民在战争中的伟大觉醒。觉醒了的、热爱自己的大好河山的人民，不再甘于压迫和奴役：“那一切的一切，都是自由地生长，自由地存在；虽然有灭绝的时候，也都是自由地灭绝！”[19]

《没有祖国的孩子》写于狱中，1936年发表于《文学》六卷五期，既是舒群的成名之作，也是他最负盛名的作品。小说所弘扬的爱国情怀和国际主义精神，一直为评论家和研究者所称道。然而，舒群在这篇“真实同诚实”的小说中寄寓了较为复杂的情感，论者对此缺乏足够细致的考察。若要完整聆听回荡在小说中的心声，我们必须以“深入广出”的方式，在较长时段的舒群创作和生活中寻找进入文本深层的线索。

小说中的苏联少年果里沙无疑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形象。他一出场，就表现出种族主义倾向：“果里沙总是用手指比划着自己的脸，果里的脸。意思是让果里看看自己的脸和他的脸，在血统上是多么不同啊。”[20]对于流落异国的果里，果里沙毫无同情之心，也不相信朝鲜还有安重根这样视死如归的志士，屡次出言讥刺、当面羞辱。在他的口中，果里和其他朝鲜人都像老鼠一样懦弱，朝鲜正是因此而亡国的。果里沙不仅不愿意和果里做朋友，还想尽各种办法横加欺侮，“骂他，向他身上抛小石头，伸出小拇指比量他……”[21]但在得知果里用“我”的刀杀死了日本兵之后，刚刚还在嘲讽他的果里沙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此前的轻蔑态度非常僵硬，此刻的转变又显得过于戏剧性，无怪乎批评者认为，“果里沙的性格，也强调得失当”。[23]这个人物的原型，是舒群就读于中东铁路苏联子弟中学时的朋友。在舒群写于1950年的回忆少年时代的小说《童话》中，“我”和果里沙（文中名为“哥里沙”）亲密无间，还在清明节一同种下了象征着友谊的榆树。多年后，“我”重回故里，看到果里沙曾经居住的院子成了废墟，榆树却已经枝叶成荫，遂有“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感慨。在这篇小说中，果里沙完全把“我”这个中国同学当作兄弟看待，丝毫没有高人一等的傲气。再看另一篇自传性小说《我的女教师》中的相关情节，果里沙也只是在“我”刚到苏联子弟中学念书时，恶作剧抢走了“我”的帽子，很快也就听从老师的教训而改变了态度：“从此，同学们再没有一个人，耍笑过我；而且，哥里沙对我，表现的更好。”[24]这样一位金兰之交，为什么在《没有祖国的孩子》中如此面目可憎呢？舒群在塑造果里沙形象时“过火”，是仅仅因为写作技巧上不够圆熟，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

为了准确把握这一人物形象的内涵，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这篇小说的文本和现实之间的“颠倒”。在真实的历史中，舒群逡巡于校门之外，藉由果里的帮助和女教师的关照而幸运地入学；在小说中，这个情节却被改写为，在苏俄学校念书的“我”（果瓦列夫）给予朝鲜孩子果里同情和友谊，而女教师苏多瓦最终接纳了果里。小说家的处女作往往具有自叙传的性质，《没有祖国的孩子》亦取材于舒群自己的经历，但对人物关系和形象做了重要调整，将被侮辱和被损害而坚贞不屈，终于奋起反抗的果里置于叙事中心。显然，这样的设置并非随意为之，而是舒群出于表达需要而采用的写法，这与他在“红俄学校”的所学所思有着密切关联。舒群曾短暂就读的中东铁路苏联子弟十一中学，是中东铁路管理方为苏联侨民和铁路员工的子女设立的学校。对于舒群来说，师生主体是苏联人、教学语言为俄语、课程内容秉承苏联本位的这所学校，迹近异国。在这里的学习生活，赋予他前所未有的视野。菲律宾民族主义者何塞·黎萨（José Lizal）在其小说名著《不许犯我》的开头描述了主人公的心灵受到冲击的时刻：长期旅居欧洲之后，他返回了1880年代的殖民地马尼拉。当他在马车中观望窗外的植物园时，发现自己处于“倒转的望远镜的末端”。“这些园圃自然而然……不可避免地隐没到它们在欧洲的姐妹园子的意象当中去了。他不再能够实际平常地体会它们，而只能近在咫尺同时又远在天边地看着它们。”[25]和黎萨相似，在“红俄学校”浸淫过的舒群也不再能够用“自然”的眼光去看待周遭的人和事，但这番“留学”经历带来的“比较的幽灵”于他不是或主要不是民族主义意识，而是国际主义精神。在“幽灵”的缠绕下，作者下意识地将小说中的自我置于审视的位置，而在特定政治视野中的人物形象并不是纪实性的，往往承载着类型化的政治意识投射，果里沙刻板乃至畸形的性格与这一写作取向有重要关联。[26]

左图：《不许犯我》，[菲律宾]何塞·黎萨尔 著

陈尧光、柏群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10

右图：《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著 

甘会斌 译，译林出版社2012-4

藉由国际主义视角，人物形象呈现为类型化的二分。“我”叫果里同去看电影时，守门的中国人蔑称果里为“穷高丽棒子”，坚持不许他进去，并以教训“我”的口吻说：“你和他做朋友，有什么出息？”对朝鲜流亡者的轻蔑乃至厌恶在当时的中国东北普遍存在，原因是日本殖民侵略的受害连带感未能超越现实中的民族隔阂而成长为清晰的共情。与之相对，因为电影院门卫侮辱果里而愤怒、寒心、羞愧，“一夜没有安静地睡”的“我”，已经建立了足以明辨是非的国际认同。同样，在苏联人群体中，给予果里慷慨馈赠，接纳他入学的女教师苏多瓦，也和狂妄自大、视果里为“老鼠一样”的亡国奴而加以欺凌的果里沙形成鲜明对比。果里沙的民族沙文主义或鲁迅所谓“兽性爱国”面目，或许的确取材于舒群所熟悉的那个苏联少年，但更应该说是近代以来不断觊觎、反复染指中国东北的俄国形象之化身。[27]他最后认可果里（而非朝鲜人），并不意味着思想上的升华，更像是崇拜强力者对勇士的敬佩和承认。

果里沙这个人物，一方面和从一开始对果里平等以待并时时维护的“我”恰成反对，映照出后者本于人道情感和自身经验对被殖民者苦难的感同身受，另一方面与“那异国的旗子，那异国的兵”共同构成了理解小说的必要背景，即复数的强权存在。不难注意到，中国人“我”和朝鲜人果里各自的母语姓名都没有出现，两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始终以俄文名互相称呼，使用俄语交谈，“仿佛忘记了我们是异国的人”。[28]虽然小说中三位少年在果里沙改弦更张之后结为“不可离散”的伙伴，评论者也瞩目于“三个不同国籍的孩子的真诚友情”[29]，笔者细读全篇后却认为，“我”和果里的友谊才是作者念兹在兹、深情倾注的叙事焦点。小说点出了放牛为生的果里对朋友的诚挚：“他天天会给我们送来许多新鲜的趣味；并且，我们房里一瓶一瓶的，红色与黄色的野花，全是他给我拾来的。”[30]果里沙不屑与之为伍，并刺痛了果里的民族自尊心，导致他从此辟易，再不从“我”和果里沙的宿舍门前经过。“我”愤恨于果里沙的傲慢，“总想找着机会，再和果里好起来”。这种情谊源于共通的受害经验——果里是朝鲜抗日烈士的遗腹子，其父被杀害于樱花盛开的时节。果里父亲壮烈牺牲的一幕，叙事者“我”因为果里的讲述迅急甚至错乱而“没有完全明白”，隐含作者的态度却昭然若揭。早在1933年发表的一首诗作中，舒群便写道，“飘落了南国的樱花，/长茂了塞上的荒草，/它们曾几度开凋，/把我的童颜逼老。”[31]樱花是日本的国花，烂漫时节如绯云绛雪，美不胜收，但在沦为殖民地的朝鲜和中国东北，它却是不言自明的侵略者象征。事实上，“我”的视角，融合了多年后的革命者舒群回眸往昔的目光，这使得“我”的所见所思虽以少年口吻道来，内里情感却敏锐、深沉。小说中，“我”对果里以至朝鲜流亡者的同情，正是在“沦陷时刻”的震惊和耻辱中升华，并在作者舒群流亡关内而怀念故土、身陷缧绁而向往自由的心灵状态中达于深切。

发表稍早于《没有祖国的孩子》、同样书写了“沦陷时刻”的《邻家》，则用更加戏剧性的手法，揭示了中朝人民共同的命运。小说中，中国人对待朝鲜流亡者的态度再次泾渭分明。“我”的房东是一位高丽老太婆，她的三个儿子都因为从事独立运动被日本人抓去判了重刑，只能靠转租住房和女儿卖淫维持生计。“我”和房东发展出了母子般的真挚感情，“有时，我病了，她照顾着我，象我的母亲。同时，我照顾着她，也是尽了我所有的好心。”我的朋友均平却蔑称房东和她的女儿为“穷高丽”，并说她们不配坐柳树下的长凳，应该坐在后面的一块大石头上，因为“那才是亡国奴坐的地方！”故事以精彩的一笔收束：当均平再次呵斥“穷高丽”，让老太婆“滚开”，坐到那块大石头上，

正如果里愤怒地掷向电影院门卫的那句“好小子，慢慢地见！”让“我”觉得为自己复了仇，高丽老太婆对均平的反唇相讥在舒群笔下同样充满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快意。国际主义的“幽灵”，让舒群笔下的叙事者比一般的中国人更能在受压迫民族身上看到自己的命运，进而由同病相怜而同仇敌忾，以彼之敌对为己之仇雠。果里借“我”的刀手刃“魔鬼”，正是戮力同心的写照。真实历史中的舒群离开苏联子弟学校时，其他同学只是挥手告别，果里却送给他一滴眼泪——他们之间，有着更多的羁绊，有着被殖民者的相互慰藉，有着来自一个富强国度的果里沙乃至苏多瓦所不能充分理解的深刻认同。《没有祖国的孩子》的第一版话剧改编中，苏联人物被完全隐去，固然与论者分析的时势因素有关，亦不排除话剧试图回避小说中对于苏联并非纯然正面的感受，尽管那更符合舒群的原初生命体验。[33]

舒群对朝鲜流亡者的同情始终如一。除了上文提到的两篇小说，稍后创作的《血的短曲之八》和《海的彼岸》中也出现了令人难忘的朝鲜人形象。前者描绘了一个饱受凌辱的朝鲜慰安妇，她被中国军队解救后“仿佛更记起了而且渴望着她的祖国、故乡、家庭，人类圣洁的感情依托的所在；她痛苦得打起自己的头来，不惜打到粉碎”，几欲独自一人踏上危险的归途。[34]后者是舒群的又一名篇。朝鲜抗日志士在风雨中告别老母，渡海亡命中国，从此两人天各一方。十年后，时日无多的母亲为了见儿子最后一面，来到上海。儿子深夜潜入母亲下榻的旅馆，母子悲欢交集，却因鹰犬环伺，只能在黑暗中握手低语，终未燃灯相见。心有不甘的母亲嘱咐儿子，明天早晨在窗下走过，让她看一看。儿子遵命而行，第二天却没能见到母亲，原来她已在黎明溘然长逝。

朝鲜歌剧《阿里郎》海报1926-10

这两篇作品发表时，舒群身在桂林，受李克农指派担任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与驻七星岩的朝鲜义勇队的联络工作，还曾参演金昌满编导、金炜主演的三幕话剧《朝鲜的女儿》和朝鲜歌剧《阿里郎》。他的创作灵感，除了早年的记忆，大概也得益于这时和朝鲜爱国者们建立的战友情。遭受殖民侵略的共同体验以及人道关怀，使得中国现代文学中不乏描写朝鲜流亡者的篇章，对舒群影响很大的“没见过面的第一个文学老师”[35]蒋光慈即有《鸭绿江上》传世。但无论是由赴日途经朝鲜的短暂经验敷演出《牧羊哀话》的郭沫若，还是借留学生联床夜话转述朝鲜人黍离之悲的蒋光慈，又或是偶识朝鲜邻人而感慨良多的台静农，对亡国之民绵长苦难的体会都不如舒群深切。与果里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经历，使他在抗战创作中对朝鲜人民的悲惨遭遇念念不忘，再三着墨。

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后，为数甚多的朝鲜人或不愿屈服，或迫于生计，纷纷远走中国东北，故除舒群之外，李辉英、萧军、萧红、罗烽、端木蕻良、骆宾基等东北作家都曾下笔描摹在华朝鲜人。舒群的殊异之处，如前文所述，乃在于自觉的国际主义意识带来的宽广视野，这使他的观照更为广阔。青年舒群曾用笔名“黑人”发表作品，一方面是因为肤色黝黑的他被朋友戏称“老黑”，更主要的在于他认为身处社会底层的自己与国外饱受欺压的黑人实堪比拟。[36]这样的阶级意识，由小说《独身汉》可得印证。黑人琴师贝特技艺精湛，却孤苦伶仃，浪迹世界。贝特来哈尔滨演出时，钦佩贝特琴艺的美国姑娘维儿斯经“我”的介绍与贝特坠入爱河，最终却因母亲对黑人的种族歧视，未能和贝特比翼双飞。舒群再次用少年的眼耳和口吻，记录了受压迫者的艰辛、愤懑和身为“一万二千五百万中的一个”[37]而与生俱来的彷徨无助，以及彼人哀苦无告的悲歌：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罕见的黑人题材小说，《独身汉》对贝特以及全世界的黑人表达了深深的同情，具有鲜明的进步意义；而舒群发表于1934年的一首诗作，则让我们听到了《独身汉》的弦外之音：

舒群的白俄题材小说《无国籍的人们》，同样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十月革命后，大批反抗或逃避红色政权的白俄流亡到中国，成为哈尔滨、上海等城市的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醒目存在，也催生了中国作家的白俄书写。《无国籍的人们》取材于舒群在青岛狱中的真实经历，因而与《没有祖国的孩子》有一定的互文关系。这篇小说中同样有一个名叫果里的孩子，但不是朝鲜人，而是白俄。他和同伴逃离上海，奔向祖国，却因没买船票被扣留在青岛。如果我们以作者舒群的行迹为参照，可以发现朝鲜少年果里和白俄少年果里的去向恰成反对：前者逃票离开哈尔滨南下，后者用同样的方式北上，都在相向而行的交汇点青岛陷入魔掌。他们的南北殊途源于两个国家的不同命运，然而他们对祖国的情感却又十分相似。

小说中一共有四个白俄人物，除了果里和同伴，还有一对由于作奸犯科被投入监狱的白俄夫妇。舒群很善于塑造同一族群中存在差异乃至对立的人物形象，白俄丈夫穆果夫宁便是一例。相对于懵懂地向往祖国的少年们，穆果夫宁对苏联抱有顽固而强烈的敌意。他承认普希金是“我们最伟大的文学家”，却怒斥高尔基为“叛徒”“混蛋”，叮嘱果里“你应该记住斯大林是强盗”，并给孩子们讲故事，“或是校正他们的思想，阻止他们往祖国去”。[40]单纯从左翼角度来看，这样的白俄无疑是应予批判的反动分子，但小说非但未对穆果夫宁的立场置评，还以叙事者“我”的视角，充满同情地描绘他的憔悴容颜，呈现他的悲怆歌声。袅袅哀音，令“我”心有戚戚，“使我记起了一些悲哀的记忆”，以至于常常和穆果夫宁亲如旧友般打招呼。考虑到“我”在很大程度上是舒群本人的化身，这里表现出的情感倾向并不寻常。有研究者指出，《无国籍的人们》遵从左翼文学“奔向苏联”的叙事模式，却又不囿于特定阶级立场，对白俄群体寄予普遍的同情，这源于舒群背井离乡、“同为天涯沦落人”的个人经历以及由此产生的家国情怀。[41]这是较为贴切的分析。需要补充的是，有别于大部分左翼作家，舒群早有与“红俄”并肩战斗的切身经验：

在一面坡的各国学生富有象征意味的冲突中，舒群坚定地和苏联学生站在一起，与白俄学生为敌。数年后，舒群和朋友傅天飞在哈尔滨观看关于十月革命的电影《最后的命令》时，红俄观众和白俄观众打斗起来，两人“理所当然地站在红俄一边，还负了一点小伤”。[43]对于舒群而言，“拥护苏联”并不是教条的组织要求，而是少年时代受惠于苏联女教师悉心教导的感恩和景仰使然，因而他早在加入左联之前就坦然地写下了《歌颂着莫斯科》等憧憬苏联的诗作。但所有这些对于苏联的好感和与白俄针锋相对的记忆，都不曾凝固为臧否人物的刻板标准；相反，舒群在书写穆夫果宁这个白俄形象时，虽触及其政治偏见，主要还是视之为类同于果里、贝特以及自我的失落祖国、飘零四方的受苦之人。究其根由，舒群的“认识装置”是一种既有阶级意识、民族自觉而又不失人道本色的国际主义，与殖民和流亡经验造就的情感结构相结合，乃有创作中放眼四海、感同身受的博大胸襟。

规模空前的抗战既是一场惨烈悲壮的反侵略战争，也是广大中国人民在战火中冶炼民族国家认同，并进而生发国际意识、与身受法西斯暴虐的世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进程中，身处三重边缘（即身为旗人后裔而处边缘族群、家境贫寒而处边缘阶层、成长于东北而处边缘地域）的舒群，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比关内作家更早地产生了切肤之痛和沉郁之思。[44]在这个意义上，“边缘”并不等同于“落后”，反而因为包容了族裔文化的错落混杂、承载着多方势力的明暗竞逐、涵育出生命意志的山呼海啸，而具有更加丰沛的文化政治潜能。

舒群既没有巴金、郭沫若、蒋光慈等人负笈海外的经历，也不曾像艾芜那样远走异邦，但他的小说却藉由真实而又广阔的社会图景和人物群像，真切自然地实现了人道关怀、民族情结和国际主义的融会贯通，独具一格，卓然一家。在彰显不同人物的身份认同时，舒群善于运用国旗等象征符号，而这种创作手法与其情感倾向和斗争意志一样，不是理论的驱使和理念的外化，而是来自真实的生活，来自舒群混迹于贩夫走卒的童年记忆、求学于红俄学校的少年往事、游走于冰城街巷的青年身影，来自东北沦亡后舒群身负秘密使命奔走在广袤的黑土地上的见闻以及周旋于三教九流之间的历练。四战之地、历史巨变所成就的舒群抗战创作，尽管有些篇章行文简疏，总体而论修辞特色不够突出，却始终充盈着对国家和民族遭际的整体感受和体验，以及推己及人、心意相通的感喟。王富仁先生在论述东北作家群时认为：“中国新文化、中国新文学现代发展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社会意识、民族意识和人类意识的增强，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在整个社会发展和人类共同命运的基础上感受人生、表现人生恰恰是中国新文学现代性的主要标志。”[45]据此观之，舒群不仅可与声名更盛的几位东北作家同列，还在书写人类共同苦难、拥抱世界人民的实践中，悄然达致甚或超前的文学品格，时值今日对我们的世界认知和想象仍有良多启发。

本文原刊于《民族文学研究》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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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小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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